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救命恩人是“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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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别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除此之外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康有为是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他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康有为被后世吹捧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其人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等。

众所周知，真正使康有为出名的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公车上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大中国败给了小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而《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来，你想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都是些什么人哪，可是忧国忧民、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呐。

在雄激素的刺激下，众人群情激愤。来自台湾的举人更是哭的鼻子一把泪一把。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云集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跟着凑热闹连名。5月2日，由康、梁二人为“主谋”，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为“帮凶”开始在“都察院”聚众非法越级上访。

在这里说一下为什么叫做“公车上书”，“公车”一词可不是现在所指的“公共用车”，或者“公家用车”。而是出自司马迁所著《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指的是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因此康梁等人的请愿活动又被称为“公车上书”。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质疑，并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在此不再烦絮。

同样是在1894年，康有为开始满脑子跑马的胡思乱想，憋了好久，憋出一本《人类公理》，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显然他太过于理想化了，充满了共产主义似的幻想，不知道脑子被什么给踢了。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同时组织强学会。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日后的变法工作做铺垫。1897年11月，坏消息接踵而至，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称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偌大个中国被瓜分的四分五裂。

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再次被激起，康有为等人再也坐不住了，当年的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向清廷当局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的时局。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维新人士和拥护光绪官员等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时任国家名义最高领导人，清朝政府皇帝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被慈禧那个好事的老娘们出来扫兴，总共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的运动就轰轰烈烈的流产了。

既然是流产，肯定是要流血的，既然是轰轰烈烈的流产，肯定还是要大出血的。戊戌政变后，慈禧老娘们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不应该被杀只应被捕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而本来该被捕杀的康梁却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脱了。这就是精明与傻帽的最显著区别呀。革命后能当领导出名的都是那些贪生怕死的。那些不怕死的，就遂了他们愿去找阎王爷了，哪儿还能享受到荣华富贵。

死里逃生的康有为逃往法国，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还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如丧家之犬一样在各个国家到处满嘴吹牛跑马还要钱。当然也曾经遇到过很多的不待见。就他的徒弟兼基友的梁启超都看不下去了，称其“常作大言”。虽然看不惯，但也上梁不正下梁歪，梁启超跟同仁交待说，捐款聚众两事，不妨往大里说。

在康有为抵达荷兰的海牙后，请求当时的清廷驻荷兰公使陆征祥签发赴俄国的护照说：“我足迹遍天下，颇愿往沙俄一游，前在巴黎，驻法公使不肯签发护照。素仰阁下以维新。开明著称，当能慨予颁发赴俄护照。”他满意为这样溜须拍马一番后，可以获取护照。
     
  
        

谁知陆征祥听后大为吃惊，说道：“君将自投罗网，送虎口吗？”，这还真不是陆征祥怕事儿或是小心眼怎么的。因为当他在俄国的时候，慈禧曾下令驻各国公使，如果在所在驻地国政府如果发现、康梁等人，立刻予以逮捕。各国政府都以国际公法不允许引渡政治犯加以拒绝，唯独沙俄政府为了结好清廷，宣称打破惯，一旦康、梁入境，当即拘捕移交中国。

陆征祥把原委告诉了康有为后很是感动，估计快哭了都要。当然也就取消了去俄国吹牛的计划，并把陆征祥当成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样。还写投桃报李的写了一首长联，夸赞陆征祥，并且做成手卷赠送。

陆征祥就是后来签订“二十一条”背负了很大骂名的所谓“卖国贼“陆征祥，其实这对陆征祥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详见拙作《揭秘“卖国贼”陆征祥的别样人生》）恰恰是所谓的“风云人物”康有为后来由于思想守旧僵化，生活作风不检点，颇为后世诟病。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被称为风流圣人。

张建伟所著的《温故戊戌年》一书曾披露说，康有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被发现了，妓女就组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坐拥六位娇妻美妾，还如此放荡不羁，真是风流成性。

不过有记载称康有为晚年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据人推算，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康家每年的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即使现在中国一般的家庭也与此差的十万八千里，真是腐败至极。

具有悲喜剧色彩的是，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时，据其二太太梁随觉称，家中已无余钱，竟连棺木也买不起，无法入殓。军阀张宗昌送了三千元(有人说是三万元)，方能办事。可怜颇具有产期色彩的康有为的一生，竟落得如此下场。我看往后把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老人的名言“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干脆改成“一个南海圣人，不知怎么说你”得了。（文/张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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