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吗?

郑州科威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或者少数民族不一样的风俗，或者奇闻异事，灵异神话的事件故事吗

湘军

红军史上曾发生过一桩悬案。
这起案子除了丢城失地外，就连省委书记都生死不明、不知所踪。
丢失的这一省之地，现在大家肯定也都没听过：
闽赣省。
这个省的地位极为关键，可以说是中央苏区的门户锁钥。
中央派往主政的省委书记，更是一方人杰，能力曾经被毛泽东亲口夸赞。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能丢失之地，最后却沦陷敌手；
就是这样一个绝不可能失败的高级干部，居然人间蒸发几十年……
1，一封军报
1935 年 6 月 14 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天险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红军成功会师。
就在红军上下都洋溢在一片喜庆中时，一份紧急军报送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看过后震惊不已，非常罕见的失态。
这份紧急军报的内容简短，是向中央汇报，闽赣边区的革命斗争完全失败，我方非常重要的红色根据地闽赣省已经完全落入敌手，闽赣省委书记下落不明。
中央连夜紧急开会，商量对策，决定派出多路精英人员前往调查。
但还不等中央红军的部署实施，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挥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毛泽东和中央红军遭遇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来不及再对闽赣省重大失败一案进行调查，只能紧急北上。
红军进入陕北，敌我形势稍一缓和，中央就第一时间安排调查组对此案进行调查。
经过多年各方面的调查结果汇拢，大致查清闽赣省丢掉的原因，但此案的一个关键始终没有破解，作为此案的主要涉案人，闽赣省省委书记钟循仁的下落仍旧没有查到。
作为红军丢城失地的第一大案，中央对于钟循仁的查找工作持续进行。
后来我方解放全中国，在敌我牺牲、俘虏等各方面人员中都进行仔细的盘查，也始终没有钟循仁的任何信息。
这个我方的高级干部，如同人间蒸发一样。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令多次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想一切办法找到钟循仁，彻底搞清楚这桩悬案的前因后果，但直到各位首长去世，也没有结果。

闽赣省，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听过，但这个省存在时的作用极其关键。
20 世纪 30 年代，中央苏区建立后，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管辖着五省之地：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粤赣省、赣南省。


苏区分省图，来源：何方洪谈城市闽赣省的地域包括闽北、信抚、建黎泰、宁清为主的四块重要苏区占地，面积最大时约 2 万平方公里，管辖过 26 个县，人口 100 余万，其面积和人口都占当时中央苏区的近四分之一。
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
闽赣省是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连接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纽带和通道。
苏区中央局曾作出重要指示：闽赣省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门户锁钥，是永远不能放弃的。
由于这种重要性，闽赣省建立了健全的各级红色政权，土地革命取得丰硕成果，经济发展状况很好，有着极好的群众基础。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红军中央始终不认为、也不愿意闽赣省彻底丢掉，当时做的最坏预计是闽赣省的革命武装化整为零，依托所建立的良好红色生态，转入地下打游击。
从各方面的条件看，闽赣省都不可能会完全落入敌手。


消失的省委书记：钟循仁筛查当年的知情人，那时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日趋恶化，负责领导这一地区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主要负责人是项英、陈毅、贺昌。
贺昌同志于 1935 年 10 月在江西会昌河畔遭敌人伏击而牺牲。
项英同志于 1941 年皖南事变后被敌人杀害。
唯一的知情人就剩下陈毅。
调查人员见到陈毅同志时，他已被诊断出患有肠癌，随时被腹痛折磨，但当听说是调查这起红军丢城失地的第一大案，陈毅同志强忍病痛，讲述了他知道的情况。


陈毅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研究决定，将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中央分局机关除项英、陈毅、贺昌三人外，其他领导均派往各地以加强领导。
考虑到闽赣省的重要性，选择的派往的领导，中央分局非常谨慎，经过多番人员调研和筛查，都没有好的人选。
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没有直接给答复，而是发来一封之前颁布过的嘉奖令，这个人选当即确定下来。
2，兴国模范县
这封嘉奖令，陈毅同志的印象很深，是嘉奖当时的兴国县为苏区模范县。
颁布嘉奖令时，兴国县的县委书记是钟循仁。
1933 年春，兴国县在钟循人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开展得极好，被评为中央苏区模范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
毛泽东对于钟循仁非常赏识，在颁奖大会上，曾很难得的亲口夸奖：「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由这些可以看出，钟循仁不仅不是什么庸才草包，还是能力非常出众，极为难得的人才。
那后来为什么会在他出任闽赣省委书记期间，直接让闽赣省落入敌手？
对此陈毅也不清楚，他也非常希望知道原因。
调查到此不能再继续下去，陈毅几经思索，想到一个人，于是给调查人员写了一封介绍信，让调查人员去找这个人了解。
3，临危受命
这个人叫方志纯，是著名烈士方志敏的堂弟。
调查人员经过层层申请才联系上方志纯，但他之前遭遇了多年的迫害，戒备心非常重，始终不愿意相见，直到「四人帮」完全被粉碎后，方志纯才主动联系上调查人员。


方志纯调查人员立即带着陈毅的介绍信前往，这时的陈毅已经逝世，看到介绍信后，方志纯泣不成声，情绪平复了一段时间，才讲他知道的情况讲出来。
长征开始后，反动派对于苏区的攻势很强，游击战取得的战果并不大，为应对急剧恶化的形势，中央分局决定调钟循仁前往福建，接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等职务。


闽赣省苏维埃政府钟循仁一到省委机关，就及时找干部们谈话，听取汇报，了解情况。
很快，钟循仁就意识到闽赣省委机关存在一个极其严重的大问题：枪杆子不听党指挥。
矛盾的主要症结在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三人身上。


闽赣省机关闽赣省军区宋、彭、徐三人负责我方的军事力量，是苏区中央局在第五次反「围剿」匆忙而紧急的情况下作出的安排。
这三人都属于典型的「带病上岗」干部，对党并不忠诚，都存在严重的军阀作风、山大王思想。
他们掌握军队后，一向不把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放在眼里。
几个月前由于方志纯对省委和军区领导人在工作上提出过批评，被省肃反委员会当做反党分子抓了起来，一再受到审问和严刑拷打。
不仅如此，宋清泉三人多次主张处死方志纯。
钟循仁没有批准，但也没有明确反对。
钟循仁给出的说法是，如果贸然批准，过去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误杀过好同志，发生过很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如果不批准，钟循仁对方志纯的过去全不了解，原肃反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不好表态。
在钟循仁犹豫不决的时候，还是方志纯本人提出要求，在处决之前将他的情况给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发个电报。


项英钟循仁这才意识到应向中央分局汇报，遂答应了方志纯的要求，立即派人发电报告诉项英。
项英很快回电，明确指出方志纯是个好同志，不是反党分子。
钟循仁批示将方志纯释放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方志纯也因此得以免死，并很快离开闽赣省委机关驻地。
至于后来闽赣省如何丢掉，钟循仁的下落，方志纯也不知道，但是以他对钟循仁的了解，那是一个革命信念非常强、忠诚度很高的同志，肯定不可能叛变，很可能是已经牺牲。
同时，方志纯也指出钟循仁存在的一个问题：对革命的认识过于理想化，想要和和气气的解决遇到的问题，性格上有些优柔寡断。
要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作为主政一省的高级干部，缺乏对革命烈度的意识，是肯定不行的。
距离真相最近的一个知情人方志纯都不清楚情况，调查再一次停掉。
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岁月，确实有很多同志，在不被人所知的时候牺牲，在祖国大地的某一处地方化着一堆白骨，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找到的可能。
就在调查人员一筹莫展时，方志纯的一句话，让调查人员一下找到新的调查方向。
4，两人已处决
方志纯向调查人员说，如果钟循仁同志已经牺牲，可以从那些可能加害他的人着手调查，这些人可能是反动派，也可能是我方的自己人。
于是调查人员开始筛查在这起悬案中可能加害钟循仁的人。
首当其冲的，就是和钟循仁存在矛盾军区宋清泉、彭祜、徐江汉三人。
一查，果然发现问题。
宋清泉和彭祜二人在当年都叛变投敌，并先后被我方查出来后处决。
两个最有可能知情的人都已经被处决，调查人员只拿到一些他们的供述材料。
调查的重点放到了仅剩的徐江汉身上，没有查到他被处决或者后续踪迹的情况，这个人很可能还活着。
比对各种信息后，依旧没有发现徐江汉的相关线索。
调查人员只好仔细翻看已死两人的供述材料，从其中确实发现一些当年的情况，最关键的是，还从彭祜的供述材料中发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徐江汉当年是和彭祜一起被俘，不过他没有配合反动派写自首反共文章，于是被反动派关在福建反省院「感化」了三年，后于 1937 年释放。
那么这个徐江汉被释放后去了哪里？
调查人员破费一番周折，找到当年的反动派福建省反省院的档案，从其中果然找到徐江汉的材料，不过材料也就记载到他离开。
材料中记录了当年徐江汉被俘后，被反动派各种威逼利诱，希望他能重新回到反动派阵营，徐江汉一直没有同意，还将他之前在反动派中任职时知道的反动派情况和他后来在红军中任职后知道的情况进行对比。
他认为反动派如果不抗日，还继续搞内战，是肯定要失败的，不是败于红军，还会败于别的武装力量。
反动派福建反省院多次用酷刑「感化」他，徐江汉也没有松口，后来一些反动派军官念看和他有些交往，为他求情，反省院也发现从他身上获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于是将他释放，暗中安排人监视。
之后红军长征，被反动派各种围追堵截，反动派认为一定可以消灭红军，也就不再关注徐江汉。
1938 年后，再无徐江汉的消息。
得，线索到这里又断掉，不过考虑到后来也没有徐江汉死掉的情况，调查人员就将徐江汉的照片发送各地机关，请求协助调查。
各地反馈来很多情况，调查人员分组前往核对，都没有太大价值。
其中一组人员在前往天津调查时，在列车上对着徐江汉的照片一筹莫展，列车上突然发生一起小偷事件，调查人员挺身而出协助处理，将小偷抓获后，把小偷按到桌上，他的脸正压在徐江汉的照片上，小偷于是大喊大叫，说他倒了大霉，中了圈套。
调查人员疑惑他为什么这么说，小偷就说那照片的人就是他在上车时遇到的一个车站领导。
找来跟来的乘务员核实，也表示照片上的人和车务处的副处长很像。
一问名字，副处长的姓名是赵宁都，并不是徐江汉。
5，北京铁路分局车务副处长
手上目前还没有其它线索，调查人员于是买票掉头，回到车站，找来赵宁都副处长核实情况。
没想到，一见到照片。
赵宁都马上承认，他就是徐江汉。
1927 年在徐江汉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中任职，1931 年 12 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后到红军学校第五期上干军事班学习，因为属于红军中比较少有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才，红军一直重用他，一路升任到闽赣军区参谋长，闽赣省丢掉后，他在福建反省院被关了三年。


反省院释放后，他得知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消息，于 1938 年化名赵宁都前往延安，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历任抗大教员、大队长、步兵科主任、东北铁路吉林站军代表。解放后先后在天津、北京铁路分局任车务段长、车务处副处长。
调查人员于是就闽赣省如何丢掉、钟循仁和杨道明下落两个急需调查的真相问他，徐江汉一开始闭口不言，甚至还找机会寻死。
一个调查员把从福建反省院找到的材料给他看，首先是对他在最后时刻也没有实质性的变节表示钦佩。
然后向他抛出尖锐的问题——是不是他或者宋清泉等人将钟循仁和杨道明杀害。
徐江汉立即表示不是。
在仔细翻看他当年在福建反省院的记录材料后，他当场痛哭流涕，随后交代了自己知道的情况——
由于在处理方志纯同志的问题上，宋清泉三人没有达到目的，由此对钟循仁更加不满。
政军不和的局面进一步加剧。
钟循仁来到闽赣根据地后，省委和军区领导所属的红十二、十七、十八团，坚持在清流、宁化、明溪之间辗转进行游击斗争，给当地的反革命势力以沉重打击。
反动派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和第五十二师卢兴荣部奉命进入宁化、清流一带「围剿」这支队伍。


宋希濂1935 年 2 月，红十七、十八团在明溪的盖洋、夏坊、水口一带与敌第三十六师遭遇。
一场激战后，红十七、十八团迅速向黄天岭转移。
一直随省委工作团和军区机关行动的红十二团，这时在泰宁的龙安与敌第五十二师交上了火。由于敌强我弱，红十二团被迫撤往将乐、泰宁、明溪之间的垄洒山，后又转移到沙县的夏茂。
我方各部都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中央分局也联系不上，没有什么支援的消息，军心动摇得很厉害。
3 月上旬，当钟循仁率领省级机关干部和红十二团行至将乐县境的一个村庄时，总算联系上中央分局，收到一份中央分局的电报，但就是这封被所有人看成希望的电报，一下彻底让所有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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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儿506

1872 年，清朝政府通过了影响深远的「幼童留美」计划。
可没人知道的是，这个计划之所以能成功，还要从广东一户贫困人家「爱贪便宜」说起。
1

1828 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
在容闳 7 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到了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的预备班——原本属于香山县管辖的澳门，那时已经被葡萄牙实际占据了近 300 年。
容闳有一个哥哥，之前被父亲送去了传统的私塾。
如果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父亲应该比较疼爱作为弟弟的容闳——把他送到了所谓的「国际学校」。
但事实恰恰相反：容闳的父亲只能承担一个人的学费，送哥哥去读私塾，是希望他走「正道」考取功名；而送弟弟去读教会学校，只是因为教会学校是免费的，将来毕业能做洋人的生意挣点小钱。
没想到，容闳天资聪慧，在学校里的成绩非常出色，以至到了 1846 年，当校长布朗牧师因身体原因准备回国，并提出可以带三个学生一起去美国的时候，容闳成了入选的三个孩子之一（另两个分别叫黄胜和黄宽，后来一个在报界，一个在医界，均有所成）。
必须指出的是，布朗先生确实是一个优秀且慈善的教育家，他负担了三个孩子所有的出国费用，并给了三个孩子的父母一笔不菲的赡养费，然后就带着三个勇敢的孩子去了美国。
漂洋过海后的容闳，进的是著名的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Monson Academy）。
孟松中学可以资助一部分贫困学生读大学，但条件是学生毕业后必须要做传教士。
面对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当时正愁学费没有着落的容闳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
他在后来写的《西学东渐记》中是这样回忆的：「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好在后来佐治亚州的一所妇女会愿意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地资助容闳，他最终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且考入的是连美国学生都羡慕的大学——耶鲁大学。
当留着辫子、穿着马褂的容闳走进耶鲁大学校园的时候，一度成了美国学生围观的对象。
容闳一年以后就剪去了辫子，但他依旧有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用成绩说话——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英文论说」还在第二和第三学期都获得了第一名。




青年容闳
1854 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了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当时，以耶鲁大学的文凭，容闳如果留在美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是毫不困难的。
但容闳却拒绝了友人的建议和挽留，决意回到中国，因为这是他出国前就立下的志愿：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2

1855 年，27 岁的耶鲁大学海归容闳，回到了中国。
刚开始，容闳遇到了不小的困惑。
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他自己。
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容闳发现自己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中国反而成了异乡」。
在回程路上，别人问容闳用中国话怎么说「暗礁和沙滩」，他竟然半天无法表达，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另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他的职业。
在回到中国后，容闳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来又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这些职业给容闳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入，但这些并不是容闳真正想要的——如果想要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他留在美国就行了。
容闳想做的事情，是改变中国。
而他为此付诸的第一次行动，就石破天惊——1860 年，他受两名传教士邀请，去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
按照后来容闳自己的说法，他去天京的目的，是想「考察一下太平天国」。
接待容闳的人，是他在香港时就认识的熟人——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

水草香蕉壁

对越自卫反击战解放军最硬核师长：越军俘虏一个都不放！
边贵祥，1928年生，河北香河人，因为家境贫寒6岁就开始给地主干活，后来他机缘巧合认识了大户人家的护院武师，从武师那里学了一手好拳脚。
16岁时，边贵祥在家乡路遇一个保安团丁调戏妇女，便果断出手收拾了那个禽兽，这下可闯了祸，保安团到处搜捕边贵祥，他在家待不下去，只好到处躲藏。
1944年8月，边贵祥得知了八路军英勇杀敌，杀鬼子，打伪军的英雄事迹，不禁心生仰慕，便毅然投奔，加入了八路军冀东第18纵队。
由于边贵祥身手不凡，很快升任排长。有一次在白刃战中他以一敌三，一连挑翻了三个鬼子，吓得剩下的鬼子落荒而逃。又有一次，他一个人就俘虏了一个排的伪军。
解放战争开始后，边贵祥作战非常勇猛，在涌现著名爆破英雄董存瑞的解放隆化的战斗中，边贵祥担任爆破手一连端了敌人两个碉堡，在打第三个碉堡时身中数弹，其中头部中一弹，当场昏迷。
换了一般人估计这样也就没命了，但边贵祥居然活了下来，纵队首长来看望他，问他要什么奖励，他却说：“我不要攻，也不要钱，只想消灭敌人。”
没过多久，边贵祥又上了战场，在又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右眼眶，眼球都掉了出来。
这时，让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他把挂在眼眶外的那个眼球一把拽掉，继续呐喊冲锋。这生猛劲头，即使是古之夏侯惇、张飞再世，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在解放战争中，边贵祥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大小数十次战斗，曾五次负重伤，浑身上下伤痕十余处，跟粟裕大将一样，他体内留着三块弹片，直到遗体火化后才发现。
1953年起，边贵祥先后任144师430团（前身是毛主席“三湾改编”形成的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一营参谋长、营长、军作训参谋、团长等职。
1970年1月起，边贵祥升任163师（就是原来的144师）师长，该师长年驻防粤东，担任台海武装斗争的预备队，当时163师是55军中唯一齐装满员的甲种师，下辖3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
边贵祥打仗猛，带兵也以严厉闻名，他任师长期间每月固定下连队蹲点，且每天早晨六点必在离营房5公里外白塔镇交叉路口等着，数着人头检查负重武装越野训练。
若是发现问题，这个连队一个星期都不得轻松。他的严厉作风，全师的干部战士大都领教过。他对下属的团、营、连长要求苛刻，对一般战士却比较温和。
根据他的老部下回忆，老边师长对连营干部急起来会骂娘，并说：‘再搞不清楚我毙了你’，对老兵、新兵和小兵却总是说：‘慢慢来，不要急，想好了再如实说，看准了再大胆做。’因为在他的心中，只有无能的干部，没有蠢笨的士兵。
1977年，196师到广东惠来县参加演习。有两名连级干部骑单车时顺路载了两名当地的女同志，不巧正好被边贵祥恰巧撞见了。
这下可惨了，除了被狠批一顿外，边贵祥还要他俩当众载着100斤的大米骑上山，一时间全师震栗。
1978年12月，中央军委决心发起对越自卫反击作战，163师奉命跋涉3000多里，到广西凭祥、宁明地域集结待命。
因为边贵祥在1967-1968年曾经入越指导抗美斗争，深知越军的虚实，所以越南方面对他既了解，又十分忌惮。
越方得知边贵祥率军抵达中越边境，便公开点名叫阵说：消灭163师，活捉边瞎子。谁提边贵祥的人头来，就给3万美金！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享受到越军这种“待遇”的，除了时任127师师长张万年，就是边贵祥了。
结果，吹牛皮的很快遭遇了实力打脸。
163师的对手是驻防在同登的号称越军“金星师”的第3师第12团，该团战斗力在越军中有口皆碑，结果才一天时间就被163师打崩了。
2月17日自卫反击战开打这一天，163师集结了170多门火炮对同登的上百个越军目标实施猛烈轰击，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越军的5道防线。
第一天163师就直插越军后方22公里，像一把老虎钳把越军3师12团夹得粉碎。除了鬼屯炮台、339高地和零星几个据点，同登地区被163师占领，而且残敌也被我军团团围住。
2月18日，越军第3师第2团向探垄方向攻击，试图解救12团的残兵败将，被488团3营死死堵住，损失470多人也未能前进一步。
有了师、团两级榴弹炮和野炮的支援，3营这一天打得从容不迫，在边贵祥的严格督促下，163师的步炮协同几乎天衣无缝，我军伤亡甚微，反倒是越军尸横遍野。
在同登成了瓮中之鳖的越军除了少数钻了山洞，被我军逐洞围剿之外，大多数躲进了被称“’法国炮台”的同登鬼屯炮台。
鬼屯炮台是当初法国殖民者占领越南时修建的，用的是加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坚固，解放军装备的82无后坐力炮、火箭筒打上去对炮台丝毫无损，派人上去爆破却连放炸药包的地方都找不到。
163师又调来85mm加农炮连，对着炮台打了150发炮弹，结果只打掉了一些边边角角，这可怎么好！
到了2月19日傍晚，前线的指挥员打电话给师部报告战况，因为鬼屯炮台久攻不下，他的语气显得非常地紧张和急躁。
师政委吴恩庆按捺不住，在电话的这端大骂道：“你TM的是干什么吃的？老子毙了你！”
听到这话，边师长从地图前走了过来，接过电话沉着地说：“小伙子不要急，喘口气慢慢说。你先把具体情况告诉我，有什么困难直接说。你还需要什么？是炮弹、炸药，还是兵力补充？要工兵吗？……”
结果凑巧的是，当时广西境内凭祥电厂有个职工，多年前曾经被法军抓去修炮台，对炮台的情况十分了解，他亲自到前线给部队引路，介绍炮台结构。
结果，我军从越军的射击死角登上了鬼屯炮台，但藏在其内的越军拒不投降。
似乎是继承了边贵祥那股狠劲，163师的战士也个个都是狠角色，当即从天窗处往内倒了几吨汽油，用喷火器引燃。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炮台上盖飞了起来，下面全都塌了。
越军3师12团，这个战前大吹牛皮的所谓“英雄团”就这样全军覆没，闷死在炮台下面的敌人到底有多少无法计算。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163师创造了东西两线参战部队歼敌纪录。共歼敌5861人，其中毙敌5293人，伤敌530人，俘敌38人（闷死在鬼屯炮台的无法统计）。
此外，还缴获坦克6辆、装甲车5辆、履带牵引车4辆、汽车59辆、各种火炮147门、各种枪支1938支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163师的战绩位居我军参战29个师第1名。
很快，163师兵临谅山，打到奇穷河以北。本来按照反击战东线指挥部的部署，是不准备打过奇穷河的，结果163师乘胜追击，攻克穷奇河大桥后又越过河，把河南的谅山市区也占领了。
在战斗结束没多久，上级突然下达了一个指令，要163师就地释放越军俘虏，归还缴获物资。
按道理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释放对方俘虏也是解放军的一贯作风，当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解放军也释放了俘虏，归还了缴获的印军装备。
但是边贵祥不这么想，他所想的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保护战士的生命。他说：滑稽，仗还没打完就放俘虏，那他们回去拿起枪不还是敌人吗？这还把我们战士的生命当回事吗？
部下当时要给上级回话，被他阻止：“要放也是打完仗再放，我是师长，我要对我的兵负责，要坐牢要免职随便，今天这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放”。
此战中，163师有600多名战士伤亡，其中在鬼屯炮台伤亡了一百多人，敌我损失之比大约为10：1。
以前，163师里有一些人对边贵祥的治军思路不太理解，但直到这次自卫反击战后大家才深深地体会到，老边师长的思想就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1989年，边贵祥退休，2008年9月，他在广州病逝，享年81岁。他生前交代:“不要告诉别人，让我悄悄地走。”因此在他去世后，只有少数老部下闻讯赶到广州送别。
特别神奇的是，在这位素称严厉的老师长遗像前，居然出现了许多象征“慈祥”的康乃馨，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边贵祥给他儿子取的名字是“边防军”。他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不仅仅是为了不与他人重名和好记，应该还有更深的寓意。

折失的誓言群

在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刻有我的大名。
但实际上，我还在大陆活着，甚至成了衢州市的第一届政协委员......

以下内容由当事人口述，作者整理成稿。

1
1949 年 4 月 19 日，离解放上海还差 39 天。
我和 30 多个大学生，被骗上一艘国民党运兵船，驶向台湾。
当时的台湾，颓废、杂乱，日子过得抑郁。
我们个个都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茫然。
所幸我经人介绍，被台中装甲兵子弟中学聘为教师，算是找到了一个饭碗。
1950 年元旦，学校放假几天，我独自去台北散心。
在人头攒动的街头，我竟然遇到在上海读书时认识的张丹秋。
我在暨南大学读新闻时，张丹秋在光华大学读历史，我们打过几次交道，只是熟悉而已。
知道他是中统分子，而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所以对他敬而远之。
不过在异乡相遇，就有了几分亲近。
交谈中，我无意中透露了自己回乡无望的焦虑。
张丹秋笑了起来，说：
「我们想法完全一致，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必在这弹丸之地寄人篱下？
中国如此之大，难道没有你我的容身之地？走，回大陆要前途去。」
台湾与大陆楚河汉界，隔海相望，怎么能回大陆？
张丹秋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蒋经国会同太子系的成员，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
专门培养派遣大陆的特工人员，只要受过训，就有机会回大陆。
这不失为回大陆的一条捷径。
只要能回国，只要能回家，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稍作犹豫，就点头答应了。
在张丹秋的介绍下，1950 年 1 月 3 日，我在台北广州路警察总局参加了「石牌训练班」的考试。
10 天之后，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手上。
去还是不去？
当时我很犹豫，找一位朋友问主意，他非常替我担心：
「你怎么会去考这种地方的？骑虎难下了，如果你不去的话，蒋经国会杀掉你的。」
一股寒气从我脖子上掠过。
于是，我只得跟着张丹秋进入了石牌训练班。
石牌训练班位于淡水河岸边，临近国府游击队停船的码头，周围山岳环抱，古树参天，闹中取静。
学员从唭哩岸学堂的一个小边门秘密进出，隐秘性极高，外人根本不会知道这里是一个训练特工的机构。
蒋介石对石牌训练班寄予厚望，任命亲儿子蒋经国为班主任。
国民党以前吃透了派系内斗、山头林立的苦头。
石牌训练班就有计划地打破原有的情治系统，借此整合不同系统的情治人员。


蒋经国正在会议上听人发言中统军统全部合起来一起讲习，重新调整大家的观念，重新联络大家的感情。
目的就一个，形成一股力量，共同为党国效忠效命。
训练班为期 3 个月，我是第三期的学员。
第一期是干部班，培养「干部的干部」，后来的队长、副队长、教务组长、训导组长以及一些工作人员，全是第一期学员。
第二期是文化宣传班，张丹秋就是二期学员，难怪他能说会道。
第三期，是游击队干部训练班。
这期「游击班」30 人，加上爆破班 15 人，共 45 人。
学习内容以理论为主，擒拿、爆破、发报、驾车、战略战术也有涉及。
培训中，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输」。
要把我们训练成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到时潜入大陆打入要害部门，为他们窃取情报，以便「反攻」。
在这里，每个学员只有一个编号，相互之间连姓啥名谁都不准打听。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特务机构里，一条性命微不足道。
我注意到，有几位同学莫名其妙地失踪，据说是因为反悔，所以作为政治犯送去了火烧岛。
蒋介石多次来训练班视察，一来就要训话，传授「成仁哲学」，「你们是反攻大陆的先锋」，「追随领袖就是革命」。
在一次与学员临别赠言时，他竟一面检讨自己，一面潸然泪下。
2
很快，我从训练班结业了，学员秘密受令，被分成两拔派遣回大陆。
第一拔属于集体派遣，从浙东沿海地区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一带强行登陆，这里当时还在国民党掌控中。
登陆后，隐蔽于各地搞破坏活动。
第二拔属于小组派遣，由台湾到澳门，再从香港转回大陆。
我属于第二拨。
出发前，训练班的组长一再提醒我们，最好能够在大陆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既可以隐瞒你的过去，又能够证明你的清白。
我想到了一个好朋友，他那时候已经在交大工作。
征得上级同意后，我写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他非常欢迎我回上海工作。
但他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特工人员。
我知道自己踏上的，将是一条布满地雷的不归路。
因为谁都不会相信，我去台湾是被骗去的，做特务目的是为了回大陆。
生命只有一次，谁都不愿意白白送死，更不愿意给已经倒台的国民党当炮灰，我得给自己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灵光一闪，我有了一个主意。
这就是找张丹秋的蛛丝马迹，掌握他回大陆的动向和去处，以备自己将来「戴罪立功」之用。
但一起回大陆潜伏的特工之间，相互之间不仅不能联系，他们落脚在哪里等情况更不能打听，这是纪律。
我只能从同学那里打听到，张丹秋曾说过「回大陆后，到天津找未婚妻」——
他未婚妻是一所女子中学教师，岳父是天津面粉厂的私方经理。
我推断，这些条件，非常利于他潜伏。
有些准备后，1950 年 5 月，我回到了上海。
上海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让我感觉熟悉而又陌生。
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大家都以为我是从香港回来的，并不知道我去过台湾。
到上海不久后，西北军区 64 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我便去报名考试，成了西北军区 64 军速成中学的教员。
当时，64 军参加修筑天水至宝鸡铁路，速成中学办在离陕西宝鸡 15 里的陈家村。
在速成中学，我主要负责给解放军军官们上课，补习文化知识。
学生中甚至有师级干部。
这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军官们，对老师毕恭毕敬的，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我在国军那边最高只做到过炮兵一等兵，但这些解放军军官只有我让他们坐下，他们才肯坐。
我的教学能力不错，还在速成中学里立功受奖。
但只要一想到自己是讲台下这些官兵欲先诛之而后快的「敌特分子」，我的后背就冒冷汗。
在速成中学安稳下来后，我开始琢磨怎么跟「组织」上取得联系。
3
在台湾规定的纪律是，如果我向台湾传递信息，只能走单线，通过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厂街的一个特工联系。
为避人耳目，这个人成了我的舅舅。
自从回大陆后，我一直没有联系香港的舅舅，特别担心他们主动联系我，会引起怀疑。
还好他从没有过。
我买来白糖化成水，蘸在笔上写了一封信。
收到密信后，只要将它放在火上烘烤，就能显示隐藏的字体。
在秘信中，我告诉香港的舅舅，「已经成功地打入了军队」。
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和已经开始工作，我把看到天上飞的飞机，凭主观推断是东北制造的，作为重要情报进行汇报。
为了不被怀疑，这封信我又让在上海的堂兄中转了一次。
香港的舅舅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鼓励我继续潜伏，为党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每个月还通过上海的堂兄寄来 300 元钱，作为活动经费和奖赏。
那段时期，台海两岸剑拔弩张，一边喊着解放，一边准备反攻。
但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两国暂时对台湾自顾不暇。
64 军将入朝参战。
11 月份，部队奉命开往山东省泰安地区整训。
朝鲜战场急需英语翻译，上级指名我入朝。
朝鲜战场上抗击联合国军战况激烈，但自己是「潜伏」的，怎么敢去呢？
我只能找借口一再推脱，跟上级说速成中学刚成立，需要骨干，留下来作用更大。
想不到我漏洞百出的借口，竟也能蒙混过关。
到了 1950 年 12 月，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一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分子被清除。
但我隐藏得好，因此成了漏网之鱼。
接着，开始搞「五反三反」运动；
我因为平时表现好，被吸收为打虎队成员，每天早晨负责向贪污分子攻心喊话。
没有一个人怀疑过，我是特务。
但我却想自首。
4
我们 64 军军长是老红军，在全国解放以后回江西老家探亲时坐了一趟飞机，现在被扣了帽子，指控为铺张浪费。
连一名战功赫赫的军长都因为这点小事被批评，我很震惊。
我的错误不知比军长严重多少。
1952 年 7 月里的一天，我对指导员说：「指导员，你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谈个问题。」
指导员和我住同一个宿舍，两人平时无话不说，我这么正经八百，让他有点不适应。
加上这些日子以来，指导员都在忙运动的事情，根本没有精力管别的，他摆摆手说：
「是什么事情？暂时搁一搁吧。」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在床板上烙饼，第二天整个人都神情恍惚的。
到了晚上，我再也熬不下去了，对指导员说：「我有问题需要向你交代。」
指导员认真地看我一眼，说：「难道你也犯了贪污？」
我咬了咬牙，说：「我是台湾派遣的特务。」
指导员吓坏了，一脸震惊看着我。
不过，他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拉出一张椅子，强作镇定地说：「坐下来，慢慢说，不要激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政策我懂。
我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部倒了出来。
但如何才能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最终保住自己的脑袋，我想只有检举揭发自己知道的台湾潜伏敌特分子。
我检举揭发了张丹秋。
「指导员，你赶紧去抓人吧，不要让他给逃跑了。」
我说。
我又给指导员提供了张丹秋潜伏在天津的一所学校，他未婚妻是一所女子中学的老师等线索。
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万一没能抓住张丹秋，那我就是提供虚假信息，罪加一等，更没有好下场。
但我还是相信，即使是大海捞针，只要张丹秋没有死，只要没有撤回台湾，完全可以把他打捞出来。
自首后，组织上没有立即对我「动手」，我依然照常给学员们上课，他们对我的态度跟以前相比也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种悬而未决的感觉不好受，仿佛前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我宁愿早点给一个处理结果的，这样我就可以安心改造，争取早日重新做人，堂堂正正地工作生活。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一篇文章。
标题是「张海棠就地正法」，副题是「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特务分子」。
张丹秋又名张海棠。
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一直悬着的心落下了。
真是庆幸啊，要是张丹秋比我早交代，那时的情形将调个个儿，死的就是我，生的就是他。
将近一年时间，西北军区保卫部逮捕科的同志，来到学校找我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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