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形象在美公使夫人九次会见眼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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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是康格夫人第九次觐见那拉氏，也是最后一次。以后的日子里，她常回味这些难忘的会见。她的遗憾是：“繁文缛节使一个女人无法对另一个女人吐露心声。”
1898年，萨拉?康格女士(sarah PikeConger)跟随丈夫——美国驻华公使爱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1843～1907)来到中国，在北京住了7年。在华期间，她曾经多次觐见慈禧太后。萨拉?康格在其《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沈春蕾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以女人特有的细腻，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展现了那拉氏的另一个侧面。现依据该书，参之以其他文献，对萨拉?康格与那拉氏九次会见的经过做一介绍。
第一次：1898年12月13日
萨拉?康格在给她妹妹的一封信中说：“据说慈禧太后从未见过外国女人，也没有外国女人见过她。外交使团的夫人们想在慈禧太后64岁生日时向她表示祝贺，于是有人想出一个主意，让太后召见我们。”经人斡旋，这一要求终于得到批准。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法国、俄国等七国的驻华公使夫人，被允许进紫禁城觐见皇帝和太后。
1898年12月13日，七位公使夫人到英国公使馆集中——因为英国公使夫人窦纳乐夫人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11点从使馆出发，每位夫人乘坐一顶轿子，并配有五名轿夫和两名马夫，“到达北海第一道门时，我们必须把轿子、轿夫、马夫、随从以及所有的东西留在门外，独自进门。门内预备了七顶红色的宫廷专用轿子，每顶配有六名太监、轿夫和许多随从。进入第二道门时可以看见一节由法国赠送给中国的小型火车车厢。我们坐上去，太监们连推带拉地来到下一个地点，很多官员在那里接待了我们，还备了茶。接着这条小铁路穿过整洁但颇具皇家气派的皇城。稍事休息后，我们由一些高级官员陪同来到金銮殿。在门口，我们脱掉厚重的外衣，接着被领到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面前。我们按照等级(来北京时间的长短)列队站立，并向他们鞠躬。我们的翻译将每位夫人介绍给庆亲王，再由他将我们介绍给皇帝和太后。然后，窦纳乐夫人代表女士们用英语宣读了简短的致辞，慈禧太后通过庆亲王致了答辞，我们也微微鞠了一躬。”“接着，夫人们被带到了皇帝的御座前，向他行礼，他把手伸给每位夫人还礼。然后我们又回到太后面前向她鞠躬，她伸出双手，我们也趋步向前。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太后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给我们每人的手指上戴上一枚镶有珍珠的镂金戒指。致谢后，我们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再次鞠躬后，我们就退出了大殿。”
在宴会厅由庆亲王及其夫人和五位格格陪同进午餐后，公使夫人们应邀到另一间屋子用茶。等宴会厅的桌子收拾完毕，公使夫人们再次来到宴会厅。“我们惊讶的是慈禧太后已经端坐在黄色的宝座上了，我们像先前一样聚集在她的身旁。此刻，她很愉快，脸上容光焕发，充满善意，看不出一丝残忍的痕迹。太后用简单的语汇表示了对我们的欢迎，她行动自如，热情洋溢。接着，她站起来向我们大家问好，向每位夫人伸出双手，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热情而又严肃地说道：‘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接着，公使夫人们在宫廷戏院和慈禧太后一起看戏。一个多小时后，公使夫人们又一次获准在宴会厅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坐在宝座上，非常和善。当有人奉茶上来的时候，她走上前去，将每一杯茶都端至自己的唇边，轻啜一口，接着将杯子的另一边送到我们的唇边，又说了一遍：‘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最后，她拿出精美的礼物送给每位公使夫人”。
萨拉?康格写道：“令人愉快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天我们仿佛置身于梦幻之中，回到家以后，仍然沉浸在新奇和美妙的感觉之中。想想吧，中国闭关锁国几个世纪，现在终于打开了大门。”(1899年1月8日，《致妹妹》，《北京信札》，下同)
第二次：1902年2月1日
1902年元月初，因八国联军进军北京而逃出的光绪皇帝与那拉氏回到北京。很快，外国公使第一次从正门踏进紫禁城，与光绪皇帝外交会晤，并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
2月1日，皇上和太后接见了外交使团的女士及公使的夫人和孩子们。当日晨，女士们到美国公使馆会合后前往皇宫。萨拉?康格写道：“29顶六人或八人的绿色轿子、清政府派出的护卫队和公使馆的警卫队，以及众多的马夫使得我们前往紫禁城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我们沿着高高的富墙前进，进入并穿过皇城，继续朝着紫禁城的第二道东门进发。在那儿，我们下了轿子，换成由青衣太监抬着的红色轿子，直到皇宫的门口。”在会客厅用茶后，“王公大臣宣告觐见的时辰已到，并给我们引路。外交使团团长和其他客人有秩序地跟随着。当我们走出客厅时，宫女们搀扶着我们的胳膊，陪我们一起来到朝会大殿门口。经过各个庭院时，我们沿着大理石台阶往上走，穿过气派的长廊……”
“我们站在金銮殿门口停住了，站成恰当的序列，然后再走进去，在靠近太后的御座时，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三躬。她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上放着一根精美的珊瑚权杖。我们走近时，她微笑着向我示意认出了我，因为在这群女士中她先前只见过我。作为外交使团的女士们的代表，我向她致辞，美国的秘书威廉先生为我的发言作了翻译。”致辞中说道：“尊敬的陛下，外交使团的女士们非常荣幸能够受到您的邀请，我们衷心地祝贺您和皇室其他成员。不幸的局势曾使您抛弃美丽的北京，但现在一切都已圆满解决。”
萨拉?康格致辞后，庆亲王走近御座，跪在太后跟前，从她手里拿过回复。然后，女士和孩子们按照等级依次觐见太后。“觐见以后，我们被领到另一间大屋子里，在那儿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招待会。太后已经先到了，当我们进屋时，她喊道‘康太太’——我的中文名字——我向她走去。她双手握着我的手，百感交集。当她能够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时，她说：‘我非常抱歉，为发生了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感到痛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大清国从今以后会成为外国人的朋友。同样的事将来不会再发生。大清国会保护外国人，我希望将来我们能成为朋友的。’‘我们相信您是真诚的’，我说，‘通过进一步的相互了解，我们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那拉氏向康氏询问在座的女士哪几位义和团时经历过被围困的境况(康格夫妇曾被围困于使馆)。说了几句话后，那拉氏“从手指上取下一只很重的、雕有花纹还镶有珍珠的金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又从她的手腕上取下了几只精美的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太后赠与每位女士一份贵重的礼物，同时也没有忘了孩子们和翻译人员”。
宴会上，那拉氏“把她的酒杯放在我的手上，优雅地握着我的双手，这样酒杯和酒杯就碰在了一起，她说‘联合’。接着，她拿起我的酒杯，把她的给了我，又向众人举酒杯，大家都纷纷响应。然后开始上茶。太后双手端起一只茶杯，放在我的手里，把它举到我的唇边。用完茶之后，我们仍被邀请就座。太后拿起一块糕饼，撕下一小块塞进我的嘴里。她对其他公使夫人也同样表示了敬意，在同桌其他客人的盘子里都放了一小块饼……中国驻英公使跪在那里当翻译。我们谈论了皇室的回归、李鸿章总督的去世、我所参观过的中国学校、与大臣们的会面、诏书以及相关的事情。我们的交谈毫不矫揉造作”，“太后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保证过去两年里发生的那些事将不会再发生。她看起来体贴而严肃，念念不忘客人们的安逸和愉快。她的眼睛明亮、犀利，充满警惕，因此任何事也逃不过她的观察。她的容貌看不出残酷或严厉的痕迹；她的声音低沉、柔和，充满磁性；她的触摸温柔而亲切”，“皇帝有时会在宴会厅待着，或坐或站。他个头较小，有着一张年青俊朗的面庞；他的眼睛带着笑。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个虚弱的人”。
“当我们从桌边站起来时，太后说：‘我希望我们能经常见面，更加了解对方，从而成为朋友。’她走向其他餐桌，与女士们孩子们交谈，然后就离开了宴会厅。”康氏回忆说，这次觐见之后，外交使团要求大清皇室在将来的接见中不要再赠送礼物了。她还说，“对于女士们接受皇家邀请的事，有很多尖锐而刻薄的批判”(1902年3月14日，《致我们的女儿》)。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说的批判，当指来自西方媒体的评论。
第三次：1902年2月27日
萨拉?康格在1902年3月16日发出的《致女儿劳拉》的信中，对再次以公使团第一夫人名义觐见那拉氏一事作了介绍。她说，这次与前次差不多，“但气氛要随意一些，让大家觉得很愉快，也感受到了女性的特色”。
康氏在信中说：“公使们要求朝廷不要送礼给女士们。太后在和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佳肴之后带我们去了她的寝宫。她看起来很高兴，让我们观赏她卧室里那装饰华美的玉器和其他饰品，还有七个运转着的小钟。炕的另一头立着另一个架子，上面摆放着果盘。太后坐到炕上，然后示意我们也坐下。她从架子上拿起一个男童玉雕，塞进我手里，并暗示我不要作声。我把这件珍贵的小礼物带回了家，珍藏起来。这是别人的好意，我可不想辜负了它。我们边喝茶边聊天。我还得告诉你，太后正在学英语呢，等见面时我再详细告诉你。去皇宫之前我就听说过此事，见面时我一直在验证她努力的结果。觐见之后，我们安静地回到舒适的家中。看到这位遭世人谴责的妇人有如此好的精神状态，我感到十分欣慰。”
信中说，“你爸爸和我谈到了目前的形势，我说我应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回请太后及她的大臣们。我想请宫里的女眷们吃午饭。你爸爸说这个想法不错”。应邀前来的有“太后的养女，大公主，太后的侄女(她是皇后的妹妹)，庆亲王的两位夫人和三个女儿，恭亲王的孙女，庆亲王的儿媳(她曾奉命成婚，但现在是个寡妇)以及一位中方译员”，“我们把太后送的御笔字幅挂在墙上，还挂上了漂亮的中国刺绣”。
双方各有11人到场。就座后，萨拉?康格说：“让我们举杯，祝中国皇帝、太后、皇后健康幸福，祝中国老百姓生活富足!愿中美友谊长存!”话被翻译成中文后，“大公主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替太后向大家问好，皇太后祝愿中美世代友好。”’
这封信中还说：“皇室宫眷平安回宫之后，太后邀请我们进宫做客，我们接受了邀请。”(1902年3月16日，《致女儿劳拉》)康格夫人等11个美国人和日本大使内田康哉的夫人应邀进宫参加了宫眷们的午餐宴会。太后赠送康氏和日本大使夫人小狗各一只，赠送来宫者每人佳肴一份。道别时，“每位中国女士都已学会‘Good-Bye”’(1902年3月25日，《致女儿劳拉》)。
1902年5月9日，康格夫人的一个朋友慕懋德来信，云：“某某夫人来信要求我回答您对慈禧太后持怎样的态度的问题。”慕氏信中附录了那位女士(据上下文推断可能是个新闻记者)的六个问题，并说请慕氏5月底前回信，寄至朝鲜汉城，可能会在报纸上引用。问题如下：“康格夫人的宴会：(1)是午餐宴会吗?(2)报上报道说慈禧太后在康格夫人的肩部垂泣，根据是什么?(3)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份当时康格夫人发言的副本?(4)以及皇太后发言的内容?(5)自从第三次宴请皇室女眷后，她们之间还有没有社交往来?(6)她的宴会是午餐会，还是接待会，还是其他什么?”那位女士还说：“很抱歉，与在北京时一样，我对此事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要发一篇短讯回国的话，我想最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资料。尽管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我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我还是不想为康格夫人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