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曾经干过哪些不太好的事？

哈哈笑417

贴一个大清洗时期对华人的迫害，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同时期对朝鲜/德国/波兰/中亚/哥萨克/波罗地海侨民的迫害，依我本人看来比美国对日本侨民迫害严重数倍(毕竟1938年的苏联没有和上述任何一个国家宣战)
远东华人强制流配（俄语：Депортация китайцев，直译为“华人驱逐出境”）指苏联共产党[注 1]与苏联政府在远东大清洗期间，对远东地区华人[注 2]进行的强制人口转移及政治迫害。当时联共（布）有计划地处决，流放主要是东亚人的当地人，并强迁大量欧俄移民至远东地区[1]。其中远东华人直接因肃反而受难的人数为27,558人[注 3]，数量多于1937年远东地区中国裔苏联公民26,607人[2]，其中大部分非苏联国籍华人受难者为当时之中华民国国民[3]:238。在这些人中，有3,794人在远东地区被苏联当局直接释放[4]，3,922人被直接处决[5]，17,175人被强制迁移或流放。其馀人士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拘禁或被迫进入古拉格进行劳改[6][7]。
俄国内战期间[编辑]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爆发内战，华工的处境恶化，俄国各派都争相欺凌华工：俄国白军所到之处“多有侨尸暴露，或负枪刀伤痕，或被剥夺衣服，冻馁而死”；苏俄红军军纪亦差，“奸淫掳虐惨不忍视，房屋货物均可付之一炬”。“凡不通俄语者均被过激派指为内奸，钱财衣物使之一丝不存，复伤其性命”；西伯利亚地区的协约国军队也随意搜查来往华工，他们发现可疑的东西就立刻给华工安上“红党”的罪名，“连话也不问一句就枪杀了”[8]:112-113。苏俄政府利用远东华侨社会的劳资矛盾，扶植华工会对抗本地的华商会，使华人内部出现分化。更有甚者公然对山东昌邑在俄之华商抢劫凌辱[9]，有部分华人因此回归中国或前去第三国[10]。
新经济政策下的华俄矛盾[编辑]

俄国内战后，因为苏俄／苏联[注 4]当局推行新经济政策，远东地区因缺乏劳动力发展经济，因此需要大量引入移民。因此苏联当局大规模移民欧俄地区的国民到远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移民66,202人至远东[11][12][13]。而其他华人对前往远东打工并不排斥，他们是当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有数量众多的华人前往远东谋生，并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远东华人控制了苏联远东地区一半的商业场所和大致相同比例的贸易额，当中小额杂货贸易占比48.5%，食品、饮料、烟草行业占比22.1%，餐饮业占比10.2%，因此拥有相当的经济影响力[14][15]。
1920年代未期至1930年代初，远东华人在该地商业势力急速膨胀，当中有些商人出售假货及劣质产品，令当地俄罗斯人认为华人都是诈骗犯和小偷的族群刻板印象[3]:276。1930年6月1日，在海参崴今列宁斯基区一带一名俄罗斯工人因不堪华裔管工压迫，聚众毁厂，导致当地爆发一场华俄之间的小规模械斗，27人受伤，当中3人永久伤残。是次事件促进了远东地区华人与俄人之间的进一步种族冲突。对当地俄人而言大部分“新中国人[注 5] ”：“不学俄语，守财奴，不守承诺，喜欢骗人”。当地中国人则认为当地俄罗斯人：“好勇斗狠，动辄以暴力威胁，不讲道理，愚蠢”[3]:288-230。封闭性的华人社区也引起了苏联当局和当地苏联公民的反感，华人聚居的海参崴第18区，亦即华人所称之“百万街”、“百万庄”，犹如国中之国，除交税外不受当地政府控制。远东华人大部分集合到同乡会、帮会、宗教团体等组织中。华人团体以及其社会组织基本上独立于当地苏联社会。因此苏联政府将华人视为潜在威胁，认为华人可能与日本情报机构有勾结[16]。
1920年代中后期，苏联对华政策开始收紧，先是加强入境审查，再在出境时多所限制，规定携出之行李须缴34%的税金，而且总值不得超过300卢布。在离开苏联境内时，须缴14卢布的出境证费，以及裸体受检。采取限制汇款和增派税项[注 6]以压迫当地华人[17]:28。1926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决定“必须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禁止中国人和朝鲜人流入苏维埃领土”，会议上认为让中国人和朝鲜人进入苏联会带来严重危险，苏联开始从远东迁出部分朝鲜人，并同时对当地华人采取政策“将他们挤压出边区”[8]:116-117。
中东路事件的中苏冲突[编辑]

1928年，时任工农红军司令部参谋中校米·米·阿尔谢尼耶夫（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Арсеньев）向苏联远东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毗邻地区，要防止中国和朝鲜的自由移居者，这些地区要住满来自西伯利亚和苏联欧洲部分的移民”[18][8]。1928年12月29日，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东北易帜，向国民政府投降。苏联当局对蒋中正为首之国民党势力延伸至中俄边境看法分歧，斯大林本人认为只要中国蒋氏政权不与日本联合反苏，即便前年曾出现中国国民党清党事件，苏联当局应与国民政府保持一定的良好关系[19]。1929年7月10日，1929年7月10日，张学良强行派兵收回中苏共同营运的中东铁路，中东路事件爆发。苏联当局即日就发电文诘问国民政府，并在次日即7月11日派员前往哈尔滨了解情况。7月1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代人民委员列夫·加拉罕向国民政府要求撤兵，并在三日内回应，否则将有严重后果。是次事件演变成两国角力之重心，刚平定蒋桂战争的蒋中正支持张学良，称“我们当然要抵抗到底， 誓死要达到我们收回主权的目的”。胡汉民同日亦对记者发表谈话， 称“苏俄政府向我国提出无理通牒，要求释放宣传赤化俄人，取消我国对中东路处置，殊属荒谬，中央绝对不为所动”[20]。由7月17日，双方谈判破裂，由于苏联当局认为事涉主权，远东华人是潜在不安定因素，苏俄政府因此开始驱逐甚至逮捕华侨[21][17]:30
1929年7月24日《申报》载：“居住于海参威之华人中约千人，被苏联当局拘禁，闻此辈皆系有产阶级者”[22]。《申报》指8月12日，海参威仍有1600名至1700名在囚华侨，每人每日仅给一片黑面包，并受到种种虐待[23]。而在伯力之被捕华侨，备受俄方虐待，一天仅食一碗面包汤，因为饥饿而上吊自杀者不少[24]。9月14日，俄方再度逮捕千余名海参崴华侨，海参崴已无华侨纵迹[25]。9月15日，《申报》又载：“该地自入日起，大捕华侨，八九两日共捕千余人，连同以前被捕囚狱华侨，己达七千人以上”[26]。“ 远东俄官厅，骗遣被捕华侨，修筑黑河伯力间铁路，日仅给黑面包二片，工作稍缓，即遭鞭挞，华侨实求死不得”[27][17]:31。 1929年12月22日，中苏《伯力协定》签订，中东路事件的冲突暂告一段落，协定签订后大多数华侨均被释放：“然侨民等皆鉴于彼方官厅压制过甚，被没收之财产不予发还，工商交窘，且事物价格奇昂，所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均纷纷回国”[17]:31。
满州国成立后强迁远东华人[编辑]

1932年3月1日满州国成立，苏联政府开始阻止华人越境至苏联[28]。苏联政府下令召回所有苏俄派在中国之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同时将中国驻俄各代表勒令出境，停止与中国东北之铁路往来[17]:30。苏联政府更强行迫迁远东华人回中国东北，依力古斯、赤塔、上乌金子一带华侨，因被诬扰乱地方治安，或被诬欠捐，先后被捕者有数千人。侨民在过境时携带多于30卢布便会被没收。要是携有过千卢布者，不但没收钱财，还要被监禁，不可以回中国[17]:30。
远东大清洗[编辑]

1934年，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枪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斯大林下令严查，针对反党份子、托洛茨基份子、反革命份子的调查开始[29]。1936年8月19日，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开始，联共（布）中央正式开始大清洗运动。1937年8月1日，在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副手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弗里诺夫斯基提议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47号命令》发布，允许内务人员在未经审讯下拘禁或处决反苏反革命份子，以保卫苏维埃政权，该命令涵盖远东地区。当时远东地区内务委员会主席为特伦蒂·德里巴斯，大量捕捉反革命份子，仅15天已抓捕6,000人[30]。但叶若夫仍嫌弃德里巴斯“未能有效揭露藏在人民群众的敌人”而将其撤职，命亲信根利希·萨莫伊维奇·柳什科夫接任[31]。1937年8月21日，苏联正式针对当地亚洲人中最大群体高丽人（朝鲜人）进行政治迫害，关于远东边疆区高丽人人口的强制迁移计画开始实施[32]。1937年9月2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第593号命令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发布，针对达25,000多人的全体哈尔滨白俄进行抓捕，这些人部分为归化中华民国公民，但苏方的定义是只要是前俄罗斯帝国国民及其后裔都符合白俄定义，因此当时身在苏联远东的哈尔滨白俄或白俄混血儿即被逮捕[33][31]:54。
肃反远东华人[编辑]

《内务人民委员部第693号命令》[编辑]

1937年10月2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第693号命令》正式发布，华人继波兰人，德国人和高丽人等族群后被列入肃反名单，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容许秘密拘捕一切有间谍和破坏份子嫌疑者[34]。1937年11月10日，中华民国驻赤塔领事馆报告外交部，苏联为巩固远东防务及发展该地区经济建设，以每月约3万人左右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量迁入欧俄移民，同时为容纳欧俄移民腾出空间及防止东方工人勾结日本帝国和满州国，所以实行清除朝鲜及中国侨民的政策[35]。
1937年的肃反[编辑]

1937年12月22日，尼古拉·叶若夫下令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主席柳什科夫“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36]。12月23日，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境内中国人叛徒和间谍之计划》，计划 “同时进行清除边疆区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匿藏地点，请仔细搜查，拘捕所有户主与访客。对他们进行讯问。发现反苏维埃，从事间谍、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注 7]审理，并镇压第一类和第二类。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将其逐出苏联境内。所有被司法当局逮捕的嫌犯，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37][38]”。1937年12月24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局长米哈伊尔·伊·季明特曼领导下，针对海参崴波兰人、德国人、朝鲜人以及华人的“街区清洗行动”在晚上展开，属天主教社群的当地波兰人[注 8]受创最深，因为他们当时在庆祝圣诞夜，几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一网打尽，全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中部[39]:171。其次则是朝鲜人，总共七个朝鲜人聚居地的街区全被苏联当局肃清，抵抗者一律杀无赦，对朝鲜人的肃反用了三天两夜才结束[40][41][39]:173。
12月27日晚，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对华人聚居的海参崴第18区，亦即华人称之“百万街”、“百万庄”进行肃清。由于在1936年拆卸违建后华人移民复又住入，因此此次苏联当局以实弹驱赶。双方爆发枪战，因为苏方在火力，训练度和组织度都远超以土枪土炮及冷兵器作战的当地华侨，形成压倒性优势。苏方死7人伤28人，华人移民死434人，伤者甚多[39]:174-176。之后苏联当局用了7个月将该地改建。另有几十名德国人亦遭到强制逮捕。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奥列格·赫列夫努克指季明特曼的“街区清洗行动”是“假社会主义之名，以狭窄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为基础进行的一场种族屠杀”[39]:175。2010年6月8日，以雅罗斯拉夫·利凡斯基领导下的的俄罗斯考古学家团队在百万街遗址挖掘时发现了掩埋大量遗骸的地方，其中也发现了中国人的遗骸[42][43]。1937年12月29日晚，滨海州肃反委员会进行名为“中国行动”的肃反专案。根据滨海州的资料，该州这次“中国行动”逮捕了853名中国人[44]。同时间在伯力、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华民国领事馆报告俄远东一带有大批华侨被捕，伯力有200余人，布拉戈维申斯克百余人。1938年1月12日至13日，布拉戈维申斯克又有20余名华侨被捕[45]。
1937年12月29日晚，滨海州肃反委员会进行名为“中国行动”的肃反专案。根据滨海州的资料，该州这次“中国行动”逮捕了853名中国人[46]。同时间在伯力、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华民国领事馆报告俄远东一带有大批华侨被捕，伯力有200余人，布拉戈维申斯克百余人。1938年1月12日至13日，布拉戈维申斯克又有20余名华侨被捕[47]。
1938年的肃反[编辑]

1938年1月10日，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余铭向苏联提出交涉，要求尽速释放被捕华侨。次日，中方要求面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对方称病拒见[48]。1月13日，有华侨向海参崴、伯力等领事馆报告，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但苏联地方内务部机关态度强硬，不允许中国领事机构探视，送食物[49]。1月28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致电外交部，指出苏联大量抓捕华侨“谓其俱犯间谍罪，其孰能信”。1938年1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镇压“民族路线”》的决议，决定加大和延长对民族主义者的肃反，当中亦包括中国人。1938年2月1日开始，针对华人的大肃反展开[注 9]。2月6日，《中央日报》刊载苏俄虐待华侨之信息[50]。2月14日，中华民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电告外交部，苏俄大捕华侨，大量掠夺及充公苏联华人财产一事：“其剽掠无所不取，酷索钱财，藏匿者以刑相逼，拷毙无算，备极惨毒”[51]。2月17日，中华民国驻伯力总领事馆介入事件，抗议对被逮捕之华侨刑讯逼供，要求苏方放人，苏方不予理会[52]。2月19日，《中央日报》再发文声讨苏联虐待华侨[53]。2月21日，香港《工商日报》亦转发日本报纸消息，斥责苏联虐俄华侨可愤[54]。2月22日，伯力总领事馆表示“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55]。“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淹毙黑龙江内，回忆惨史不寒而栗”[56]。“本埠昨晚起又复大捕华侨，今晨尚在继续进行中，仅当时不在家中者暂获幸免，群来领馆哭诉，恳请寄宿馆中，藉资庇托，……苏方对我侨胞一再滥捕，以致群情惶骇，不可言状”[57]。
经过数次逮捕，海参崴地区未捕之华侨仅剩千余人。随后，苏联当局暂停逮捕一个月，诱使死守领事馆的一千多名华侨尽数离开。1938年3月28日至31日，苏联当局再次大肆逮捕，不少华侨再逃往领事馆避难，但由于苏联官方事先在街头设立密集岗哨，全被中途截阻而去。至此，海参崴华侨基本上被一网打尽[58][59]。据统计，仅滨海州的第二、三次大抓捕，所抓中国人即已达到2,005人和3,082人。5月7日海参崴总领事馆报告领馆辖区内侨民被捕者有七八千人，大规模的抓捕令当地监狱人满为患，往往加以刑讯逼供审讯，甚至时有发生折磨致死的情形[60]。
4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中华民国全权大使奥雷尔斯基[注 10]就远东华侨问题协商，双方在四天的讨论中得出了七条结论[61][62]：

• 苏方愿担负华侨迁往苏联内地及新疆费用，唯须由地方官厅组织按批次遣发。
  
• 苏方可给予华侨相当时日，料理私事，期限自两星期至一个月。
  
• 仅限有生业工作能力，愿在苏联从事生产工作之华侨得移送苏联内地，其他侨民予以便利，经新疆回国。
  
• 苏方将协助华侨处置不动产，听其出卖或委托他人代管，如无相当代理人时可交领馆代管，但不得使大批房产全行集中领馆，市政府将指派专员协助华侨清理上项财产。
  
• 市政府外事科按照第三条所规定办法编造应予遣送之华侨名册，并另抄一份指明运送时间，经由交涉员函送驻海参崴、伯力及布拉哥领馆备案。
  
• 华侨苏籍妻子亦得随同回国。
  
• 被捕华侨苏方原则上同意予以遣送出境，但以未犯有重罪为限。
  

1938年6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迁移远东中国人》的新决议，决议停止从远东强制驱逐华人，以及允许华人自愿迁移到新疆，若不愿意去新疆，要安置到远东边境禁区和筑垒区之外居住。倘若在远东之财产已被没收，但又不愿去新疆之无家可归者和他们的家庭，须送至哈萨克。当中在远东有房产，且经审判无罪之苏联公民，可以在远东本地释放。远东苏联公民犯轻罪且罪行不严重者，迁移户口至库尔—乌尔米地区[63]。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积极的破坏分子、恐怖分子的华人不能释放[64]。
统计[编辑]

一般来说，遭受肃反或受肃反影响的华人可以分为四大类：一、就地释放；二、返回新疆；三、流放哈萨克或其他远东以外的苏联地区；四、处决与进古拉格。另有若干华人在拘捕或审讯过程中死亡，具体数量无法得知。

处分方法	处分人数
就地释放	3,794人
返回新疆	11,412人
流放至远东以外的苏联地区	5,763人
拘禁或处决	9,830人
总受害人数	30,899人 直接因肃反受难者为27,558人

远东本地释放[编辑]

释放方法	释放人数
就地释放	2,853人
迁移至库尔—乌尔米地区释放	941人
总释放人数	3,794人

1938年6月，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按照联共（布）中央的指示，重新查看部分侦讯文件后，从羁押中释放2,853人[65]。当中6月13日至7月8日，艾戈尔舍尔德（Эгершельд）车站第五列车的941人开往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库尔—乌尔米地区[注 11]，这些人在抵达当地后亦获赦[66]。
返回新疆[编辑]

回疆出发日期	返回人数
6月13日至7月8日	释囚6,189人
7月11至7月14日	民众3,341人[注 12]
10月11至10月12日	释囚1,882人
总返回人数	11,412人

由于华侨进入新疆需要中国使领机构的签证，根据中国驻海参崴、伯力、布拉哥三所总领馆上报的1938年移侨新疆签证统计数字：“海参崴总领馆为8,025名华侨发放入境新疆签证，伯力领馆为3,004名，布拉哥领馆为2.714名[67]”。由于当时东北已为日本傀儡国满州国所据，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又尚未有铁路连接中俄两国，因此被释华人经西伯利亚铁路向西进发，抵新西伯利亚后转乘南下列车经阿勒泰地区抵新疆。1938年6月13日至7月8日，在海参崴的艾戈尔舍尔德（Эгершельд）车站，7,130名华人分乘5列火车被强行迁走，前四列列车6189人（分别为1,379人、1,637人、1,613人和1,560人）遣返新疆。其馀941人坐第五列车北上。第二次出发在7月11至7月14日，共3,341名普通平民先后乘车返回新疆。第三次出发在10月11至10月12日，释放罪行较轻的囚犯1,882人。共11,412人返回新疆。其中滨海州6189名、乌苏里斯克州1,665名、布拉哥1,815名、伯力1,743名[68]。
流放至远东以外的苏联地区[编辑]

流放地点	流放人数
哈萨克斯坦	5,116人
乌兹别克斯坦	451人
其他地区	196人
总流放人数	5,763人

依据苏联统计机关的人口普查结果，在1926—1937年这段时间内，中亚地区中国人数量极少，可是在1939年苏联人口普查中该地区突然出现5,500余名中国人。这些人显然是从远东、东西伯利亚等地迁移来的，并且应当以远东地区迁来的为多。同时，根据1938年6月3日叶若夫的命令，“持有苏联身份证件的中国丈夫的中国妻子，随其配偶一同迁移到哈萨克斯坦”[69]。1939年9-12月又有227名从监狱中释放的华人被迁往哈萨克斯坦[70]。根据普查结果，中亚华人（主要集中在哈萨克与乌兹别克两地）在1939年初有5,567人[71]。剩馀的196人主要是前往欧俄地区，当中知识份子主要是工程师流放至亚美尼亚的叶里温。1940年1月16日在亚美尼亚苏维埃地方当局的授意下34位中国人学者抵达叶里温，代表整个迁移过程就此结束[72]。
拘禁或处决[编辑]

拘禁或处决	受处分人数
死刑	3,922人
判处劳改进入古拉格或10年期以上徒刑	4,740人
判处10年期以下徒刑	共3,050人[注 13]
总计	11,712人 因其中1,882人提前释放回疆，因此是9,830人。

与上述状态相比处决与进古拉格是最严重的迫害，流放后成功抵达流放地便可以获得自由，处决也常常以枪决执行，因此犯人不会承受过多痛苦。进古拉格是最重的刑罚，因为除了失去人身自由，几乎每天被强迫工作外，仍然需要忍受劳改官日常虐待，以及偶发性的秘密警察之私刑，令人生不如死。仅在赤塔被捕的华人就有1500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568人）在审讯过程中被拷打致死。1938年6月14日柳什科夫逃亡至满州国，他透露被捕的华人数目达到11,000人，研究远东肃反史的两位俄罗斯权威史家德·鲍·法图索夫及尼·费·博盖一致认为此数字可信，苏联当局拘禁了至少11,000中国人[73][74]。根据苏联政治恐怖受害者纪念网的资料，在1937-1938年间，11,000多名被拘捕华人其中有3,922名被处决，其馀则判处强制迁移和进入劳改营[75]。
古拉格[编辑]

主条目：古拉格
古拉格（俄语：ГУЛАГ）是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简称，此词亦可用以形容其管辖的劳动改造营，古拉格与一般监狱的最大分别是当中的囚犯没有上诉权，没有任何司法权利。其次则是不得假释，与世隔绝[76]:16。截至1939年1月1日，共有3,179位华人关押在古拉格，当中1,794人为中华民国公民[77]。当中有2,729人被关押在一般监狱，但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当中大部分也被转移至古拉格，因此在1942年1月1日，被关押的华人达到5,192人，当时就是就是华人在古拉格关押的最大数量[78]。当中2,632人死于古拉格服刑期间，另有734人失踪，当中有1,826名当时被定罪的华人与其他被关押人士先后获释[79]。

死亡原因	处分人数
关押期间处决[注 14]	167人
病死[注 15]	1,062人
意外身亡	285人
战死	1,118人
总死亡人数	2,632人

华侨被捕后生活是极其悲惨的，既要遭受惨无人道的刑讯，还要面临繁重的劳役生活。苏联当局允许内务部探员根据各自工作需要，无限制的使用暴力和刑讯，且没有作出任何规范。部分华侨在审讯时被迫将身体贴在火炉旁烤，以拷问有关间谍的口供。很多华侨难以忍受各种毒刑，直接在狱中被拷问致死。不少华侨被抓之后即被立刻发往苦寒之地，罚做苦工，从此“灭迹海外，永无生还之望”。其中250位被起诉“非法越境”的华侨，被送到古拉格后分成每十人一组，被迫令搬运共重两吨的原木，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挺过两个星期。到1939年2月，也就是他们来到集中营后的第三个月，只剩下一名厨师因在厨房做饭幸存，其馀全数死亡[注 16][80][81][82]。
在“西卜拉格”古拉格、别列兹尼科夫斯基古拉格（俄语：Березниковский ИТЛ）、科斯兰斯基古拉格（俄语：Косланский ИТЛ），三个古拉格中华人死亡率为100%。托木斯克-阿辛斯基古拉格（俄语：Томско-Асинский ИТЛ）拘禁250名华人仅存活1人紧随其后，死亡率99.6%。死亡率极高的古拉格主要是位处极地，极度荒芜或高度严寒的地区，而且常常也是血汗工厂。在这些古拉格，因为补给困难和政治因素，狱卒死亡率也不低。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认为要是被派驻极地中的古拉格，基本就是慢性折磨。监狱看守几乎都是“政治上犯错”的官员[76]:44。存活率最高的是位处哈萨克中部的790号古拉格（俄语：790 ИТЛ），874人进入，到1953年解放时852人存活，存活率97.4%。其次则是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尼扎穆拉格古拉格，先后关押了340名华人，当中死亡人数只有21人，存活率93.9%。生还率高的古拉格都有一些共通点，首先监狱管理并不苛刻，同时绝大多数都在相对温暖的地区，另外主要从事民用建筑和农牧型的古拉格因没有太严苛的生产指标和品质管控，不像军工类和制衣类古拉格一天劳动至少12-14小时，因此不容易过劳而死[76]:86。
死亡率重占较大比重的是战死，根据大清洗受害者档案库当中近1,118名华人都被列为ПВБ，就是（俄语：Погиб в бою，阵亡）的意思，资料没有具体呈现古拉格的囚犯们死于何处，死前参加了哪些战役。但按死亡年份统计，1942-1943年这两年间死亡人数最多，达到867人。1945年，有127人的华人囚犯被提前从古拉格释放，但剩馀的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继续囚禁。小部分在远东贝加尔湖-阿穆尔古拉格（俄语：Байкало-Амурской ИТЛ）和塔木托索古拉格（俄语：Тамутосо ИТЛ）的囚犯在1945年被编入苏联红军第36军第298步兵师，参加八月风暴行动，其中有214位华人。二次大战结束后这两个古拉格的囚犯被全数释放[83][76]:11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其继任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逐步解放各地的古拉格。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联共（布）二十大期间对主要代表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话，开始了去斯大林化活动[84]。1956年6月17日，525号古拉格（俄语：525 ИТЛ）解放，古拉格中最后38名华人囚犯也被解放，肃反正式结束[85]。
纪念

2012年10月30日，对远东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在黑龙江岸边的俄中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同时揭幕，以纪念远东大清洗中包括华人在内的全体受害者[86]。1938年3月2日，在前国际红十字会驻莫斯科办事处会址，24名雇员包括祖籍山东的远东华人烫衣工王希祥（音译，俄语：Ван Си Сян，罗马化：Van Si Syan）遭受肃反，他们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抓捕并先后处决。2017年4月30日，俄罗斯人权理事会[87]赞助的一个名为“最后地址”的计划决定为王希祥设一纪念牌匾纪念[88]。
注释[编辑]

• ^ 苏联共产党自1925年至1952年间的全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 ^ 本条目中的“华人”特指当时之中华民国国民、曾为中华民国国民的满洲国国民和归化为苏联公民之中国人（Китаец），而不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大日本帝国或其他国家之华裔人士。
  
• ^ 见下方统计
  
• ^ 1917年－1922年间，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罗斯称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苏俄和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加盟国合并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 ^ 即苏联成立后才前往当地之中国人（Китаец）。
  
• ^ 当地华侨需要缴纳以下税项：“营业照税、营业照捐、营业捐、船只估价捐、所得税、纯利税、营业公债票、水手保险捐、水上警察捐、码头捐、贫民捐、学堂捐、验照捐等各种杂捐”。凡是在苏华工不加入当地工会组织，就不准工作，但即使加入了当地工会组织，还要承担护照费、居留票费、入会证费、工证簿费、保险费、店簿费、所得税、厕所污秽费、义务捐、临时捐。华侨房产也要缴纳五花八门的捐税，如地皮捐、地皮税、房产捐、房产估价捐、所得税、红利捐、油坊捐、警察捐、修街捐、贫人捐、学堂捐、临时捐、俄人看管捐、所得公债票、红利公债票等等
  
• ^ 核心的“三人小组”又可称为哈巴罗夫斯克三人组，成员分别为：柳什科夫、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局长的米哈伊尔·伊·季明特曼、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第三处（俗称中国事务处）处长的边防军上尉约瑟夫·亚·利霍德泽耶夫斯基（Иосиф А. Лиходзеевский）。他们授权的其他下级“三人小组”通常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州或边疆区局长、州或边疆区检察长、州或边疆区党委书记组成。
  
• ^ 主要是俄属波兰时期因反对俄帝国政府被迁至远东之波兰人后代。
  
• ^ 当年使用东北官话的塔兹族不在此列，他们被苏联认定是其他民族。
  
• ^ 又名卢干兹或博夫-卢干兹，博夫为其出生姓氏，奥雷尔斯基为其当时本名，卢干兹为其化名。
  
• ^ 该地满布北方针叶林，常年人迹罕至，平均温度只有12~14摄氏度，几百人被安置在该地等同劳改。
  
• ^ 多数为一般之中华民国国民或放弃苏联公民权之华人，他们并未受到苏联当局拘捕。
  
• ^ 其中1,882人提前释放回疆。
  
• ^ 包括因逃走、反抗或阴谋叛乱等行为而被处决者。
  
• ^ 冻死、累死、突然猝死等在劳改局官方定义中等同病死。
  
• ^ 该名厨师名叫王汉庆，是托木斯克-阿辛斯基古拉格唯一华人幸存者，后来在1942年被移送远东的塔木托索古拉格，在八月风暴中加入苏联红军36军第298步兵师攻入满州国后失踪。但中方史料可以见到一位叫王汉庆的人与几位海参崴灾胞平安在1946年抵达北平，获得侨委会拨款赈济。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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