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人类学（人类学及其领域Ⅳ）

京托胡速越

生物人类学（也被称为体质人类学）关注于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类。依照传统，生物人类学的研究重点是人类演化、灵长目动物学（primatology）、成长与发展、人类适应和法医学。现如今，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或者说针对基因和遗传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演化（古遗传学[paleogenetics]）、适应性和多样性意义重大。比较因时间、地理或特定基因的频率而分隔的群体，可以揭示人类的适应方式以及迁徙过的地区。身为人类骨骼与组织解剖学的专家，生物人类学家将涉及人体的知识运用到了大体解剖学（gross anatomy）实验室、公共卫生和刑事调查等应用领域。
古人类学

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 ）研究现代人类物种的起源、祖先和早期代表，所处理的时间跨度远大于其他人类学分支。古人类学家关注于漫漫岁月里的生物学变化（演化），力图了解我们成为今日之所是的物种的方式、时间和原因。依循生物学术语，我们人类是智人（Homo sapiens），规模庞大的灵长目（order of primates）下的一个物种，种类众多的哺乳纲（mammals）动物中的一类。由于我们与其他灵长目动物（猴和猿）拥有共同的祖先，古人类学家追溯至最早的灵长目动物，乃至最早的哺乳纲动物，以重现人类演化的复杂路径。古人类学不同于其他的演化论研究，它选取生物文化方向，注重生物性与文化的相互影响。
古人类学家将我们祖先的化石骸骨与其他化石和人类现存成员的骨骼相比较。他们将这些知识与生物化学和遗传学证据向结合，力求科学地重现人类的演化史。每一块新化石的发现，都让古人类学家为这幅拼图增添了又一个碎片。
灵长目动物学

研究其他灵长目动物的解剖结构和行为，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与现存的近亲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人类的与众不同之处。因此，灵长目动物学，或者说对现存和化石灵长目动物的研究，是生物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灵长目动物包括亚洲和非洲的猿类，以及猴、狐猴（Lemurs）、懒猴（lorises）和眼睛猴（tarsiers）。
从生物学上讲，人类是猿类家庭的成员——大体型、宽肩膀的无尾灵长目动物。对野生环境下的猿类的研究表明，分享习得行为是它们的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灵长目动物学家越来越多地将这种非人类猿类的共享的、习得的行为定名为文化。灵长目动物研究提供了有科学依据的观点，让我们得以了解祖先的行为以及现存近亲的能力。随着人类的活动侵入世界的各个角落，许多灵长目物种濒临灭绝。灵长目动物学家，如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图1.7）,极力捍卫这些非凡动物的权力，以及对它们的栖息地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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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灵长目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

55年前，珍妮·古道尔开始研究黑猩猩（chimpanzees），以阐明我们遥远祖先的行为。她所积累的知识揭示了人类与黑猩猩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古道尔将大部分事业都奉献在了捍卫我们现存近亲的权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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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成长、适应与变异

某些生物人类学家专擅于研究人类的成长与发展。他们审视成长的生物学机理，以及环境对成长过程的影响。例如，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是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的先驱（参见“人类学家传略”专题），曾将那些在“故国”（欧洲）度过童年时光的移民的身高同他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所达到的增长了的身高向比较。如今，生物人类学家研究疾病、污染和贫困对成长的影响。比较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成长模式，可以为人类的演化史提供线索。人类学详细研究现今人类健康成长的激素、遗传和生理基础，为当代儿童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人类适应性的研究侧重于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适应环境的能力。生物人类学的此一分支采取比较研究法，对比如今生活在各类环境下的人类。人类是唯一栖居于地球各个角落的灵长目动物群体。尽管文化适应性使人们得以生活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但生物适应性同样有助于人类在严寒、酷热和高海拔地区生存下来。
某些生物适应性被嵌入了种群的基因组成之中。人类漫长的成长发展期为环境塑造人体提供了充分的机会。这种发展适应性（Developmental adaptations）解释了人类变异中的永久性特征。例如，克丘亚族（Quechua）印第安人心脏的右心室扩大了，因为他们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平原（阿尔蒂普拉诺高原[Altiplano]）上；安第斯山脉绵延于南美洲西部边缘地带。人类还具备生理适应性（Physiological adaptation），即为应对特定环境刺激而出现的短期改变。例如，通常生活在海平面位置的女性如果飞去了海拔3660米（约1.2万英尺）的玻利维亚城市拉巴斯（La Paz），她的身体将增加携带氧气的红细胞的数量。所有这些生物适应性都促成了现今人类的变异。
遗传性的人类差异包括诸如身高、体格和肤色等可见特质，以及诸如血型和对特定疾病的易感性等生物化学因素。然而，我们仍旧是单一物种的成员。生物人类学应用了所有的现代生物技术，以期实现对人类变异及其与人们生活的不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更为全面的了解。生物人类学家对人类变异的研究，已经暴露了生物学所定义的种族的虚假概念，这一观点基于对人类变异的普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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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秘鲁、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太平洋（由上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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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人类学

生物人类学在法律环境中的应用便是法医人类学（forensic anthropology）。除了帮助执法部门鉴定谋杀案的受害者和行凶者，法医人类学还会调查践踏人权的行为，如种族灭绝、恐怖活动和战争罪行。这些专家利用遗传信息和骨骼结构的细节来确定死者的年龄、性别、种群隶属关系和身高。法医人类学家还能确定这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是否显现出了身体异常，或遭受过创伤（参见之后的“人类学应用”专题，阅读了解多位法医人类学家和法医考古学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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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传略

法兰兹·鲍亚士与玛蒂尔达·考克斯·史蒂文森



1925年左右，法兰兹·鲍亚士在帆船上

法兰兹·鲍亚士（1858～1942）并非首位在美国教授人类学的科学家，但正是鲍亚士及其学生对科学严谨性的坚持，才将人类学整合进了学院和大学的课程体系。鲍亚士出生并成长于美国，在那里学习了物理、数学和地理学。1883年和1884年，鲍亚士在加拿大北极地的因纽特人中间（Inuit，爱斯基摩人[Eskimos]）展开了他的首次民族志研究。在柏林经历了短暂的学术生涯后，他来到美国，在博物馆里工作，并不时在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夸扣特尔族（Kwakiutl，夸夸嘉夸族[Kwakwaka’wakw]）印第安人中间开展民族志研究。1896年，他成为了位于纽约市（New York City）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教授。他撰写了数量庞大的著作，创办了专业机构和期刊，还培养了两代伟大的人类学家，包括众多的女性和少数民族学者。
作为犹太人移民，鲍亚士察觉到了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尤其是种族主义的危险性。借由民族志的实地调查和比较分析，他证明了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和其他将非欧洲民族及文化列为劣等的阴谋诡计全都是怀揣偏见，无知愚昧。在漫长而辉煌的学术生涯里，他不仅推动人类学成为人文科学的一支，还将其化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抗种族歧视和偏见的工具。



1900年左右，玛蒂尔达·考克斯·史蒂文森在新墨西哥

北美人类学的创始人中间存在有许许多多的女性，包括玛蒂尔达·考克斯·史蒂文森（Matilda Coxe Stevenson, 1849～1915）。她在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祖尼（Zuni）印第安人中间做实地调查工作。1885年，她在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创办了女性人类学学会（Women’s Anthropological Society），是第一家专为女性科学家而设的专业协会。3年后，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下设的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聘用了玛蒂尔达，她也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接受全职科学公职的女性。在19世纪末的女权主义倡导者中间，她和北美的数位先锋女性人类学家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女性在人类学领域开创事业的传统不断延续。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超过一半都是女性，这家协会现有1.2万名成员。
史蒂文森和鲍亚士用胶片和笔记本同时记录观察结果，是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的先驱。史蒂文森使用早期的箱式照相机（box camera）记录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和物质文化；而自19世纪80年代初，鲍亚士就拍摄了因纽特人和夸扣特尔族印第安人的照片，并将其用作文化和体质人类学的文献资料。如今，这些早期照片不仅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珍视，于土著民族本身也价值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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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文化资源管理：考古学的分支，专注于可能受到工程及开发工作威胁的考古和历史遗迹的调查和/或发掘；也涉及保护文化资源的政策。
生物人类学：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类的系统性研究；也被称为体质人类学。
分子人类学：针对基因和遗传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演化、适应性和多样性意义重大。
古人类学：人类学的分支学科，研究历时性生物学变化（演化），以了解现代人类物种的起源和祖先。
生物文化：注重生物性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的研究方法。
灵长目动物学：研究现存和化石灵长目动物的学科。
法医人类学：出于法律目的鉴定人类的生物和文化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