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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青楼,大抵沿袭唐制,有官妓、营妓、市妓之设。京师官妓隶籍教坊,地方市妓属州郡管辖,名为“乐户”。南渡以后,体制稍变。《梦粱录》云:“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属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
营妓,据说始创自汉武帝,“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唐五代均有营妓,至宋代,营妓服务的对象已扩展到军营以外,《宋人笔记》有关地方官吏狎妓的记载历历可见。
宋代城市经济发达,除都城汴京、临安外,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州、泉州、杭州、温州等均是贸易繁荣的良港商埠。内地的扬州、真州、楚州、江陵等城市则是内河航运的要冲,皆市肆罗列,人烟辐辏,舞榭歌台,遍布街衢。北宋都城开封“处四达之会,故建为都,政教所在,五方杂居。”它的建构不同于唐代长安的城坊制,长安全城共有108坊,坊间有门相通,夜晚关闭,遂相隔绝。汴京则自宋太祖时,即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以后又废除了坊厢制,使商业活动得以在更长久的时间,更广阔的空间中进行,这些措施无疑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街市货卖之盛,上至“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下至“粥饭点心”,“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靡不备具。而“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城中商贾工匠,各有专司,分行列市,有条不紊。如潘楼街南之“界身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至于娱乐全城官僚士庶的燕馆歌楼,勾栏瓦舍更是人烟浩攘,箫鼓喧空,把东京城的繁华推到了顶峰。
《东京梦华录》全书共有19处提及城内外娼楼妓馆,这还不包括宫廷教坊,杂戏女乐。如曲院街,“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如朱雀门外“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又如旧曹门外“下桥,南斜街,北斜街……两街有妓馆。”;又如牛行街、鸡儿巷、相国寺北小甜水巷、景德寺前桃花洞、金明池西道者院前,皆有妓馆。
又“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廓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札客。”妓院的规模、数量、分布情况,较之唐代长安显然有了长足的发展。
南宋都城临安,占东南地利之盛,“山水明秀,民物康阜”,繁华“视京师(按指汴京)其过十倍矣。”
隋、唐之际,南北经济就已出现倒转之势,韩愈曾说过:“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宋至南渡,更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由北方的汴、洛流域移于东南沿海,当日柳永所赞叹的钱塘“参差十万人家。”至南宋时已激增十倍。临安城内沟浍纵横,街衢栉比,名园曲池,琳宫梵宇,夹湖斗胜,相映生辉。酒楼市肆,瓦舍勾栏之盛,远非北宋的汴京可比。《东京梦华录》提及汴京城内外的瓦子共有8座,而《武林旧事》所记载,杭城已有23座之多,最大的北瓦,内有勾栏13座,各种杂剧散乐,说唱角抵萃聚其中,往往通宵演出不辍。至于妓院娼楼更是遍布全城,规模数量不仅超过了汴京,而且连营业方式,也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武林旧事歌馆》云:“平康堵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隔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诸外茶肆、清乐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费,谓之‘支酒’,然后呼唤提卖,随意置宴。赶趁、祗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桥’。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安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冰盆、火箱,妆合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慢茵褥,多用锦绮。器玩珍奇,他物称是。下此虽力不逮者,亦竞鲜华,盖自酒器、首饰、被卧,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凡佳客之至,则供具为之一新,非习于游者不察也。”
宋代青楼的奢华排场当然是针对着全社会的侈靡享乐之风而设,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实肇端于北宋。宋太祖感于唐末、五代藩镇擅权,朝纲倾圮的殷鉴,秉政之初,即削夺武臣兵权,劝他们“多积金帛田它,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而且优礼文臣,广开科举,宋季士大夫秩禄之厚及科目取士之多,均非唐人所敢望。
结果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臃肿的官僚网络,为适应这一网络中人的不时之需,当然就需要有一个更为庞大的官私妓女队伍,这也就是宋代的青楼较唐代发达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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