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留下百年未解之谜至今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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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百年之问
傅国涌
1913年2月20日晚上，上海闸北火车站，宋教仁被一颗子弹击中，新生的民国方向逆转，中国第一轮民主宪政的尝试和实践受挫。
汤化龙的挽联说：“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他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他称宋教仁是万里长城，国人为何要自坏万里长城。
1882年出生的宋教仁，在100年前的中国，只不过是32岁不足。一个80后，却要为中国担当这样大的责任，要成为一国的栋梁，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万里长城。凭什么？凭的是那个时代提供的机会。那个时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当他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中国发生了八国联军进京，中国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个国家的命运成了很多读书人关心的问题。他在那样的大时代，追求自己的理想，参加革命，到日本深造，最后成为那个时代风口浪尖上的英雄人物，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成为国民党的重量级领袖。
他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百年的中国呼唤出来的。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孕育出来的。今天的时代可能越来越靠向他的时代了，又在呼唤着一批一批的英雄的诞生，重新建造一个全新的中国。宋教仁是那个时代的少年人，他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一个少年中国的少年，他的生命夭折在32岁，一百年后，人们还要探寻他走过的道路，探寻他的政治理想。 他今天仍然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他留下的百年谜案都没有解开，我们还在破他的案；他留下的百年之问，我们还没有回答。今天我们所有的人，中国人，男女老幼们，其实每天都面对着宋教仁之问，或者说宋教仁留下的百年之问：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这一块专制深厚的土地上，有没有可能实行宪政民主？这是一个百年之问，今天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是过去的，更是未来的。所以我说宋教仁这个人物，也不仅是过去的，更是未来式的。他主张在宪政的轨道上，公平竞争，轮流执政，政党内阁，议会民主选举，省长选举，省自治，一整套一系列的主张，都是人类美好的理想，这些理想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变成了现实。包括在华人的某些地区也变成了现实。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小国，像缅甸也即将成为现实；在越南也正在成为现实；最后只剩一个老大中国。我们是世界的末班车，我们有幸赶上了这末班车。
     
  
        
谭人凤先生说过一句话：“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这是他写的挽联的一幅上联。 在那个时代，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身上有超强的建设力，他不仅有理念，能搞演说，而且能搞组织，而易能操作实际的政治，运作当时的中国人都陌生的那一套宪政运作的那一种方式。所以当他死之前，中国的报纸都已经把他看成政治家。1913年1月26日，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一片评论，题目叫《当今之政治家》，文章中“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就是宋教仁，说他“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
2月21日，来自浙江的一篇稿件说：“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宋教仁的演说，条分缕析，对外交事务、内政事务，对财政，都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见解。3月24日，在宋教仁死后不久，《民主报》发表文章论当世政治家，“本党理事，国民党的理事当中，孙黄二公之外，才气之纵横当推宋教仁为最。能运用大党略，以与他人争雄者，亦以此公为最。能为强毅之手段，与他人奋斗者，亦以此公为最。”
同一天《民权报》评论说，宋教仁是政治界中的稳健派，认为他用温和的手段稳健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所以他称之为真民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个称呼跟汤化龙给他的称呼万里长城是一致的。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把宋教仁看成是民国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却在顷刻之间就塌了。 整个国民党上下，乃至整个的中国朝野，无论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人，在那一刻都感受到了失去他的痛苦，在那一个春天1913年的春天，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那是真民国的万里长城顷刻塌陷的痛苦。今天如果你蓦然发现万里长城塌了，带来的那种震撼，那种心痛是可以想见的。这个痛苦不仅停留在1913年的春天，而且穿透了百年，直到今天整个百年史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宋教仁的痛苦不仅是湖南桃源人的痛苦，更是整个中国人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时不时就要隐隐发痛的痛苦。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具有建设力的人物，一个中国历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设力的人，
     
  
        一个阳光人物。他身上具备健全的角色意识，他所以说，他如此笃定的说，进而组织政府，实行确定的政治主张，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跟反对党可以相磨相帮，共同进步。这番话一百年来如此笃定的说过，一个掌握了权力的人敢说进而在朝如何，退而在野如何，敢说出这么笃定的话吗？他有自信，他知道，选下来了，下次可以选回来。因为他有自信，如果没有这样的笃定，政治人物说不出来这样的话。政治人物好不容易在打天下中赢得了政权，哪肯放手的？你见过放手的吗？我只见过一个，蒋经国先生，他放手了，他终于放手了。我们看见他在那一个时代他可以说出这么笃定的话，“进而组织政府，实行政见，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这正是民主宪政最核心的理念。这是中国的一条正路，这条光明大道，曾经在1912、1913年的中国铺开了，他是走在这条路上的领头羊，是中国政治的领军人物，是一个超前看见了新中国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阳光人物，他即将给中国带来阳光，带来全新政治文明的空气，他不幸被一个兵痞，武士英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这颗子弹就结束了中国探索民主宪政的一条道路。这一百年我们仍然活在百年余痛当中。宋教仁的百年之问，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写在天空的问号。


1882年的春天，宋教仁出生在山青水秀，宛若桃源、人杰地灵的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香冲（今桃源县八字路乡渔父村）。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别号渔父，自小聪明好学，6岁入私塾， 17岁进湖南桃源县漳江书院时，就关心天下大事，遂萌生了反清思想。年少时宋教仁就非比寻常，据漳江书院的同学回忆：瘦瘦的脸儿，中等个子，长得挺帅。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
   宋教仁19岁中秀才后考入湖北张之洞创办的武昌普通中学堂，在武昌花园山的吴禄贞组织的革命团体聚会深深地吸引了他，满清罪行种种，怨怼之情，历历在目，从而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同年8月，老乡黄兴来到武昌，两人相识并成为挚友。1903年，他加入黄兴创办的华兴会，意在联络两湖反清志士，推翻满清，并准备在慈祥太后七十岁生日起义。然而，起义还没有启动，华兴会骨干全数被清政府通缉。
    1904年12月，他东渡日本，与程家怪、黄兴、张继等人筹办了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的最早会员。
    在日本，他先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和日本早稻田预科学习，特别是因生活所逼的1906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制度要览》、《英国制度览》、《美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鲁士官制》等专著，当时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几乎都由宋教仁译出，这些书籍让西方民主国家宪政民主法治的思想观念潜移默化于宋教仁脑中。

道不同不相为谋

    1905年夏天，孙文来到日本，把目光投向了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近8000人）中的两湖地区有着反清经历的华兴会成员。
    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年轻的宋教仁既没有兴奋之情，也无激动文字，他在日记中：逸仙之言，余尚多，不悉记。
    因孙文是革命前辈，在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成立时，孙文就自动当选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马君武任书记。对于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华兴会领袖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四人竟然是四种不同意见，这也预示了同盟会日后四分五裂的必然。
    有的人你天生就不对路，随着与孙文进一步接触，让宋教仁越发不喜欢。190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孙文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边疆起义，是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这已流露出了他对孙文政见的不满。
    特别是在1906年后，他形成了自己的宪政民主政治主张后，对孙文更是失望。
     
  
        
    在黄兴去香港后，宋教仁代行同盟会庶务之职，与孙文接触更深。此间，发生更换国旗事件，黄兴因青天白日旗不美观而接近日本国旗，欲更换。而孙文执意不允，并对黄兴出言不逊，黄羞成怒，当场要求脱离同盟会。
要知道同盟会可是黄兴一手创办的，孙文不过是个外来户，看到自己的大哥受此屈辱，他愤恨不已。
    虽然日后黄兴与孙文又重归于好，他对孙文是心存芥蒂，如芒刺在心无法除去。
    同盟会的一二号人物政见不同，让内部争斗不断。1907年8月，来自长江流域的张百祥、刘仲文、居正等同盟会会员，在东京另立共进会。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因孙文怀挟世巨资，而用于公务不到十分之一十分不满，也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让宋教仁心对孙文怨恨的事情，同盟会经费十分紧张，孙文虽然从海外筹集到巨资，可入同盟会账的却很少，而孙文在日本的巨大开销全由宋教仁来负担，在1910年底，他已经欠下了一大笔债务，正准备回国筹集经费。回国后，他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任文事部干事。
   宋教仁与孙文政见迥异之矛盾，在孙文登上总统之位后愈演愈烈。
   1912年 1月3日的中华民国代表会议上否决了原内阁名单：黄兴拟任内阁总理兼陆军卿，宋教仁拟任内务卿。
是命还是天意？注定同盟会高层没有政运。
    屁股还没坐热的孙文，在3月10日被迫辞职，袁世凯接替临时大总统。
    也许看到了同盟会再无力回天，宋教仁这个年轻的政治天才，在1912年，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事大得让孙文始料不及！更是慌了神。
    同年7月，宋教仁作为同盟会的内务总长，利用他先进的政治理念和人格魅力，组织了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大党派的代表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并起草了《国民党宣言》，同盟会改名国民党，宋教仁也成了国民党第一位组织者与缔造者。同年9月，孙文被国民党推选为理事长。
    自己创办了同盟会，孙文这个外来户又做了总理，自己缔造了国民党，孙文这个甩手掌柜又做了理事长，难道自己只是给人做嫁衣？他心不甘。
    还在日本东京时，他与阴阳家（算命先生）谈论命相时，算命先生给他推算是“三十年太平宰辅”，当时他最大的渴望辅佐自己的大哥黄兴，无奈黄兴却雄而不英。
新怨旧恨交织在一起，他与孙文的矛盾更是不断。
    1912年9月12日，时任《民立报》社长的于佑任在《答某君书》写道：今日为党嘶、嘴肿，奋斗而未已，是对于党，亦不可谓其不忠。不意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某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对宋君，废去国务总理。
     
  
        
    上天是公平的，你失去一些，会让你得到另一些。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在宋教仁的全心主持经营下，民国党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众议院569个议员，国民党占269个议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占123个议席，参众两院占了392个议席，虽然没有过半，但是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这次胜利，让宋教仁登上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峰。
    看到了宋教仁创建了国民党，在国会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孙文不禁打了个寒颤，这个比自己小16岁的政治天才，他日定会在自己之上！


“中国宪政之父”之死

    “三十年太平宰辅”梦，他做了很多年，在他刚看到初放的春花之时，自己却永远地落英成泥。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上海沪宁火车，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请，准备启程北上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此时正由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陪同进站。就在宋教仁走到检票处时，突然一声枪响，宋教仁身上中弹，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迅速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后又连放两枪，便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中。
    宋教仁挣扎着倒在身边黄兴怀里，地上印出了一片血迹。虽然及时救治，却因子弹带毒，无法医治。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中依依不舍的神情，落下串串眼珠。
    22日凌晨他含恨而去，年仅31岁。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就此陨落，世上再没有宋教仁。

     
  
        
谁是真正的凶手？

    宋教仁之死，举国震惊，让人哀叹。民国政府迅速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宋案进行调查，可案件尚未完结，就发生了由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体制的“二次革命”，宋案的调查也就停止，成了百年遗案。
在这一百年，世人对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有过无数的猜测：袁世凯、孙文、黄兴、赵秉钧、陈其美等。谁又是让宋教仁死不瞑目幕后凶手？
    赵秉钧与袁世凯一伙，陈其美与孙文一伙，黄兴是宋教仁甘愿为之宰辅之人，黄兴杀他动机何在？
如此，嫌疑最大的不外两人，袁世凯与孙文。
    下面笔者通过出示证据方式对谁是凶手来进行分析。

    疑凶：袁世凯。

     证据一：袁世凯曾经向杨度透露过他的心事：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
    宋教仁组建了国民党实力，实力非常强大了，他就成了袁世凯的政敌也是情理之中
    证据二：为了收买宋教仁，袁世凯不仅出手大方，还间接表示，只要宋教仁不坚持内
阁制，就允诺总理之职。
    宋教仁只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张，面对钱权，他一笑置之，让袁世凯心里不爽，遂生杀念。
    证据三：宋教仁是赵秉钧的政敌。赵秉钧居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理之高位，现在宋教仁要和自己抢位子，心恨杀之。
    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人，是赵做的，袁世凯也脱不了干系。
    证据四：赵秉钧与被抓的嫌疑人应夔丞有瓜葛。1913年1月14日，已经接见过应夔丞的赵秉钧亲笔写下一封公函，被《民立报》列为宋案的证据：密码送请检收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即应夔丞）先生鉴。钧手启。该项证据还附有信面文字：即送应先生启。赵缄。川密电本密本三本。1月25日，应夔丞写给赵秉钧效忠信：所事已于宁、申查有实在，顷得湘鄂回电，其中尚别有举动，奇离怪诞……南方为天下关注者，不得不末雨绸缪……
    两人之间密电往来，时间又正是宋案发生前，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虽有不少证据表明是幕后黑手是袁世凯，可亦有诸多证据表明凶手另有他人。
    证据一：宋教仁临死前致袁的遗电：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可以看出，宋教仁从没有怀疑过袁世凯要杀害自己。
     
  
        
    证据二：袁世凯非常害怕宋教仁，却也非常欣赏宋教仁，还有意让宋教仁组阁。同时宋教仁是亲袁派，一直在调和南北关系，他对袁世凯是有个用的人。宋教仁死了，国民党依然会派其他人来做总理，换成孙中山会更让袁世凯头痛，所以他没有冒险的必要。国民党势力大也就党派的势力大，不管谁做总理，手中没有兵权说话也着数。所以袁真正担心的是国民党占多数并拥有总统选举权和制宪权的正式国会，考虑到激怒国会的严重后果，他完全没有必要杀宋教仁。
    证据三：袁世凯要杀宋教仁不会选择在国民党竞选成功，自己邀请宋教仁去北京之时，这么做未免太傻了点，不是一个从久经政场之人所为。
    证据四：袁世凯出身世家，平生没有用过暗杀手段对待过政敌。
    证据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真是袁世凯要杀宋教仁，应该找他的亲信，而不是找不知根底而且不太密切的应桂馨。

    疑凶：孙文。
    证据一：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后，地位立升，孙系人马随之边缘化了，他被迫离开，由宋教任作代理事长。孙中山的铁杆陈其美们的地位随之下降，如果除掉宋教仁，孙中山就回来重做国民党老大，所以陈其美有杀害宋之动机。
    证据二：在宋教任死后不久，孙文以宋教仁为袁世凯所害的借口发动“二次革命”，成了宋教仁被杀后最大的受益者。
    证据三：孙文得力干将陈其美结交江湖会党、惯以暗杀手段解决政敌，1912年由陈的结义兄弟蒋介石就暗杀了光复会的首领陶成章。1914年2月，陈其美又用同样的手法枪杀了与自己结怨的国内第一大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
    证据四：案发地点上海火车站，陈其美的地盘，何况黑白两道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如果他不首肯，想杀害党内这等要人，不是易事。
    证据五：疑凶武士英的神秘死亡。宋案的审讯是国民党主导，当时负责看守武士英的部队是陈其美的部下黄郛与蒋介石部队整编而来六十一团，陈其美、黄郛、蒋介石同是浙江人，也是结义兄弟。
     
  
        
    证据六：疑凶应夔丞逃跑。，应夔丞被从法国租界引渡后，没有关进监狱而是关进了六十一团的兵营，并从中逃跑。说到应夔丞身份，他曾是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文的卫队司令。
    证据七：武士英、应夔丞在犯案后并没有马上逃走，这不合常理。
    因为上海是陈其美的盘，是整个宋案的总指挥，他们以为陈不会抓他。只是想不到自己的老上司陈其美这么狠，会把自己卖了。
    证据八：宋案前后连续七次依法预审。已经抓到了武士英、应夔丞、陆惠生、吴乃文、冯玉山、张秀泉等凶案嫌疑人，如果一一当面对质，即可水落石。审了七次，却没有结果。目的是不让人知道谁是宋案的主谋，在云雾之际通过舆论，把杀宋的矛头指向对袁世凯与赵秉钧，从而达到发动“二次革命”目的。
    证据九：双面间谍应夔丞。应夔丞被捕后，将与赵秉钧间的电函作了自己的涉案证据。而在1913年1月25日，他写给赵的信中：中山先生与马君武先生游东瀛，足见高人深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与国民党高层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证据十：1924年6月，宋教仁墓公园建成，雕像背面为于右任题字：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道出了于佑任为老友之冤死又不能直言！如果凶手是袁世凯，此时他已经作古多年，想说什么不可以，但此时当政的却是孙文。
    然而孙文用最强大的事实告诉世人：宋教仁被杀时，孙中山与马君武在日本，直到宋教仁被害后才回国。
   事情已经过去了百年，一百年前人们都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只能从已经过去的点点点滴来重回历史现场，再从这一丝一毫中寻到蛛丝马迹。
   谁是真正的凶手，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这仍是一个不解的迷案，任由世人继续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