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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时代彻底遗忘了的中华民国国家元首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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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_member 发表于 2023-2-14 21:00: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核心提示:他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国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1868-1943)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杂志
他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国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1868—1943),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闽县尚干凤港村。林森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又连任12年国家元首的经历,是很值得后人研究的。林森虽身居一国之尊,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革命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革命贡献卓著。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在孙中山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共”转向反共,并因此获誉“反共先知先觉”。在抗战时期,林森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不遗余力宣传团结抗日。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国家和社会进步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尤其他崇扬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长时,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蒋介石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国民党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蒋介石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与积极合作者,林森对孙一直是敬仰有加的。特别是在孙逝世后,他致力于为孙建造陵寝,树碑立传,并率先提出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动议,无疑对弘扬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和精神遗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但由于这种风格,也使林森倍受冷落,在他任“国府主席”时,国民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林森去世时间较早,在抗战未结束即因突遇车祸而不幸身故;而且他身后无子女,唯一的养子在30年代即死去,因此有关他的资料较少,也不易查找。
求学台湾
在家乡教会学校接受了14年之久的“西化”教育,林森并没有被基督教化,而是从中吸收了中西文化的精华营养,在他心中滋生了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1887年,林森在鹤龄英华书院肄业,在他面前有几种人生选择:一是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当传教士;二是到海关或洋行工作;三是参加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但是林森志不在这些方面,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海外,要去探索更多的知识,寻求祖国富强的道路。于是他渡海投考了台湾的西学堂。
台湾成为林森成年后社会生活及革命活动的起点,台湾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度过了10多年最宝贵的青壮年时代,因此他对台湾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
当时台湾巡抚刘铭传大力进行台湾的开发建设,积极推行富强新政,修铁路、开煤矿、设电报、开办新式学堂等等改革举措,决心把台湾建成“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正是这些新鲜事物,吸引了林森的目光。当1887年台湾西学堂开办时,他就欣然前往求学。西学堂的开办,是近代科技教育的一个创举。学堂既有西方教师教授科学技术,同时又有中国老师,讲授中国经史文字。因此这几年的学习,培养了林森学贯中西、文理兼同的知识结构。
1890年,林森又考进了新设立的台湾电报学堂,这是因为受“科技救国”思想的影响。1891年毕业,林森进入台北电报局工作。由于他待人诚恳、为人稳重、办事认真、勤奋踏实,再加上他接受了多年中西教育,英语基础好,业务能力强,因此受到上司的赞赏和同事的肯定。林森十分敬业,这一年他回家与从小与他订婚的郑氏完婚,结婚后感情很好。但他在婚后三天就回去上班。新婚夫妻只有在假日才能团聚,当时闽台之间交通便捷,汽艇一日可达。可惜郑夫人体弱多病,婚后三年就病逝了。此后林森终身未娶,过着单身生活。后来他三弟的儿子林京过继给他当嗣子。
甲午战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居然割让宝岛台湾给日本,这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的抗议。具有爱国热情的林森也投入到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中。1895年5月清政府驻台机构开始撤往福建,林森任职的台北电报局也在撤退之列。但是林森没有随着撤退福建,而是留了下来,参加斗争。林森投奔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这是一支有名的抗日部队。1895年秋林森回到福建,“他奔走于沪、粤及日本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并与中山先生联系。”积极从事反清抗日的革命活动。由于他的革命行动,林森被清政府当局作为“乱党”通缉。
1898年秋林森又一次来到第二故乡台湾,继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因为精通英语、又会讲闽南话,口才又好,因此被台南法院嘉义分部录取为通译。他以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保护抗日志士。在法院遇到抗日志士被捕、受日本人审讯时,作为翻译的他,就尽量避重就轻地翻译,当台湾同胞吃官司时,林森也向着自己的同胞。由此而来林森赢得了同胞们的信赖。他们也帮助林森,有一次林森奉孙中山之命要回福建从事革命活动,但手上没有路费,正在发愁。当地台胞知道后,立即拿出50块钱资助,林森只要了30块。为了让林森平安成行,这位台胞特意到码头送行,使林森十分感动。由于林森在台湾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当地人十分缅怀他,林森逝世后,1947年嘉义建立一个“青芝亭”,在亭里竖立一块碑纪念林森。在台湾,迄今仍有许多县市与乡镇还保留“林森路”或“林森街”之名。
林森也念念不忘第二故乡台湾,直到他临终之时,还特意嘱咐蒋介石等人:务必要光复台湾!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是众望所归。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林森参加了“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因而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1927年6月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但是这时的林森,全身心地投入到总理埋葬事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埋头致力于修建南京中山陵。林森对中山陵的建设十分用心,倾注了满腔热情,从葬事的筹备,陵园的勘定,到工程图纸的审定,工程招标乃至工匠的确定,他都亲自一一过问,认真筹划,亲自落实。在当时大小军阀之间为了利益而进行混战之际,林森则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他在从事着似乎与战争状态、烽火岁月不相称的事情。
1931年3月2日,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长,成为国民党中央的要员。在此之前,林森为避开政治旋涡,飘然出国,到海外进行为期8个月的视察活动。因此他是在海外旅途中被选为立法院长的。他这次出国任务是视察党务、慰问侨胞、募捐等三项任务,走遍五大洲,历时8个月,于1931年10月中旬满载而归。
在这次海外旅行中,林森有3个月是在瑞士避暑度假的。当时他委托人在瑞士日内瓦租房,时间3个月,而且还规定了价钱,按他的要求要在当地租到房子是很不容易的。这位朋友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在日内瓦近郊外租到一个仅有两小间的农舍。林森来看后却非常满意,他与陈耀垣一起整理房子,洗涤衣物,烧饭做菜。由于那里只有西式餐具,而没有中国餐具,菜烧好了,却找不着筷子。朋友建议去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团那里,借一些中国餐具来,却被林森阻止了。他说:“这次顺道到瑞士度假,完全是一种私人行动,和公务无关,不要惊扰到公家机构,用具不妨将就一点。”于是他们就自己用木头削成木条备作筷子之用。有时朋友来访,没有床睡,就和林森挤在一张床上。第二天清晨,客人醒来之时,林森已经烧好了稀饭,等着与他共进早餐。这段海外之行的小插曲足以说明林森公私分明、生性淡泊、安于清贫的品格。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召开之际,国民党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胡汉民和汪精卫为了搞倒蒋介石,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31年12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2月2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据当事人陈铭枢回忆,当蒋介石下野时,曾意“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但陈向蒋推荐了林森: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建议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固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方所提出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过劝说,他答应了。
实际上当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先生。但蔡元培属于学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稍逊一筹;而于右任因为是蒋亲睐的人选,而被粤方所拒绝。因此,最后就只有林森莫属了,而且从公德还是私德来看,林森都是当之无愧的。
林森平生洁身自好,生活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曾为革命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以致在自己的长衫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他青年丧妻,却终身不续娶,无亲生子女,没有什么家产,更无三妻四妾,更无国民党内有些权贵那样奢侈淫逸的作风,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林森对于自己负有责任非常清醒,他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可见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艰辛,于是表示要如履薄冰地效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伺候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林森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力苦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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