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能不能解构掉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述评

朱婆婆老

在二十世纪后期，后现代兴起，主张对于传统的西方哲学进行解构，尤其最为严重遭到清算的就是普遍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后现代旨在消解中心论，二元论，其立场带有强烈的相对主义色彩，后来这一哲学思潮又遍及到文学，艺术，社会学领域。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对于科学进行批判，其他运动在对于整个西方文明进行批判时将靶子对准了科学。
科学是西方文明的集中代表，然而另一方面科学本身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生态危机和核武器对于和平的威胁。而且在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出现，传统的科学观已经走到了末路，科学不再能够被证明为真。所以库恩，罗蒂等人纷纷将相对主义引入科学。这场科学的表述危机实际上是一场西方现代性的危机的一个侧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横空出世。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理论和哲学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有它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核心观点来看，它是指“科学知识并非是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制造出来又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将其说成是普遍真理的局域知识，是负荷着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或受到特定社会因素造成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从它的理论背景而言，起源于现代性的表述危机。
在二十世纪以来，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的现代科学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怀疑和冲击。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将科学的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无形中给放大了。在二十世纪初尼采就对于现代科学有过激烈的批判，如果说那时候的批判还尚未到时机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已经形成了规模。尤其是在马尔库塞那里，他认为理性再启蒙运动之后已经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并开始沦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手段。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出，科学异化成为了实现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而且造成了批判意识的丧失，也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压迫与异化。
其次，如果从建构论的哲学基础来看。建构论有着源远流长的知识论基础。它所表明的人类不是发现了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引入一个结构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它。建构论的极端形式是一种类似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唯心论。康德曾经指出认识主体并不通过外部实在，而是通过运用于是胜局来的基本认识原则“范畴”组织经验来发展知识。康德曾经只是分为了三类，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他认为真正的客观性是指不经过人的主观性反映的那种客观性。由于自在之物不可知，因此事物本质我们是无法通过感官获得的，所以知识也就必然带有一种主体建构的成分在里面。 在康德之后，知识论的建构者借助于对于传统实证主义的批判，并且与汲取了主观主义解释学的认知相对主义，将建构主义发展成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建构论的真正源头在知识论领域，他所指的这样一种思想，即人来不是发现了这个世界，而是引入一个解构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它。而在哲学基础方面，建构论的源头在休谟，贝克莱，那里都可以找到端倪所在。特别是康德那里，他认为认识主体并不实在地接近外部实在，而是通过与生俱来的基本认知原则“范畴”来组织和发展知识。关于“自在之物”我们不可认识，后来知识社会学正是沿着这一路线把建构论发展到了极致。尤其是“强的建构论主张语词就是世界”，这几乎完全完全接近了康德的先验唯心论。所以有人又将其称为“新康德主义建构论。
在这种情况下，在默顿的纲领繁荣后不到十五年，就被知识社会学的新纲领所代替，这个学派以其激进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立场，对于传统的实证主义和本质主义起到了巨大的冲击。如果说在默顿那里科学依然是一种神圣的地位，而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科学不过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换言之，科学是一项解释的事业，科学知识并非由“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又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将其说成了是普遍真理的局域知识。这个学派最终导致了元科学与社会理论的表述危机。
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发展起来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实证主义的破产。
而其成形则是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合体。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本书中曼海姆试图提出一种方法来说明，“知识社会学的根源”他认为历史存在领域应该是关联主义，而自然科学领域应该是实证主义。这种二元论倾向意味着他并没有敢对于传统科学的实证主义进行否定。而科学社会学由默顿为其代表，默顿继承了帕森斯的结构供能主义，但是他探讨的是科学群体之间的稳定。他最终以著名的四条规范而闻名，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以及科学哲学斗争的产物。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逻辑一般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打开由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所设置的“双重黑箱”，解构关于科学知识的传统观点。
然后借助语言哲学和人类学视角，对其理论进行相对主义解读。
最后提出对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强纲领，阐发一门科学知识的方法论原则。
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学派众多，切入点也各有不同。如“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等。技术建构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等。朱克曼将科学知识社会学归纳为两条不同的进路，分别为结构性和建构性的进路，前者强调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结构和发展的影响，后者侧重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建构。主要表现为爱丁堡学派的研究，他们赞同库恩科学哲学的一种观点，按照他们的看法科学不是与实在相符，而是与科学家的集体感觉相符。
强纲领有四条原则：
1，因果性。即知识社会学的说明模式是因果型的，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各种信念或知识状态的条件。这些条件中除了社会因素外，还有其他原因类型起共同作用。
2，公正性，即知识社会学应当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这些对立的范畴的两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说明。
3，对称性。即知识社会学在说明风格上应当是对称的，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息。
4，反身性，即从原则上来说，只是社会学的各种说明模式也要能够运用于自身，如果不是这样，知识社会学就会成为它自己的各种理论的有效驳斥。
三，话语分析学派的产生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有一个流派，强调文本和话语分析，这主要代表是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他们吸收了符号学，修辞学，以及心理主义解释学的多种方法。在传统观点看来，将科学知识与话语分析联系是难以接收的。即便是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也将传统的知识称为是叙事知识，而科学知识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完全客观的。也就是说科学知识论述不论在什么语境下都可以确认为真。科学社会学在很长时间内也与话语分析没有产生任何关系，在默顿那里词语不过是确认知识的手段，他们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把科学文本看成是有待处理的资料，而不是需要解释的一部分。
然而，马尔凯通过对于科学文本进行语言分析，发现科学家的解释话语在语言和修辞上分为两类：一是倾向于使用“经验主义的言辞表，强调科学工作的非个人性和实验结果的重要性。另外一类话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情境中借助于“权宜性的言词表。承认科学的人称特征和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两种话语存在于不同科学家的话语文本中，而且可以存在于同一科学家的话语文本中。这也就说明了科学家对共识的建构和解构是一种因地而异的产物。
在表达知识时使用的语词结构方面。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有不同的语词结构，这些语词结构一方面受知识系统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影响科学家选择这一组词汇而非另一组词汇的因素很可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马尔凯等人曾对一个号称价值中立的科学家的著作进行了语词分析，最终发现按照统计的结果表明了作者的是存在价值立场的。 这也就说明了不同阶层地位的人所运用的语词表达方式是不同的，但真实的情况是处在顶端的人运用特有的语言系统来使之成为主流。这种控制使得语言变成了机械的程序，科学知识的表达呈现出单一的模板化现象。而正是这样才实现了他对于话语权的控制。
总而言之，马尔凯在书中不仅表明了科学家使用语词形式的方式，而且通过比较科学家在同一个问题所做的说明性的差异，有效的论证了他们的有些观点。在分析科学家话语中的语言和修辞转换时，马尔凯分析了两位科学家发表的两篇研究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导言和方法部分的修辞特征。通过这种细致的研究，最终对于两位科学家所使用的话语进行了分析比较。并最终确认了科学家话语中存在的系统变化。
四，话语分析与反身性难题
反身性论题是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实践一开始就内在蕴涵的主题。反身性是一个与几乎所有样式的表述实践都有潜在关系的概念。在八十年代，伍尔加开始系统地将反身论这一方法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常人的那里，“反身性”蕴涵在“可说明性”之中，意指社会学描述是与专业社会学家所探究的行动场域相遇的，其描述反身产生这些描述的情境。也就是说，社会学家的说明本身就是他们所批判地场域中的一部分。这就导致社会学家根本无法区分“社会”与社会学的边界。
把反身性作为独立的论题，并且把它贯彻到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的研究中，主要是阿什莫对于“话语分析纲领”的反思。首先，马尔凯关于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的历史就存在着说明的不一致性。其次话语分析理论是多样的。他通过对于约克小组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了话语分析者本身的话语就具有易变性。不仅不同的分析者说明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分析者在不同的语境下的说明也是不同的。甚至于同一个分析者在同一个语境下说明都是不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所有上述变化中，分析者关于说明之易变性的说明却恒定不变。这也就说明了话语分析者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主观性。高度易变性的结论意味着在关于这个主体的说明之间存在着高水平的不一致性，这显然与话语分析者在说明这个主题是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不相符 ”。
表明看来，阿什莫对科学知识社会学话语中隐含着的矛盾揭示是要用同样的逻辑来攻击话语分析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目的事项说明不仅科学行动和信念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而且他们的实践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反身性”于是就成了解构与建设性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反身性利用自相矛盾的反诘方式将话语分析者那种自以为的客观性降低了，使得语言分析者在进一步寻找新的出路。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话语和文本分析在八十年代后期吸引了一大批人投身其中。要意识到在提醒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关注科学文本和科学话语的多样性和易变性。这个研究方式的优势是及其明显的。它将科学行动和信念归结为一种文本和话语的做法，虽然看起来过分的技术化，但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的大背景不谋而合。
在八十年代，西方哲学大多以后现代为其代表，主张对于原有的东西进行解构，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多持有激进的批判态度，话语分析无疑也是受到了当时这种思潮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始终将科学家的文本和话语同科学社会学家的文本和话语并置，甚至于反身检讨社会学自身的文本和话语，这对于一个学派来说无疑是有意义的。对于话语分析的反身性批评导致他们的研究方式不断完善。
然而，文本性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强大的解构力量存在，对于社会学实践也存在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它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体制化之前过早的对其进行解构，导致了对于已经拥有成果的局部破坏。这种自我解构的做法最终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信心受到了打击，后来此学派中过早地发生分裂。那种将科学知识视为文本和话语无疑也窄化了科学实践的内涵。这种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应用到带有实践性质的科学身上，那最终语言文本分析只能成为一种方式，而没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整体来看，后现代以相对主义来解构科学的路径无法规避反身性等难题，因此并不能完全的解构科学。

叫啥不行靠

混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