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是哪个朝代_纣王是哪个朝代被谁打败

UFO爱好者

商纣王真有那么昏庸残暴？真实的情况可能和你想的正好相反


数千年来，商纣王的残暴之名几乎成为一种共识。除了好大喜功与杀忠臣，还以骄奢淫逸的酒池与肉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商纣王的所有罪过，无非是其政策失败的结果。甚至有很多部分，是在他死后被一点一滴添加上去的。
历代鞭尸

不同时代的文人 都热衷于给纣王增添新的罪名

现存关于商纣王暴行的古代史料，主要来自《史记?殷本纪》和《尚书》。前者提供了臭名昭著的“比干挖心”事件，后者也有控诉纣王的沉迷酒色。在此基础上，明朝人许仲琳完成了不朽名篇《封神演义》，彻底敲定了商朝末代君主的公共形象。
此外，后世发现的青铜器大盂鼎里有类似铭文，也能证实周朝人对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酗酒。周天子曾特意告诫盂贵族，不可一世的殷商王朝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因为君臣酗酒无度，最终耽误了政事。有意思的是，最崇尚周礼的孔门士人子贡，却认为纣王其实没有那么邪恶。在他看来，很多事情本身就捕风捉影，被后来者慢慢添油加醋而成。如果连先秦时代的人都如此认为，那么成书时间晚了不少的《史记》自然就更加容易受到影响。


记录周天子批判商纣王的 大盂鼎铭文


在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著的《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中，对每个时期纣王的罪行进行列举，其中出于《尚书》的只有6条，到战国时期已骤然增加了近20条。杀比干而观其心、设炮烙、作靡靡之乐、熊蹯不熟而杀庖人等罪状，反复出现在《楚辞》、《左传》、《太平御览》和《战国策》中。
西汉时期，纣王的罪行随着年代的更加久远又被新增21条。其中包括拒谏、厚赋税、使男女倮相逐于酒池肉林之间等等。再到西晋时的《伪古文尚书》，给商纣王再加了3条罪状。同时，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里也习惯性的加了10条。反而是在属于非主流的《淮南子》，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罪状多是后人诽谤的结果。毕竟，商朝已经灭亡，纣王无论如何不可能起来给自己辩护。


成书于明朝的《封神演义》只是历代罪名累积的终极版本

酒池肉林究竟是什么？

商纣王的酒池肉林 其实有相当的时代合理性


所以，要理解商纣王的恶名，就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失败的举动。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最让人咋舌的酒池肉林为依据，看看这类行为在当时究竟存在什么必要性。
很多人由于生活在物质相当丰富的当代，对于古人的储备理念没有必要认知。或者说，每一次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进步，都可能让之前的常态显得野蛮而落后。因此，酒池和肉林的原型可能并不是单纯用于享受的娱乐设施。


酒在古代往往具有消毒和代替部分饮水功能


由于酒是需要使用大量粮食酿造的饮品，在农业歉收的年代不可能有大量产出。同时，古代的酒虽然度数不高，但依然是具有酒精的消毒功能。一直到16-19世纪的近代，远距离航线上的船员都需要以烈性酒来作为日常配额。除了单独豪饮，往往还会选择兑水，给储存时间过长的淡水消毒。因为在只有木桶储物的年代，任何新鲜饮水都会在短时间内开始腐坏变质，进而使饮用者患病感染。酒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饮水进行简单消毒，甚至作为短期替代品直接饮用。
类似的情况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也大量存在。几乎所有地区的早期文化，都迅速掌握了使用各种粮食酿酒的技术。尤其是在有大型村落或早期城市分布的地方，酒的酿造技术和规模都发展很快。这是因为人口剧增会改变空间内的原始生态，饮用水源很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污染。加上蒸馏技术诞生之前，酒的酒精度数往往不高，自然成为了群居人口的重要饮品来源。从这点来看，商纣王的酒池就有明显的战略储备意味，也人们对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一种歪曲误读。


已知最早的酒精饮料 就源自城市扎堆的两河流域


类似的原理，也适用于和酒池齐名的肉林。在现代冷藏技术诞生之前，人类对于新鲜肉质的保存手法非常单一。主要就是通过盐或香料，对肉类进行风干腌制，使“干尸化”的肉类可以保存很久。因此，盐是历代帝王朝廷所必须控制的战略物资，也可以在衰退的中亚内陆成为支付军饷的硬通货。大航海时代早期的欧洲海员，也出于同样目的而不断从南洋群岛向本土输入香料。哪怕是在20世纪，还有一战美军分到南北战争时留下的肉干，阿富汗战争中的苏军吃到产于二战时期的僵尸肉。
在商纣王的时代，肉林显然就是他所亲自创立的肉类储存基地。如果这些肉类没有经过风干或腌制处理，很快就会发生腐坏变质，进而形成滋生疾病的“人造生态灾难”。反过来，因为有了合格处理，才可以长期保存。在物质极度稀缺的年代，足以成为某个政权的安身立命之本。


大量风干的肉 一直都是游牧部落和军队的必备口粮


商纣王输在什么地方？

商纣王时期 还有扩建宫殿与王城记录

那么，既然商纣王的骄奢淫逸并不是重大罪过，那么他的败亡又源自何处？实际上，在古人记载的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真正让纣王遭到釜底抽薪打击的原因。
在王朝建立的前期，商人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对弱小的迁徙部落。他们经常因为洪水泛滥而需要大规模迁徙，所掌握的资源也非常有限。中期的武丁和妇好时代开始，逐步变强的商人开始四处扩张。伴随墓中陪葬品数量激增的，还有众多获得军功的贵族世袭。这些人一同形成了商人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甚至还有投诚和联盟的东夷系旧贵族。所以，商王有很大权力但会受到诸多限制。


商朝的扩张过程中 诞生了大批军事贵族


纣王在对外政策方面，延续了武丁和妇好时代就开始的扩张战略。其先锋部队长期向东进攻与自己源自同系的东夷部族，就说明当时的内部政治生态已发生变化。同时，为了获得作为武器材料的铜，还有先锋部队一路挺进到江淮流域。至此，纣王成为了商朝历史上控制领地最多的君主。他因财富的扩张而建立了新的战略储备基地，并开始着手消除就贵族对自己的牵制力。
在此背景下，他逐步诛杀了一些阻拦自己攀登权力顶峰的大贵族。同时，将更多失去贵族统领的部落和奴隶都归属个人名下，并任用一批原本不属于同族贵胄的人来担任公卿。


商朝的稳定控制区域 只局限于黄河中下游


但在一切得以最终完成前，掌握更先进军事技术的周人大军开始东征。大量原本臣服于商朝权威的部族或方国，立刻转投周武王旗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纣王无法压制的强大力量。一些同族贵胄也迅速和周人达成协议，成为了后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宋国。至此，纣王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周人问鼎中原之后，开始利用各种手段抹黑商纣王的为人处世之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人出于不同目的，又将商纣王作为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载体，出现了前文所说的罪行累积现象。


纣王的所谓罪行 在东夷地区持续到战国中后期


但其被控诉的骄奢淫逸罪状，反而在商人后裔所建的宋国和其他东夷传统浓郁的诸侯国力都里长期存在。男男女女之间，在祭祀和酗酒后进行野外交欢，更是孔子父母都热衷的传统习俗。一直到宋国和鲁国在战国中后期被灭国，这些似乎只属于商纣王的“罪行”才慢慢消失。
自古王朝兴替，除了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外，新兴政权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重建法理，即找一个看似合理的推翻现政权的理由，让民众知道自己才是正统的延续。
粗略梳理，古代的“法理”（出兵借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吊民伐罪，替受苦受难的百姓主持公道；第二种是打出灭亡政权的旗号，如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打的就是宋朝皇室后裔的名义；第三种则是借口气数已尽，逼迫禅位，比如东汉和隋唐的灭亡就是以禅让形式落幕的。

《尚书·牧誓》曾记载了周武王在灭商前发布的动员令，其中也同样提到了纣王“俾暴虐于百姓”，看起来武王伐纣也是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周武王口中的“百姓”跟秦汉以后的百姓概念是不一样的，商周时期的“百姓”一词衍生自“多生、百生”，也就是因母系传承的关系被纳入别家而成为异氏的后辈，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除王族外的其它宗族支系，并不是指代黎民百姓。

也就是说，武王伐纣其实还不算上是“吊民伐罪”，不仅如此，即使是“俾暴虐于百姓”这个出兵的理由，也是被周武王列为了最后一条。
那么周武王到底是以什么理由发动战争的呢？周武王《牧誓》列举了纣王的多条罪状，其中排在首位的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翻译过来就是“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

听信妇言并不是重点，因为商朝原本就有妇女参与政治的传统，比如商朝历史上著名的女战神妇好，不仅能带兵出征，还能代替商王武丁主持祭祀。所以，“妇言是用”只是因，落脚点依然是纣王不祭祖。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周社会，不按时祭拜先祖，的确是一件可以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事。但这件事不是由殷商王族，而是由身为人臣的周武王提出来，就有越俎代庖之嫌了。

殷墟的考古发现显示，殷墟末期，即帝乙、帝辛（纣王）时期出土的祭祀卜辞大幅减少，相应的殷墟末期的人殉数量也远不及武丁等商王在位时期，这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也印证了周武王指责纣王不祭祀祖先的确有所依据，不是凭空捏造。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上文中的疑问，周武王作《牧誓》的目的是给自己“臣弑君”披上合法外衣，换言之，指责纣王不祭祖，在当时无论是商人还是周人眼中，必然有着普遍的认同，不至于发出“纣王祭不祭祖，关你个外人什么事”的质疑。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周人也好，还是反对纣王的其他诸侯方国也罢，对“纣王不祭祀祖先，所以我们有理由发兵问罪”这件事认为很合理呢？
陕西周原甲骨卜辞的考古出土，揭开了一段隐匿的历史。1977年7月，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6片有字甲骨，此后的近40年时间里，凤雏村、周公庙、扶风齐家村等地先后发现了刻字甲骨299片，虽然在规模上与殷墟甲骨不可同日而语，但因出土于周人根据地，还是为我们透露了不少关键信息。

编号H11:1和H11:112甲骨上分别有这样一段信息：“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刀阝祭成唐……”“彝文武丁，贞：王翌日乙酉其求□爯中，作武丁豊□□王〔受有祐〕”。
成唐，也就是商朝开国始祖商汤，这两片甲骨看起来是君王在祭奠先祖成汤、武丁和帝乙的，以祈求庇佑。按照殷商的祭祀礼仪，只有帝乙的儿子帝辛（纣王）才有资格祭奠这些先祖，莫非是纣王在周国举行了一场祭祖仪式？
这一猜测很快被推翻。

凤雏村同一地点发现的其它甲骨卜辞中出现了“衣王田至于帛，王唯田”（H11:3）“唯衣微子来降”（H31:2）以及“商王”“衣王”“克衣”（H11:3/4/26）等内容。
“衣”通“殷”，衣王也就是指代商王，“微子来降”指的是武王伐纣前纣王的庶兄微子启秘密与周结盟的事。这种语气口吻，显然绝非商朝的占卜用词。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从未出现“商王”“衣王”这种第三人称用法，直接称“王”才是对本族之王的称谓。特别是“衣王”和“王”两个主语出现在同一块甲骨上，更是说明，主持占卜的这位“王”，绝非“殷（衣）王”。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甲骨本身。周原出土的甲骨方凿、圆钻平底、字体细小，行文上既有自上而下左行，也有自上而下右行，完全不同于殷墟甲骨的左右对贞。
所以，周原甲骨为周人制作无疑，而符合上述身份的人物也只有一位：周文王。

因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对甲骨上方的宗庙建筑木柱碳屑进行碳14测定，得出凤雏甲组建筑年代“早不过文王，晚不过康王”的推断。
而根据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楚简（《清华简》）记载：西伯侯姬昌在继位第42年时已自行称王，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这些记载与“克衣”等占卜内容相吻合。所以，周原甲骨只能是周文王以后的产物。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周武王呢？因为史书记载的很明确，周武王继位后并未称王，而是以“太子发”的名义发动灭商大战的，在商朝灭亡后，周武王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占卜“克衣”能否成功了。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已经有了灭商意图的周文王，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去祭祀成汤、武丁、帝乙这些商朝先王，让这些商朝的先王保佑自己“克殷”呢？这不明显矛盾吗？
一种可能性是，周文王出于拉拢殷商贵族的政治目的，以祭祀殷商先祖来团结更多的反纣势力支持，增强周人的实力。

然而，甲骨卜辞的用途本身就否决了这种可能性。甲骨文并非记事文书，而是占卜用词，在占卜结束后即行掩埋，并不具备广泛传播性，这就限制了甲骨文内容只有贞人、王以及后世考古工作者才可能知晓。这跟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大张旗鼓地去拜祭朱元璋的目的有着本质区别。
在讲究“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商周时期，周文王作为周人的国君去祭祀商人的先祖，只能表明周朝王室与殷商王室同族。

看到这里，或许马上会有朋友提出质疑，周人不是夏人后裔吗？周王姓姬，商王姓子，怎么可能是同族？
其实，在夏商以及周王朝前期，不同姓氏并不一定绝对是异族，《史记》曾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同样，组成商朝宗系的，除了商王的子姓外，还有墨胎氏、宋氏、北殷氏、目夷氏以及姬姓。

姬之所以是姓而非氏，是由于姬姓和商王是母系血缘。这一点，殷墟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可以证实。
武丁卜辞有“妇周”字样，表明武丁的配偶中有来自周族的。
康丁时期的卜辞记载“其又姬，于妣辛”“辛酉卜，隹姬蚩，雨”。显然，在商王康丁的卜辞中，姬姓是被祭祀者，又曾祭祀殷王先母妣辛，说明商王先母妣考中有几位为姬姓。
而在武乙和文丁卜辞中，还会占卜姬人是否受害，“己卯卜，贞：王宾祖乙，爽妣己姬、婢二人”“辛丑卜，贞：王宾……姬无……”。

不仅如此，周王室的母族中同样有来自商王室的女子，《诗经》有云“击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此后周文王还娶了帝乙的妹妹为元妃。
可见，商周两个王室之间有着长达数百年的血缘姻亲关系，这让周文王具备了以殷商母族后裔的身份去祭祀商朝先王的合理身份。
这也解释了周文王祈求成汤、武丁、帝乙这些商朝先王保佑自己能灭商的矛盾。在周文王看来，自己才是受先王护佑的后裔，并祈求祖先保佑他的王室，而非纣王的王室。

考古发现也同样证实，在殷墟至西周中前期历史阶段，中原并未出现新的考古学文化，西周早期与殷商晚期遗址相比，除了带有地方特色元素外，并无本质区别。无论是周王室的墓葬形制还是青铜器器形、纹饰，均难以呈现周人与殷人为不同族群的特征。
直到西周第四任君主周昭王时期开始，随着宗法制度的完备，周王室开始强调殷周异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朝的文献把周王室塑造成了夏后氏的继承人角色，祭祀体系中也剔除了成汤、武丁这些殷商先王，补充了很多先周祖先，如弃、公刘、太王亶父。
至于殷周同源的历史史实，则被有意隐去了。而纣王的形象，也越来越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