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历史：鲜为人知的古（弓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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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天，仍透着刺骨的寒意。2月18日清早，一位古稀老者在茹家庄村东的半山坡上久久伫立。这里南依秦岭北麓，北临渭水，西傍清姜河。谁人知晓就在老者脚下的这片黄土台塬地里，曾掩埋着一个距今近3000年诸侯方国国君及王室贵族的墓葬群，也很难想象，老者和他的同事们已为此耗去了八年的时光，相继发掘了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遗址3处；墓葬27座，车马坑6座；研究整理了青铜礼器、玉礼器、骨蚌器、陶器等3000余件（组）出土文物……向世人证实了一个鲜为人知古弓鱼国的存在。
岁月流逝，如今的茹家庄半山坡上，树木果园连成一片，已不见昔日的荒凉。老者思绪万千、情绪激动，因为这里正是原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馆长胡智生、考古队队长卢连成与同事们掀开古弓鱼国神秘面纱的地方。
发现 车马殉坑现大墓
“发现了车马殉葬坑，我们当即断定，这附近一定有大型贵族墓葬的存在。”随着胡智生的感慨，记忆的年轮回转至 1974年12月14日。这天下午3时许，益门公社茹家庄生产队队长杨列匆忙来到宝鸡市博物馆，“同志，我们平整土地时掘出了古物……”凭着考古工作者的职业敏感，胡智生、卢连成马上放下手头工作，迅速赶到现场。面对已出土的一些马匹骸骨、青铜饰物及已朽的木质构件，胡智生初步判断，这是一座西周时期的车马殉葬坑。这个重要的发现，让胡智生、卢连成兴奋不已，因为他们明白，车马殉葬坑不远的地方定会有大型贵族墓葬发现。
     
  
        
随后，考古队员以车马坑为中心点，动用6把专业探铲向四周密集探寻的工作相继展开。 17日，在距车马坑东南方向约28米处，一座长8.48米、宽5.2米的带墓道“甲”字形土坑竖穴墓出现在考古队员的面前。按照考古发掘惯例，首个被发现的茹家庄墓葬被定为一号墓。几天后，二号、三号、四号墓相继发现。
正值三九寒天，考古队员冒风雪、顶严寒，手中的考古小铲、毛刷清理搜寻着大墓中每一处可能带来重要信息的遗迹遗物。
渐渐地，腐朽的木质棺椁出现了……这是一座等级较高的一椁双重棺大型墓室；墓道、墓室二层台上七具身姿扭曲的殉奴白骨又重见天日，佐证了墓主高贵的身份地位，揭示了西周奴隶制社会的性质；一些色彩鲜艳的丝绸衣物印痕残留在淤泥土块上，清晰可见的刺绣花纹却称得上我国古代迄今最早的刺绣工艺实物标本；墓室棺内墓主的骨骸已风化，其头端上方、胸腹、下肢等部位竟有300余件青铜礼器、玉礼器出土。大量出土的玉鱼、玉兔、玉虎、玉鹿等数十种动物的玉饰造型生动、琢工精良，使人惊叹不已；青铜礼器五鼎、四簋及酒器、乐器、兵器成套组合相配，在告诉人们墓主是一个诸侯级方国的国君。
     
  
        
出人意料的是，墓主两重棺旁竟有一小棺出现，女性持有的玉佩、串饰及青铜器鼎、簋被清理出土，这个和墓主同穴的女子会是墓主的妻子吗？难道这就是西周时期的一座夫妻合葬墓？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一个个发现的遗迹遗物、考古发掘现场资料通过摄影、绘图、文字描绘等手段科学完整地记录保存了下来。然而，如此大的墓，有着多名奴隶殉葬，大批青铜礼器、玉礼器陪葬，身份等级地位如此之高的墓主究竟是谁？层层疑问，压得胡智生、卢连成喘不过气来。
探寻 墓主身份解谜团
不断涌出的疑点，矛头都直指这座墓穴的主人。他，究竟是谁？
胡智生明白，要揭开墓主是谁，身份、地位如何？证据是关键。他和卢连成仔细清扫着每一件器物，无暇欣赏其纹饰的精美，因为更牵动他们的是青铜器上将被发现的铭文。
“快看！”随着一名考古队员的惊叫，考古队员们聚到一起。一个直径 29厘米，通高 7厘米的铜盘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最让大伙惊喜的是盘内两行六个字的铭文——“弓鱼白自乍用盘”，起首的字，左边为“弓”，右边为“鱼”——“弓鱼？”考古工作者推断，这个在汉字范畴之内找不到的字，就是墓主人的姓氏，而这个铜盘铭文就是 弓鱼伯自作用盘的意思。
     
  
        
发掘清理中，主墓棺椁间的空当内出现了大量带有铭文的青铜簋、甗、鬲、尊等礼器，而且“ 弓鱼伯”两字在这些铭文中高频率出现。从殉葬的车马坑，到大型墓室的建造规模及出土大量的青铜礼器，这在礼制森严的西周时期，只有王室诸侯贵族才能享有此礼遇，从而坚定了胡智生、卢连成对墓主弓鱼伯为一代 弓鱼国国君的推测。同时他们又从器形花纹特点及铭文笔体特征的分析判断，茹家庄 弓鱼国墓地的时代为西周中期昭、穆王之际。
自1974年西周中期昭、穆王时期茹家庄 弓鱼国墓地发现之后，胡智生及考古队员们先后还发掘了西周中早期成、康王时期的竹园沟弓鱼国墓地，西周初期文、武王时期纸坊头弓鱼国墓地。经过艰辛的八年时间，弓鱼国墓地发掘的研究成果及弓鱼国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得到了国内考古专家的称赞：“在西周考古发掘中，一个诸侯国墓地能够如此明确地推断出数代国君的世系，在考古界是罕见的。”过去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证实，西周时期周王朝在宝鸡地区分封有夨、散、井、虢等方国，但弓鱼国还没有任何文献资料所提到。
弓鱼国墓地的发掘，让古弓鱼国露出了真容，揭示出弓鱼国宗族的结构形态、礼制葬俗、民族文化交融、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量信息，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诸多研究课题和讲述不完的谜团故事。
     
  
        
解密“同穴殉葬”因习俗
“其实这里才是茹家庄弓鱼伯夫人井姬的墓室，而那个一号墓同弓鱼伯同穴的女子只是殉葬的妾。”讲述完37年前的发掘故事。近古稀之年的胡智生指着早已回填的地方说道，当初原以为茹家庄一号墓是弓鱼伯夫妇的合葬墓，那位同穴合葬的女子定是 弓鱼伯的正妻，他们生前恩爱，死后不愿分离，所以共同埋葬在一个墓室里。
然而考古队员在发掘清理二号墓时，大量的出土遗物，让考古工作者推翻了对一号墓为夫妻合葬墓的推测。该墓室为一椁双重棺，二层台上发现有殉奴骨骸两具，墓室里出土青铜礼器、玉礼器近一百件（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十余件，铭文多为：弓鱼伯为井姬作器。更有趣的是二号墓打破了一号 弓鱼伯墓的一角，这个打破关系证明了两座墓有着早晚的关系。从两墓所出土的青铜礼器铭文确知井姬为弓鱼伯的妻子，并且晚于弓鱼伯而亡。生前的井姬是另一诸侯方国井国的女子，嫁给弓鱼国的国君为夫人，其地位显赫可想而知。死后的井姬在 弓鱼伯墓的右侧另筑墓穴下葬，与弓鱼伯异穴合葬。弓鱼伯妻子井姬墓的发掘也告诉人们，与弓鱼伯同穴的女子当属为弓鱼伯从死的妾，因为这个女子不可能与 弓鱼伯同时死亡。
     
  
        
商周时代盛行人殉制度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在茹家庄、竹园沟弓鱼国墓一些较大的墓室中多有妾奴殉葬，这种与墓主同穴的现象，在已见的西周墓葬考古实例资料中还尚未发现。
胡智生一边在地上画着墓穴示意图，一边说，西周时期，以妾殉葬作为 弓鱼国较高等级奴隶主贵族死后一项重要的葬仪内容，这是弓鱼国葬俗同周人及其他方国葬俗的一个重要不同点，这种葬俗似乎和先周时期甘青文化妻妾从死的习俗有着较多的相似，应属于一个种族习俗在丧葬制度方面的“沿袭”。侍妾的双重身份表明了较高的奴隶主贵族生前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而弓鱼国墓地殉妾的现象用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弓鱼国盛行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落后夫权习俗。
渊源 民族文化大融合
宝鸡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三处早晚不同的弓鱼国墓地，在西周绵延了一百余年。有趣的是它的发掘揭示了商周时期不同部族在宝鸡地区文化上的融合，
聊到这些，胡智生颇感自豪。他说，宝鸡是周人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周族同西北、西南、中原地区众多部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之一。
     
  
        
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遗物，其考古学文化类型，表现出不同于周族的种种地方特征，是其他地区西周墓中未曾发现过的，反映出强烈甘青文化、巴蜀文化因素，是先周时期西北或西南地区氐、羌族文化表现的延续。
弓鱼国墓地不少墓葬中有卵石、马鞍形双耳罐、单鋬双联罐等出土，这与西北甘青寺洼文化随葬情况相类似；出土的铜、陶尖底器、青铜兵器等，却有着强烈的巴蜀文化特征。《史记·西南夷列传》指出，居住在甘南、川北、川西和陕南一带早期氐人皆辫发、穿袍服，很多习惯类似羌人。而茹家庄、竹园沟的弓鱼国墓葬中出土的男、女相铜人，均身着对襟、无领袍服，这也反映了弓鱼国在服饰上与战国之际的蜀人相互印证。这些都让胡智生推断，弓鱼国部族可能就是西南或西北地区氐、羌族的某一支，因随周武王灭商有功而分封于今宝鸡渭水南岸一带。弓鱼国在宝鸡周人密集活动的区域，在物质文化及其礼乐制度上接受了周人的文化影响，但在丧葬制度、陶器风格、服饰上都对原种族的习惯有所保留。
古弓鱼国，这个对于很多人还陌生的称呼，它的辉煌早已在这片黄土台塬下尘封，但弓鱼国墓地发掘出土的文物，却用另一种生命的“延续”静静地陈列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为世人讲述着有关弓鱼国的故事。这些青铜、玉礼器国宝，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是古代艺术殿堂中的璀璨明星。
     
  
        
弓鱼国墓地发掘已30多年了，许多国内外考古学家也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西周晚期弓鱼国的行踪至今仍是个谜。近十年来的考古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弓鱼国晚期的文化遗存，那么以后的弓鱼国是南迁祖国西南，还是被其他方国吞并灭亡，还待考古工作去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