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国是怎么走向全面抗战（上）

瞬间遗失梢

中国近代史大师—汪朝光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为纪念淞沪会战爆发84周年及日本投降76周年。抗战史记特刊文讲述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的决策和实施的历史。以纪念抗日英烈。
感谢中国近代史大师汪朝光教授《从“七七”到“八一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决策的酝酿和实现》，为本文提供大量新史料。也佐证了笔者前作《七七事变：蒋介石拖时间，宋哲元真妥协》《国军对日备战史记，蒋介石忍辱备战9年！》对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全面抗战的准备。还有应对七七事变方针的论证，即“应战而不求战”，实为“拖”，为备战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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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料来源
汪朝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载《从“七七”到“八一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决策的酝酿和实现》，2018年第1期第74-86页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2018年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电》，侍从室电稿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张致中致蒋介石密电》时间注1937年8月9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上海作战日记》时间注1937年8月11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诚《关于淞沪抗战的回忆资料》，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致日备忘录》，载中共中央党校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6年版。
《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上星期反省录》《本月反省录》《下周预定表》
余子道，张云等编：《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张宪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2016年版
张秉钧：《抗日战役第一期作战之研究—淞沪会战（一）》，《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中国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78年版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绪编（三）》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时间注1937年11月19日，中国台湾“中央文物社”1984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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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二．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全面抗战准备
早在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就与时任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商量对日作战及备战第一期计划。蒋介石认为：应先歼灭上海日军，再北伐东北......而无论和与战，西北实为政府第二根据地，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对日作战及迁都计划。
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他明确提出：“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2月27日，蒋决定军事计划大旨：“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 这也是蒋介石首次提出对日持久作战方针。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但不久考虑到，洛阳虽处于中国中心，但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战时首都。是年6月16日，蒋在日记云：“雪耻！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这显示了，蒋介石已明确与日本决战，但需做好足够的准备，否则无法“持久抗战”。1933年3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首次提到国家总动员。
1934年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向会议提出《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其中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其集中于海口；道路、航路之开辟，尤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这一方案表明蒋介石在设计经济建设计划时，已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需要，并考虑到向西部发展的问题。因此，蒋介石在为自己规定当年任务时，即列入“专心建设西南”一项。这也是国民政府最早提出西南大后方建设计划。
1935年2月，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同年3月在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建议下，蒋介石亲赴四川考察。他还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川黔陕西南大后方战略正式确立，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支柱。
同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内外政策重心将由“剿共”转向抗日决议。并正式提出“国防建设”及对日备战等事项，如《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青年党员应急施军事训练案》《请兴筑滇省通江海通缅铁路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国防之经济建筑案等》。会上蒋介石强调：“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国家生存与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快线对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斯以真诚决意，转捩时局，务达自立自存之目的。”对日备战遂公开化，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会后蒋安排陈立夫主导，秘密通过四条管道与中共，苏联最高层联络，明确提出联合抗战主张。至1936年12月前，国共已初步达成协议。中苏也全面开始谈判。
国民政府军委会在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甲案）》：“为抵御强暴使敌难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起见，集合国军实力坚固占领预定之阵地，以消耗之战略，行逐次之抵抗，将全国形成为若干防区及核心，俾达长期抗战之要求。“乙案更进一步提出：“为制止敌之蚕食野心，确保我之领土完整起见，应集全国之精锐，于适当地区与敌决战，一举而击破之，先行消灭在长城以内及沿江海之敌势力为要。”该年度防卫计划将全国划为三道防卫区域。
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又将全国分为抗战、警备、绥靖、预备四区，其中抗战有察、绥、冀、晋、鲁、豫、苏、浙、闽、粤十省。指导要领规定“抗战区，不得已时，退至预定最后抵抗线”。另在《国防设施计划纲要草案》中确定“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
1936年7月10日，为统一党内对日抗战共识。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的表态比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更加强硬。这也确定了：平津为最后底线。
这年10月，蒋介石首次提出： “倭必不敢正式宣战（全面开战，只局面进攻），而我应准备宣战与造成形势”，“倭对现状有弄假成真之可能，故务使其海军此次形势之缓和，使其以后不敢再作挑战之形势”“如假我一年之准备时机！则国防更有基础矣！”此时，蒋介石对日“和平”，并不是打与不打的摇摆；而是拖延时间，以做好全面开打的准备。
对于平津宋哲元集团，蒋介石考虑到“冀察与倭关系，中央直接交涉之利害何如”，“中央对倭之交涉无效，彼必逼宋独立或驱宋而造成傀儡”的危险局面，他将中央军进入平津列为首要选项；通过对日摆出军事强硬态度，以延缓敌人总进攻平津的行动。达到逼日本妥协，保住平津地区的目的。蒋介石还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案，这成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首先下令部队北上；并不断增兵原因。是完全按照已制定作战方案实施。
1936年12月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搜索国民党机关，逮捕人员。蒋介石决定对日进行交涉。12月3日，蒋介石致电青岛市长沈鸿烈，指示应对方针：“倭方如无陆军运青岛，则对陆战队当易应付，我军须应战，而不取求战方针可也。”这也是蒋介石首次提出“应战而不求战方针”，这也成为处理七七事变方针。
1937年1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在本年度的作战计划中，设想了中日战争可能发生的三处战场，拟定了抗击日军侵略的具体战斗计划。作战计划甲案称：“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民族之生存，应先使现驻各地区之部队极力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张家口以北之地区”，“尤以长江之封锁及陇海东端之布防并晋鲁两大国防支撑点之编成最为紧要”，“于主防御线之全线上采取常山蛇式之决战防御，使敌不能集结兵力，企图突破我主防御线之任一点”。
作战计划乙案认为国军须“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非法所强占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以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以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侵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甲乙两案的基本意图是北面拒止日军于长城以北，东面拒止于平津以东，在沿海则防止日军登陆，并摧毁日租界内之日军根据地，利用时机反攻东北。至此，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已经拟定。



守护卢沟桥第29军战士

三．“应战而不求战”真相：为全面抗战准备拖时间
1937年7月8日早上9点（七七事变第二天），蒋介石已得到七七事变军事报告，宋哲元在报告称“倘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蒋即令国军六个师北上，同时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之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
当天蒋在日记中写道：“雪耻 以事实来定解决问题的方法。预定 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注意 一、倭寇在芦沟桥挑衅 甲、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上午特务工作会议，与亮畴部长商外交问题，拟讲演稿。得倭寇今晨在芦沟桥挑衅之报，下午会客，晚到海会”。
1937年7月9日，蒋介石电促军政部长何应钦由四川速返南京，筹划抗敌事宜。又密令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开往保定集中，继往玻璃河开进；第40军庞炳勋部一师开赴石家庄(时称石门)，进驻沧县，归宋哲元节制；又调第53军万福麟部3个师附91师前往保定集中，向固安，永清，雄县布防，第84军高桂滋部调至大同，怀来。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意在使晋绥与中原连成首尾相连的防御体系。
同时，蒋介石开始准备外交上的宣战问题。他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称“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并准备宣战手续”“日本必将夺取华北，而华北是国民政府的底线，不容有失”。 当天蒋日记云:“早起处理对华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察伪组织。二、归宋(哲元)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预定:“为中倭冲突通令各省”。《本周反省录》 “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下周预定表》中表示“积极备战”。 这都表明，蒋介石按照七七事变前制定的战略方针；积极调兵北上，企图对日摆出强硬姿态，逼日军妥协。并同意宋哲元与日方谈判，还考虑要求日军撤出丰台或取消冀察伪组织。
蒋介石还命令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两天后（7月11日），外交部再向日方提出正式抗议，要求日军撤回原防，并保留向日方要求赔偿的合法权利。同时又表明愿与日本政府和平解决。就在国民政府声明发表当天，日本军部的激进派积极推动日本内阁通过《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 ，派兵华北”。日本驻天津军司令部还通知正在当地交涉的今井武夫：“东京的内阁会议 ，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9页。
与此同时，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朗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转达东京立场：“日本政府希望与地方当局（指冀察）“现场解决”，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予以干预”。日方的强横态度 ，在中方内部曾引起一些疑虑 ，外交部长王宠惠便因中央军重返河北而可能导致的后果 “甚慌急” 。但教育部长王世杰认为，“如中央遥视华北之沦陷而不救 ，或坐视华北当局接受丧失主权的条件而不预为之地 ，则对内对外中央均将不保”。史料来源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7年7月15日，中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21页。
自1937年7月11日至8月12日，国民政府军政机关的主要长官就卢沟桥事件的因应，每天举行军政长官汇报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连续一月而无中断。第一次会报即指示“各部速就国防位置” ；12日的第二次会报，又指示宋哲元：“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般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为响应蒋介石的军事动员，还首次检讨了此时国民政府军事物资储备，认为此时的武器弹药，如果以20个师计算，仅可供3个月之用。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指出至少需要半年才能储备打1年的军事物资。显然当时远未做好对日全面抗战的准备，所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主张“应战不求战”策略，以“和谈”拖延日军总进攻。
7月12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已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对日主和派首脑汪精卫等商谈时局。汪精卫，孔祥熙等坚持与日议和。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宋哲元等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同时，继续调兵北上，摆出强硬姿态。又默许宋哲元等第29军将领与日本谈判，但必须确保主权不失。但日本政府高层早已决定占领平津地区，根本无和谈可能。日军只是为调兵而假和谈。
早在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驻外人员便秘密询问英美两国态度。英国迅速提出一个由英，美，法进行联合调解的计划，但美国反应十分冷淡。遂于1937年7月16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东京试探调解的可能性。因日本政府坚持把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完全限制在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范围内而告失败。
见外交调解不成。7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高层明确，“中央决派兵北上增援。虽蔓延至全面战争，亦在所不顾”。同日，他致电宋哲元日：“芦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个冀东，若不能一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不已时。中早已决心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返顾。总之，此次全胜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笔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也。今日对倭之道，惟以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除此之外，皆为绝路”。这些举措表明，蒋介石已考虑对日全面战争。史料来源张世瑛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补编，中国台北“国史馆 ”，2015年第67-69页。
7月19日下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备忘录》，重申中国政府“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的原则立场，提议中日“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还表示欢迎国际方面进行“斡旋、调解、公断”。日本对中国政府的《备忘录》极为不满，高信六郎于20日再访王宠惠。称：“北方问题由冀察政委会洽，此次何妨授权该地折冲。”王答：“交涉须由中央办理”，“须两方同时撤退”。同时表示：“只须有一线和平希望，中国决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
另一方面，蒋介石继续加紧对日备战。1937年7月15日蒋指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以日本第五、十两师团已准备待发，其目的必在青岛、济南，务望从速准备”，并认为“倭寇第五师在秦(青)岛集中，则其十二师亦必用于平津而克在青岛进发部队”，进而判断日本“仍为局部动作也”。在以日军行动蠡测日本态度时，蒋认为“芦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
1937年7月13、16日、19日、26日,在蒋介石的督导下,孙科、陈立夫、张冲先后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商谈苏联给南京的军事贷款和军火订货问题,并达成了若干协议。为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订，奠定了基础。



国军唯一达标德械速成师—中央教导总队

四．弱国领导人的无奈：中日巨大的差距
至1937年6月，国军总兵力约为170万（其中19个德械速成师，但仅中央教导总队为标准德械速成师。甚至部分部队只进行德式训练，却装备几乎全国械。按法肯豪森计划1939年才能完成全部德械速成师编成），且重武器严重不足。日本约为448万（199万可立即动员）。中国海军120余艘舰艇总吨位仅６万吨左右（另一说近７万吨），日本海军190万吨，20-25倍于国军。中国空军能升空飞机305架（最后实际编制序列仅296架，较先进霍克III才百余架，其余均为老式飞机，机型又多又杂），日本则有2200余架（另一说为2625架，多为先进战机），近10倍于国军。



日本强大的空军

武器装备方面，由于中国军工落后，仅能制造一些轻武器（中正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迫击炮，马克沁重机枪等），且产量严重不足。而飞机、军舰、大炮、战车等完全依赖进口。弹药又严重匮乏。就连零件也基本依赖进口。而日本则能生产所需的几乎全部武器装备，且武器数量和弹药充足，可迅速补充。
可以说国军无论是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指挥、训练、后勤保障、情报等全方面都与日军有巨大差距。更可怕的是物资给养严重不足，运输条件差，导致不少国军官兵连饭都吃不上！这也是蒋介石与日本拖时间主要原因。显示了作为弱国领导人的无奈。



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图书馆发表“庐山谈话”



四行仓库纪念馆“庐山谈话”纪念墙

五．蒋介石对日最后摊牌：庐山谈话
1937年7月17日，在国民政府内主和派强烈反对下。蒋介石坚持在庐山图书馆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程沧波撰稿），又称《抗战宣言》，庐山谈话；被邀参会者共计200余人。其中有国民政府五院院长、部会首长、国民党文宣政务系统负责人，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李璜、左舜生，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张东荪，知名大学校长如北京大学蒋梦麟、清华大学梅贻琦 、南开大学张伯苓、浙江大学竺可桢，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如王云五、吴贻芳、胡适、马寅初、蒋百里、傅斯年、张奚若等。
庐山谈话向世界表明：“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同时国民政府划下了四条和战的底线，作为给日本的最后通牒：“（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蒋表示：“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亚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 ，应该不至于漠视。”最后蒋介石特别要求全体将领肩负守土卫国、抗日御侮的责任，准备随时随地为抗击日军而付出牺牲。蒋的话音刚落，整个会场掌声雷动。史料来源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 ，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9年版第311—313页。
该谈话主旨是蒋向全体国民表明，国民政府抗战决心。同时向宋哲元等地方势力及国民政府内主和派喊话，要他们团结抗战。据蒋介石当天日记所载：“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可见蒋发表这篇演说的目的，大概也有期待日本能知难而退的意图。
庐山谈话后，日本驻华代办即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要求中方停止“挑战”言论，“不妨碍” 日方与冀察地方当局商定的解决办法。日本使馆还声称，卢沟桥事件的解决条件为，中方“道歉”，宛平不驻军，“防共及禁止排日”，处罚有关负责当局。史料来源《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至12月份，第150页。
1937年7月19日，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来见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等，责问：“中国陆军北上，空军动员之举，是挑战日本！”何应钦则正告喜多：“中国认为日本有侵略的企图，这种紧张形势，是日本造成的。我不知日本何故为芦事派遣如许军队，中国略有调动军队，完全属于自卫，并没有将事态扩大，与日本一战之意。”
喜多承认日本不断增兵华北的事实，但认为“日本增兵乃自卫权之发动，并防止事态之扩大” ，还强调1935年中日双方已有协定，“所有的中央军不能再进入河北境”。作为1935 年“何梅协定”的当事人，何应钦回应喜多的说法，称1935年中国军队的撤退，是“为避免中日军的冲突……乃是一种临时措施，以后中国军队之任何动遣，并不受任何拘束 ”，而且“中国军队都是国军，无所谓中央军与其他军”。 谈话至此，喜多干脆直说 ：“如中国方面不将新进入河北的军队撤退，则局势必急变，必至引起中日军全面之冲突，以后局势则必扩大，此乃最后进言，并非威胁恫吓。”喜多虽然口称“并非威胁恫吓”，然其言谈的实际意义所在一目了然，所以他提醒何应钦，“日本对此非常时局，有重大决意”。何应钦的因应则有理有节，并未向日方退让。喜多在最后强调说：“事变之扩大与否，在日本不在中国。”“如果中国认为要等日军撤退，国军才撤退，局势势必恶化，将来无法收拾，望中国审慎注意”。史料来源《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补编，第96-103页。
蒋介石认为，日本军方如此态度，显无诚意缓和，只有抗战到底。当天其日记中记载“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以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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