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和诸葛亮的故事_刘备和诸葛亮的故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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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真如看上去的那么美吗
由于罗贯中老师的反复戏说和一众“三国粉”们的加码炒作，在人们的印象中，刘备与诸葛亮似乎是一对近乎完美的君臣组合。一个是明君，一个是良相。刘备对诸葛亮尊宠有加，言听计从，诸葛亮对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者可谓珠连璧合，相得益彰。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总体而言，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还是比较美的，但并非如小说或看上去的那么完美。请看：
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剑指荆州，荆州牧刘表受到惊吓，一命呜呼，刘表的次子刘琮接盘。诸葛亮建议刘备乘机将荆州拿下，取刘琮而代之，遭刘备拒绝。这也是刘备首次拒绝诸葛亮的建议。
公元217年，法正向刘备献计，建议立即出兵夺取益州北部的汉中。刘备采纳，并带上法正一起进军汉中。此时的汉中已被曹操占据。刘备与曹操在汉中相互拉锯，相持不下。见此，刘备遂派人到成都，让诸葛亮调兵遣将前来驰援。接令后，诸葛亮犹豫不决，一再征求自己属下的意见。杨洪认为汉中是益州的咽喉，现在是生死存亡之机，劝谏诸葛亮即刻出兵。直到这时，诸葛亮才匆匆发兵。

诸葛亮
汉中拿下后，刘备自封为汉中王，论功行赏，欲封关羽、张飞、马超和黄忠为将军。可是，诸葛亮却以关羽不悦为由，建议将黄忠剔除。但刘备未加理会，仍照封不误。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自立，有传言称汉献帝刘协已为曹丕所害，于是，群臣纷纷上书，力劝刘备登基称帝，早有此心的刘备故作姿态，反复推辞，后几经劝进，君臣做秀，刘备终于221年称帝。需要注意的是，在群臣数次上表劝说刘备称帝时，时任军师将军的诸葛亮并不积极也不是首倡者，而首倡者竟是马超、许靖和庞义等，诸葛亮的名字只排在了上表中的第五位。而在第二次劝进书中，竟没有诸葛亮的名字，在第三次劝进书中，诸葛亮的名字才上升了两位，排在了第三位。

公元222年春，刘备为了夺回荆州，给关羽报仇雪恨，亲率大军伐吴。当年七月刘备兵败夷陵。八月，刘备撤退至永安。诸葛亮闻知后不由地感叹：“可惜法正故去，否则必能阻止陛下东征之举。”诸葛亮有此一叹，这说明刘备在出兵东吴时，诸葛亮并不同意，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劝阻，可是刘备皆不理不睬，并因此而酿成了大败。由此可见，刘备、诸葛亮二人之间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所谓君臣典范的人设也就此坍塌。
来年（公元223年）三月，刘备病重，召诸葛亮、李严到永安，托付后事。刘备拉着诸葛亮的手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边哭边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又遗诏交代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这一桥段被罗贯中老师和众多“三国粉”们反复拿来说事炒作，并当作二人关系水乳交融的铁证。可是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备设的局——在病榻之后其实暗藏着刀光剑影。聪明人诸葛亮洞若观火，早就洞悉了刘备的心机，故全力配合刘备完成了这次真人秀。


行文至此，很多朋友必然会问，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为何会存有芥蒂甚至矛盾？
原因大致有四：
一则，追求不同。刘备虽然口口声声以兴复汉室为己任，以爱民为标榜，其实内心盘算的则是称王称霸，皇袍加身，做得是皇帝梦。兴复汉室和爱国爱民只是其实现个人野心的幌子和招牌而已。而真正或始终不渝把兴复汉室作为终生追求的则是诸葛亮。这一点在其前《出师表》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刘备去世后，他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先后六次北伐，其目的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人生夙愿。正是由于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因此就导致了二人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刘备称帝时，诸葛亮态度消极的真正原因。

二者在夷陵之战中的矛盾也是基于此。称帝后，汉室和百姓早已淡出了刘备的视野，此时的刘备，更在意和关注的是自己的自尊和江山地盘，因此，宁肯与盟友结仇也在所不惜，所谓为关羽报仇，只不过是个幌子和借口而已。而诸葛亮因为心中想的是兴复汉室，因此，才极力劝说刘备应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不要轻举妄动，做亲者痛，仇者快得蠢事。正是因为二者的追求不同，因此，矛盾也就随之而来。
二则，情绪使然。这主要表现在刘备攻取汉中时，诸葛亮消极怠工，迟迟不肯出兵。攻取汉中，对蜀汉政权的意义不言自明，诸葛亮作为一个智者和顶尖战略家，不可能不明白，可为何仍揣着明白装糊涂。无它，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刘备与法正之间走得太近，关系太热，对诸葛亮有意无意中有所忽视甚至慢待，致使诸葛亮醋意大发，因而借此向刘备闹闹情绪，发发牢骚，以此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愤懑和不满。



三则，境遇不同。诸葛亮刚加入刘备阵营时，刘备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被曹操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以致怀疑人生——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要人没人，真正的一穷二白。这时作为天下第一智囊的诸葛亮，不计待遇报酬无怨无悔以身相许，刘备当然感激不尽，自然会言听计从，并想方设法讨好笼络诸葛亮。而诸葛亮刚刚加盟，也想好好地表现一番。因此二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甜如蜜月，亲如兄弟。可是当刘备拿下益州和汉中，特别是皇袍加身后，此时的刘备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地也大了，位置也高了，今非昔比，二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战友情、兄弟情变为了上下情、君臣情，由于地位和境况的不同，因此二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发生质变，互相有点分歧或闹点矛盾也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四则，时代局限。君臣之间关系再怎么美好，终究仍是上与下，主与仆的关系，君臣相互猜忌或相互提防，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和君臣关系的主流，刘备作为一个封建皇帝，特别是一个夺取他人江山的老江湖、老油条，不可能不对自己的手下，特别是既聪明又大权在握的诸葛亮心存忌惮，因此出于防范或制衡的需要，有意无意中敲打一下诸葛亮或搞点小动作，甚至给个小鞋穿，这完全是正常而合理的，不必大惊小怪。有人说刘备在最后托孤时，有意对诸葛亮设局——考验或测试，这也完全是可能的，并非空穴来风。况且刘备在东征前，曾遭到诸葛亮的极力反对，诸葛亮也有过兵败的预测，如今果然被诸葛亮不幸言中，刘备情何以堪？因此借托孤之时，考验一下诸葛亮的忠诚度，这也是正常和可能的。
不得不说的是，倘若不是刘备早逝，备、亮之间必将碰撞出更多的火花，闹出更大的动静和制造出更多的矛盾，这一点也是毋容置疑的。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丛中笑
刘备与诸葛亮“心神无贰”，长期被视作君臣关系融洽的典范，陈寿称之为“犹鱼之有水”。然而在鱼水欢好的表象之下，其实也潜藏着一段暗流汹涌的隐情。
作为一名戎马半生、且屡次抛妻弃子的乱世军阀，刘备不宜被视作纯粹的雅量之君。他在劣势环境中懂得礼贤下士，在优势局面下也不免偶露峥嵘——比如汉中大胜之后，刘备便违众处决了谏阻其称王的雍茂，因此大失人心。
考诸史料，可以发现在入川之战前后，刘备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已经出现了少许裂痕，这种猜忌关系随后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虽然君臣间维持了“敬信”的表象，但暗地里却日渐疏离、颇多提防。
由于刘备东征失利导致其提前死亡，因此君臣间的嫌隙也便戛然而止。鉴于临终之际，刘备放下心结，举国托孤，诸葛亮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前那段彼此猜忌的不快时光，也便不再被后世所关注。
然而无论后世的文学作品如何粉饰，毕竟难以遮掩这段客观存在的史实。本文想结合史料，探讨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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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与诸葛亮的短暂蜜月期按《出师表》的行文推断，诸葛亮当于建安十二年（207）进入刘备幕府。自此至刘备入川（211）期间，是君臣关系最为融洽的时光。
彼时的诸葛亮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于草庐之中定策天下三分，因此深受刘备“器异”，双方“情好日密”。
而诸葛亮也不负所托，屡屡“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不仅是刘备集团的肱骨腹心，且风头隐隐盖过了关羽、张飞等元从成员。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赤壁之战（208）时诸葛亮入吴往来周旋，南徇四郡（209）后诸葛亮又总揽长沙、零陵、桂阳的赋税钱谷“以充军实”，几乎等同于萧何之于刘邦。
然而随后的故事却发生了变化。
刘备入川攻伐（211），诸葛亮未能随征；之后（213）诸葛亮虽被征调入川助战，留守荆州的重任却被交给关羽；攻陷成都、占据蜀地之后，诸葛亮也未获首功，甚至在班次安排上被置于“未尝有所统御”的糜竺之后。
更不必说，在之后的汉中之战（219）与伐吴之役（221-222）中，诸葛亮竟被完全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被迫退居二线，负责后勤一类的辅助工作，甚至一度与刘备的意见发生抵触。
另外，刘备践祚之后（221），诸葛亮虽然受封丞相，但却无开府治事之权（异于两汉三公）。诸葛亮真正获得开府权力，乃是在建兴元年（223）刘备死后。
不难看出，自入川前后开始，刘备对诸葛亮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双方已经隐隐疏离。虽然君臣二人在表面上维持了相互尊敬的态度，实际背后却暗潮汹涌、忌惮提防。
留镇荆州的人员安排及背后逻辑刘备入川之后，荆州的留守人选是极具分析价值的案例。从能力角度看，“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的诸葛亮明显比“骄于士大夫”的关羽更加适合留守工作，但最终却是关羽留守，而诸葛入川。
诸葛亮未能留镇荆州明显是遗憾且令人费解的事情。想要认识这一问题的深层逻辑，必须着眼于荆州彼时的实际情况。
荆州彼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是它的归属权始终在孙、刘双方摇摆。尤其是刘备控制的南郡，是从孙权手中借来的，而南郡控制着北进中原与西入川蜀的水陆要道，战略价值奇高，因此孙权不可能甘心放弃这块肥肉。
从记载看，孙权曾多次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讨还荆州，结果均遭到刘备的无情拒绝。孙权也曾尝试诉诸武力夺回荆州，因此双方在建安二十年（215）、二十四年（219）、章武元年（221）先后三次兵戎相见。
不难看出，刘备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归还荆州。换言之，留守荆州的将领必须是刘备集团中的强硬派，而以“骁锐”著称且轻视孙权的关羽，则是最符合刘备需要的人选。

关羽乃骂孙权曰：狢子敢尔
相较而言，诸葛亮对待孙吴方面的态度则比关羽要温和得多。
“北拒东和”一贯是诸葛亮的既定方针，此一节无需赘言；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会发现在后主时代，诸葛亮还一力主导了“赞述东西”的外交事务。
所谓的“赞述东西”，即后主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蜀汉群臣激愤，提议吴蜀断交，但诸葛亮却表示为了同盟大业，不妨暂时承认孙权的帝号。他甚至还派遣陈震赴东吴向孙权贺喜。
照此推断，诸葛亮在处理孙、刘两家关系问题上，应该是长期维持既定立场：即为了维护同盟关系，可以适当隐忍甚至牺牲一些利益。当然，这对刘备而言自然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与此同时，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还出仕江东，身登高位，且多次试图招募胞弟入吴。无论刘备如何信赖，诸葛亮在对吴关系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亲缘方面的隐患。
诸葛亮未必意识不到这一问题。举例而言，建安二十年（215）孙权派遣诸葛瑾入蜀，结果诸葛亮刻意回避与胞兄过多接触，甚至拒绝私下往来，其目的无非是向刘备示忠。
考虑到建安二十年（215）孙权派遣吕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彼时的诸葛亮已经处于嫌疑之地，不得不通过极端手段（拒绝同诸葛瑾私下见面）来自证清白。
鉴于诸葛亮对待荆州归属问题、以及孙刘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与刘备严重相左，有理由怀疑他在刘备入川之前（211）便已受到猜忌，这也与历史的时间线索相吻合。
诸葛亮在川蜀的尴尬处境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曾评价刘备“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即讽刺刘备对诸葛亮的猜忌心理。应该说，这一观点存在明确的史料支撑。
从《蜀书》的相关记载来看，诸葛亮入川之后长期处于一个矛盾局面中，即待遇优渥，职位尊崇，但难以参与核心决策，甚至是被刻意排除在决策圈层之外。
以史料而论，自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川至其称帝（221）为止的十年时间，诸葛亮的相关记载寥寥无几，除了参与制定《蜀科》之外（见《伊籍传》），最常被提及的事务便是“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诸葛亮常镇成都，足食足兵
镇守后方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但结合“益州险塞”的地缘环境以及成都的地理位置来看，彼时的成都并不处在四战之地，防守的压力相对较小。刘备将诸葛亮留在后方，难免有大材小用的嫌疑。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诸葛亮镇守成都，便意味着刘备在前线远征。而刘备远征之际，身边的心腹爱将皆是法正、黄忠等新贵，诸葛亮竟无法涉足其中。
按史料描述推断，诸葛亮对这种尴尬境遇明显存在不满情绪。比如建安二十四年（219）的汉中之战，在前线物资吃紧的时候，诸葛亮竟在后方与杨洪商议此次战争的必要性，杨洪则激动地表示“无汉中则无蜀”、“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从杨洪“发兵何疑”的答复中，不难看出诸葛亮对发兵汉中持抵触态度，即对刘备的决策存在抵触态度。如果说诸葛亮认识不到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诸葛亮对自己长期退居二线的境遇有所不满。
尤其是考虑到此次战役中法正大放异彩，一时间风头无二，这无疑更会令诸葛亮感到不平。
陈寿认为法正与诸葛亮“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可见二人存在竞争关系。法正得志，愈加反衬出诸葛亮的失意。不过诸葛亮也并非全无动作，比如他趁着法正远征汉中之际，表举杨洪担任蜀郡太守，顶替了法正的职务。
实际在刘备入川至称帝的十年时间中（211-221），诸葛亮长期处在“地位尊崇，束之高阁”的尴尬境地，尤其难以染指兵权。而在军事事务之外，刘备对诸葛亮的态度虽是“敬信”，但也并非言听计从。
举例而论，诸葛亮攻讦政敌彭羕的建议，便被刘备顺利采纳（见《彭羕传》）；但同样作为诸葛亮政敌的法正，由于得到刘备的“爱信”，便毫发无损。诸葛亮甚至悻悻地表示“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学者宋杰认为诸葛亮如此行事，一方面属于审时度势、看人下菜碟；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其地位的下降，君臣关系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如鱼得水，因此无法畅所欲言。
刘备践祚后与诸葛亮的关系变化刘备践祚至驾崩，前后不足三年（221-223），在此期间，君臣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提防”到“和解”的变化过程。以历史背景而论，这当与刘备的猝死有关。
这要从诸葛亮升任丞相的问题谈起。
诸葛亮在刘备称帝之后荣登相位，乍看下似乎极受宠信，但实际并非如此。这至少存在三个侧面佐证。
（1）人物凋零
刘备称帝之际（221），诸如关羽、黄忠、法正等功勋宿将或政坛新贵已经大量谢幕。尤其是法正，生前一度官至蜀郡太守（郡治成都），兼领尚书令，“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是丞相之位的有力竞争者。
尚书令地位奇高。东汉的尚书台已经取代了两汉的三公九卿，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尚书令“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以至于魏晋时期“录尚书事”、“领尚书事”的官员被视作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换言之，如果法正等人彼时尚在，诸葛亮能否顺利升任丞相无疑存在变数。
（2）司徒与丞相并置
刘备在授予诸葛亮丞相职务时，还同时授予许靖司徒之职。按照前、后汉书的记载，司徒与丞相实际是两汉对同一职务的不同称谓。
考虑到《蜀书》没有刘备设置太尉、御史大夫的记载，可知蜀汉立国之初，三公可能仅设司徒、丞相二职，且两个职务存在明显的重合关系。
虽然许靖由于年龄老迈，长期充当“清谈不倦”一类的宫廷冗散，但这种安排背后，依然难免令人怀疑是否有制衡的用意。
（3）开府权
刘备生前，诸葛亮的丞相职务存在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没有开府权。
所谓“开府”，即臣僚自行组织一套行政班子，进行职权范围内的政务处理。按两汉制度，三公具备开府之权，但求诸史料，并未发现诸葛亮在刘备生前有开府的相关记载。
那诸葛亮是何时获得开府之权的呢？按《蜀书》记载，诸葛亮是在建兴元年（223）刘备死后才正式获得开府权的。

建兴元年，诸葛亮开府治事
显而易见，臣子开府，便拥有了（相对）独立于君权之外的军政大权，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也是在隐喻这一问题。或者说，三公权力之所以大，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尊崇，更重要的是他们具备开府治事的权力。
在此背景下，刘备授予诸葛亮丞相之位，却不肯授予诸葛亮开府之权，明显是心存猜忌，暗中提防，严格限制对方掌握过多权力。
那么诸葛亮在刘备生前，在丞相任上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求诸史料，诸葛亮在此期间负责的主要工作有二：其一是留守后方，其二是教导刘禅读书。
《诸葛亮集》记载，诸葛亮当时不仅需要负责刘禅的日常教育工作，甚至还要亲手抄写《申》、《韩》、《管子》、《六韬》一类的法家著作，向刘禅传授御下之道。
考虑到彼时的诸葛亮已贵为丞相，却无开府之权，还充当起伏案作业的抄书匠，教导的对象又是刘禅这种“凡下之主”。这无疑是暴殄天物，甚至可能耽误其日常的政务工作。以常理推断，这种安排恐怕很难令诸葛亮满意。
不出所料，刘备死后，诸葛亮立刻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以至刘禅感叹“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至于之前的抄书工作，则再不见诸记载。
刘备践祚之后，对待诸葛亮可谓大材小用，尊崇其人却未尽其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诸葛亮在军政问题上与刘备存在抵触。
刘备希冀对吴开战，重夺荆州，此一节史有明载；而诸葛亮对此则持不同意见。按刘备兵败之后，诸葛亮感叹“法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来看，他对伐吴之役明显是不以为然的，甚至君臣之间可能就此问题发生过冲突。
例证便是《诸葛亮传》对夷陵之战竟然不着一字，仅仅记载张飞死后诸葛亮代替其“领司隶校尉”，紧跟着便是“章武三年，先主于永安病笃”。

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
张飞遇害，事在伐吴之役前夜；刘备病笃，事在伐吴之役结束。按此线索，《诸葛亮传》对伐吴之役的记载乃是彻底的空白。
从这段空白记载中，不难看出彼时的诸葛亮已被完全孤立，甚至被刻意排除在了伐吴的决策圈之外。考虑到他的丞相身份，这种安排明显悖于常理。比较合理的猜想，就是诸葛亮曾就伐吴问题与刘备产生过严重分歧，因此遭到冷遇。只不过碍于诸葛亮的地位，史官选择性忽略掉这段不愉快的记载。
实际如果不是因为刘备战败导致暴病身死，那么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很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正是由于刘禅幼弱，加之“益州疲弊，危急存亡”，刘备才不得不放下嫌隙，与诸葛亮达成和解。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蜀汉政权的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备的意外猝死，提前结束了君臣之间的嫌隙局面，也为诸葛亮日后在三国舞台上大放异彩创造了外部条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小结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关系其实十分复杂，既不似演义作品描述般完美无瑕，也不同于后世的好事学者猜测般阴暗险恶。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合理的做法，是抛开刘备与诸葛亮身上的英雄色彩，将二人视作有血有肉的人。如此才能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并理解君臣之间的关系变化。
人有喜怒哀愁，有独立的精神意志，对待同一问题秉持不同看法并无足怪。好尚或殊，情趣苟同，实系寻常。
刘备欲鲸吞吴会，报关羽败亡之辱；诸葛亮想北拒东和，令蜀汉存续不坠；君臣各持己见，合作与牴牾并存。虽然限于宗法社会的时代背景，终不免摩擦，但总归斗而不破，殊为不易。
在夷陵之战的空白记载下，隐藏着武侯的失意落拓；在白帝托孤的诚挚言辞中，映射着刘备的心神无贰。茅庐之下，二人曾一度鱼水欢好；庙堂之上，君臣也一度嫌隙暗生。这些在不同背景下迥然相异的情感流露，也正是历史人物的魅力所在。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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