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须说明,苏轼并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的诗文中并不鲜见对前朝文章大家的钦佩,比如李杜韩柳,也多有对同代杰出文学手笔的赞叹,如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曾巩等;即使对于一些暂名不显扬之辈,东坡一旦发现其诗文妙句,也绝不吝惜溢美之词。
然而他却独独看不上人称风流才俊的司马相如,这其中的缘故,用“文人相轻”注解,是很难说得通的。
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从乡音乡情的角度讲,一对川蜀同乡,他们应当能很容易亲近起来;
司马相如被后人捧作“辞宗”、“赋圣”,又所谓“西汉文章两司马”,足见其在汉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苏东坡则更无须多说,一代文豪,名传千古。
按说,两位虽相隔千年,但同一方水土养育出的一对蜀中才子、文坛巨擘,该是若浩瀚夜空之双星照耀,交相辉映才是。为什么后来者的苏轼,从心底里要鄙视他的这位前朝同乡司马相如呢?
苏轼自有他的理由,相如的人品加文章,统统难入 东坡居士的法眼。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苏轼《东坡志林.卷二》)。人品上先给你定了性,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苏轼看来,他的这位同乡、所谓的词赋高手,骨子里就是个阿谀奉承之徒。司马相如所不具备的是为人与作文的骨气和起码道德底线,他唯一热衷的就是设法讨好汉武帝刘彻。他的辞章其创作动因皆出自在皇帝面前邀功得宠,怀着不可告人的宵小心理。苏东坡虽不敢自称一生刚正不阿,但自信向来秉持天地良心,正道而行,绝不做那盲目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所以他的官越做越小,离天子陛下越来越远,直到被放逐于天涯海角;而司马相如呢?一杆生花妙笔让不可一世的天子晕菜,朝夕呼之为伴,身价与日俱升,最终成为汉武帝最贴心的吹鼓手。
“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东坡志林.卷二》)。专拣皇帝爱听的话讲,在苏轼这里,他认为是小人的行径。历来文人有其个性追求的精神境界,不媚俗、不唯上、不空言,见贤则仕,见佞则避,难容于世则宁特立独行于天地间,大不了隐居山林。苏轼推崇并甘愿践行这样一种传统情操,故而当他仔细品味,发现相如的《大人赋》,貌似劝谏,实则拍马溜须鼓励天子奢靡时,难掩厌恶之情,不禁拍案而起:“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东坡志林.卷二》)相如你个小人,怎么能懂得什么才是旷达乐天的“大人”!人家贾谊写的《鵩鸟赋》,“真大人者也”,那才是真正的大人形象。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司马相如因《子虚赋》、《上林赋》而受汉武帝赏识,捞到了不少好处,不断地得到美差和提升。尝到了甜头,相如更加地用心起来。他发现武帝刘彻喜欢上了神仙方术,立马上杆子禀报皇帝:“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兴冲冲地对皇帝讲:子虚、上林两篇所描写的还不够壮丽华美,还有比那更奢华的呢,臣正在创作一篇《大人赋》,还没写完,等完稿后呈上给陛下御览。
让苏东坡颇为愤慨的是下面这段话:“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司马相如认为传说中的那些大隐大仙,都远离繁华都市隐居山泽林莽,一个个面黄肌瘦,而作为帝王,陛下您不能去做这样毫无人生情趣的神仙。苏东坡由此看出了司马相如灵魂深处的龌龊,所以他才怒斥相如根本不懂什么是“大人”,不明白什么才是淡泊明志,只知道一味迎合取悦天子。
最令苏轼不齿的是,司马相如“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终生扮演奴才相。
司马相如一直患有糖尿病(古人谓之“消渴疾”),眼看日重一日,人已形同枯槁,汉武帝安排他住到了茂陵——武帝准备自己百年之后长眠的地方。行将不久于人世,司马相如仍不忘向主子献媚,带病草拟《封禅书》,以期来日满足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虚荣心。苏东坡把相如的这种行为斥之为“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这是一个下流文人临死都在想着献媚邀宠啊!
比较一下苏轼与司马相如的履历,东坡先生有充分的理由鄙视相如。东坡的官名头衔是科举场上真刀真枪考上的,而相如最早的官职是靠钱买来的(以赀为郎);苏轼的诗词文章表现的是人间真性情,大气磅礴,有感而发,相如则一直围着天子的喜好转,专做供圣上赏识的文章。
关于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所写的几篇著名的赋,究竟是是劝谏还是助涨天子奢靡淫乐,他到底该属于大师级作家还是小丑式文人,这一段公案由来已久。而断言其怀揣奉承之意的,并非苏轼一人。稍稍晚生于他的西汉著名学者、与东坡和相如同为蜀中老乡的(成都郫县人)杨雄,就曾确定地指出,相如“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杨雄的意思是,司马相如所作的赋,玩弄华丽辞藻,名为讽谏实则鼓励怂恿,就好比是唱了一整天的靡靡之音,到结束时来段雅乐收尾。玩这种花招可真是太过分了啊!
两个赫赫有名的同乡都不给相如叫好,可见司马相如自身真有问题。以苏东坡之旷世奇才,瞧不起相如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司马相如,或者更宜称名于风花雪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