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神话：德三遗民与东德精英阶层

焦饭转锅巴速

尽管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精英阶层的概念在铁幕另一端的世界中是被否定的，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一些人可能会被所谓的平等社会的宣传弄混了头脑，但一个正常人类总是应该有判断力。在苏东社会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类似的存在，即锋先队中掌握职能部门权力的领导与干部们。
尽管精英的概念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 "垄断资产阶级最反动部分权力要求的表现"，但讽刺的是，列宁的国家统治理论随后便被重构为一种实际上是精英定位的"锋先队"。以这种理论为根基，康姆尼赖以实践统治性权力的结构被认为是即为合理且具有合法性的，因为康姆尼派对就是锋先队。
在理论上与美好的幻想中，康姆尼社会中的领导与规划职能基本上向 "任何合格的和并志愿参与其中的工人 "开放，这种统治结构在理论上是为了指向康姆尼主义的世界的历史的目标服务，为普罗列塔利亚服务。它们其声称这种统治结构比布尔乔亚世界要更加优越。因此，可以说康姆尼的精英政治应当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其统治结构的合法性也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
具体到东德来说，其权力结构的合法性核心来自于康姆尼反对法东斯主义的斗争，可以说，从东德开始到结束，反法东斯都是其权力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一叙事神话，统社党动员了人民对派对和国家的支持，感召了诸如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犹太人，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日记作家，著有三卷本日记：《我将见证》（1933 年至 1941 年）、《苦涩的结局》（1942 年至 1945 年）和《小恶魔》（1945 年至 1959 年），在东德时期加入统社党，从 1950 年到 1958 年，他是东德文化协会在东德议会 (Volkskammer) 的代表）和路易斯·海因里希·曼（Luiz Heinrich Mann，小说家、散文家，在他搬迁到东柏林担任东德艺术学院院长的几个月前在加利福尼亚去世，后骨灰安葬在东德）这样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其中。
它依靠着这种叙事神话整合起了它的统治体系，从文化协会中的知识分子到在布痕瓦尔德纪念馆前宣誓就职的国家人民军军官学员都分享着这一神话，这一神话也使得它与西方的坚决分离获得了合法性，也就是所谓的“反法西斯防御墙。”
抵抗运动的战斗与苦难经历以及红军对“希特拉法东斯主义”的英勇胜利的传颂，是东德立国神话与国家理论的核心。所以，从理论上说，这个崭新的德国应当是纳粹德国完全的反义词。而在另一方面，至少是在宣传上，作为铁幕另一边的对手的西德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与政治和政治家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纳粹历史的污染。
众所周知，战后德国分区占领时期各国占领区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去纳粹化问题，而在苏控区，这种“净化”被认为是最为严格的，从理论上来说，东德将会将前纳粹分子从国家和社会领导岗位上持续地清除出去，而这也被认为是东德的主要成就之一。作为反法东斯遗产与任务的守望者和执行者，人们总是认为，统社党自身将远离前纳粹分子的涌入。
不过历史不是神话，也不是某些基于错误信息而产生的刻板印象。到了1948年，统社党成立了一个卫星党，即国家民主党，这个卫星党是前纳粹分子、国防军军官和国家保守派的大熔炉，而且一直在东德人民议会中享有席位。但在东德档案开放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卫星党与统社党自己比起来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前纳粹分子被统社党接纳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党派的比例。在对东德部长会议的“中央干部数据库”（Zentraler Kaderdatenspeicher）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对统社党档案研究得出的结论。
中央干部数据库中登记了大约15000名前纳粹分子在1945年之后的党员身份（这一数据统计指的是那些被数据库收录的干部的父亲），他们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在1945年之后再次加入了一个政党，讽刺的是，在这四分之一的人中有三分之二都加入了统社党。
前国社分子涌入统社党在其成员统计中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例如，1952年初，即便是在1951年的党内清洗之后，在萨克森州（这时还叫州，大区改革是在年内进行的）的统社党中依旧有6.7%的成员以前是前国社党成员。在个别地方组织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30%甚至更高。总的来说，1952年约有10万名统社党成员是前国社党，约占总数（不包括候选人）的8-10％。
但之前的研究大多针对的是统社党中那些相对不重要的小鱼小虾，没有关于统社党内部真正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阶层进行研究。如果说吸纳前国社党成员只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一个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激进的反法冻斯政党至少应该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排斥那些前国社党徒。但在对图林根地区从1952至1990-1年的441名SED第一秘书和第二秘书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来看，这一预期也落空了。
作为SED统治体系中的“次要精英”，地方和大区一级的第一秘书和第二秘书在确保SED的统治方面占据着关键地位，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以SED的意识形态标准将这些第一秘书和第二秘书分为四个群体：
1.前抵抗战士，纳粹受害者
2.前国社党成员
3.前法东斯组织成员（德国少女联盟，洗头老青年团之类的）
4.前国防军


在1945年至1951年期间被任命的秘书中，至少有48%是那些曾经的抵抗战士和那些曾遭受过纳粹迫害的人，但在1952-1961年被任命的秘书群体中，这一比例不知为何突然下降到7%，而到了后二十年，抵抗战士与受害者几乎消失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前国社党徒和法东斯组织成员显然在SED统治体系中更加吃香，他们在一开始的占比就很高（23.4%），而到了50年代则占比45%，60年代稍少了一些（31%）。
该地区的第一秘书与第二秘书们在国防军中服役的经历也是值得研究的。在1960年代初之前，大约70%的秘书有这样的经历，而到了1962年至1971年这一时期，这一比例降到了39%。不过这些人在国防军服役时大多都是作为普通士兵或士官。而在1961年以前被任命的秘书中，有超过50%的人曾是战俘，而这其中又有二分之一的人曾在西方盟军的战俘营中待过——这很令人惊讶，因为通常来说被盟军俘虏被认为是干部选拔的负面特性。
出乎刻板印象的是，数据告诉我们，哪怕是在东德的早期阶段，SED的地方高层干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抵抗战士或者老康米，而是曾经的“法东斯国防军”官兵和洗头老青年团成员。
但为什么抵抗战士、老康米和纳粹受害者在1952年之后几乎就从图林根地方秘书的行列之中消失了，这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我们可以判断，在这一时期SED关于地方官员的任命标准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我们把这种变化解释为干部选拔的重点从立国神话的合法性——由在反法西斯抵抗时期证明自己价值的老康米和纳粹受害者体现——转向了对派对的（顺从的）忠诚。因为正如东方不可言说之地千年以来的政治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上头手里有你的把柄，他才敢用你，理想主义者和圣人是最难控制的。
这些体系内的新秀并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生物，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忠诚才能在体系内获得更多的权力，尽管这种生物显然对被治理的群众来说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以说，在东德精英阶层的形成中，SED是基于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原则而非所谓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这里唯一的意识形态只剩下了组织拜物教。在这种原则下诞生的他们所忠诚的也并非他们所誓言忠诚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而是只是权力以及为他们带来权力的结构。
可以说，在东德精英阶层形成的过程中，Partei对前国社分子和法东斯分子是宽容的，但绝非遗忘的。

梦中的那片蓝

感觉很像苏俄任用沙俄官员，一方面是好控制，一方面是有管理经验

燕子小鲁鲁侗

just in case查看图片

黄俊琼

那样应该就像苏联红军一样，旧军官比例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