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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共知,汉唐文明之所以能给中国带来荣耀,“政治文明”居功至伟。汉唐中国,其政体为东亚诸国尤其是日本效仿,中国在世界舞台纵横捭阖,无疑是“政治大国”。
中国之政在唐朝封顶,在宋时虽有最后的文官政治之辉煌,但已是强弩之末。 政治是军事的晴雨表,政治大国必是军事大国,而两宋之羸弱已经预示封顶之政的末路。唐之后接过华夏文明大旗的宋明两朝,羸弱的两宋可以算文化大国,但算不上政治大国。那么随之而来的大明王朝,算不上政治大国呢?
考据史实可知,明王朝创造了“朝贡之最”,朱棣时期150多个国家“进表朝拜”,但这是不是政治大国“靠谱的标志”呢?
恐怕不能这样说。
从古至今,政治大国的的世界公认标准大致不二。简单归纳起来,一看政治制度先进性,二看她的综合国力。
平心而论,明王朝政体没有脱离宋的影子,依然在封建官僚政治上打转转,就开明程度上,不仅不如大唐,甚至相比两宋,大为退步。
当时世界迈向近代,欧洲议会业已萌芽,而明朝的封建官僚政治不进反退,顿现颓势。它的两大病症愈演愈烈——守旧与腐败。
保守当然也是是明王朝的政治特征。其保守性不仅表现在行政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方面。明政府行政效率低,官员除了恪守儒教之外,很难接受任何新的东西。他们深受南宋小朝廷理学的戕害,一头扎进僵化的儒家学说中。科举退化到四书五经“圈中”,再难有新鲜血液的输入。
自明朝起,考场不再出现传世之作,这是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科举,毫无实用价值。所谓学识,实际只是儒家经典的一个复写,极为刻板,既无社科科学,更不可能迸发自然科学火花。
在朝的保守,在野的也不开明。明朝的造反者李自成、张献忠,其政治素养不及朱元璋,其政治诉求甚至不抵宋朝的钟相杨幺。他们反抗统治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统治者,他们从来都不是为创新政治制度而战,他们只为自己当皇帝而战,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信仰,亦无政治制度更新之想象力,不过是“权力的击鼓传花游戏”而已。
抛开综合国力,仅就政治制度而言,除了朝鲜,彼时世界再没有国家研习大明的政治体制;邻国日本对盛唐中国的政治充满敬意,对明中国的政体不屑一顾。
“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这是流亡日本的明朝学者朱之瑜对彼时中国评价。
“政治腐败”与“学术虚伪”点到了明政的死穴,朱之瑜的评价,得到了德川幕府重要人物德川光国的赞同,他一面收留来自大明的学者,一面为日本的政治前景另寻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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