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是怎么死的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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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往事：胡惟庸之死，牵涉三万多性命的惊天大案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原本随他起事的部下大多成了公侯将相，拥有了大量的土地、部曲。渐渐地，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再愿意俯首帖耳地听从朱元璋的摆布，而是持功骄恣、犯法违禁，其部下家人也倚势欺压良善，这些都极大程度地危害了国家的利益。
另一方面，朱元璋作为一名颇有作为的皇帝，为了将权力牢牢抓在手里，调动国力恢复社会经济、防御残元势力再度南侵，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元勋将侯们发生冲突。为此，朱元璋开始大肆杀功臣，并整日校验侦察臣下的言行举止，有时甚至亲自出马“私访”。而高压之下人人自危，他越是对臣下防备严密，君臣矛盾就越是深刻，裂隙也越是扩大。

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下令，“禁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丞相指挥六部的权力被剥夺，标志着皇权与相权之争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朱元璋废弃丞相制度势在必行。这时候，恰巧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时任丞相的胡惟庸擅权枉法，图谋造反被人告发。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事发的这一天胡惟庸想了一个诡计，谎称家里井中出现了一汪醴泉，乃是祥瑞，邀请朱元璋去自己宅邸参观。朱元璋一听十分高兴，欣然前往。然而刚坐马车出西华门，突然冲出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勒马拦下了帝王车驾，气喘吁吁地话都说不出。朱元璋被吓了一跳，十分生气，令左右侍卫立刻将其拿下。一通乱棍后，云奇右臂都被打断了，奄奄一息，但奇怪的是，他一直指着胡惟庸的宅邸，连疼痛都不能让他退缩。朱元璋忽然明悟，于是登城墙上往胡惟庸家一望，果然看见了胡宅内复壁间藏有有全副武装的甲士，胡惟庸的造反计划因此败露。

原本朱元璋就想对功臣宿将大开杀戒，胡惟庸事发简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回去后立刻着手开始肃清逆党，在君主的授意下，被打成胡党的大臣层出不穷。只要是朱元璋不待见的，司法官员都可以投其所好，给其扣上“胡惟庸同党”的帽子。
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大臣们狗急跳墙下乱咬人的情况不胜枚举，“时四方仇怨相告讦，凡指为胡党，率相收坐重狱。”从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到二十三年后李善长被赐死结束，大量的功臣宿将被杀，前后竟然牵连了三万余人。《明史》记载：“帝发怒，下令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君王威权的恣肆下，人命如草芥一般。可回过头看，胡惟庸真的谋反了吗？可能并没有。“云奇告变”一事处处透着蹊跷，登城而望的朱元璋怎么能看到藏在屋里复壁间的藏匿的士兵，难不成朱元璋有透视眼？再者说，告密的云奇既然事先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什么不提前告发，要等到火烧眉毛了再急匆匆闯道报警，白挨一顿打？因此，明朝晚期的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

其中李善长全家70口人被杀更是冤枉，就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户部郎中王国用上疏为李善长辩白，朱元璋看了觉得说的有理，“竟亦不罪”。可见冤案与否对朱元璋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他只是想借胡惟庸案把功高震主、对朱家王朝有威胁的人一网打尽罢了。

同时，诛杀胡惟庸的第二天，朱元璋便宣布废掉丞相制度，开始了大刀阔斧的中央机构改革，以强化他的皇权专制统治。他把政权、军权都分割成几个部分，又各个系统的不同机构分别掌领，“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
皇帝权威的扩大一定程度上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朝税粮收入为3200多万石，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相比，增加了近两倍；人口达到6000多万，比元朝极盛时期还多700多万。这段时期的明朝简直富得流油，连府县的库房积蓄都是满满当当的，有的粮食压在仓库放腐烂了都没人吃。
可那么多权力全集中到皇帝一个人身上真的是好事吗？中央机构改革后，各种琐碎事务全要由皇帝处理，朱元璋常常一天批阅奏折一百四十多件，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简直比农夫还辛苦。更糟的是，皇权的强大与否，往往与皇帝的个人能力有关。朱元璋在位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是随侍的五品小官，可到了世宗中叶，严嵩等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掌握“票拟批答”之权，比不直接草诏的丞相更便于玩弄权柄。而且内阁首辅还要受到宦官“批红”的限制，导致明后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宦官专政局面。

胡惟庸之死，本质上是明初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必然结局。朱元璋借此诛杀了三万多人，终于结束了千余年的中书柄政之局，自此中国历史上再无丞相之名。他真的成功了吗，从明朝后期的统治来看，也许并没有。
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春天的一天，魏国公徐达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他得到消息，有人要暗中谋杀自己。
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徐达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名将，在诛陈友谅、灭张士诚和北伐元朝的过程杀人无数，仇人自然很多。然而，这一次打算刺杀徐达之人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当朝丞相胡惟庸。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记载：
魏国公徐达深嫉其奸邪，常从容言于上，惟庸衔之。达有阍者福寿，惟庸阴诱致为已用，为福寿所发。
原来，徐达在朝中德高望重，看不上胡惟庸这种奸邪小人，常常在朱元璋面前打胡惟庸的小报告，胡惟庸因此恨上了徐达。徐达麾下有一位看门人名叫福寿，胡惟庸便设计暗中和福寿结交。起初，福寿把胡惟庸当做朋友，直到有一天，胡惟庸劝他帮自己刺杀徐达，福寿才知道胡惟庸用心之险恶，于是将胡惟庸的计划告诉徐达。徐达得到福寿的告密，不禁一阵后怕，从此对府中下属严加管教，处处防备胡惟庸。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在明朝的知名度很高，他所引发的“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之首，同时也拉开了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序幕。胡惟庸的结局更是惨烈，他不仅被灭了九族，还连累3万余人为其垫背。

历史上的胡惟庸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他真的谋逆了吗？他的死到底冤不冤呢？本文，笔者将引用史料，结合分析，带大家认识这位中华最后的宰相。
一、和州遇书生，从龙十年功《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胡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朱元璋攻打和州时，胡惟庸前来投奔，被朱元璋授予元帅府奏差。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传奇帝王，朱元璋早年疾苦，父母去世后流落江湖，甚至出家。直到红巾军起义爆发，他投奔到濠州红巾军元帅郭子兴麾下，并娶到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此后多次立下大功。但因为郭子兴心胸狭隘，朱元璋最后带着24位部将（淮西二十四将）离开濠州，南下定远，从此开始“自立门户”，史称：南略定远。

也就是说，定远是朱元璋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独立的落脚点，相当于是他的“第一个大本营”。此时，朱元璋身边的心腹都是濠州跟随而来的武将，连个拿得出手的文臣都没有。直到朱元璋从定远攻下滁州，一个人前来投奔，朱元璋身边终于有了文臣。这个人就是李善长。《明史·李善长传》记载：
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
李善长并没有很高的学识，他最初只是一个“里长”（一里之长，古代最基层的小吏）。笔者此前曾写过一篇关于李善长的长文，我认为，李善长之所以能得朱元璋信任，且位居开国第一文臣，除了他兢兢业业做朱元璋的“萧何”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文臣中跟随朱元璋最早，这在古代，被称为“从龙之功”。

朱元璋最初的进军路线是从定远，攻打滁州，然后攻打和州，再开始渡江。而本文的主人公胡惟庸和朱元璋的相遇，就是在和州。
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投奔了朱元璋，这个人就是常遇春。
笔者举李善长和常遇春的例子，只是想说明：胡惟庸的才华史书记载很少，但他能够在朱元璋麾下当丞相，和他投奔朱元璋的时间较早有很大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野史说李善长是胡惟庸的老师，这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二人仅仅是老乡而已。而且，胡惟庸后来和李善长的弟弟成为亲家，也可以从侧面否定上述观点。

纵观胡惟庸的履历，会发现，他虽然很早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但前期他并没有身居要职，朱元璋给他的安排，更像是对他的考察和磨练，《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
胡惟庸最初在朱元璋的元帅府当差，后来被朱元璋任命为宣使，负责巡查定远、滁州各地民情。至正十七年（1357年），在朱元璋渡江攻入皖南之后，胡惟庸先后被任命为宁国县主簿和知县。
胡惟庸在皖南经营了4年左右，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麾下大将邓愈攻入江西，拿下洪都（南昌）等地，朱元璋派胡惟庸担任吉安通判，直到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登基的前一年），胡惟庸正式回到南京，担任太常少卿。

纵观胡惟庸前期的仕途生涯，他从1355年投奔朱元璋，到1367年回南京，除了最初的两年外，他有近10年的时间都在地方州县为官。所以笔者认为：作为明朝后来的丞相，胡惟庸毫无疑问是有地方治理才能和经验的，这也是他后来能担任丞相长达7年之久的原因。
换句话说：他是个奸臣，但并非庸臣。
二、洪武四丞相，惟庸后居上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祭告天地，登基为帝，改元洪武。因此，这一年即为洪武元年。明朝开国时，朱元璋沿袭了宋元的制度，设立中书省左右丞相。当时，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为左丞相。如《明史·徐达传》记载：
洪武元年，太祖即帝位，以（徐）达为右丞相。
注意，明朝以左为尊，徐达本就是右丞相，再加上他长年征战在外，中书省实际上是李善长一个人在操持。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丞相和宰相的意义本来是不同的，但是，明朝的“丞相”实际上他和唐宋时期的“宰相”在中书省的职能完全一致，因此后人也叫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宰相，希望大家明白，这不是有偷换概念。）

与此同时，胡惟庸已经被朱元璋擢升为太常寺卿，主管宗庙礼仪和祭祀，属于正三品。到了洪武三年，李善长已经66岁，半生辛劳，让他实在力不从心。李善长建议中书省要增加年轻的官员，根据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调到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
熟悉《宋史》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在宋朝，“参知政事”实际上就是副宰相。但到了元朝，中书省有了些许变化，明朝延续了元朝的制度，在元朝和明朝初期，中书省最高长官是左右丞相，然后是平章政事，然后是左右丞，再次是参知政事。
例如，洪武元年，朱元璋就曾封常遇春为“平章政事”，在军务上，常遇春仅位列徐达之下。
由于当时徐达征战在外，常遇春已经病逝，因此，胡惟庸进入中书省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实际上只有3个人，分别是李善长（左丞相）、汪广洋（左丞）、杨宪（右丞）。
不久后，李善长便申请告老还乡，朱元璋为了丞相人选煞费脑筋，当时，在朱元璋考虑范围内的丞相候选人只有3个人，分别是：杨宪、胡惟庸、汪广洋。为此，朱元璋还特地请教刘基（刘伯温）。

朱元璋问：“李善长要告老还乡了，我想让杨宪接替他，担任丞相，你觉得如何？”
刘基说：“宪有相才，无相器。”意思是说，杨宪虽然有能力，但没有丞相的器量。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何如？”
刘基曰：“此褊浅。”意为汪广洋的见识太过狭隘，不适合做丞相。
朱元璋：“胡惟庸何如？”
刘基：“小犊耳，将偾辕而破犁。”
刘伯温的意思是说：胡惟庸就像是个心高气傲的牛犊，让他来犁地，说不定地没犁好，犁子还被他搞坏。
以上对话出自《明史纪事本末》，不得不说，刘伯温对胡惟庸的评价非常准确：他不仅当不好丞相，还会把明朝搞得更糟！

之后的两个月，杨宪因为太过激进而被朱元璋诛杀，中书省只剩下汪广洋和胡惟庸二人可供选择了。经朱元璋反复权衡，他决定放李善长归乡，让汪广洋来做右丞相，胡惟庸升为左丞。
《明史·汪广洋传》中有记载：
及善长以病去位，遂以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左丞。
此时，中书省名义上还有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徐达。但是，徐达只占了个名分，并不插手中书省事务，中书省的实际上由汪广洋和胡惟庸把持。
李善长走了，杨宪死了，徐达“有名无实”，挡在胡惟庸前面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广洋了。
于是，胡惟庸开始露出他狡黠的一面，他开始筹划，如何成为继李善长、徐达、汪广洋之后的明朝第四位丞相。
三、胡惟庸不庸，右丞相犯奸汪广洋是一位老实人，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能力不足。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对丞相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汪广洋的劣势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胡惟庸凡事都表现得异常积极，有时候胡惟庸甚至会越过汪广洋，直接向朱元璋汇报自己对治国理政的看法，这更加让朱元璋觉得，汪广洋遮挡了胡惟庸的才能。于是在洪武六年，朱元璋抓住汪广洋的错处，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担任行省参政。此后，胡惟庸开始以左丞的身份主持中书省，半年后，胡惟庸正式“转正”，担任右丞相。至此，胡惟庸终于圆了自己的丞相梦。

胡惟庸初为丞相，他的能力到底如何呢？《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
意思是说，朱元璋肯定胡惟庸的才能，对他很信任，而胡惟庸也很努力，他办事小心谨慎，经常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因此逐渐成为朱元璋的宠臣。
从历史角度来看，朱元璋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作为皇帝，他还是比较勤奋和敏锐的。胡惟庸自洪武六年当上丞相，到洪武十三年结束，他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当丞相近7年之久，可以说，胡惟庸是有丞相之才的。
若胡惟庸是个庸才，他必然会步汪广洋的后尘。别忘了，汪广洋就是因为能力不足才被罢免的。所以，胡惟庸的名字里虽然有个“庸”字，但他并非庸才。
然后，随着胡惟庸丞相生涯的延长，他开始暗地里搞一些小动作。史载：
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意思是说，朝中有一些生杀废贬的事，胡惟庸有时候不报给朱元璋，自己做了决定。六部呈给中书省的奏折，他看到有说自己和同党坏话的，也私自扣下。如此一来，那些热衷于功名的投机分子，逐渐开始聚拢在胡惟庸门下。尤其是那些犯错被贬的武夫，开始走胡惟庸的门路，各种金银财宝陆续被送到丞相府。

御史陈宁、中丞涂节等朝中大臣，也纷纷投靠胡惟庸门下，成了胡惟庸的死党。（记住涂节这个名字，下面还会提到他，因为他是胡惟庸落马的关键。）
胡惟庸也趁此机会大肆培养党羽，例如，李善长退隐后，被赐予“太师”头衔。他的弟弟李存义任太仆寺丞，胡惟庸便和李存义结为姻亲，把哥哥的女儿嫁给李存义的儿子。
明朝天文学家、翰林院学士吴伯宗曾得罪胡惟庸，胡惟庸便借故将他贬到凤阳，其他受胡惟庸迫害之人，更是多达三十余人。
当时朝中并非没有人发现胡惟庸的奸猾，但胡惟庸身为中书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人敢去招惹他，任凭他指鹿为马。
但朝中也有两个人不怕胡惟庸，例如刘基和徐达。刘基是御史中丞，有弹劾百官之权，徐达虽然已经辞去左丞相职务，但他仍是勋贵中的第一人。于是，二人不断向朱元璋汇报胡惟庸的恶劣行径，这让胡惟庸十分不爽。

洪武八年，刘基生病，胡惟庸带着太医前去给刘基看病送药，刘基喝过药后，腹中就像有石头一样，没多久就死了。《明史·刘基传》云：
（刘）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
刘伯温之死，在明史中是个谜团，但他被胡惟庸谋害的可能性极大。
刘基死后，胡惟庸开始对付另一位“大佬”徐达，因此，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胡惟庸意图收买徐达身边的守门人福寿，让福寿谋刺徐达，结果福寿不愿意，并向徐达告发，徐达因此躲过一劫。

如果说刘基之死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是胡惟庸下毒的话，那么，从他谋划刺杀徐达来看，胡惟庸已经达到了权势滔天、无法无天的地步。
莎士比亚说过：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胡惟庸的一系列作为本就是大奸大恶，再加上他的顶头上司是疾恶如仇的朱元璋，这就注定了胡惟庸的结局。
四、一场车祸事，流血溅九族胡惟庸之罪虽然多，但真正加速胡惟庸灭亡的却是谋反罪。
胡惟庸知道，若论朝堂权谋，他不输给别人，但若论领兵造反，没有武将肯定不行。于是，第一批被胡惟庸拉拢的武将出现了，他们就是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

陆仲亨和费聚都是明朝开国功臣，但二人都犯过错，例如，陆仲亨曾因为擅自乘坐驿车、劳役驿卒而被朱元璋严厉斥责；费聚因为沉迷于酒色而惹怒朱元璋。胡惟庸通过利诱，让二人归于自己门下。
一日，胡惟庸邀请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二人来府中饮酒，酒酣，胡惟庸悄悄对二人说：“我们都干了很多违法之事，万一被皇帝发现了，我们该当如何？”
陆、费二人面面相觑，胡惟庸便授权二人在外招兵买马，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胡惟庸还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以出海平寇为由，暗中和倭寇联络；让元朝旧臣封绩暗中给蒙古人写信，要和北元里应外合。
不仅如此，胡惟庸还大量豢养亡命之徒为自己效力。为了尽快收服朝中勋贵，胡惟庸想起了早已退休的李善长。于是，胡惟庸找到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让他暗中游说李善长，并承诺将来事成，将淮西之地尽数封给李善长。

《明史·李善长传》记载：
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李善长当时给胡惟庸的回复是：我老了，等我死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很明显，李善长没有被胡惟庸所诱，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知情不报。若干年后，这个错误直接导致李善长被朱元璋灭门。
胡惟庸虽然奸诈，但他懂得“谋定而后动”，当他一步一步暗中准备的时候，一场意外的车祸直接打破了朝堂表面的宁静。
明朝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儿子在闹事中乘马车疾驰，慌乱中坠马而死，胡惟庸怒不可遏，将驾车的车夫当庭处死。
胡惟庸没想到，这一场车祸，直接断送了自己多年的谋划，更使自己赔上了九族的性命。

原来，胡惟庸之子本就作恶多端，如今胡惟庸又当众处死车夫，引起了民愤。百姓们聚集在闹市口，要求丞相给一个说法。
朱元璋得知后，龙颜大怒，命胡惟庸为车夫偿命。胡惟庸提出用钱财来赔偿车夫家人，但朱元璋没有答应。如此，胡惟庸有些害怕了，他回到家中，立即通知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心腹，告诉大家准备起事。
就在陈宁、涂节二人到处派人通知各处将领准备造反的时候，朝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年九月，位于东南亚的占城国派遣使者来明朝进贡，胡惟庸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朱元璋，而是选择私自接见占城国使者，不巧的是，这一幕被宫里的宦官看到了。朱元璋因此更加愤怒，胡惟庸赶忙把责任推给礼部。朱元璋为了查查此时，下旨把相关官员都审查一遍，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出涂节有变卖官家妇女的罪状，朱元璋立即下旨关押涂节。涂节大骇，为了“戴罪立功”，他将胡惟庸意图谋反的事情抖搂出来，满朝骇然。
《明史》这样评价涂节：
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
意思是，涂节本来和胡惟庸一起筹划造反，如今局势不妙，立即告密反水。他被朱元璋处死，并不冤枉。

涂节之死是必然的，朱元璋顺着他提供的线索，很快查出了胡惟庸、陈宁等人谋反的证据，于是，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杀掉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并灭了他们的九族。
张廷玉评价说：
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
即，在明朝，大奸大恶之人很多，但大多出自宦官群体。明朝开国之初，丞相胡惟庸狡诈妄为，最终被灭九族，让人震惊。
然而，真正让人震惊的并不是胡惟庸被灭了九族，而是这桩“胡惟庸案”像一部未完待续的著作，十余年后，它的余波仍未平息。
五、宰相自此亡，垫背三万人。由于胡惟庸被诛杀相对突然，他的很多同党并未暴露。例如，当初秘密为胡惟庸招兵买马的陆仲亨和费聚；当初以平海寇而领兵出征的林贤，替胡惟庸给北元送信的封绩；还有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等。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掉，该来的还是会来。
洪武十八年，在胡惟庸案爆发后的5年后，有人告发李存义曾是胡惟庸的党羽，朱元璋看在李善长的面子，没有杀李存义，而是将李存义下放到崇明岛。次年，林贤通倭之事爆发，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胡惟庸还留有这一手。于是，林贤被灭了九族。

洪武二十三年，蓝玉率兵北征，抓获了封绩。两年后，李善长的家奴丁斌犯案被抓，李善长三番两次向朱元璋求情，要求释放丁斌。李善长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朱元璋下令严审丁斌，结果审出丁斌之前曾在胡惟庸家做事，胡惟庸案爆发后，他才投奔李善长。根据丁斌招认，当年胡惟庸曾拉李善长下水，李善长虽然拒绝，但并没有告发胡惟庸。
朱元璋大惊失色，连忙下令逮捕李善长全家，最终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全部被杀，只有李善长之子李祺，因为是朱元璋的女婿之故，才得以免死（被流放）。

事情还没完，随着丁斌的逐渐招供，胡惟庸的当年的阴私逐渐被抖露出来，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等20余位侯爵都牵连谋反案，朱元璋怒不可遏，举起屠刀，开始大杀四方，一时间，朝堂之上流血漂橹。
最终，胡惟庸案导致明朝一位公爵、21位侯爵被株连，其他无爵官员不计其数，合计被株连者多达3万余人。
一人造反，九族流血，3万人为其垫背，胡惟庸作为明朝丞相，创造了不一样的历史。
历史学家把“胡惟庸案”和“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并列为洪武四大案。在这四大案中，由于胡惟庸案是第一案，因此存在较大争议。
有人认为，胡惟庸的罪状大多是事后才逐个被挖掘的，因此存在朱元璋故意栽赃的可能性。而且，为胡惟庸垫背的3万余人中，也存在冤枉者。
对此，笔者认为，胡惟庸是谋逆者，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包括《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等各种史料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笔者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在没有更靠谱的全套证据出来之前，已有的证据更为可信。
至于朱元璋诛杀的3万人中，到底有没有冤魂，这个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在胡惟庸案所牵连的“一公二十八侯”共计29个主要人物中，他们的罪名都是有记录的，他们被冤枉的可能性极低。
但是，因为古代谋逆罪要求“连坐”，这些主要人物的亲属不管有没有参与造反，都要被牵连其中。因此，这些亲属中肯定存在冤枉的成分。但这是封建社会司法的弊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种情况，不能归咎于朱元璋一人。

胡惟庸之死，在中国封建王朝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
自隋唐设立三省六部制度，中书省一直是替帝王管理天下的重要工具。胡惟庸死后，朱元璋觉得中书省权柄太大，随时有颠覆王朝的危险，因此决议撤销中书省，此后，由皇帝本人直接管理六部。
所以，胡惟庸之死，不仅仅标志着中书省的消亡，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就此终结。
《老子》中有句名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意思是，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如果拥有富贵和权柄之后，不加以约束，那就会越加骄奢，愈加追求更多的权柄和欲望，这就为灭亡留下了祸根。
胡惟庸并非庸才，他又能力，最初为官时也算勤勉，但后来权力心太过膨胀，意图取代帝王，因此才走向毁灭。作为中华最后一位宰相，他给后世留下的警示作用，适用面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