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有国界”而知识无国界
文/东方哲思
科学有国界吗?有!是的,你没有听错。
长期以来,我们听到的说法是“科学无国界”,很多人(估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都相信了。我们不假思索,信以为真。先不说这个观点是否经得住检验,我们先来考虑下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科学”一词,追溯它的祖坟,是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17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降,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于1687年发表,提出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而19世纪下半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更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期,当时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领域都相继提出了影响至今的理论、学说。例如,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戴维斯地貌循环学说(传统地貌学理论-“地貌面”、“侵蚀旋回”)在1899年提出。今天已经尽人皆知的“滴水穿石”作用在当时知识界面对世界众多大峡谷疑问也产生一番争论。看看当今学术顶级期刊英国《Nature》和美国《Science》,分别诞生于1869年和1880年。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与科学文献出版社之一爱思唯尔(Elsevier)于1880年创办,如今旗下出版2000种期刊,每年发表超过35万篇学术论文。
随着纷繁复杂的专门知识的产生和大量累积,那么知识分类就不可避免。按照术语出现的先后顺序,一种说法是大约1830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在对知识进行学科分类时开始使用“Science”一词,代表研究各个自然学科的学问,而把研究各个学科的一般学问称之为“philosophy”(哲学)。于是,“科学”与“哲学”就成了两个并行的知识体系。科学统领了针对自然现象的分科知识,包括物理、化学、生理学、地质学,等等。哲学统领了学科知识之外的“科学学”。
在更早期的康德哲学体系里,关于空间的知识归为“地理”,关于时间的知识归为“历史”,而关于知识和思想本身就是哲学。1830年孔德使用的“Science”(科学),实际上源于拉丁文scientin,意为“学问”、“知识”。1874年,日本学者福泽瑜吉于对译英文时把“science”译为“科学”(分科之学),而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通用学问)。中文的“科学”一词源出近代日本学界。一般认为,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时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最早介绍到国内。严复译著的《天演论》也使用“科学”一词。
然而,二战以后,欧美世界以美国为中心,在科学、技术、经济等走向一体化、标准化,进而成为全球化的规则。人文与科学之争也持续出现,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地理学”的学科地位——究竟是不是“科学”?有关世界的地理知识,毫无疑问是人文学科,而现代发展起来的气候学、水文学、土壤学等属于“科学”。科学本身就是“各自然学科”,因此中国人引入欧美学科分科体系(尤其20世纪80年代大学学科建设),自己发明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简直是混淆概念,根本没有理解什么是“科学”。
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世界处于美苏两大势力争霸的格局下,科技人才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国内最早面临“科学无国界”的提法,据说最早是我国科学家钱学森坚持要从美国回到中国,服务社会主义中国——美国人那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意图笼络别国的人才。
等到20世纪80年末至今,美国资本进军全世界,尤其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希望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学习,为美国服务。那么,“科学无国界”的概念自然是顺应了美国的需要。
现在,尤其2018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针对亚裔尤其华裔科学家的审查,并中断所谓敏感行业的科研合作,打压中国留学生,“科学无国界”的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今年,俄乌冲突,不仅美国各个方面,还有整个西欧几乎从科学、艺术、金融、企业、商业等方面全方位中断或打压俄罗斯。世界发展中国家登时顿悟:什么科学无国界,纯属忽悠!
毋庸置疑,“科学有国界”,这体现在从事/服务科学研究的人员、硬件(如实验室)、制度、体系、政策和氛围——有形的“要素”,存在国别鸿沟。其中,最最核心的科研要素——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有国籍的!
曾经有人提出:“科学无国家,但科学家有祖国。”这种认识深刻但还不全面。科学家是核心要素,但不光是科学家有自己的国家,还有科学仪器、实验室也是有自己的国家。比如,仪器生产商不卖给你,实验室不让你使用——就像美国禁止华为公司购买美国技术的芯片,也禁止高端光刻机卖给中国。
对比而言,“科学知识无国界”,这体现在科学研究的认识、见识、理论、思想——无形的“效用或影响”,遵循传播即得。其中,最直接的结果——知识或思想,是没有限制的。
知道就是知道了,不知道就不知道。这就像,学生从课堂上老师教学中得到知识(信息),知道了,就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这是无形的。
那么,欧美这些掌握先进科学的国家或机构能限制什么?答案是能限制处在它们本国的人员不到别国去交流、限制科学研究的资料不被发送或带出——限制进行“科学知识”传播的交流渠道。知识本身无从限制,限制的是承载知识的媒介。当然,这也间接限制了知识。
还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科学有国界而知识无国界”。中国在1960年代初,面临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了合作的科学家、技术人才、技术资料,而中国只有已经知道的关于原子弹的模糊知识,也就是这个模糊知识(思想/理论)指导中国人继续完成原子弹的爆炸。如果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具体的原理,那么在科学体系封锁的情况下,估计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现在,世界各国各机构之间,因为地缘政治和疫情政策等因素而无法自由流动,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科学家有国界”,在谁的地盘上,基本是服务于谁的。但是通过远程的、文字的、学术出版等方式进行的传播交流,让科学知识随便突破了国界,而且成为受众国家或人员的“习得”——这可不是哪个总统所能限制。
知识与专利、与产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知识不是易耗品——是习得性的、积累性的、无形的。它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记忆中。
那么,在21世纪20世纪开始,我们明白了“科学有国界而知识无国界”,又怎么样呢?兹事甚大。
中国科学院一位资深院士在呼吁为中国基金委期刊“Fundamental Research”投稿时指出,中国科学研究从跟跑、追跑到并跑,今后必然应当发展到我们自己的领跑阶段,但科学群体心态的转变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更为关键,长期的跟跑、追跑养成了科学界的崇洋迷外心态!一个老院士在会议上曾讲过,应当尽快结束中国科学界的“外包工”状态,改变针对外国科学家出题目(猜想、假说)、我国掏钱买外国造的仪器、国家花钱设立项目、出了成果再花钱发在外国人办的刊物上(有些学科尤其崇洋NSC刊物),真正实现我国科学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听来,振聋发聩。令人不得不反思,我们的“科学界”心态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是面向真正人类命运的世界前沿问题,还是服务具有人文情怀的本国现实需求?二者也许并不是二元对立,二是一体两面。今天的科学与技术,很难说谁是真正的基础,谁是真的应用——技术端的发展已经在个别领域走到基础研究的前面,成为“技术与基础”融为一体的研究。
华为的5G实践,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开发,用任正非的话说,“突破进入无人区”——本身就是基础信息原理和工程技术的结合。工程师“被迫”转向基础理论研究。
如本文一开始所讲,“科学”本身的诞生,其实就是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知识爆炸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是技术发展的“果实”,而不是花瓣;“科学”和“技术”都是现实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
一言以蔽之,“科学”不是无根之水。
问题就出在,科学研究的人员自身——长期脱离生产一线和现实社会,钻进象牙塔,专注于海量的科学文献(所谓的“科学界”)而不能自拔,觉得自己身在“科学”,于是产生了“科学”而“研究”。换言之,科学最初产生于现实实践,但随着“科学”范式的建立和体系化,随着科学研究队伍的庞大、科学文献的海量,科研人员之间形成了“圈子”,这个圈子自己开始越来越“独立”,于是“自说自话”。
中国在引进“科学”时是从二手传递者日本那里来的,同时在改造现代学科时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分类知识统统“学科化”——科学化。人文学科也就是成了“科学”。
科学,就要有假说、理论,有数据支持、分析规范、逻辑讨论等等,也就是“科学范式”。事实上,人文的学问很多无法“科学化”,比如文化的影响,政府的决策,战争的发展。
故而,西方很多大学的学院或学科目录里,看到“科学与人文”——二者是并列的。哲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筹。
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既然习得了“科学”和“科学体系”,自然要明确什么是核心的要素,如何去提高本国的科技生产力。这大概是对那位院士提出的“外国人出题目、我们去验证”的回应吧。
“长期的跟跑、追跑养成了科学界的崇洋迷外心态”,其实是学生心态!国外尤其欧美科学家是老师——教师爷,也许人家提出的啥也不是,我们却奉若神明。就如同,我们的古代经学家也提出了很多奇思妙论,但真正被后世学者认可和接受的只有一部分。
我们的一个普通博士生为什么不可以提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概念或假说?只要能逻辑自洽。也许,外国就是一个博士提出的。比如《科学革命的结构》就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想想看。可是我们中国人太内卷,太认等级——若中国的博士用中文发表文章提出一个假说,怎么可能被人相信?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反正隔着语言差异,隔着国别鸿沟。
最后,用鲁迅的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来回应目前中国科学界的心态。扭转“学生心态”,平视全世界。
2022年4月19日星期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