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清华校长都是怎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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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清华校长都是怎样产生的？
——也谈所谓“校长公选”问题
近见有报刊在讨论大学校长的所谓“公选”问题。应该说，讨论这样的问题，实效并不会太大。因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体制与理念问题。譬如“教授治校”，如果体制和理念不当，表面上有多少“教授”也是白搭，只能壮壮门面、作作摆设而已。但为了集思广益、活跃思想，为将来的实质性的改革做做准备，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也不能说毫无意义。为此，看一看历史上清华校长的产生“模式”，或许也会有一定启发。
严格说，在清华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公选”过。因为清华既然是“国立”学校，经费要由“国家”提供，就须由当政的政府的某个部门（例如教育部）派人来做行政性的管理工作。梅校长有言：“校长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擦擦黑板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这绝不是说，校长的使命就是做做“后勤”，他最重要的任务是领导教育。因此在包括清华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校长得人与否，绝对是这个学校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清华发展上，曾不止一次的发生过“校长风波”，原因之一就是清华师生对自己的校长有严格的选择性——不是泛泛的所谓“公选”，而是由自己师生共同物选，没有做校长资格的，绝对拒绝乃至驱走。这一点往往被搞惯了政治或党务的“领导”所忽略。他们以为只要“得力”，随便派个什么人来就能完成任务，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至于怀着私心，一心想派个亲信来掌控学校，来为其私利或“俗谛”服务者，也有人在，其结果就更加不妙。这在清华历史上也都有先例。
在清华的历史上，校长的产生，大致有下列数种类型：
1、“托孤型”——首任校长唐国安临终建议政府由周诒春接替自己任清华校长，结果十分良好。
2、“强加型”。这种类型很多，又可分以下两种类型：
1）当政者估计不足没有眼光。即认为随便派一个人即可胜任。这可以第一次“三赶校长”为代表。结果短期内一连三人（他们的情况、能力也各不相同）都被学生拒绝或“驱走”，有的连校门也没让进。
2）谋取私利或“俗谛”型。这可以第二次“三赶校长”为代表。这次“校长风波”也是短期内有三个“校长”被逐。第一起罗家伦校长是受“党国”委托，带着“三民主义”（陈寅恪先生称之为“俗谛”）来的，结果受到几乎全校上下一致的反对，结果逼着他“辞职离校”完事。第二位是在“中原大战”后间歇中一位姓乔清华校友代表“晋系”势力来“接管”清华，结果被学生“护校队”带到同方部，签下“永不做清华校长”的保证后离校。第三位也是来势汹汹，代表党国、带着武装卫队企图“武装接管学校”。结果也是被驱走万事。“驱罗”、“拒乔”以后，学校出现连续11个月无校长的局面，一切校务暂由校务会议按校章处理（例行公事先后由叶企孙、冯友兰判行）。接着，亲自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主任吴某某来任清华校长。吴到校后，也公开宣布他的使命是“为党国培养人才”。实行了一套更加“党化”、更加专断独行的治校方略。他任用私人，将各科主任全部撤换，特别是极力反对在清华已深入人心的教授治校的体制，拒不承认各学院院长由教授会公选的惯例，……。凡此种种，很快又引起师生的公愤。吴到校未满两月，就又爆发了“驱吴”运动。 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谴责吴“唯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并致电蒋介石，要求“另简贤能”，并发表声明说：“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全体教授定于下学年与清华脱离关系”。第二天，学生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要求撤换吴南轩，并由同学整队至校长住宅，请其即时离校。在全校上下一片反对声中，吴挟持了清华的校印逃往东郊民巷利通饭店“遥控办公”，一面断绝了清华的经济来源，一面进行政治恫吓，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反诬教授会“唆使学生，胁迫校长”，给教授们扣上“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的帽子。它的这种种不良之举，愈发引起师生的愤慨。6月初，学生会召开紧急大会，决定组织护校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倘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教授会也立即成立了“校务维持会”，并选派代表去南京教育部情愿。最后，吴终于被迫辞职。……
     
  
        
３、“实至名归”型。
吴走后，南京教育部再也不敢轻易派人来任清华校长，只得派地质系教授翁文灏（他在当时中国学界和清华师生中都很有影响力）暂代校务。翁因问题棘手，以“忙于南京地质调查所的事务”为由迭递辞呈，并一度转托理学院长叶企孙教授转代，自己却较长时间地“躲”到南京不归。叶也不想卷入漩涡，屡电请辞。他在一份电文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孙从十月起，决不再负兼代校长职务”。在此期间，学生会一再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其中一次定了这样的五条：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再物色，终于找到了一位合格的校长，他就是梅贻琦。据说，当时直接向南京政府引荐梅贻琦任清华校长的是1931年下半年接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他后来不止一次地以得意的口吻谈起这件事。1963年梅贻琦逝世一周年期间，他在台湾撰写纪念文章时又写道：

“民国二十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征其同意后，于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提出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我旋即电促月涵从速回国。……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确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见李书华：《悼梅月涵先生》，载《梅贻琦先生与原子科学》一书，1963年新竹版。）

梅贻琦最后决定回国出任清华校长，并不是不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困难。据他的夫人回忆，当时消息传到美国，许多美国朋友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差事，他们说，梅先生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美国。但梅贻琦经过一再请辞未获允许后，便满怀报效母校、报效祖国教育事业的责任心，毅然回到母校担此重任。他在就职典礼上这样说：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励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应该承认，只有梅贻琦这样的人，才是当时清华合格的、近于理想的校长。问题是，他也不是所谓“公选”的，最后也是由政府任命（“简任”）的。可见，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公选不公选，而是实质上的够不够资格。是否可以说，过去也好，现今也好，上面所引清华师生所提的“五项条件”，应该是大学校长的“标准”条件。离开这五项条件，任何人做校长，都不会做出好的成绩，一切这个“型”，那个“型”；这个“特色”、那个“特色”，乃至所谓“世界一流”也者，都是纸上谈兵的空话。
在老清华历史上，严格说，真正“实至名归”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周诒春和梅贻琦；而在“解放”后，在“西蜀无大将”的条件下，也有一位接近“实至名归”的校长，这就是蒋南翔。由于他也是“清华出身”，受过老清华的传统精神教育和熏陶，也有一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一开始，虽然也“带着一肚子理想”（韦君宜语）来作清华校长，但一开始就不是“自由身”，所以他命定也超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而到了后期，他也染上“唯我独尊”、“朕即清华”的专断作风，所以使他本来应该取得的成绩也大大打了折扣。我1950年进校，听过他的“就职演说”，他在大会上曾对着“院系调整”后“残留”下的一些老教授说：（大意）“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在座的多是我的老师，今后办好请华就要靠你们。”（字句可能有出入，意思绝多没错。日后出版时，这段话显然被删掉了，不知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但他与他的老师梅先生的“天壤之别”在于，后者有完全的“自由身”，而他没有；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位头上戴着“紧箍咒”的“孙行者”，所以他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必然不能是（或者说不敢是）完全的、主动的、自觉的。如我在前些年的一篇文章——《梅贻琦与蒋南翔》中所说，他政治活动的前期，也有较强的独立、民主、自由思想的表现；在教育哲学上，他甚至也是“自由主义”者。可是后来，由于全国（除了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外）都把“毛泽东思想”凌驾于一些之上，他也不敢“造次”了。这是些“题外话”，就不多说了！
     
  
        
在讨论中，还提到了所谓“近亲繁殖”（或“近亲规避”）的问题，这是个切中要害的问题。在老清华，曾有一种“近亲规避”原则，或曰“夫妇不同校”、“父子不同校”原则，这种原则看来与“公选校长”无关，但其实质相同，确如讨论中所说，就是为了防备“本校人员在学校工作长了，结下了各种关系网，这种人情关系网很多时候对学校的发展会起负面作用，甚至会暗含腐败”。不幸的是，这种“关系网”直到现在还被人使用得“滚瓜烂熟”，的确是一种“变相的腐败！” 这个原则还与来作校长，带不带“亲信”问题有关，这也是个重要而敏感问题。像上面所谈问题一样，问题也不在形式上，而在实质上。从形式上将，可能再没有比周、梅更“空身一人”来上任的了。周自不待言，他是从副校长升任为校长的，没有什么带不带来“亲信”的问题。梅先生从美国“清华留美监督”回来，绝对是“空身一人”，连个随身秘书也没有。可是上任以后，他把全体教师乃至同学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家精神一致，理念一致，用朱自清的话说：“大家都觉得学校是大家的，人人都有一份……”。而他本人却一直以“王帽”自喻（不是谦虚，而是如实）：“……每出场，都是仪仗森严，煞有介事，但是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中间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一般不是由他唱的。……”而带来亲信最多的，——恕我直言，应该首推蒋校长。他上任初期，除了少数人（他们都退居次要地位）外，领导班子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是他“带”来的。而成绩如何呢？见仁见智，我不便妄评。而他在任期间的校风，则不能说是太好，甚至可以说是不好。例如“文革”初起时，很是令人很惊异：为什么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高干子弟”都在清华念书？这在老清华，特别在梅校长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我当时就想，他（她）们都是凭本事考进来的吗？据我所知，至少那个“文革”期间狂妄一时、带头推倒校园文物“二校门”的 X X X就是“体育加分”塞进来的。至于蒋带进来的 “得力助手”们，后来不止一个都被他亲手“打倒”，后来得到程度不同的悲惨命运，就不便多说了。所以说，他不能和梅校长相比。我曾在上述前些年文章里，举出这方的一些材料，这里就不再引申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