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历史,古代中国有两大流派:秉笔直书和春秋笔法。“秉笔直书”,就是指一切根据历史事实,一就是一,two is two,不隐瞒、不夸大、不溢美、不隐恶,如实记录而已。典型的例子有:齐国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晋国太史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所谓弑,可不是简单地杀,简单地kill,那可是指臣杀君、子杀父母,才叫弑。在古代,杀、弑、诛、戮这四者是很有区别的,可不是简简单单的kill。)这两位都是一不怕死,二不怕死的史官,为了秉笔直书,不惜放弃生命。
而“春秋笔法”则正好相反,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就玩的是这种手法,那是相当的微妙,其中有许多猫腻儿。这个春秋笔法就是要在文章中的叙述中暗含褒贬,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但明眼人一瞧,哇塞,作者是有很强的倾向性的,其中暗藏玄机。这种褒贬和倾向性绝非作者通过直接的点评,去表达自己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而是通过选择微妙的词汇,尤其是原始材料进行精心筛选,以此来微妙地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难怪春秋笔法也叫“微言大义”,就是要用精微语言来蕴含深刻的道理。《春秋》之开篇,仅仅一句“郑伯克段于鄢”,就把一件历史大事件说完了,果然是微言啊,但其中蕴含了多少褒贬、多少大义、多少道理,后人竟然要用《三传》来去解读。这就是西方人所云:less is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