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是谁_唐高宗是谁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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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22岁即位，在位35年比李世民长，大唐版图最大

在古代，虽然皇位的传承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来实施的。但其实不确定因素非常多，特别到了当政者晚年，局势变数很大，甚至可以说是瞬息万变，不到最后一步不能确定。唐朝皇位的第一次传承，就是通过政变实现的。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皇位轮不到李世民。同样的，唐太宗晚期，皇位传承依旧充满变数。谁将在李世民去世后继承皇位，表面看被立为太子多年的李承乾最有可能，实则暗流涌动。
李世民是一位多子的皇帝，一生共有14位皇子。但是皇位的传承主要是围绕着皇后所生的三个儿子展开。
长孙皇后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恒山王李承乾是嫡长子，唐太宗即位时即被立为太子，时年八岁。这就意味着，他是大唐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长孙皇后生的第二子是李泰，封濮王。第三子是李治，封晋王。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是李治继承皇位，而非李承乾。
李治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长孙皇后生的第三个儿子。按照正常的继承，怎么也轮不到他。是他有特殊才能吗？也不见得。他对皇位也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至少他没有主动争夺皇位继承权（他年纪比较小）。他能继承帝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两个亲哥哥李承乾和李泰的争夺。
李承乾从八岁开始就成了储君，这一“储”就是十多年。
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沧海都会变成桑田，何况人心！加之李承乾腿有残疾。所以李世民对他越来越疏远。而对李泰的好感却与日俱增。加之李泰主动迎合李世民，表面工作做得到位。太宗便逐渐萌生了废立之心。
作为合法继承人，在储君位置上呆了十多年时间，一路走来战战兢兢，凭什么眼睁睁看着皇位落到他手中？
面对失宠，李承乾心有不甘。于是，他纠集了身边一群心腹，决定“效仿”父亲，发动政变。他和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结，准备逼宫。
可惜他没有父亲李世民的魄力和谋略，而李世民也不并非当年的李渊。李承乾谋事不密，事情泄漏而遭逮捕。参与政变的侯君集等人悉数处死，李承乾也被发配到黔州充军。
李承乾没希望了，按理最有应该即位的是李泰。但是李泰表现得过分心急，加之太宗对他恩宠有加，他渐渐变得骄横。他曾暗示李治不要跟他争夺皇位。

李泰的这些举动都被李世民看在眼里。他隐约感觉到，在李泰身上隐藏着杀机。经过深思，他决定立李治为太子。
李治仁孝，为人宽厚和睦，李世民认定，立他可以保全三个另外两个儿子的性命。他曾说“泰(李泰)立，承乾(李承乾)、晋王(李治)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于是，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七日，唐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这年李治才十六岁。六年之后，唐太宗去世，年仅二十二岁的李治继承皇位，史称唐高宗。
后世的部分野史和现在的一些影视剧将高宗描写成懦弱无能的形象，其实并不准确。如此描写，多是为了衬托武则天。其实唐高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永徽年间，高宗励精图治，在长孙无忌、褚遂良、李绩等前朝大臣的辅佐下，开创了“永徽之治”。《资治通鉴》称永徽年间“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唐高宗在位三十五年，比李渊和李世民长，期间先后灭了西突厥、百济、高句丽，此时唐朝版图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
公元683年年，李治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葬于乾陵。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唐高宗的真相》，作者：孟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高宗为主 武后为辅
后世为了抹黑篡位的武则天，连带把高宗也说成了懦弱无能的傀儡式帝王。实际上，高宗决策果断，敢作敢为，而高宗在世时的武则天，也是真正的贤内助，跟高宗一唱一和，配合紧密。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之间，现有的流行史书的基本描写是高宗柔弱甚至窝囊。武则天则是动物凶猛、步步进逼。一切都是武则天做主，高宗如同一个没有骨头的老人，最多在一边求求情，可怜兮兮。这种关系，在他们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尤其表现突出。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历史真相，这是旧史学努力营造的结果，武则天是被妖魔化了，唐高宗呢，则被弱智化。
那么，高宗与武则天夫妻两人的关系，真相到底如何呢？
现在，我们努力寻找说明唐高宗性格的新资料，寻找能够证明唐高宗和武则天关系的新资料，就是为了复原历史的原本状况。
麟德元年（664），河北的魏州刺史出了问题：贪赃。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贪污。案情严重，肯定是贪污数额巨大。但是，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他是郇国公李孝协，皇帝的叔叔，属于皇室成员。皇室成员的问题一般由宗正寺负责，于是宗正寺就提出，按照法律，李孝协应该处死，但是，他的父亲为国家捐躯，他本人也没有兄弟，如果处死，就会绝嗣。所谓绝嗣，就是绝户，没有了后人。通常，这种情况是要给予认真考虑的。但是，唐高宗很坚决，回答说：“画一之法，不以亲疏异制，苟害百姓，虽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协有一子，何忧乏祀乎！”（《资治通鉴》卷二〇一）他的意思是：法律讲究的是一致对待，不能因为亲疏关系而发生变化，如果侵害百姓，就是皇太子也不能赦免。何况李孝协有儿子，哪里存在绝嗣问题。最后还是下令，使李孝协在家中自尽。
这件事，原本宗正寺是要从中袒护李孝协，把没有兄弟说成是绝嗣，而绝嗣的真正含义是没有后代。宗正寺含糊其辞，指望皇帝一马虎，那么李孝协就可以保住性命了。哪里想到，皇帝一点不含糊，概念清晰，法制观念也不淡薄，干净利索地把李孝协处置了。十分坚定地维护法律，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一律法办，这是唐高宗内心世界的一种真实显现，是唐高宗性格的充分展现。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唐高宗是态度鲜明，意志坚定，处事果敢。这跟我们一般对唐高宗的印象很不一致。
哪一个唐高宗才是真实的呢？
让我们再看一个事例。显庆五年（660），房州刺史梁王李忠被废为庶人。《黜梁王忠庶人诏》列举了梁王李忠的一系列罪状，如为反对派说情，派人侦察两宫动静，说梦见什么什么，又私下跟巫师占卜等，总之根据他的罪行，“考之大义，应从极刑”。这就是说本来要处以死刑的。但是为什么最后没有这么办，而是免为庶人呢？这是因为皇后武则天的请求。诏书中这样写道：“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唐大诏令集》）
在这里，我们对于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得到了不同以往的印象。通常给我们的印象是武则天对于高宗这些亲戚，都是赶尽杀绝而后快。通常，唐高宗对于武则天的决策或者袖手旁观，或者无能为力。幸亏这个原始文件被保存下来，我们才知道对于李忠，唐高宗是主张杀的，而武则天是说情的。唐高宗是坚决的，而武则天是多情的。武则天是流着眼泪，再三陈请。于是，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不同的武则天形象。以往，我们会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整天凶巴巴的女毒物，不是杀这个就是杀那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唐高宗的身边，一边流泪、一边陈述的武则天。本来主张坚决处理的唐高宗，面对武则天的不断求情，只好妥协，保全了这个皇子的性命。
那么，唐高宗和武则天两人的关系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高宗为主，武则天为辅的基本关系。高宗在世的时候，究竟哪个武则天形象更令人信服呢？联系唐高宗对于李孝协的处置，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资料透露出来的信息应该是更可靠的。

电视剧《武则天》（1995）剧照。
夫妻搭档 亲密战友
唐高宗力排众议确立武则天为皇后，因为阻力太大，在清除了所有的阻力以后，为了自我证明，唐高宗竭尽全力树立武则天的威信。让武则天抛头露面，让武则天参与朝政。部分因素，就是要表演给世人看：你们越是否定武则天，我就越发抬举武则天。武则天威信的树立，最有功劳的人当然就是唐高宗。
为了树立武则天的威信，唐高宗与武则天配合默契。
废王立武之后的和解，
用武则天上表的方式昭示给世人
高宗永徽六年（655）十月十三日，皇帝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宣布立武则天为皇后。同月二十一日大赦天下。就在大赦天下的那一天，武则天上表给皇帝，说当初韩瑗、来济反对任命自己为宸妃，敢于面争廷谏，是一种真正为国的表现，希望皇帝给予嘉奖。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的记载是：
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件事，说这是为了表达皇后的宽宏大量。仅仅如此吗？当然不是。经过废王立武的事件，朝廷经过了剧烈的动荡，如果继续斗争下去，只能对政局发生更严重的破坏。这就如同经过玄武门之变，国家受到极大的伤害，唐太宗所以在控制局面以后立刻实行全面和解一样，唐高宗如今也有和解的需要。但是，这个和解政策，却不是由唐高宗提出的，而是由新皇后武则天提出的。可以相信，武则天这个原谅韩瑗、来济的上表，绝不会是擅自做主，一定是与高宗商量之后才提出的。
那么，为什么由皇后提出，而不是皇帝提出呢？
第一，提出的问题不是关键问题。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派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在看到反对派势力强大以后，高宗与武则天有所退缩，退而求其次，于是提出不当皇后当宸妃的要求。结果，遭到韩瑗、来济的反对，没有成功。高宗与武则天不得已继续要求废王立武，让武则天当皇后，而最后终于成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韩瑗、来济当初不反对武则天当宸妃的话，那么武则天就不会当上皇后。所以从当皇后的意义上说，韩瑗、来济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提出表彰韩瑗、来济是有道理的。设想，高宗和武则天会表彰韩瑗、来济他们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吗？不会。所以，他们选择的是一个非关键问题。
第二，提出表彰韩瑗、来济，其实也有拉拢两人，瓦解长孙无忌阵营的意义。一方面，给天下人看看，皇上和皇后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如果韩瑗、来济不接受，那就是典型的敬酒不吃。
第三，这个政策要和解，要拉拢，如果由皇帝提出不是更好吗？不。因为对方的心理还不清楚，如果皇上被人拒绝，那就难以收场，而皇后提出，即使被拒绝，也可以由皇帝收场。
后来的事实证明，和解也好，宽容也好，对方都没有接受。不久以后，韩瑗上书，为褚遂良求情，认为褚遂良没有错。如果褚遂良不错，那就是皇帝错了。所以和解不成。唐高宗开始有步骤地打击对手，先把韩瑗、来济贬出朝廷，然后再收拾长孙无忌。这些，在第十讲，讲废王立武的对立派下场的时候已经讲过。
皇后的身份特殊，既不等于皇帝，又能代表皇帝。正确的就算作是皇帝的，需要修正的则是皇后的建议而已。从此以后，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经常以这样的方式，用不同的态度发表意见，使得皇帝治理天下的灵活性有了充分的体现，弹性变得很大。有的时候，用皇后的名义宣布政策，有的时候，以皇帝的名义宣布政策。然后，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皇后，再进行第二步行动，从而使得整个政策进退有余，伸缩自由。皇帝与皇后的配合，亲密无间，十分融洽。

唐高宗像。
皇帝要御驾亲征，皇后阻拦
高宗时期，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奉行亲唐政策，百济与日本关系密切。高宗显庆五年（660），百济倚仗高句丽的支持，加紧进攻新罗，侵占新罗多座城市。新罗再次派使者，请求唐朝出兵。唐高宗派出苏定方大将军统兵十多万，水陆并进，攻打百济。四月出兵，八月传来捷报，在新罗的配合下，苏定方一举攻克百济首都，俘虏百济国王。十一月，献俘仪式在洛阳举行。十二月，高宗作出决定，要乘势攻取高句丽并且御驾亲征。
转年是公元661年，高宗年号是龙朔元年。《新唐书·东夷传》的记载比较笼统，说“龙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诸将，天子欲自行”，高宗继续在全国招兵，并且继续坚持御驾亲征。
到了四月，35万大军已经集合，各路将军已经选派，主要的分工和基本的战略都已经部署完毕。与此同时，唐高宗宣布，亲自率领大军在诸将的后面跟进。可见，进军的部署和自身的位置，都已经安排停当。
整个战争的部署都已经完成，当天也没有见到武则天说什么。好几个月的准备期间，也没有见到武则天说什么。但是，当这些命令宣布14天以后，皇后武则天突然发言了。《资治通鉴》卷二〇〇记载：“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如《新唐书·东夷传》的记载：“武后苦邀，帝乃止。”
皇帝御驾亲征，唐太宗已经有前车之鉴。连能征惯战的唐太宗，尚且不能打赢一切战争，对于战争没有任何经验的唐高宗如果亲临前线的话，恐怕只能成为将军们的拖累。如果失败，对于皇帝的损失，也是很清楚的。其一，是身体的损害不可避免。即使是皇帝，也要表达跟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姿态，身体当然吃不消。当初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就严重地损害了身体。其二，精神上的损失也不可避免。因为是皇帝决策，牵动方面很多，影响会更大，皇上为此承担的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这些因素，并非事到临头才可以想到啊，为什么高宗还是提出御驾亲征呢？我以为，皇帝亲征有利于提高士气，可以加大动员力度，可以诱发群众的参战热情。这应该就是皇帝提出亲征的动机。
动员完毕，皇帝其实是不能真的到前线去的。可是，皇帝能够自己再提出不去吗？不能。那样会给人以懦弱的感觉，临阵脱逃。而皇后提出就比较恰当。皇后比别人更了解皇帝的龙体状况，皇帝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现在的身体不容许亲临前线等，反正皇后一番义正辞严的坚持，皇帝就不再坚持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上的双簧演出，只有皇帝和皇后配合最有利，这样的戏码皇帝是不能跟大臣合演的，否则会让大臣看扁。皇帝御驾亲征泡汤了，将军们应该更高兴，否则陪着皇帝打仗，负担一定更重。士兵们大概不希望如此，有皇帝参战，政府投入应该更大，为鼓舞士气一定更花本钱。但是，已经集合起来的战士和队伍，能够因为皇帝变卦了就退出吗？当然不能。
这是一次皇帝、皇后的密切配合。相信说他们配合默契，大家应该没有异议。

唐高宗的影视形象。
建言十二事，是谁的战略？
唐高宗的统治，可以大体区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高宗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几乎是四面出击。好在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军事上，将军努力，四海安逸，东西进攻都成功。从高宗即位，到总章三年（670），唐高宗的治理达到高峰。
但是，从咸亨年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咸亨元年（670），天下大旱，为了这个旱灾，高宗特意把年号改作咸亨。接下去，吐蕃迅速崛起，侵占吐谷浑的地盘（青海），咸亨三年（672），唐朝的军队与吐蕃大战，结果全军覆没。与此同时，东方的朝鲜半岛再出问题，新罗要统一朝鲜，与唐朝发生摩擦。不得已，唐朝在上元元年（674）正月派出军队前往朝鲜半岛。
对于唐高宗而言，面临的问题是选择：是否继续以往的政策？如果继续两线作战，力量不支。比如，咸亨元年（670）的时候，唐朝已经讨论出兵青海，但是因为年收成不好，供应有问题，所以推迟一年才出兵。国家的财政出现了困难，而且是很明显的困难。
如果不坚持，那就必须改变，而改变就意味着收缩，那么官场和社会是否能够理解和支持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面临重大的政策转变，酝酿和实施必须有一个过程，舆论宣传和说服都是必要的。
这就是武则天所谓“建言十二事”出现的背景。
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武则天提出“建言十二事”，就是12条重要建议。这12项建议，《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的武则天部分有记录：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帝皆下诏略施行之。
这些建议，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经济上开源节流（一、二、三、四、五）；政治上纳谏防奸（六、七）；意识形态上提高《老子》和母亲的待遇（八、九）；提高下层官吏的待遇和提升机会（十、十一、十二）。通常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尤其很多人喜欢从皇后、皇帝的斗争哲学高度看待这个问题，认为这是武则天独立施展个人政治水准的标志。
其他条款都容易理解。对于第九条，“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通常大家都认为最能代表武则天的女性特色。其实，这样看，仅仅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不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父亲去世，儿子要守孝三年，这是国家礼仪规定的。那么，什么人都必须如此吗？有没有强制性的措施呢？事实上，这样具体地遵守孝道，适用者有一定的范围，即那些国家官员和读书人。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要离职离岗。读书人呢，这期间就不要再去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官员的推举。对于普通百姓，其实是没有具体要求的。
这条建议，看起来更尊重母亲了，至少把母亲与父亲的地位拉平了。因为此前，母亲去世如果父亲健在的话只要求守孝一年。现在变成三年，多出了两年，这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在观念上提高母亲的待遇以外，最重要的不是在这里，最重要的在于缓解官场上的矛盾。
这是怎么回事呢？
唐高宗的时候，官场上已经存在严重的官多职少的问题。想当官的人、有资格当官的人很多，而官位很少，可以说这是官场的基本矛盾。早在显庆二年（657），吏部侍郎刘祥道就因为入流的官员太多而职位不足，建议朝廷改革。“今选司取士伤滥，每年入流之数，过一千四百，杂色入流，曾不铨简。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约准三十年，则万三千余人略尽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须之数。望有厘革。”（《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当时新的官员有1500人，而官场实际需要只有500人，造成等待官职的人严重积压以及官场矛盾。
《资治通鉴》记载总章二年（669），在裴行俭主持下，实行“长名姓历榜”办法，把每个人的历官和官衙的级别详细分等，然后按照资格逐渐升级。“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资治通鉴》卷二〇一）这个办法当时评价很高，但是官场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这个办法是增加了官员升迁的等级，延缓了每个官员升迁的速度，但是不能解决岗位少而待岗官员人多的基本矛盾。
母亲的孝假，从一年变成三年，迫使一部分官员离职，给其他人腾出两年的位置。这样一来，全国官员按照13465名计算，加上父亲去世的孝假，每个官员就有整整6年的时间必须离开岗位。就武则天的建议来说，每个官员增加了两年的孝假，全国官员总共增加了26930年。唐朝的官员4年一个考核期，4年之后考核，考核之后先离岗，然后再任职。那么每人多两年的孝假，等于4年一共多出了6732个岗位。这个建议，母亲是否得到尊重是说不清的，但是肯定缓解了官场上的基本压力，这是确实的。
在我看来，“建言十二事”，最重要的是“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的具体建议。其实，所谓读《老子》我以为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待。李唐重视老子，认老子为自家的老祖宗，这是从高祖的时候开始的。这个时候再提出读《老子》，我以为是因为通过《老子》一书，可以阅读出来皇帝要进行政策转移的依据。无为无不为，是《老子》一书中有关辩证思想的多种表述之一。皇帝要战略转移，理论从哪里来呢？从老子这里出发，合理合法。皇帝的战略转移，广泛地说是战略收缩，具体的讲就是放弃东西两线作战的现状，集中力量对付西部。
就在武则天提出“建言十二事”的当年正月，朝鲜半岛又出现问题，唐朝再次派出大军与新罗作战。就在建言提出以后的二月以后，上元二年（675）二月，宰相刘仁轨率领唐朝大军打败新罗，而新罗表现得很乖，立刻承认错误派使求和。一年以后，唐朝撤出所有军队，所有唐人担任的当地官员全部换人。唐朝让新罗顺利统一朝鲜半岛，从而换取双方的和平，而唐朝必须把国家的力量全部用在西部战场上来。唐朝平稳地实现了战略转移。
那么，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通常，人们总是喜欢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说是武则天显示自己政治智慧的宣言书。在我看来，其实这就是唐高宗放弃全面作战路线，战略重点开始由东部转变为西部的舆论宣传。反映的是国家已经没有实力两面作战，什么以道德化天下，不过是美妙的说辞而已。
那么，为什么由皇后提出，由皇帝肯定，而不是干脆由皇帝提出来呢？这其实就是道家主张的君无为、臣有为的观点。由皇后提出，可以试探大家的看法，如果不可以，由皇帝宣布修改或者收回，在确保皇帝权威的基础上，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后来，对于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结果是“帝皆下诏略施行之”。这个“略施行”，其实就是大略施行，并不是照单全收。这可以证明唐高宗行政方面的谨慎，也证明唐高宗和武则天配合的默契。
撰文｜孟宪实
摘编、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