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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中共党史上充满悲情的人物，高岗绝对是其中之一。在中共历史的印记中，高岗的行状前后大相径庭。1955年前，他历史辉煌：他是“西北王”——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是陕甘宁边区的连任参议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他是“东北王”——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满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总后勤官”；“五马进京”他是“一马当先”——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1955年后，他却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角，被开除党籍，后自杀。
这样的人生，也使高岗成为说不得的历史人物。近年来，与高岗案有关的当事人张明远和张秀山，先后有回忆录出版，从亲历的角度，给学者提供了不少新材料，有关他的行状以及“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一案的内情，才慢慢有所披露。
我尤其看重张秀山的回忆录。
张秀山的革命历程大致与高岗相似，高岗在西北时就在一起，“在历史上与高岗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我的八十五年》，第325页）。1949年后，高岗任东北局书记时，张秀山先任组织部长，后任东北局第二书记，东北局的组织工作依然在他分管范围之内。由于和高岗一路走来，他与高岗的关系也很亲密，是东北局领导中“敢和高岗拍桌子”争吵而高岗并不在意的人（第250-251、326页）。因此，2007年出版的张秀山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用了一个“从西北到东北”的副标题。
本文以张秀山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所披露的材料，略说一二。
张秀山与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
1954年的七届四中全会，是为高岗和饶漱石定调的会议，看似“和风细雨”，但背后却酝酿着“暴风骤雨”。会议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5日，中央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 听取与会者对高岗、饶漱石的揭发和批判。会后，周恩来给中央的报告，罗列了高岗10个方面的错误；而邓小平、谭震林、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也罗列了饶漱石8项错误。根据中央的决定, 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
高岗和饶漱石虽然此时都被批判，但历史上他们二人却没有交集。是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时先后进入北京的。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从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回忆，同在北京，高岗不知道饶家在哪里，他没有去过饶家，饶也没去过高家。高、饶见面交谈，还是毛泽东介绍的。1952年，饶漱石到大连休假。行前，毛对他说，高岗把东北搞得不错，你去看看，还可以学习他是怎么搞的。饶到大连后，高也到了大连，他们见面是陈伯村介绍的。当时张鼎丞也在大连。饶问：高岗文化不高，怎么把东北搞得这么好？陈伯村作了介绍。
但是，在前述两个座谈会上，有人开始把高岗和饶漱石联在一起。高、饶二人虽然都被迫写出检查，但都不认既“反党”又“联盟”的罪名。
在关于饶漱石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饶漱石与高岗联合起来反对刘少奇，证据是饶漱石同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议上相互配合，搞“讨安伐刘”（即所谓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矛头对着刘少奇）的反党活动。对此，饶漱石在座谈会中的检讨中说：
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一点，我在事先确无所知。反之，他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这些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的反对刘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对我的这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第318-319页）。
显然，饶漱石对所谓配合张秀山搞“讨安伐刘”的指控是不承认的。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就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连在了一起。毛泽东的开幕词第一点专门讲“高饶联盟”。他自问自答地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高岗两次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
关于“组织会议期间”的事情，毛看的很重，并不由分说地说，“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直接成为高、饶定为“反党联盟”的重要证据之一。
饶漱石与张秀山“讨安伐刘”？
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3年9-10月间举行。此时，高岗到南方休假，与会议没有关系。
中组部组织这次会议时，张秀山已担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郭峰接任组织部长，准备参加会议。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征求张秀山的意见。张秀山“在电话中对安说，郭锋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安子文仍然坚持。张秀山回忆说：
安子文又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锋，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锋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第306页）。
从张秀山回忆看，他写信给安子文对组织工作提出的8条意见，是在安子文一再要求并抬出毛泽东后才写的；高岗看信后认为“不要提了”。从组织纪律来说，张当然不会再把这封信转给安子文。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召开，张秀山到北京参加。临行前，他接到了中央的电报，要求他10月8日前来京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到北京后，先找安子文谈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他对饶漱石说：“我的意见已经同安部长说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还要赶着回去布置工作，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表示同意。”
可是，在10月13日晚组织会议领导小组开会时，张秀山则被列入大会发言名单，这是刘少奇的决定。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讲，张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领导小组决定让张在14日大会上发言。会后，饶漱石亲自到张秀山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
当晚，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张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要谈的意见（将原来的八点概括为五点）向毛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的思想方法问题。张问毛泽东，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会上去讲？毛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张在发言前曾向刘少奇请示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就这样，张秀山作了后来被视为高、饶“联盟”证据的发言。
发言后，刘少奇对张秀山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据当时的反映，各大区组织部长多数认为张秀山讲的意见是对的，是有根据的。刘少奇在这次会议的总结中，也就富农党员问题、有关农业互助合作不妥当的谈话作了自我批评，安子文也作了检讨（第306-308页）。
这就是饶漱石与张秀山“讨安伐刘”的历史真实。
关于“查刘少奇档案”的问题
张秀山回忆录被学者认为最有价值的是，披露了一条重要的史料：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在奉天被捕的档案。张秀山回忆说：
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第325页）。
有人说，关于这条史料，张秀山是“首次披露”，我记得不是。在他的回忆录出版前，我就见过高岗夫人李力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只是语焉不详而已。张秀山是执行者、当事人，所以，他的这段回忆就非常重要。
赵家梁在回忆中引述高岗的检查说：“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二十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在中共历史上，凡是要对一个人采取措施时，往往从历史上找根源，而这个人如果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则更是易于找到根据。毛此举很意味深长，高岗自然心领神会。
2013年，有人写文章质疑张秀山的回忆（见《“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说辨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1期）。说是“辨析”，实际上是否定张的回忆。辨析要遵从考据学基础，但这篇文章要么“顾左右言他”，要么只“证据利己”。譬如，作者引述郭峰参与此事的否定意见，却不辨析当事人回忆郭峰是参与者的叙述，忽略了事。
再如，作者有条件查阅档案，却忽略了康生在1968年3月在王光美材料上的批示。这条批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知道，在1979年准备给刘平反时也传出过。大意是：关于刘被捕的事情，毛在1950年代初就“洞悉一切”，让人查档案。但是，“这项工作被高岗、张秀山他们给耽误了，特别是张秀山包庇刘少奇”云云。
故此，所谓的“辨析”并不足信。当然，这是我的看法，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辨析”“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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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5 19: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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