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是梁启超引进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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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监督，如今是新闻界的一个热词。媒体都以实施舆论监督为天职，记者都以揭露丑恶、批评不良现象为时尚。然而究竟何为舆论监督，恐怕不是每个媒体人都清楚的。
　　
　　那么，究竟何为舆论监督？让我们从源头说起。
　　
　　第一个用中国文字把“舆论”和“监督”连在一起的，是梁启超。换言之，梁启超是第一个把“舆论监督”介绍给国人的。时间是公元1902年，到现在已经整整110年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词并不是梁启超的发明，是他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接触了大量新思想，观念为之一变，先后在日本横滨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革，介绍新知。“舆论监督”就是在这个时候下出现梁启超笔下的。
　　
　　舆论监督，出自梁启超发表在第十七期《新民丛报》的《敬告我同业诸君》。同业诸君，指办报的同行。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提出了报纸的两大职能：监督政府，引导国民。
　　
　　为什么要监督政府？梁启超说，因为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性固不能尽善”，而且政府权力重大，如果没有监督、限制，“虽有圣智，其不免滥用其权”。只有将政府置于监督之下，然后“庶务之所以克举，群治所以日进”——政府才能办好一些事情，政治才能进步。
　　
　　那么，怎样监督、拿什么监督、由谁来监督呢？梁启超从对于个人的角度列举了三种监督：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他说，法律监督最有力，谁触犯了法律谁就会受到刑罚。宗教监督，只对部分人有效，而对那些没有信仰、不相信有天堂地狱的人则无效。第三种监督是名誉监督，其实也可以解释为道德监督，告诉人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否则你将不被社会接纳，你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失。名誉监督由谁来掌握呢？由舆论。谁掌握着舆论的引导权、话语权呢？报纸。
　　
　　梁启超认为，如果立法和司法独立，加上政党对峙，将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但还不够，还需要有报纸行使的舆论监督作为必要补充。“故一国之业报馆者，够认定此天职而实践之，则良政治必于是出焉”——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如果新闻从业者以此为天职，并行使履行这个职责，就会推动政治文明。
　　
　　梁启超说，他不反对报馆为政府拾遗补缺、出谋划策，但这不是报馆必尽的职责，因为报馆不是政府的臣属，而政府是民众的公仆，报馆与政府的地位是平等的。不仅如此，报馆代表民众的意志，发出的是民众的声音，因此“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益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就是说，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为了与政府为难，不是给政府出难题，是为了前面说的“庶务之所以克举，群治所以日进”。
　　
　　从这个大的立足点出发，梁启超说，舆论监督的着眼点“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当纠政府之全局部，而不可挑得失于小吏一二人；当监督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必摭献替于小节一二事”——这个意思非常清楚，舆论监督要从大处着眼，不要挑那些鸡毛蒜皮的小毛病，要监督整个政府的执政方针，而不是针对个别一两个小官员。
　　
　　然而梁启超也非常清楚，他这里所介绍的舆论监督，是在“泰西诸国立法权、司法权既已分立、政党既已确定”的条件下存在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国还在大清统治之下，“百事未举”，言论出版尚无自由，何谈舆论监督？过于超前了。梁启超此文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及其功能作用阐释清楚了。
　　
　　今天我们常说的舆论监督，跟梁启超说的舆论监督，似乎不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