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德国公使在北京遭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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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谁打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
作者：金满楼
1900年6月，义和拳大量涌入京城后，很快与在京外国人（包括使馆人员在内）发生冲突。据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记载，13日中午，有几个拳民坐着马车从使馆区通过，其中有一个人炫耀的拿出大刀在鞋上擦拭。这时，德国公使克林德恰好路过，他立刻被拳民的行为激怒了。于是克林德拿着手杖去袭击拳民，其他人都跑了，但抓住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拳民。克林德痛打了这个男孩，并把这个浑身是血的男孩拖进德国使馆关押了起来。
少年无端被绑的消息传开后，拳民们更加愤怒，傍晚时便有数百拳民聚集在使馆区附近。随后，拳民们开始攻击使馆区最北边的奥地利使馆，这个使馆离英、法等国使馆较远，因此容易受到攻击，奥地利使馆卫队随即使用机枪扫射，但没有打死拳民，因为他们似乎是有意调高了准星做恐吓之状，但拳民们则认为是自己的“刀枪不入”在起作用。
在其他的地方可就没那么和平了。在13日的晚上，天主教在北京的东堂和南堂遭到焚毁，周围主要由教民居住的房屋也被烧毁，当天晚上被杀的教民可能有数千人。就连大清帝国的海关也被烧毁，总税务司赫德在匆忙间只带出了一个箱子，所幸的是他的日记被人及时的带出。第二天上午，当法国使馆卫队赶到东堂时，整个建筑已经被夷为平地，只剩下被烧死的教士、教民的遗骸，其中法国教士多雷也在其中。
冲突无处不在。从 6月13日开始，在救援教民的旗号下或者根本就是出于憎恨义和拳的动机下，使馆卫队和在京的外国人开始主动出击，就连外交官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北京饭店的瑞士老板沙莫夫妇组织了一些长期包房的外国人前去救援教民，他们在行动中打死了数十名拳民。《泰晤士报》的记着莫理逊在日记中说：“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了四十五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六个”。奥地利使馆卫队的柯拉中尉后来得意的说：“我用左轮手枪击毙五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逃脱的‘天兵天将’”。
公使们也参与了这场攻击行动。14日，克林德看到拳民们在皇城根下习拳操练，便下令卫队立刻放枪，20多名拳民当场毙命。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刚刚来北京上任，他虽然心脏不好，身体孱弱，但也不甘示弱，他也亲自杀死了拳民数十人。就连身材矮小、有点神经质的赫德，那时候也成天在屁股后面吊着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
外国人（包括外交人员）的行为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被称为“猎取拳民的行动”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实在是令人感到震惊而不可思议。美国使馆卫队长迈耶斯在后来说：“当时我们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迈耶斯的辩解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的这种行为显然大大超越了治外法权的范围并构成了对一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并不想做过于深入的探讨，但必须指出的是，导致这种不可理喻的事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廷的治理失败所导致局势的完全失控。本该保护自己国民（包括教民！）的清廷被载漪等别有用心的人所控制，他们不但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去保护教民和控制局面，反而抱着自己的私心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也可能是他们的能力有限）。所谓“庸奴误国”，诚然如此！
康格夫人当时也记载道：“6月13日，义和拳开始焚烧外国人的房产；6月14日开始，使馆与外界的联系中断；6月15日，建于17世纪初的南堂教堂被烧毁，发生了暴行。在义和拳撤离后，使馆卫队派出少量士兵营救出数百名幸存的难民，他们被打伤或者烧伤。当天，使馆卫队在城墙上向义和拳开火，打死七名拳民。第二天（6月16日），使馆看到正阳门一带燃起熊熊大火”。康格认为联军进入北京是因为清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保护责任，使得各国出兵完成本该由清政府承担的保护工作。公使们似乎认为这场暴乱将断送大清王朝，“看起来，这次因为自己的国民，清政府要在劫难逃了，王朝更替的脚步仿佛越来越快。”
     
  
        
6月17日，直隶总督裕禄接到洋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二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考虑到当时电报通讯中断，裕禄的报告应该在18日或者更晚些到达慈禧太后那里。作为对洋人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并要求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但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何况清廷当时的借口（或说是理由）是京城局势混乱，难以进行周全的保护，这似乎也有甩包袱、避免洋兵入京的考虑。
公使们接到这份同样类似“最后通牒”的照会后，不免也陷入了慌乱当中。由于他们对天津的事情一无所知，公使们对总理衙门“最后通牒”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谴责军人的愚蠢行动，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的决定应该由外交官来做出，而不是军人”。
埋怨归埋怨，如何处理清廷提出的要求才是公使们最紧迫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当晚，各国公使们再度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大家在愤怒、绝望和恐惧中相互指责，荷兰公使诺贝尔居然在会议上哭了起来。最终，公使们决定接受“最后通牒”，但要求延长期限，理由是一天时间无法准备好足够的车辆-。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希望西摩尔联军能够在第二天的清晨如奇迹般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殊不知此时的西摩尔联军早已放弃了进军北京的计划。
在辩论达6个小时之后，公使们达成一致意见并各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内容基本一致的照会，要求明日上午9点在总理衙门与大臣会晤，并主张中方提供足够的车辆和派出几位大臣亲自陪同护送到天津。但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照会和其他公使的内容有一处不同---克林德在照会中明确声称，不管中方答复与否，明日上午9点他将到总理衙门；而其他公使则只是提出希望中方尽快答复。
事实上，公使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要求中方在次日上午9点前答复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的照会是在晚上才发出的。按中国的习惯，当时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不可能在署，也不可能有时间向紫禁城里汇报。因此，后来指责清廷有预谋的杀死克林德，这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6月20日早上8点，公使们再次聚集开会，但他们等到9点的时候，正如上面所说的，总理衙门仍旧没有任何反应。在紧张的压力下，部分公使的情绪开始失控，他们大骂中方这是在有意刁难外交官。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到了9点半还没有答复，大部分公使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在使馆里等待。如果没有答复就贸然前往，坐在总理衙门等着大臣们召见有损我们的尊严。此时，克林德这个爱激动、性情暴躁的人，一拳砸在桌上说：‘我去衙门坐等，即使坐上一夜，也要把他们等来’。俄国公使格尔思建议大家一起去，而且要有武装护卫。克林德说：‘没有什么危险，昨天和前天我派我的翻译出去过，他一点也没有收到骚扰’。格尔思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派翻译先去跑一趟探探消息呢？’克林德说：‘好主意，就派他去’”。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也有类似的记载。
但不知道为什么，克林德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要亲自前往---也许是他觉得自己话已经说出去了，不去的话会很丢面子（或许他也深知“面子”在中国的重要性）---于是他回到德国使馆后吩咐准备两顶礼轿（一顶猩红色的，一顶绿色绒布的，以显示外交官的地位），他和翻译柯士达各乘一顶，带着两名护卫，出发了。
据柯士达的说法，说他们的轿子在路经哈德门大街的时候，轻轻的擦到一辆满载清军的大车上，一个清军士兵便举起枪，向礼轿窗子不到1米的地方对着克林德头部开了一枪，克林德立刻咽气了，轿夫们吓得四散逃命。在混乱中，柯士达也腿部受伤，他挣扎着走到一家美国教会那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从柯士达的描述来看，他试图把这个事件说成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但在他的描述中漏洞是很多的---如果真是有预谋的话，何以解释他自己腿部受伤却能逃脱这次杀身之祸？也许柯士达意识到在混乱没有顾及公使克林德而独自逃走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有意想掩饰些什么。据其他方面的记载，一家在上海发行的德文报纸刊登了一位当时在北京的中国人的日记，据他的描述，当克林德路过哈德门大街比利时使馆附近时，克林德的护卫人员手枪失火，比利时使馆卫队以为是清军开枪，于是也开枪射击，随后清军反击；在各方惊慌失措而混乱的枪击中，克林德被击中了。
     
  
        
《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和这个大同小异，但认为走火的那枪是克林德本人所携带的手枪发出来的，这才引起了比利时卫队“蜂拥赶出，开门放枪”，于是清军“还枪轰击，枪弹横飞之际，轿中人已中其一，盖即德使克林德也。其翻译官某见之，恐甚，急即舍轿而奔，入附近某教堂暂避”。
《庚子大事记》中说，“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这个恩海便是当时在哈德门大街巡逻的清兵小队长，柯士达说杀克林德的就是他。事发后，恩海一边派人去向上级报告，一边亲自守卫克林德的尸首，在这过程中，他顺手牵羊的拿走了克林德的银怀表。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他因为将此块怀表在当铺当出，结果被顺藤摸瓜的抓到，后来被德国军队亲自处决。
最奇特的是，在当时中外信息中断的情况下，一家英国的报纸在4天前便报道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假”新闻，这就不得不佩服这位记着未卜先知的超前能力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当时的紧张混乱情况下，发生公使被戕事件似乎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