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路：央视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文字整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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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的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块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敬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她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的复兴之路，她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墨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
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墨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墨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墨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
与墨子激进的救世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以法治世的法学，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学派就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正是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仁。
以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视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祀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孔府文物档案馆副馆长唐丽：太牢礼主要指的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
焚书浩劫十八年之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最隆重的太牢礼来拜祭孔子，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似乎昭示着儒家思想重获生机。
然而，刘邦仅仅需要用儒家的礼来感受与彰显一代帝王的威仪，刚从战乱中走出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需要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才是汉初统治者所需要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真正复兴在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之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但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一整套积极有为的治国新思想。这个时候，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最为世人所熟知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废弃各种思想，儒家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成为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此时的儒学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儒学一跃而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思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体文化，否则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流的，起主导作用的思想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
在东汉后期，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盛唐时期儒学和佛、道均活跃在政坛与民间。然而，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数百年战乱不已、混乱不堪，儒学又一次走入低俗，当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宋朝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再次应运而生，其中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新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续秉持着以礼治国的儒家基本思想，使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宋朝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由此再度振兴。然而，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已经变得保守与僵化，此时的儒家思想需要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在大多数科举士子陈陈相因，谨守朱子门户之时，这位十六岁的狂狷少年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就是王阳明！不羁的个性，注定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也在助推着一位儒家圣者的诞生，丰富的阅历和不辍的思考让王阳明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他不拘于程朱教条，持续推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命题，构筑起他的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他是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它的认同更壮大，同时它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它能够一度一度的重新再建，然后重新发展，这种比较宽广的这些韵律呢，这是儒家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法、释、道等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演变，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礼仪道德、政治观念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公元前361年，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向急于称霸的秦孝公提出了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同。商鞅制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并得到实施，使秦国成功崛起，在商鞅变法一百三十八年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却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仅仅十五年的王朝兴衰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 以法治国这个是必要的，但是之前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所说的那样，徒法不能以自行，仅仅依靠法律也是不行的。
从周初到秦亡，经过近千年的探索，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两种方案均已提出并实践。然而究竟该怎么成功地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之合理地治国安民，这些问题秦始皇没能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没能彻底解决。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走上了重蹈秦亡覆辙的危机边缘。
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颁布了《轮台诏》，宣布了以民休息、思富养民的新国策。千古一帝的哀痛之诏不仅挽救了即将覆亡的西汉王朝，它也为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为了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均田制在北魏时期颁布执行并被隋唐所继承，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在隋朝被确定下来，隋朝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制度的完善，人才的涌现，生产力的提高使唐王朝社会稳定、国家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文明高峰。然而强大的唐王朝也没能做到历久长存。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 封建制度的它的本质是专制主义，那么如果说中央集权出现衰弱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了昏庸的情况下，再好的制度它也很难坚持下去。
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套神秘的拳法被称为长拳三十六式，据说，正是宋赵匡胤所创立的。从乱世走出来的赵匡胤，差不多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通过陈桥驿兵变实现了黄袍加身，五代十国时期，兵变与政变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中国将可能永远分裂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才真正显示了一位开启伟大王朝的帝王的风范。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了历史的轮回。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太祖还将一大批文臣放到重要的岗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整个国家重新稳定下来。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六百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近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杨国庆：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十五年，涉及空印案的一千三百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三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三万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丕变，无不洁己爱民，但是贪腐与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
这是三千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兆象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兆象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武王伐纣是一种初步摆脱天命，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二千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今山西朔州市），然后派出三十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六十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五十二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朴民：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基本彻底解决了匈奴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不好说了。
战争不仅考验着战场上的战士，同样考验着整个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军费供应花费巨大，多年之后，汉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汉武帝并没有妥协，通过财政改革汉王朝重新集结起强大的国力。西汉时期，这里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疏勒河，军队以及粮食、兵器、战马等战略物资正是通过疏勒河源源不断从内地运到这里，呐喊声、号子声、嘶鸣声在这里彻夜交织混响，在西北荒漠中，西汉与匈奴进行过西域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阵地战，匈奴军队彻底臣服，汉军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陈相灵：汉代的雄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打出来的，之后我们才有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这样的决心和这样的意志。
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也不是保守的民族，闭关锁国只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丝绸之路，最早便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在汉武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走过。公元前138年，张骞踏上了凿空的征程，在长达二十三年的艰苦探索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使中原与更远的西亚、南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从此再也没有间断，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遗产。
北京大学教授吴宗国：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要进行开拓，我们要了解，要跟他们进行交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顽强的精神。
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到元朝时，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海上贸易空前活跃，它们为明代早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世界航海史上更璀璨的奇迹——郑和下西洋，这是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然而，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去征服和侵略别国，而是积极传播着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并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技艺带到四方。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郑和的这个行动，那么和这个外国的所谓地理大发现等等一些行动，它的性质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是要张扬国威，有宣传中国的这个文化，最后达到了同样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展示着中国人探索、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一个个开放的都市也因此形成。盛唐长安、北宋汴梁、元大都，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一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异域风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的琵琶演奏者，还有那些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也展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北京大学教授吴宗国：唐朝的这个文化它是表现出一种很宽阔的这种胸怀，你没有文化的自信，你就不能够大胆地、大量地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够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来创作出新的文化。
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从远方而为宁愿舍弃自己的传统，也一定要融合到这片土地；有的民族则通过和亲、归附的方式，自然地融合到这片土地；还有的民族，以战争等激烈的碰撞，最终融入到这片土地。
公元493年九月，北魏孝文帝亲率三十万大军和文武朝臣开始了他们的南迁之旅，沿途之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行军十分艰苦，最终，孝文帝如愿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孝文帝带头与当地汉族通婚，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将鲜卑族姓改为汉姓，加紧修复孔庙祭拜孔子，他还颁布了一道法令，将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国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都是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
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十六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化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到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片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六百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五百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只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独特的道路。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公元1124年，一支一万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片土地，金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衮，建立了西辽。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耶律大石，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五十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千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他们依然遥望着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 。千百年来，无论是走西方还是闯南洋，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无不思念着故土，即便他们留在异国，他们的心灵归宿仍然寄托在这片土地上。
北京大学教授吴宗国：乡愁，这乡愁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
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历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个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清化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我们人生，中国人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态，带着永远探索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事沉浮，迈着或沉重或轻松或坚韧的步履向我们走来，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鉴借的无穷宝库，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从容面对一切难题！正因为有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我们更懂得珍惜，正因为有如此浩瀚的历史智慧，我们正充满底气，海纳百川，奔向美好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