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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听说前苏联有印刷人民币的打算，是苏方的友好人士提醒。中方驻苏大使馆人员把消息传至国内，引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警觉，他将“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之可能，报告给中国最高决策层。于是，便有了央行发布《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此事还曾引发美国中情局猜测：苏方要对中国发起金融战？金融战，一般为战争前兆，西方也一度为之哗然。此事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由于种种原因，虽然中国拿回制币印版，但并没作出公开回应。近年多方档案公开，才将此事浮出水面。
急调“印刷大王”进京
1979年3月1日，北京八宝山。一场隆重的追悼仪式。会上悬挂的遗像国务院参事陈达邦。他已经在13年前去世。陈达邦，曾是黄埔军校的中共党员、著名烈士赵一曼的丈夫，也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亲哥哥。曾经入党、脱离党组织，后来归队，1950年重新入党。笔者上一个世纪90年代，因撰写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案件，曾经接触陈达邦划入历史上“28个半”人的卷宗。后来，中央组织部进行甄别，杨尚昆等人亲自作证，取消对“28个半”的不实之词。但弄清陈达邦的其他“问题”，则要重开调查。从他少年时说起，是有据可考的。陈达邦曾和任弼时两家是姑婊亲，妹妹陈琮英从小许以任弼时。陈邦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读书，同学关系友好。任弼时参加革命，1921年被派往前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来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写信让陈达邦报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第6期名单记录着陈达邦。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中的中共骨干分子。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他们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后来作为代表团成员驻共产国际。在这里不仅同王明发生交际，还和赵一曼结婚。同时，在同学中间还有“陈院士”之称。所谓“院士”，主要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好，会了俄语、法语和英语。他1928年同赵一曼结婚，夫人回国之后，陈达邦先被调往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1938年，共产国际中国部为扩大抗日宣传，准备将报纸迁往美国。后因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迁报未果，陈达邦放弃等待于1942年回国。回国之后，是陈达邦人生至暗时刻！首先是与组织失联，且妻子也无音讯，只好投奔五哥陈岳云。当时，陈岳云在重庆主持中国印刷厂颇有影响。因陈达邦曾从事办报和印刷工作，在这里正好派上用场。他从此钻研印刷业务，帮助印刷《新华日报》等报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北京逝世。
陈达邦作为亲戚赶往北京赴丧，再次和《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重庆工作过的董必武接上关系。因董必武领导中国人民银行，正在为人民币印刷质量煞费苦心，知道陈达邦在重庆有“印刷大王”之称，便联名将其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新中国货币改革，也正是用人之时，便急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多篇文章提到陈达邦“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但实际上他主要负责国外人民币印刷，并亲自在莫斯科监印了巨额新版的人民币……委托苏联印币的由来1950年1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代替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但这个方案，并没有马上得到批准。据《陈云文选》记述：当年5月，中央负责财政金融工作的陈云，才对央行上报的方案做出批示：“此事应该准备，但仅仅是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均需慎重研究才能决定。”多少年之后来看，陈云的批示很有内涵。至少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一定要按照新的标准来印制新币，这是国家的门面！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在建政之前，相关财政和金融问题，是根据中央的宏观指导，由各大战略区（特区）制定具体政策，包括货币的印刷发行，也是因地制宜。1947年，针对推翻蒋家王朝的进程加快，中央决定以华北为基础，组建自己的“战时经济内阁”，并委托前清秀才、中共元老董必武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尽快发行共产党的统一货币。当年9月，董必武正式为统一钞票题写“中国人民银行”等一系列字样。一年之后，就向华北、山东和西北解放区，发出《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信》，第一套人民币伴随着战争推进正式发行。新的财政和金融，有力推动战争的胜利。伴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中共政权已经覆盖全国各地。这时，应对战时的第一套人民币币质，也将接受世界流通和检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的设计、印刷和发行提出修订方案。陈云是一个经济内行，他的批示至少对新币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强调统一性。“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二是强调艺术性。“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三是强调技术和规制。包括“秘密符号之拟制”，“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当时，陈云为什么没有急于批复这个方案？主要是在多方面征求意见。包括在币面上印制毛泽东的头像，毛泽东本人也不同意。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防伪”技术有限，一旦海量印刷，被敌人所利用，就会引发重大金融风险。所以，陈云代表中央直接明确“不能草率……均需慎重研究才能决定。”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银行调进陈达邦。也就是说正是国家用人之际，陈达邦受命于危难之时！据《湖南文史》记述：“陈达邦到总行印刷局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这是工作之初，他是一个科长职务。不久，他担任“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这个专员职务，实际上是中国造币国外全权代表。陈达邦过去搞报刊印刷，现在转入精密的货币制造。这中间有隔行之技，也有相通之处。他毕竟跑过苏联和法国，又在国内业界打磨多年。最初接触人民币，他就认识到“由于第1套人民币在战争环境下印制，的确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是种类繁多。第一套人民币，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而且面额较大，最大为5万元。同时，还有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比较严重，容易造假等瑕疵。当时，一般问题都好解决。唯独难以解决的是人民币造假问题。这其中有印刷质量不过关，也有材料方面不过关，特别是我国水印和射频技术落后，几乎没有。由此就引发在友好国家印制人民币的动议。众所周知，货币决定国家的经济命脉。货币的印制，又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确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当时，前苏联与我国同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支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另一边，敌对的美国和蒋介石集团，针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就使印钞事宜纳入特殊选项。经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特别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率团访苏，两国友好升温，这才把“受各种条件限制……特别是防伪造假技术，国内无法解决”印钞问题，提到两国谈判内容。得到苏联政府应诺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并派专班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1952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副局长贺晓初、国外业务专门委员陈达邦一行，作为特殊使命的使者来到莫斯科。他们在驻苏大使张闻天等人的安排下，与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等苏方人员，洽谈人民币印制事宜。当时，我国政府请求苏方代印总金额为40亿元人民币。印制票面额包括100元、50元、10元、5元共4种。兹维列夫口头承诺，有关代印原则性问题，俱由苏方财政部一篮子解决。有关技术性的事项，俱由苏方对外贸易部解决。中方则由陈达邦与苏方接洽具体印币技术问题。在此框架基础上，陈邦达又陪同李富春副总理，再一次同苏方进行深度谈判，确定1954年底交货，并签订备忘录。接下来的日子，陈达邦在莫斯科既肩负秘密使命，又还担任技术协调和执行。在苏联经济内阁和大使馆之间，他昼伏夜出，与国内印刷专家密切配合，紧张地进行着各种印钞技术准备。国内现存档案、前苏联公开档案和沈志华从莫斯科中央档案馆查找的档案，都显示陈达邦与苏方多个部门的协商。包括国徽，行长图章，深浅花纹钢板，套花花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图案，及文字铅板、票样本、规格尺寸等，几乎几百个元素，每样都进行反复磋商。陈达邦从国际货币的占位来设计思考，他必须将抽象的问题，与苏方的技术对接。然后，将可以实现的技术发回国内，再由国内专家设计版样。在当时没有现代通信和影像技术支撑的情况下，许多都是凭电报进行传输，可见难度之巨。但苏方每次收到国内的人民币样板后，多认为中方设计不合技术要求。这可苦了陈达邦，但他从不气馁。而正当陈达邦与苏方沉醉版样攻关时，国内也正在酝酿改变印钞计划…（待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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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3 15: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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