世界之谜：神秘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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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第一军团到底去了哪里，一直是东西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古罗马第一军团失踪未解之谜



古罗马第一军团失踪之谜是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德效骞（Homer H.Dubs）对汉朝和罗马的关系历史提出的假说，认为西元前53年，克拉苏所率7个罗马军团在卡莱战役中惨败给安息军队时克拉苏长子没有战死，反而率领第一军团突破安息军队防线，没有再回到罗马，不知所终，猜测其最后可能为定居中国甘肃省永昌县骊靬村。

这桩历史悬案起因于一场惨烈的争霸战争。公元前53年，即西汉甘露元年，西距中国4000英里的古罗马帝国正处在剧烈的变革时期。到处笼罩着硝烟。当时，古罗马帝国执政官之一的克拉苏为了与已形成鼎足之势的西泽、庞培争夺霸权，决定向东扩张势力，掠夺金银珠宝和占领地盘。于是率7个军团，4.5万人的精锐部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发动了对古帕提亚王国(安息)的侵略战争。
　　在激烈的卡尔莱战役后，英勇善战的安息军兵诱敌围歼罗马军团于荒漠深处，残部从亚美尼亚撤出时又遭袭击，克拉苏被俘斩首。同时，克拉苏长子普布利乌斯率精锐的第一军团6000余人，从这场恶梦般的战争中突围东逃，辗转于防御薄弱的安息东部防线。33年后的公元前20年，罗马帝国和安息签约言和，并相互遣返战俘。当罗马帝国要求遣返在卡尔莱战争中被俘的官兵时，安息国当局否认其事。罗马人惊奇地发现，当年突围的古罗马第一军团6000余人神秘地失踪了，遂成古罗马历史的一大悬案。
　　历史学家研究认为，普布利乌斯率领的古罗马第一军团6000余人，最后流亡到西域康居国(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为在此称雄的北匈奴郅支单于所收容。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付校尉陈汤，率4万将士西征匈奴郅支单于于郅支城，并“生虏百四十五，降虏千余人”。陈汤在战争中发现一支奇特的军队，以步兵百余人组成夹门鱼鳞阵、盾牌方阵，土城外设有重木城。这一战法只有罗马军队采用。
　　史学家认为，这支军队当属卡尔莱战役中溃退并失踪17年的罗马残军无疑。陈汤将其俘获，并带至甘肃永昌县境内，汉政府在祁连山麓始置“骊胱县”以安置战俘。几乎在罗马帝国向安息要求遣返战俘时，西汉的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定名为“骊胱”的县城。从《汉书》到《隋书》都有准确无误的记载，这为破解古罗马军团失踪之谜这一悬案，开启了一扇大门。
　　关于古罗马军团失踪之谜与骊胱古城的学术研究时日已久。1947年，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德效廉撰有《古代中国之骊胱城》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胱”，后又改称“大秦”，《后汉书?大秦》即以“大秦国一名黎胱”起首。当罗马帝国在公元前20年寻找其失踪的军团时，这一军团已在9年前鬼使神差地落户在祁连山下，这比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要早1300年。
　　永昌骊胱人仍保持着与众不同的习俗，如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律头朝西方。对牛十分崇尚，且十分喜好斗牛。老住户在春节都爱用发酵的面粉，做成牛头形馍馍，俗称“牛鼻子”，以作祭祀之用。习惯在村社和主要路口修牛公庙，以立牛公为主要特征。每年立春时节，在牛公庙里塑“春牛”，立春一到，却将“春牛”抬到庙外打碎，以祈平安吉祥，粮畜丰产。放牧时，极好把公牛赶到一起，想法令其角斗，比如将牛群赶到屠宰过牛的地方，牛群嗅到血腥后发狂突奔吼叫，或拼死抵斗，俗称“疯牛扎杠杠”。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
     
  
        
　　据此，史学家大多认为，西汉安抚古罗马军团于骊胱古城，初步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目前，骊胱古城已用石柱铁链加以围护，古城墙正中竖一石碑，上刻“骊胱遗址”四个大字，背面刻有碑记，叙述了骊胱建县的经过和历史。者来寨大路右方高台上建一罗马风格的方亭，上刻“骊胱亭”，亭正中立有一大石碑，上刻“罗马东征军归宿碑记”。
　　
　　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今伊朗东北)，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统帅克拉苏被俘斩首，一度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约6000余人拼死突围。33年后，罗马帝国与安息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签订了和约，双方开始相互遣返战争俘虏。当罗马帝国要求遣返在卡尔莱战争中被俘的官兵时，安息国当局否认其事。罗马人惊奇地发现，当年突围的古罗马第一军团6000余人神秘地失踪了。第一军团的消失成了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而这桩悬案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中西方史学界。
　　甘肃省永昌县焦家庄乡楼庄子村六队的者来寨本是个不为人知的小村落，近年来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热切关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提出，者来寨是古骊靬城遗址，而骊靬城则是西汉安置古罗马战俘之城。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众多学者中，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关意权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
　　单于手下一支很奇特的雇佣军引起了西汉将士的注意。
　　关意权在阅读中国史籍《汉书·陈汤传》时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4万将士西征匈奴于郅支城(前苏联的江布尔城)……
　　征战途中，西汉将士注意到单于手下一支很奇特的雇佣军，他们以步兵百余人组成“夹门鱼鳞阵”，土城外设置“重木城”。而这种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进攻阵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所独有的作战手段。
　　当年陈汤等人看到的这支奇特的队伍是不是就是17年前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的残部？
　　关教授从史书上查到，郅支城之战，汉军大获全胜，斩首1518人，活捉145人，受降1000余人。甘延寿、陈汤等将这些战俘带回中国。
　　与此同时，西汉河西地区的版图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名为“骊靬”的县，同时还修建了骊靬城堡。这两大事件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关联。
　　通过研究史籍，关教授注意到《后汉书》的一条记载：“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骊靬”正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的称谓。既然是“取国名为县”，那么，这个新出现的县肯定是为了安置罗马人而设置的。
　　那么，骊靬古城具体坐落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找到这座古城的遗址，才能更有说服力地向世人证明“古罗马失踪军团最终定居中国”这一论点。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和实地考察，关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将追寻的目光停留在了甘肃永昌的者来寨。
　　关教授发现这座古城时，这座古城已经只剩断壁残垣了。残存的城垣长不过30余米，高不足3米。
　　据当地人讲，者来寨的这个古城墙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近1公里长，它的高度相当于三层楼，城墙上面很宽，就像长城一样可以走汽车。80年代以后，人们纷纷将城墙上的土取下来当做农肥或筑房用，结果城墙很快就被削去了一大半，到了90年代，它已所剩无几了。当地人在炸墙取土时还曾发现过近一小土车铜钱，可惜当成废品外卖了(也有人说是被小孩玩丢了)。
　　古城遗址发现汉代墓葬，墓主为汉代的欧洲人。
　　在这座古城遗址还发掘出了一处前后两室的汉代墓葬，前室有4件完整的灰陶、陶灶和陶仓，后室遗体的头骨旁有一撮毛发，呈棕红色，遗体下面有一枚红色纽扣。
　　经考古论证，墓主为汉代的欧洲人。
　　在与者来寨邻近的杏树村，村民们曾挖出一根丈余长的粗大圆木，周体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古罗马军队构筑“重木城”的器物。邻近的河滩村则出土了写有“招安”二字的椭圆形器物，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罗马降人军帽上的顶盖。
　　根据一件件出土文物，关教授及其合作者认定，甘肃永昌县的者来寨正是骊靬古城遗址，也正是罗马战俘的聚居地。
     
  
        

　　村民中很多人都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
　　在考察者来寨的过程中，关教授发现，尽管这里的村民们讲汉语，族系也为汉族，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个子高大，蓝眼睛，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汗毛较长，皮肤为深红色。
　　他对此进行了专门统计，结果发现，者来寨共有400多口人，其中有欧洲相貌特征的有200多人。他发现，这些被外人称为“黄毛”的村民很少出外做事，他们总有一种自卑感。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出外做事总要把头发染成黑色。
　　关教授及其合作者还对这里的民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当地民俗具有古罗马遗风。
　　当地人的葬俗与众不同，他们在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律头朝西方。
　　关教授等认为，这正是面向古罗马的方向。
　　他们还发现，当地人对牛十分崇尚，且十分喜好斗牛。
　　村民们在春节时都爱用发酵的面粉，做成牛头形馍馍，俗称“牛鼻子”，以作祭祀之用。
　　他们还习惯在村社和主要路口修牛公庙。
　　放牧时，村民们特别喜欢把公牛赶到一起，想方设法让它们角斗，比如将牛群赶到屠宰过牛的地方，牛群嗅到血腥后会发狂地突奔吼叫，或拼死抵斗，俗称“疯牛扎杠杠”。研究者认为，这正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
　　关意权教授等人找到的种种证据无疑支持了他们的推论，即，在公元前53年的卡莱尔战争中神秘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在东移的过程中曾被匈奴收留，在后来的汉匈郅支城之战时又被汉军俘虏，最后由西汉政府安置在骊靬城定居了下来
古罗马第一军团失踪之谜
古罗马第一军团失踪之谜是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德效骞（Homer H.Dubs）对汉朝和罗马的关系历史提出的假说，认为西元前53年，克拉苏所率7个罗马军团在卡莱战役中惨败给安息军队时克拉苏长子没有战死，反而率领第一军团突破安息军队防线，没有再回到罗马，不知所终，猜测其最后可能为定居中国永昌县甘肃骊靬村。

伪史假说

第一阶段
1980年代，甘肃研究人员关亨到访甘肃省永昌县附近的者来寨，现称骊靬村，发现者来寨居民大多长者棕色或黄色头发，甚至蓝色或灰色眼睛。这些村民并且由于奇特的长相而受到歧视。
关亨连同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正义在者来寨展开大规模走访调查，发现者来寨的村民除了长相奇特以外，生活习惯也和汉族截然不同：
村民经常做“牛鼻子”馒头祭奠祖先；
重大节日村民会玩一种类似斗牛的游戏：让牛闻血腥味道；
所有墓葬一律头朝西。

第二阶段
考古学家在者来寨附近发现99座西汉墓葬，具有以下特点：
几乎所有墓主都是男性：专家们由此推断，墓葬可能与军队有关；
墓主头身比例大多为1:8，高于汉族人的1:7.5，却和者来寨居民的头身比例相近：专家们由此推断，墓主不是汉族人，而是外族人；
所有墓葬全部头朝西：和者来寨村民的丧葬习俗完全一致。

第三阶段
专家提出假设：者来寨的居民是西方使团/商团的后裔。但是这个假设很快被否定，因为者来寨并非处于繁华地段，而西汉后期丝绸之路也只是处于开拓阶段，西方商团还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专家决定对者来寨村民进行脱氧核糖核酸检测。一共采集了75份血样，其中接近一半的样本中有欧洲人的基因。关亨、陈正义意外地在者来寨发现一座西汉古城遗址。由于无法说出古城遗址的来源，他们决定从史料记载中寻找线索。

《汉书》中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都护甘延寿，副将陈汤率军攻打匈奴郅支城，发现郅支城采取“土城外有重木城”的防守方式，匈奴人并且派出一支长相奇特的军队，摆出“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阵］”。关亨，陈正义认为，这正是罗马军队独有的防守和进攻阵势，而“夹门鱼鳞陈”正是罗马军队频繁使用的龟甲阵，因此当时匈奴人派出的是一支疑似古罗马军队。
《汉书》同时记载：汉军大胜，“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可能俘虏全部带回汉朝。
有人猜测，“骊靬”说不定是是希腊语“αλεξανδρ?α（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异读，并且也是为了俘虏安置而取的名。
     
  
        

第四阶段
根据西方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克拉苏决定向东扩展实力范围，亲率7个军团征战安息帝国。罗马军队一开始屡战屡胜，却在卡莱战役中遭到安息军队埋伏，死伤惨重。克拉苏长子率领第一军团突破安息军队封锁线（一说普布留斯被俘，后来率第一军团逃脱），但第一军团之后没有再回到罗马，不知所踨。公元前20年，罗马和安息签订和约，罗马要求安息遣返卡莱战役的战俘，才得知第一军团已经失踪。

陈正义大胆推测：第一军团逃出安息后一路向东逃亡，进入匈奴人的领地，后来并且效忠匈奴，直到再后来被匈奴派出与汉朝军队交战。甘延寿，陈汤带回汉朝的俘虏正是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今天居住在者来寨的正是他们的后裔。

假说破解

骊靬人为罗马人后裔的假说因其剧情离奇与浪漫色彩，在网络上颇受欢迎，但是历史文献与科学检定皆否认此假说。台湾学者杨希枚就于1969年在台湾《书目季刊》上发表《评德效骞的〈古代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对德氏一些牵强之辞进行驳议。因为骊靬作为地名早在西元前60年前就已经出现，早于克拉苏被击败的年代，不可能是为安置俘虏而取的名。

希腊词开头音节在中亚语言中常被省略，亚历山大里亚在中亚语读音“坎大哈”，不会是骊靬的音转，非名字来源。骊靬也可称犁靬，指古国塞琉西亚。塞琉西亚的希腊文作Σελε?κεια，读音若“塞犁靬”则很有可能与汉文一样读作“黎轩”或“犁靬”。

陈汤攻杀郅支单于是西元前36年，离卡莱战役已经接近20年，《汉书》〈陈汤传〉：“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由此可见，陈汤已经将虏获分给了协助汉军作战的15座西域国家，根本没记载带回汉朝，何况是骊靬。

鱼鳞阵也并非罗马军队特有的龟甲阵，中国使用这种队形作战的时间远远早于罗马。《左传》鲁桓公五年(西元前707年)“原繁、高梁弥以中军奉(郑庄)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硬说“鱼鳞阵”是古罗马时期的“龟甲阵”，并以此为依据判断罗马军队曾来到中国，实显牵强。

城外有重木城的防城工事也并非由罗马传入中亚的，中亚地区早已有之。

牛崇拜也非罗马文化。祭牛、斗牛是农耕民族普遍风俗。春秋初年，秦文公建怒特祠，用于祭祀牛神。今天的浙江金华等地以及苗族、彝族、黎族、侗族、布依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也都有斗牛活动，多数是以牛与牛相斗，日本、韩国皆有斗牛。而在国外，既有近东地区的牛祭，又有源于爱琴海东部的公牛崇拜，还有被称为西班牙国术的骑士斗牛，但唯独古罗马既没有牛崇拜，也没有斗牛之俗，只是人斗兽和人斗人。所以说者来寨村民对牛的崇拜是古罗马人在此居住后的遗俗完全不能成立。

埋葬先人以头朝西，也非纪念罗马，中国古文化埋葬多半是头朝西，表示灵魂寄托西方的意思。

2007年科学家也通过对当地人的遗传鉴定后，发现其Y染色体多为东亚本地固有类型，且大部分单倍型和罗马人没有关系，并指出报道当地人的脱氧核糖核酸有罗马血统的新闻为假新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就曾经撰文介绍国际知名汉学家白佐良的观点，认为“罗马军团流落中国”之说是各路新闻媒体争相抛售的报道，而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也正说明其缺乏足够的科学和文献支持。

德效骞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很多史学家的反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后续的研究。1989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教师陈正义与兰州大学的英语外教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哈里斯、俄语外教苏联学者弗·维·瓦谢尼金及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的关意权教授，赞同德效骞的观点。此假说经过海内外媒体的传播，立即成一个热门话题，并为为骊靬村带来巨大的观光收入。

但是，这四位学者并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从未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陈正义写的书《骊靬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仅一本通俗读物。虽然陈正义在书中宣称以可靠的史料写成，却在关键之处率意敷衍联缀、想象，全非严肃的历史学论著。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汪受宽教授认为有关说法大有越炒越热的劲头，并担忧如果学术争论受到经济利益的干扰，出现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情况，那么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媒体都将陷入一场道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