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前言及第一章：历史与方法 | 《马克思的<资本论 ...

我是一个梦蛋

译者前言：本书已有中文版，但由于翻译质量不佳，所以译者打算对此书进行民间重译。但考虑潜在的版权原因，只先对前言与第一章的内容进行翻译并放出，如翻译无法进行并分享，将会停止重译进程，望周知。
&lt;hr/&gt;作者简介
Ben Fine（本·费纳）：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Alfredo Saad-Filho（阿尔弗雷多·萨阿德-菲略）：巴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lt;hr/&gt;

第六版前言

《马克思的&lt;资本论&gt;》最初写于1970年代初，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时代的产物。然后，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在几年的激烈镇压之后，在将战后繁荣的结束归咎于劳动人民和左翼运动的幌子下，人们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被唤醒了。这种兴趣的增长，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明显衰落，以及对与滞胀相关的日益严重的经济萎靡的主流解释的拒绝所促成的。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本书的历次版本都以各自的方式反映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经济学的命运变化。
《马克思的&lt;资本论&gt;》第四版在2004年与冥王星出版社一起为新时代和新读者推出了这本小书，第三版于1989年出版。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崛起重塑了资本主义世界，将全球资本的控制权扩展到地球的大部分角落，并重塑了政治制度以支持它。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在进步运动的力量和组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国家被称为空洞化。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伟大动员渐渐远去，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的希望、要求和期望都大大降低。自19世纪中期以来，似乎第一次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剩下的——总是边缘化的——例外情况在勇敢的新“全球化”世界的缝隙中岌岌可危，毫无吸引力。第四版为应对这些巨大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贡献，它受到了几个国家广大读者的好评。
第五版和现在的第六版的出版预示着，并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促进整个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些因素的。
首先，虽然主流经济学收紧了对该学科的不宽容的控制，将异端观点视为未能通过数学和统计学严谨性的检验，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人们对正统观点感到不满，学习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人越来越多地寻求替代方案，特别是在经济学教学中对异端观点、多元化和替代方案的要求。
第二，在过去20年里，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议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有一种反应，反对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最极端的过度行为。批判性思维已经转向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最明显的是反映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全球化和社会资本等概念的兴起。不可避免的是，其结果是在经济学学科本身之外提出了经济问题，并从政治经济学中寻求指导。
第三，物质发展也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这包括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恶化，尤其是全球变暖，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苏联解体后，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提供一个进步的替代方案，即使是在其自身狭隘的条件下；以及帝国战争和占领的爆发，即使是在反恐或人权的名义下进行的。
第四，战后繁荣破灭后的长期相对停滞，以及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产生了矛盾的效果，使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在照常经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即使是在低迷的基础上。在过去十年里，金融危机的爆发，最引人注目的是2007年中期开始的全球危机，已经打破了这种观点。它使金融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凸显出来。金融、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系统关系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中占据突出位置。由于资本主义在其自身条件下显然已经失败，甚至在可以说是对其最有利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理由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出。而这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它对替代方案的潜力的揭示。
在这个新版本中，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重新评估。但本书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在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允许的范围内，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提供尽可能简单和简明的阐述。由于本书受限于篇幅，论点被浓缩了，但仍然是简单的，而不是曲折的；尽管如此，一些材料需要仔细阅读，特别是后面的章节。毫不奇怪，通过不同的版本，该书的篇幅增加了，比原来的25,000字增加了一倍多，因为增加了新的主题，这些主题既来自于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也来自于其当代的相关性。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具体的补充内容包括逐章强调争议、辩论的问题和进一步阅读的建议，这将为那些对更多学术文本感兴趣的人提供指导。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导致连续的版本失去了早期版本的一些简单性（尽管为了便于阅读，脚注仍然被省略）。这些（希望是小的）困难也许因为偶尔提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有什么不同而变得更加复杂，给非经济学家带来了一些压力。但这种复杂性在必要时可以被忽略，否则就会提供补偿性的见解。
这本精心修订的第六版是在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时刻出版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它不仅揭示了“自由化”金融的局限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首次将全球新自由主义项目抛到了防线上，尽管它似乎具有显著的复原力。然而，现在主流有可能公开质疑新自由主义的一致性和可持续性，甚至质疑资本主义本身的可取性。这些新出现的辩论，以及激进的社会运动和组织的同步增长（尽管缓慢得令人痛苦），都得到了这样的支持：资本主义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地球环境的稳定，它对包括我们在内的无数物种的生存构成了直接威胁。
《马克思的&lt;资本论&gt;》不是一本关于环境的书，也不是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书，尽管它包括一个关于前者的简短章节和一个关于当前危机的最新章节。它的目标更狭窄，同时也更抽象和雄心勃勃：它回顾并解释了最初由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对资本主义这一体系最持续、最一致和最不妥协的批评的关键要素。随着资本主义努力遏制其最近的危机，马克思的著作增加了直接性和相关性，它们的受欢迎程度也直线上升。它们现在在几个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甚至在主流书店也能找到竞争对手的版本，尽管马克思的作品在网络上也广泛存在，可以免费下载。
我们希望你能利用它们。《马克思的&lt;资本论&gt;》从未试图取代真实的东西；相反，它旨在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著作的主要主题和结论提供一个结构化的概述，来促进你对这些著作的阅读。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支持你自己尝试认识资本主义，认识它的优势和缺陷，并为你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参考。
我们要感谢并鼓励那些在特别困难的时期继续认真研究和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
关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

本书的每一章都包括一个“问题和拓展阅读”的清单，其中概述了该章所研究的材料的一些含义，并建议了一小部分精心挑选的读物，以帮助你深入挖掘。当然，还有更多的内容，我们欢迎你提出建议，将其纳入本书未来的版本中。如果你发现有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或讨论价值理论的主题和问题，或建议我们在本书未来的版本中进行修改或增加内容，请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首先，提出一些一般性建议。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作品集仍在以德语出版，并逐渐被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最重要的作品，包括《资本论》，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档案馆（http://www.marxists.org）和其他几个网站上免费获得。
从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料中可以获得大量关于马克思作品的优秀评论，以及大量关于他的经济著作的概述，我们在下面重点讨论这些资料。例如，克里斯·阿瑟编写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简写本（阿瑟1992年），没有脚注，有解释性介绍，邓肯·弗利和大卫·哈维写了关于马克思作品的出色介绍（弗利1986年；哈维1999年、2009年、2010年）。哈维还主持了一个关于《资本论》的在线讨论(http://davidharvey.org/reading-capital/)。Alex Callinicos（2014年）和Joseph Choonara（2009年）已经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非常好的概述，这些概述补充了本书。弗拉基米尔·列宁（1913）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进行了经典的阐述。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更高级的概述，见Dimitris Milonakis和Ben Fine（2009，特别是第3章）和Alfredo Saad-Filho（2002）。Fine和Saad-Filho(2012)对马克思经济分析的范围进行了类似的高级盘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由IIPPE（http://www.iippe.org）推动，并由《资本与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每月评论》、《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和《科学与社会》等期刊支持。最后，关于异端（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闻和分析，见http://www.heterodoxnews.com。
Ben Fine ([email protected]) 与Alfredo Saad-Filho ([email protected])
2016年4月
&lt;hr/&gt;第一章：历史与方法

在马克思的整个成年生活中，他一直在追求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型，最著名的是通过他的著作，但也通过对工人阶级的鼓动和组织——例如，在1864年至1876年间，他是第一届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书面作品中，马克思试图揭示历史变化的一般过程，将这种理解应用于特定类型的社会，并对具体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研究。本章简要回顾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他的方法的主要特点。本书的其余部分进一步详细分析了他工作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在他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三卷中发现的内容。
马克思的哲学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出生于德国，早期的大学生涯是学习法律。他的兴趣很快转向了哲学，在当时，哲学是由黑格尔及其弟子主导的。他们是唯心主义者，认为现实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系统的结果，或者说是向“绝对理念”运动的结果，有一个概念结构将相对抽象的东西与越来越具体的东西联系起来。黑格尔派认为，智力进步解释了政府、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的进步。因此，对意识的研究是理解社会的关键，而历史是一个戏剧性的舞台，制度和思想在这个舞台上争夺霸权。在这场不断出现的冲突中，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对之前那些阶段的推进，但它也从这些阶段中吸收和转化了一些元素；也就是说，它包含了自己向更高阶段转化的种子。这种变化的过程，即新的思想与其说是打败了旧的思想，不如说是解决了其中的冲突或矛盾，黑格尔称之为辩证法。
黑格尔于1831年去世。当马克思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两个对立的黑格尔派，青年派（激进派）和老派（反动派），都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合法继承人。老黑格尔派认为，普鲁士的绝对君主制、宗教和社会代表了理念在其辩证进展中的胜利成果。相比之下，年轻的黑格尔派则危险地反宗教，认为智力发展仍有很大进步空间。这就为两派之间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双方都认为胜利预示着德国社会的进步。在观察了德国大部分生活的荒谬、贫穷和堕落之后，马克思最初认同了青年黑格尔派。
然而，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同情是极其短暂的，主要是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费尔巴哈对自己的福利有粗浅的兴趣——事实上，他的不同意见使他失去了学术生涯。他认为，远非人类的意识主宰着生活和存在，而是人类的需求决定着意识。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对宗教进行了一场简单而精彩的论战。人类需要上帝，因为宗教满足了人类的情感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人类把自己最好的品质投射到了上帝的形象上，崇拜他们在思想中想象出来的东西，以至于上帝在人类的意识中独立存在了。为了重获人性，人们需要用对彼此的爱来取代对上帝的爱。
马克思立即被这种洞察力所震撼。最初，他批评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为实现特定的“人性”而奋斗的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人。然而，他很快就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以两种方式做到了这一点。首先，他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扩展到社会中流行的所有主导思想，超越了宗教到意识形态和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概念。第二，他将费尔巴哈的思想扩展到历史。费尔巴哈的分析一直是完全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人类通过宗教满足一种情感需求，但这种需求的起源和性质仍然没有得到解释和改变，不管是由上帝还是其他方面来满足。马克思在物质条件中看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类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只能在与历史、社会和物质环境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这样，马克思就在辩证法和历史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将成为他自己方法的基石。意识主要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但这些条件本身是通过人类历史辩证地演变的。
这种说法揭示了黑格尔、他的各种弟子和批评家以及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共同属性——事物并不总是立即以它们的样子出现。例如，对费尔巴哈来说，上帝除了存在于头脑中之外并不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出现，或者被认为是存在的，因此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在资本主义下，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掩盖了剥削；政治民主的存在意味着平等，而不是支持特权和权力再生产的政治机构的现实。现实（内容或本质）和它的显现方式（形式）之间的这种剥离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核心方面。它在抽象的概念（如阶级、价值和剥削）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通过工资、价格和利润）之间建立了联系。
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主要是为资本主义设定的，是追踪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联系和矛盾。他认识到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资本论》法文版的1872年序言中），“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这个项目包括采用适当的方法，在选择抽象概念（分析的起点）时有一个明智的出发点，以及仔细展开每个新概念的历史和逻辑内容，以揭示事物的方式和它们看起来的方式之间的关系。
重要的是，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在第二章），表象不一定是简单的虚假或虚幻的，例如，在对上帝存在的宗教信仰中。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工资、利润和价格是资本主义组织剥削的形式，我们也不能希望它们消失，就像我们在成为共和主义者或无神论者时不能希望君主或牧师的权力消失一样。因为，在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情况下，表象是现实本身的一部分，既代表又掩盖了资本主义更基本的方面，而适当的辩证法就是为了揭示这些方面。如何解开这种复杂性？
马克思的方法

与他在政治经济学、历史、人类学、时事和其他许多方面的大量著作相比，马克思从未就他自己的方法写过一篇详细的文章。这是因为他的作品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及其辩护人的批判，其中方法论起着重要但辅助的作用，并且总是淹没在论证本身之中。这表明，马克思的方法不能被概括为一套普遍的规则：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必须被开发出来，以解决每个问题。应用马克思的方法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审查。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的方法有五个重要的广泛特征。这些特点将在下面的整个文本中得到补充和完善，往往是隐含的（事实上，它们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库中也是如此）。
首先，社会现象和过程只有在其历史背景下才会存在，并且可以被理解。跨历史的概括，据说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时间都有效，通常要么是无效的，要么是空洞的，要么两者都是。人类社会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们可以以极其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只有详细的分析才能提供关于其内部结构、运作、矛盾、变化和限制的有效见解。特别是，马克思认为，社会是由它们所组织的生产方式来区分的——例如，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每种模式的各种形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出现。
每种生产方式都是根据其阶级关系来构造的，对此有适当的分析类别。正如雇佣劳动者不是农奴，更不是碰巧得到工资的奴隶一样，资本家也不是接受利润以取代贡品的封建男爵。社会的区别在于其组织的生产模式和剩余提取方式（而不是分配结构），用于理解这些社会的概念也必须同样具体。
第二，如果理论被推到其历史和社会限制之外，它就会失去其有效性。这是需要把概念从它们所要解决的社会中引出来的结果。例如，马克思声称，在资本主义中，工人被剥削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价值超过了他们通过工资获得的价值（见第3章）；这就产生了剩余价值。这个结论，就像相应的剩余价值的概念一样，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效。它可能对其他社会的剥削有一些间接的启发，但必须重新寻找这些社会的剥削模式和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源——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即使是正确的，也不会自动提供理解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
第三，马克思的分析是由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来内部结构的。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比，马克思的方法不以概念推导为中心。对他来说，纯粹的概念推理是有限的，因为它不可能评估在分析者头脑中演变的关系应该如何以及为什么对应于现实世界的关系。更广泛地说，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它试图主要通过概念的推进来解释现实，尽管现实在历史上和物质上存在于思维的头脑之外。马克思开玩笑地说，如果青年黑格尔派能够摆脱对万有引力定律的信仰，他们就能够废除这些定律！这就是马克思的观点。相反，马克思认识到，现实是由社会结构、趋势和反趋势（在适当的分析环境下，可以辩证地得出）以及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这是历史上特有的，不能这样得出）形成的。这些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在它们展开时以及在回顾时得到解释，但它们不能事先确定。因此，尽管唯物辩证法可以帮助理解过去和现在，但未来是不可能预知的（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LTRPF）及其反趋势的分析，是这种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见第9章）。马克思承认历史分析属于研究方法（或者说历史和逻辑是不可分割的），这并不是对经验主义的让步；它只是承认，一个不断变化的现实不能归结为概念体系，更不能由概念体系决定。
第四，唯物辩证法确定了解释具体或更复杂、更具体的结果所需的关键概念、结构、关系和分析层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矛盾，解释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构和动态，并找到了历史变革的潜在来源；例如，特别是通过阶级斗争，以及通过有时更广泛参与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他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更为复杂和具体的概念，这些概念被用来在思想上重建资本主义的现实。这些概念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指出其矛盾和脆弱性。在这样做的时候，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不同抽象层次的概念总是并存的。理论的进步包括引入新的概念，在更大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层面上完善和再现现有的概念，以及引入历史证据，以便对现实作出更丰富和更确定的说明。
最后，马克思的方法着重于历史变化。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大纲》导言中，马克思对生产结构、社会（特别是阶级）关系和历史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著名的总结。马克思的观点有时被机械地解释，好像技术的所谓单线发展毫无问题地指导着历史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变化狭隘地由生产的发展决定。对马克思的这种解释是无效的。技术、社会和历史（以及其他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但其方式无一例外地受到社会组织模式的影响，具体而言，受到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影响。例如，在资本主义下，技术发展主要是由所有商业活动的利润需求所驱动。在封建主义下，奢侈品和（军事）服务的生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农业工具的生产是最重要的，在相对缺乏利润动机的情况下，鉴于社会组织模式的相对不灵活性，这限制了技术进步的范围和速度。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发展将寻求消除重复的、对身体要求很高的、不安全的和不健康的任务，减少总的劳动时间，满足基本需求，开发人的潜力（见第15章）。
马克思的经济学

1845-6年，当他与恩格斯一起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他们的思想。只需指出，他们是由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遗产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未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而培养起来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深入参与了阶级政治，许多人相信工人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如果没有他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德国哲学和法国社会主义之间的综合仍然是不完整的，他后来研究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在1849年至1883年他在伦敦长期流亡期间。鉴于他对哲学和历史的概念，如上所述，马克思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学，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其优势和局限性，以及其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潜力。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沉浸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特别是从亚当·斯密，特别是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发展出劳动价值理论。对马克思来说，像李嘉图假设的那样，把价值的来源建立在生产的劳动时间上是不够的。因为李嘉图的观点认为交换、价格和商品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商品因为体现了更多的劳动而更有价值，这就引出了为什么会有商品的问题，更不用说在一般情况下，商品的交换与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成正比，是否有意义。这预示着下一章的内容，但它说明了马克思方法的一个关键特征和马克思对其他作家的一个共同批评。马克思发现其他经济学家不仅在内容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意图上也是不充分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假设为人类和社会的永恒特征，马克思决心在其历史背景下根除和理解这些特征
马克思确实想当然地认为整个社会需要运转，以便生产和消费。然而，生产的组织方式和产出的分配方式必须加以揭示。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在工作（或不工作）时——即为他们的持续再生产生产物质条件——人们相互之间进入特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奴隶或主人，农奴或领主，雇佣劳动者或资本家，等等。生活模式是由这些社会生产条件和围绕它们所要填充的地方决定的。这些关系独立于个人的选择而存在，尽管它们是在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例如，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人可以“选择”占据奴隶主的社会地位，甚至在成为资本家或雇佣工人之间的“选择”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的，当然也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
除了最简单的社会之外，在所有的社会中，特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所特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最好作为阶级关系来研究。这些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基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再现。正如拥有、购买和销售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法律特征一样，封建和神圣或进贡的义务也是封建主义的法律基础。此外，还建立了相互支持的政治、法律、知识和分配形式，除了最传统的社会观点外，无论是习惯、道德、教育、法律还是其他方面的力量，都倾向于闪烁其词和阻止。农奴感到被对主人和国王的忠诚所束缚，通常是通过教会的方式，任何动摇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挣钱的人在出售劳动力方面既有自由也有强迫。可以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但这并不质疑工资制度或支持它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从集体谈判到社会保障和信贷制度等等。相比之下，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探究被当局、媒体、法律和社会上其他主导声音所反对。虽然个人的异议经常被容忍，但大型反资本主义组织和群众运动要么被压制，要么被逼着服从，例如，抗议被引导到系统可接受的形式。
在这方面，马克思指责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者假设人类行为的某些特征，如自利或贪婪，是“人性”的永久特征，而实际上它们是个人通过生活在特定社会中出现的特征、动机或行为。这类理论家还把马克思认为有必要解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特点视为理所当然：少数人对生产资料（原材料、机器、厂房等）的垄断，大多数人的工资就业，通过货币交换分配产品，以及涉及价格、利润、利息、租金、工资、费用和转让等经济类别的报酬。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对社会科学的深刻贡献，因为它关注的是人们在自己之间建立的关系，而不是事物之间的技术关系或节约的艺术。马克思对构建价格理论、一套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有效的非实体的“效率标准”或一系列福利命题不感兴趣；他从未打算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甚至是一名古典（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是一位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家，他的工作跨越并拒绝了分隔学术学科的障碍。马克思的关键问题涉及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和稳定与危机的来源，以及改变生产方式的意愿如何发展为成功的转型（革命）活动。这些问题在21世纪仍然有效。
问题与拓展阅读

有几本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例如，见Mary Gabriel（2011）、David McLellan（1974）、Franz Mehring（2003）、Francis Wheen（2000）。Allen Oakley（1983，1984，1985）和Roman Rosdolsky（1977）回顾了马克思的思想轨迹。Michael Howard和John King（1989，1991）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也见Ben Fine和Alfredo Saad-Filho（2012）。Tom Bottomore (1991)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关键概念进行了权威性的解释。
虽然马克思很少讨论他自己的方法，但在《Marx》（1981a）的导言、《Marx》（1976）的前言和后言以及《Marx》（1987）的序言中都有明显的例外。后来的文献和争论弥补了马克思自己的明显忽视。他的方法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支持者和批评者的密切关注和不同的解释。我们在这里的介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令人尴尬的简单和肤浅的。它借鉴了Ben Fine（1980年，第1章，1982年，第1章）和Alfredo Saad-Filho（2002年，第1章）的观点，要想对马克思的方法有更全面的解释，应该参考这两本书。其他人则相当详细地研究了阶级、生产方式、辩证法、历史、其他思想家的影响等等在马克思分析中的作用。Chris Arthur对马克思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例如，Arthur 2002年）；也可参见Andrew Brown、Steve Fleetwood和Michael Roberts（2002年）、Alex Callinicos（2014年）、Duncan Foley（1986年，第1章）、Fred Moseley（1993年）和Roman Rosdolsky（1977年，第1部分）中的文章。Ellen Meiksins Wood (1984, 1995), Michael Lebowitz (2009, pt.2)和Paul Blackledge (2006)对马克思的机械式解释，建议在阶级关系和经济及其他因素之间进行严格的因果决定，进行了彻底的审查和批评。Dimitris Milonakis和Ben Fine（2009）回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根源，Ben Fine和Dimitris Milonakis（2009）研究了主流经济学中的后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