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有多少种语言_全球有多少种语言?

UFO爱好者

为什么人类至今都没有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相信大家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吧：如果全人类都学习同一种语言，那么我们所有人就都可以相互交流了，可是为什么大家还在使用不同的语言？
事实上，人们做过多次尝试，想要创造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世界语（Esperanto）。然而事实证明，出于种种原因，我们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有全人类通用的语言。你大可以试着列出一些原因，这些原因肯定都有道理：比如语言代表文化，比如并不是人人都接触得到用来传播世界通用语的互联网，比如要让每一个人都同意的事总是非常困难，比如政治很复杂等等。
技术的因素、科学的因素、文化的因素都可以帮助我们探求，为什么人类、为什么现在的全球不太适合使用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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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种身份认同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理论音系学家马克?埃特林格（Marc Ettlinger）目前在研究脑损伤、听觉障碍和语言的关系。他告诉我：“一个人说话的方式传达了大量有关‘我是谁’的信息。我们有各自的身份，于是我们就有各自的语言。人们过去以为，随着电视的发明普及，方言会同化，人们会说通用权威方言。但后来我们发现，由于媒体同质化，美国各地的方言差异反而更明显了。人们在寻求更多的方式来使自己有别于他人。”
语言就是一种身份认同。在埃特林格看来，这比单单说语言是“文化”要区分得更具体一点。
如果两个人可以使用克林贡语交流，那他们显然拥有某种共同的身份——《星际迷航》爱好者。
有种现象可作为典型的例子：在美国，听饶舌音乐的郊区白人孩子，会有意无意地去用一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城里黑人说的英语方言。这两种方言混杂后的语言，向外界传达了说话人的某些信息。
方言不是一种语言（尽管怎样界定方言和语言的问题在语言学领域时有争议），但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语言是如何发展的。说丹麦语的人和说德语的人之间大多能相互听懂，挪威语和瑞典语之间、乌尔都语（巴基斯坦官方语言）和印地语之间也是如此，但出于政治和身份认同的原因，这些语言都被认为是各自不同的语言。按照埃特林格的说法，当一个丹麦人说着丹麦语时，其实是在说：“我是丹麦人，我以身为丹麦人而自豪。”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持续对抗，导致两国让他们的语言也尽量独立。乌尔都语和印地语虽然都源自一种叫印度斯坦语的语言，但是现在需要产生新的技术词汇时，印地语会借助于梵语，而乌尔都语借助于阿拉伯语。
各国在保存、保护和推广自己的语言时，往往有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任何一种语言在技术语域的发展都是其演变的重要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它明确化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建立只用这种语言教学的大学，能用这种语言撰写科技论文和法律，等等。对于很多群体来说，拥有一种专门的语言就是在表明“我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从政治角度上，像巴斯克语和库尔德语这类语言对于使用它们的人十分重要。“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身份非常重要。但是还有一种语言——拉兹语，它正在消亡，它在政治上不强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人类学博士生里卡多?里维拉（Ricardo Rivera）告诉我，“拉兹人的孩子说土耳其语。拉兹语并不是一种民族标志，这点和库尔德语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全世界总共有多少种语言，多数专家估计现有7000种上下，而埃特林格认为这比过去少了很多，几百年前有1万多种语言。语言衰退的最主要因素是殖民化、与当地人的暴力冲突、全球化以及城市化进程。这些原因几乎全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而非语言学或科学上的。比方说，今天你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小村子里，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出路，你很可能会想搬去这个国家的大城市。而这么做的同时，很可能你就丢下了当地的土话。
为什么语言会不断演化？
新的语言不会一夜之间出现，但新的语言确实还在不断形成且具有实用性。例如在波斯湾，南亚过去的一大批移民形成了一种新的洋泾浜，即阿拉伯皮钦语。皮钦语是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群体需要沟通时采用的一种原始交流方式。尽管皮钦语不能算作像法语之类的真正的“语言”，但可以看作是一种新语言的萌芽。皮钦语通常并没有确定的语法，但它们常会演变成克里奥尔语（creole），也就是由混合语而产生的语言。
过程大致是这样：没有共同语言的成年人之间用皮钦语交流，这种皮钦语一般混杂着一些简单的字词、音调和肢体语言。不过这些成年人仍然有自己的母语，这一点很重要。而当新的语言出现母语使用者时，它的发展速度会加快很多。自然而然，这些成人有了孩子后，皮钦语会成为多数孩子的母语。接下来，真正有意思的事就出现了。
“假如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群体，这种皮钦语就会成为下一代孩子的母语。然后，它会自然地发展出语法，因为这是他们必须使用的。”里维拉说。
这就是极为有趣的地方：语言在演变，一直在演变，而孩子往往就是推动语言演变的人。
世界各地语言多种多样，其中有着最深刻差别的莫过于中西方语言的深刻差异。中国的语言充满感性和亲情，文字充满动感，更接近人的心灵体验而非理性思维；而西方语言文字描述事物状况更加准确和精细，能够表达逻辑清晰的理性思维。这种语言的差异反应到思维上，就显示出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型的，侧重理性与推理；东方人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型的，侧重感性与归纳。思维模式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两大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在科学技术、社会伦理等方面都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貌。

汉字促进技术
字母促进科学

中国古代未曾出现过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然而技术发明却层出不穷。四大发明就不用说了，根据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统计，西方的科学技术有85%是来源于中国的，手枪、地雷、火箭、舰对舰导弹等武器在中国早就有了雏形，只不过现代西方科学家把它们大大发展了起来而已，基本原理并没有什么区别。由此看来，中国技术一直是很发达的，只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种纯理论性的科学。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式的科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分析中西方语言文字的差异。
汉字最早是从甲骨文这样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它的每一个笔画都和某种实物有联系，所以它的象形味道非常浓，如“门”、“山”、“日”这些字本身就和实物非常像，没学过汉字的人也能猜出大概的意思。所以，汉字具有强大的直接表意功能。汉字本身图画性的特点可以更好地激发一个人的形象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因此，长期在汉字熏陶下的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动手创造能力，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鲁班、墨子都是影响深远的能工巧匠和发明家，鲁班的发明遍及机械、土木、手工工艺等诸多方面。
但令人遗憾的是，汉字的图画性在训练中国人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却非常不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喜欢用形象的比喻去说服别人，但很少通过逻辑推理去探寻真理，这导致中国长期都没有建立过像样的科学理论。
而西方印欧语系的文字则是完全符号化的。这种抽象的文字割断了它们自身与实物的联系，所以人们必须强行记住每一个符号对应的实物。因此，印欧语系的语言在直接表意的功能上是有缺陷的。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西方人就发展出一套发达的语法系统，设定了严谨的词法、语法规则。在这个语法系统中，每个词汇都被设定在一个语法框框里，西方的孩子一出生，父母就教给他这个是单数、那个是复数，这是名词、那是动词，此外还有数、形、量、代，一大套分类。他们说话时必须条理清楚，主谓宾、性数格、语态、时态要面面俱到。16世纪前后西方的中小学甚至直接就叫做语法学校。
西方人从小就是在这种逻辑严密的语言系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和分类能力都非常强，而这种条分缕析的分类功能恰好就是科学理论叙述所要求的能力。所以，西方人在强化语法训练的同时，逻辑思维和科学推理能力也就自然而然被激发出来。例如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物理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都做过深入的研究，他会分门别类地在每一个领域分别著述，而且往往一写就是好几卷，就像印欧语系的语法系统一样条理清晰、成套产生。而同时期中国的思想作品如《论语》、《道德经》都以言简意赅、寓意深远著称，却不可能形成一种繁杂的体系。


自我张扬的英语
自我谦卑的汉语


在印欧语系中，英语的使用范围和对世界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通过对英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语言的某些特点。英语中有很多人称代词，如我们（we）、他们（they）、他（he）、她（she）等都和其他单词一样，只是用在句首时才会大写，但却有一个代词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大写，这个代词就是我（I）。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是非常注重“我”的感受的，因此书写过程中也要将代词“我”大写以突出其地位，而其他代词则不是很重要。所以代词中大写的“我”无疑强调了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也暗示了个人主义在西方的盛行。
由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中心，个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们思考时条条框框少，权威意识也少。西方学生在课堂上都无所顾虑、大胆提问，勇于向老师和权威挑战。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的意识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让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让西方人在工业革命后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过于自由的个人主义，也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私与贪婪，西方每次的经济危机都与华尔街的贪婪成性分不开的。
而汉语的情形则刚好相反，中国人非但不会刻意强调自我，反而在古代中国人们称呼自己时往往会称自己为“在下”、“鄙人”、“不才”等。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称自己为“孤”或“寡人”。这么多自谦的语言表明，中国人是非常重视社会关系的，这种削弱自我的行为正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融入集体。
在中国社会，亲戚之间的称呼非常繁多，如“舅舅、舅妈、叔叔、阿姨、姑姑、姑父”等等，简直是不胜枚举，这么多不重样的称呼都对应着每个特定的亲戚。汉语这种亲人之间称呼的丰富性，使得人们对家族的每个成员都重视起来，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圈子。
由于圈子意识强烈，每个人和自己圈子里的成员的关系是最紧密的，而他做事的行为方式也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和制约，这就导致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国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但很难获得真正的个体自由。心理学家进一步发现，中国人对待圈子里的人和圈子外的人是显著不同的。人们更容易对圈子里的人产生体谅、信任、支持、帮助等态度和行为，而对圈子之外的人则非常冷漠和不信任。
而西方语言中对身边人的身份称呼都非常简单，比如在父母辈中，除了父母有专门称呼外，其他亲戚只有“uncle/aunt”两种称呼，即使是兄弟也不像汉语分开称呼，一律称为“brother”。这就表明，在西方社会，人们对关系的依赖要小得多，关系也更加松散，圈子内成员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都要小得多。因此，西方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情，不必考虑周围人的看法。同时，自我的西方人认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他们能够更平等地对待圈子内和圈子外的人，但他们的家族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就有所欠缺。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语言只是人际交流的工具，有什么样的语言，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继而就会有相应的文化。我们平常随意说出的话，其实都带有一个民族文化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