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刑罚镇压与礼义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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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秦皇汉武”并称早已成为共识，是说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有其他帝王所不及的雄才大略，穷兵黩武、开疆拓土、建立霸业等等。如果从依法治国角度看这两个人，汉武帝要胜过秦始皇，他不仅杀伐树威，还注重礼义教化，给后世立法树了很多规矩。
　　公元前206年，刘邦战胜了老对手西楚霸王项羽，摇身一变成为最高统治者，刘氏集团的老班底亲历秦朝的强盛与速朽，对政权多少有些敬畏。他们清楚，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没有点手段不行，不能像秦朝仅仅经历两代帝王就完蛋了。史上所说“汉承秦制”，汉朝法律制度上取法于秦，为适合当时政治需要，又有重要变革，所以汉律对秦律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汉初的法治建设
　　刘邦本人没有多大本事，全靠身边有一帮谋士猛将，大家团结紧紧地，和项羽集团斗智斗勇。在不断的征战中，刘邦有了自己的地盘，壮大了力量，竟然比项羽早一步占领了大秦帝国的首都咸阳。
　　“各位父老乡亲，大秦的暴政、苛法把你们害苦了，今儿个咱们改个规矩！”刘邦当众发表演讲，要为父老除害，宣布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刘邦单方面废除秦朝法律，简化到保护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简明易懂，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刘邦登上皇位，面临新形势，起初的“约法三章”不足以治理国家，就命丞相萧何参考秦律制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苍作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开创了汉朝立法的新阶段。
　　萧何原是沛县小吏，早早就和刘邦混，俩人关系很铁。刘邦跟项羽争夺天下，萧何常守关中(即今陕西省)，征兵运粮，大力支援前线。萧何对法律制度很有研究，刘邦攻下咸阳后，其他将领和官吏都忙着分取国库里的金银财宝，而萧何却专门收取了大秦帝国的法律典籍、文献档案，不仅为汉王朝，也为后世的法律、法学的发展保留了珍贵的史料。
　　刘邦在论功行赏时，曾有“功人”和“功狗”的独家学说，高级谋士就是“功人”，武将再厉害也是“功狗”，因为猎犬要听猎人摆布。话粗理不粗，真是这个理儿。萧何是刘邦眼中的标准“功人”，委以重任。萧何提倡无为而治的治国方法，是汉初黄老之学法学世界观的主要鼓吹者之一。他很懂与时俱进，适应汉初的客观需要，制定了《九章律》。
     
  
        
　　《九章律》是较为完备的汉代第一部成文法典，为汉代的法治建设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它在《法经》和《秦律》六篇(盗、贼、囚、捕、杂、具)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三篇，即户律、兴律和厩律。户律规定户籍、婚姻、赋税；兴律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卫事项；厩律规定畜牧牛马管理、驿传事项。萧何增加的三章，多为民事、行政、经济等法规。《九章律》是汉代的重要法典，是汉律的基本组成部分，两汉400余年间，虽有增删，但主要内容没有多少变化。
　　有规矩就有方圆
　　我们都知道，刘邦是地地道道的老粗，他的集团里有文化的不多，最典型的当数他的连襟、开国功臣樊哙，是个杀狗专业户。刘邦当上皇帝，身份不同了，可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弟兄们没把自己当外人，举止言谈很随便。刘邦宴请群臣，在宴会上群臣饮酒争功，有的醉得狂呼乱喊，有的拔剑击柱，闹得杯盘狼藉，一塌糊涂。弄得刘邦很没面子。
　　就在这时候，叔孙通给刘邦出了个金点子。
　　叔孙通是一个儒生，秦末天下大乱，这位知识分子投奔项羽，后带了100多个儒生，转投刘邦。刘邦对知识分子不尊重，曾经干过拿儒生帽子当尿壶的无赖行径。当皇帝之后，刘邦苦恼于群臣没有规矩，叔孙通看出门道，自己懂得朝仪啊，可以大显身手。刘邦就缺这样的人手，命他制定有关朝廷礼仪的法规，叔孙通为“正君臣之位”，制定了《傍章律》18篇。
　　《傍章律》对维护朝廷尊严，树立皇帝权威起了重要作用。在未制定《傍章律》以前，刘邦一上朝，乱哄哄的，有了《傍章律》，情况完全不同了。每当朝会，皇帝御辇一到，百官山呼，依次奉贺，很是威风。有一次，刘邦为长乐宫建成举行宴会，群臣前来朝贺。朝贺的仪式按照《傍章律》的规定，设兵张旗，文臣武将排列整齐，进退有序，仪仗威严肃静，群臣不敢喧哗失礼，那些平时骄横不拘的开国元勋，一个个变得规规矩矩，恭恭敬敬，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刘邦龙颜大悦：“今天我找到当皇上的感觉啦！”
　　后来汉惠帝刘盈即位后，任命叔孙通为奉常官，负责制定有关宗庙仪礼的法规。
     
  
        
　　用苛刑酷法维护皇权
　　汉初经过“文景之治”的昌盛时期之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渐强。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情形大不一样了，频繁的对外战争和国内大肆兴造，导致“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尻不胜”的动乱局面，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又激化了。
　　汉武帝是狠角儿，面对危局自有主张，维护统治地位，必须加强立法，同时神化自己。
　　本来汉代最高统治者沿用皇帝称号，就为了刻意把皇权神秘化、法制化。汉武帝身边众多儒学大师根据“天人感应”学说，系统地阐述“君权神授”理论，将皇帝尊为“天子”，皇帝统治国家也被说成按照天意办事。于是皇权被披上神圣的外衣，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性。任何对皇权的侵犯都被法律规定为最严重的犯罪。
　　汉律中有“不敬罪”和“大不敬罪”，严惩对皇帝不敬的行为。还有“非所宜言”罪和“腹腓”罪，用来严惩对皇帝不敬不满的言论和思想。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是秦王朝的立法原则，汉王朝立法整个移植过来了，对盗贼严格镇压。当然盗贼的成分很复杂，不乏反抗暴政、铤而走险的贫民。汉代把凡是以武装反抗的行为都视为“大逆不道”、“谋危社稷”，除本人腰斩处死外，父母、妻子等一律弃市，甚至祖父母也得处刑。
　　汉武帝命张汤作有关宫廷警卫的《越宫律》27篇，命赵禹作有关朝见礼仪的《朝律》6篇，督责主管治安官吏缉捕盗贼，颁布《见知故纵之法》和《沈命法》等等。
　　“沈”同“没”，藏匿的意思，“命”指亡命的“盗贼”。《沈命法》规定，如果发生群盗而没有发觉，或者发觉了没有去捕捉，二千石(指享有二千石俸禄的高级官吏)以下都要处死刑。汉武帝时，盗贼蜂起，依《沈命法》处死的官吏很多。地方小官担心不能及时报案，祸及自己，连累上司，干脆隐瞒不报，上司心知肚明，不闻不问。结果盗贼越来越多。《见知故纵之法》针对负责治安的官吏规定，得知有人犯法，特别是涉及盗贼，必须举告，不告者与犯人同罪；对应判刑者不判为故纵。这个法令无疑在鼓励宁可错杀也不能错放。
     
  
        
　　总之，汉武帝时期立法的特点是数量繁多，刑罚严峻。《汉书·刑法志》记载：“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律令文书堆积如山，连司法官吏们都不可能全部看完。“事”，是用来就某些事类作出的弥补律令不足的专门规定；“决事比”，是比照断案的判例，在律、令没有规定时，可以比照判例定罪量刑。
　　到汉成帝时，“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即使是精通法律的执法官，也整不过来。
　　汉律开始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制史中，法律儒家化是从汉代开始的，历经魏晋南北朝大体完成。当初刘邦靠武力夺得天下，自然重视武力，不认可礼义教化。汉初有人主张德治，刘邦没“搭茬儿”。到汉文帝时，政治家贾谊再次提出“法先王，行仁义”的主张，劝文帝按儒家“兴礼乐”，改变制度，更新秦朝法律。
　　贾谊主张，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应采取不同的立法政策，夺取天下可以使用武力，治理天下就要施行仁义，以民为主，废除严刑峻法，礼(教化)法(惩恶)结合，以礼为本。他对当朝法律规定的王侯大臣与平民百姓犯法同样用肉刑不满，上书反复申述古时“刑不上大夫”的道理。他建议，王侯大臣有罪可以革职、赐死，但不能让司寇小吏笞打，这样做会在老百姓面前丢尽王侯的脸，违背“亲亲尊尊”的“礼”。
　　贾谊的这些主张未被采纳，反而受到周勃、灌婴等大臣们的诋毁，说他年少初学不懂事，有擅权欲望。汉文帝把贾谊贬谪到长沙去当地方官。不久，京都发生了错捕周勃的事件，贾谊的主张才受到重视。
　　周勃是刘邦的同乡、死党，同刘邦南征北战，战功赫赫，是汉朝开国元勋，被封为绛侯。汉高祖刘邦死后，周勃与陈平一起诛灭吕氏，扶立了汉文帝，功劳相当高。从汉高祖、惠帝、吕后到文帝，周勃先后被拜为将军、列侯、太尉、相国、丞相等要职。到晚年，周勃怕功高位重，遭致祸患，辞官回到封地绛县。不久，有人上书告周勃图谋反叛，汉文帝很不爽，把这位老前辈下了大狱。周勃在监狱里吃了不少苦头，后来通过各种关系，请薄太后到文帝那里去说情。汉文帝审核案情，才知是诬告，把周勃放出来，恢复了他的爵邑。
     
  
        
　　四朝元老周勃被错捕入狱的事件，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议论纷纷。贾谊利用这个事件，再次进谏。汉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诏令从此以后大臣有罪赐死而不用肉刑。这道诏令成为儒家的礼治思想被输入律令之中的著名例子，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漫长过程。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他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阴阳、法、道诸家学说，构建完成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新儒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认为天是宇宙间最高的主宰，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国家的治国之道，以及个人的道德、情感、思想、行为都要与天道相符。皇帝是天的儿子，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由此推导出大汉帝国以天子为主宰的封建集权的国家秩序模式，而治国之道在于德刑并用，德主刑辅。
　　这些主张非常有利于皇权专制，汉武帝能不赏识吗？于是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学说，构成国家与家族互相维系的纵向服从关系；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构成横向关系的道德标准。“三纲”是单向的服从关系，“五常”是双向的互动关系，两者纵横交叉，成为封建专制秩序的伦理支柱，也是汉代根本的立法原则。例如，汉律开始把“不敬”或“大不敬”罪规定为严重犯罪，以维护皇权，体现“君为臣纲”；以“不孝罪”为重罪，以维护父权，体现“父为子纲”；赋予丈夫广泛的休妻权，以维护夫权，体现“夫为妻纲”。这样，就顺理成章了。
　　惩恶与教化相结合，汉武帝从中尝到了甜头，儒家学说就大行其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