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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个有点敏感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两年前，2016年6月底就想讲，但当时正在打官司——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诉洪振快侵权名誉案，当时怕搅了这个官司，所以没讲。这一等，就是整整两年时间，现在拿出来讲，为时不迟。
在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的审判过程中，可以不止一次地听到“我们可以从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提供的证据加以印证”这样的话语，问题是：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提供的证据就可靠真实吗？如果将某些不实之词拿出去误人子弟、误导他人，会闹出严重的历史笑话。
我认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的某些证据出自民间故事，而并非历史事实。把民间故事当作真实的历史，是中国人常见的认识误区，虽然比从影视剧中学习历史要进步了许多，但民间故事终究不全是真实的历史。
为写这部分内容，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因为这部分内容的写作目的就是“给自己人纠错”，而很多自以为是“一贯正确”的“自己人”早已经把自己看成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有错误的。
如果稍微能谦虚一点，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就会真的有心为自己纠错，他们早应该在几年前就已经改正了错误，可惜事实是错误依旧。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些错误很不明显，以至于连呼吁少搞些“口述历史”的姜克实教授，还有和狼牙山五壮士纠缠多年的洪振快，连这两位喜欢挑错也善于挑错的“专业历史学家”都没有能看得出来。
既然连他们这些善于挑错的人都看不出来，你何必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呢？
因为这些“自己人”的史料和观点的确都是错误的，不纠错会贻害人间。
由于文字过多，有一万多字，所以我分上下两部分来谈。
此话题从一件新闻谈起。
三年前，在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诉洪振快侵权名誉案的一年以前，2015年的报刊上有一则消息：易县李国强：奔波几万里 采集抗日故事 洋洋百万字 弘扬爱国精神。
文中说：为了搜集抗战史料，30多年来，李国强多次走访易县、涞源、唐县、顺平等地，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行程几万里，花费几万元。三十多年来搜集到的近百万文字，终于在2011年结出了硕果。那一年他当选为易水文化促进会会员，在当地宣传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他把多年来搜集到的抗战故事，精心挑选了百余篇，归纳为6个版块，共计15万字，结集出版了《狼牙山壮歌》一书。
预先说一句，我至今还没有拜读李国强先生大作《狼牙山壮歌》的荣幸，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我无法对此书的内容作出评价。
但令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个有着不高文化基础的普通农民，靠种地为生，收入微薄，但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搜集本地民间流传的抗战故事。他做的事情与我相似，但程度要浅一些，他行程几万里，自己花费几万元，这对于一个完全靠自己种地收入来支撑的人，是很难得的。这个精神，就是当年八路军舍己为国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精神。
衷心希望保定、易县的有关文化部门或抗战研究会之类的群众团体，对这位李国强先生多年来的工作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或财力支持，让他把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化工作做好做完。
发现没有，李国强先生的这份种地以外的辛苦努力像谁？像那位写出《聊斋志异》的山东淄博人蒲松龄先生。但蒲松龄搜集的民间故事都是鬼怪故事，属“虚写”，写作目的是通过谈狐说鬼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所批判。而这位易县李国强则属“实写”，写作目的是歌颂八路军抗战的真实历史，这与蒲先生的写作目的截然相反。
尽管是“虚写”，蒲松龄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被同乡好友王士祯誉诗为：“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这部聊斋也为我十分喜爱。
至今，《聊斋志异》已有英法德捷克等十八种文字的三十个译本在世界流行，并且对日本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全国《聊斋》出版物有100多种，以《聊斋》故事为内容编写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达160多出（部）。2015年中国发行《中国古代文学家（四）》邮票，其中第一枚就是蒲松龄。
蒲松龄先生属“虚写”的鬼怪故事，总计四十余万字；李国强先生属“实写”的抗战故事，总计百万余字（已出版十五万字），这二人的共同点，都是在搜集本地的民间故事以进行文字整理和再创作。
写到这里，我突然一个激灵：蒲松龄先生写的是鬼怪，不会有人会把这些鬼怪的内容当作真实的历史看待；但如果有人们把李国强先生搜集来的民间抗战故事当作真实的历史，该怎么办？这种把民间故事当作真实历史的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历史文化的传承就是靠“故事”，而且是“民间故事”，通过一代代人的口传留给后人的。以后即使有了文字，历史的传序也基本靠“嘴”，只不过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有了“官方故事”——即“官史”。从《左传》、《春秋》到《史记》，其实就是一个个“民间故事”的搜集和累积过程。
各朝各代的史官，特别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对这些搜集来的历史故事的整理过程中也加进了自己的“文字再创作”。所以，即使是国粹《史记》，其中既有大量的真历史，但也有不真的伪历史存在。
在新中国最初建立的十几年间，曾一度为中国近代史上两件最有争议的历史过程进行定性，完全肯定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革命”性质，为此，当年肯定和美化，而不是用两点论观点全面分析和评价太平天国、特别是河北义和团运动的民间故事应运而生。这就是把民间故事创作成真实历史的杰出典范。
民间故事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因素，但民间故事不等于就是真实的历史。很多不大善于动脑子的中国人把这些民间故事当成了真实的历史。太平天国只谈“革命”和“起义”，但太平天国的封建保守性质和对中国文化的毁灭远甚于满清王朝。义和团只谈“爱国”，但义和团愚昧到“刀枪不入”和“杀洋人灭洋教”的做法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今天在北京用作国防部和中央军委常设办事处的旃檀寺，闹义和团运动以前还是一处丝毫不亚于雍和宫的喇嘛寺院，园内寺庙悠久宏伟、古树茂密苍翠。自从义和团进北京，慈禧太后把旃檀寺拨给义和团用作设坛的基地，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恨透了义和团，于是将旃檀寺一把大火烧个干净，千年古刹古树也玉石俱焚，只剩下一片废墟用作驻军的兵营。
提到民间故事流传地的易县抗战，人们就会联想到“杨成武为首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这是我专业研究十年之久的历史学领域。由于家庭环境的缘故，我采用了身边许多亲属长辈的“口述历史”内容来挖掘整理这一段历史，这些历史的真实内容，大都也是前辈们以“故事”的形式传递给我的。
“口述历史”与“民间故事”相同的一面，都是通过“故事的搜集和整理”，从“微历史”去认识“大历史”；但“口述历史”与“民间故事”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口述历史”是亲历者的亲身经历，故事的第一传序人，即使连这些第一手的“口述历史”内容，也无法做到完全都是真实可靠的内容。而“民间故事”大都是“听说”来的，真伪难辨，不知道传到第几手了。其真实性就更加难测。
实话实说，我最初也走过弯路，把“民间故事”与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混杂在一起，结果为核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吃尽了苦头——因为在当年的史实中查不到出处，“民间故事”的很多内容是以讹传讹虚构出来的。
吃一堑，长一智。我与李国强先生一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我会将这些搜集来的“口述历史”进行研究和论证，辨别真伪；而李国强先生不具备我说的这个环节，或者说，他缺少的就是“研究和论证”这个过程。
这绝对不应该过高要求李国强先生，因为“民间故事”不同于“口述历史”，它们大部分都过不了“研究和论证”这一关。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做学问更是如此。
话题回到我要谈到的主题，我以多次挖掘剖析过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为例。
人们在今天谈到“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往往更注意的是官方的媒介和喉舌，比如军事史的研究部门、党史研究部门等等，似乎这些“官办机构”具有更高的史学权威性。在这些“权威机构”中，易县排在第一位的红色旅游景点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当然也在其中。
我要说的是，这些所谓“权威机构”的史学结论也往往是靠不住的——只要你以“民间故事”，而不是以事实作为史料依据。
大家常常把狼牙山五壮士诞生地的纪念馆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来源，即使军史、党史的专业研究部门，由于史料的匮乏，也常常来到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取经，把在这里了解到的东西拿回去。
这就是说，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理应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否则一旦史料不真，涉及“伪造历史”，一是容易对国内的军史、党史的研究部门造成误解；二是被专业做学问的人抓住不放，逐条批驳，老百姓发现你原来是由一些民间故事构成的伪历史，你再辩解也没有用了。
为了照顾到民间热爱八路军抗战的积极性，也为了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的权威性，很多年来，我对民间和纪念馆中一些违背历史事实的记载是尽可能回避不谈的。除非躲不开了，比如在1941年大扫荡中，狼牙山纪念馆说杨成武将一分区司令部转移到狼牙山上，我揭露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杨成武没有这么弱智。
这一次，我举出一件影响深远、给一些国家权威机关造成困惑的不实史实。
请看某个纪念馆的这段解说词：
狼牙山地势险要，海拔1105米，当3000多鬼子围攻狼牙山的时候，五名战士和部队共同作战，曾开展了三次阻击战。凭借狼牙山的天险，在阎王鼻子战斗中，没有耗费一枪一弹，利用碎石往下砸，砸死了近百十个。到了9月24日时，七连伤亡惨重，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二班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了，于是班长马宝玉请战要求留下来。当时指导员蔡展鹏看了看他们五个人，摇了摇头说不行，人太少了。五个人阻击3000多人来掩护几万人，能完成任务吗？但是他们五个人都站起来了，说：“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就是死也要守住棋盘陀、守住狼牙山。”
9月25日凌晨，五勇士在棋盘陀上阻击敌人，为了给连队撤退争取更多时间，他们故意暴露自己，每人占据一条山沟，给鬼子造成有部队的假象，吸引鬼子全部的火力，开始沿着相反的方向边打边往上走。
很明显，这段内容看着热闹，但实际上子虚乌有，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我一步步来分析上面的内容。
关于“3000多鬼子围攻狼牙山”。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1941年日伪军对狼牙山一分区的大扫荡，以日军为主，当年的一分区几个军队领导人都有各自对日伪军的统计数字，无非是三千五百人、三千人、两千多人、两千人几个数字。
我对于来自三个方向日伪军的统计数字，认为直接参与围困狼牙山的日伪军，总数在“三千人”比较合理。
当年的一分区八路军领导人对敌人的描述一律是“日军”，不包括伪军，我认为用“日伪军”这个词比较准确。
实际情况是三千多日伪军攻占了狼牙山周边地区，但直接攻占登上狼牙山的日伪军总数始终保持在四五百人，包括1943年春天日伪军将一百多人的警卫连围困在狼牙山主峰，最后日伪军攻上狼牙山主峰，炸毁当时的“三勇士纪念碑”，我认为总计参加直接进攻狼牙山的日伪军不过四五百人。
因为狼牙山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容不得上千人的大部队一字排开。更大的困难还在于狼牙山上天生干旱，缺少饮用水，供数十人饮水已成为极限，数百人的战斗部队自己背水上山，这对后勤保障单成一路的日军是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而且，从没有找到日军大部队上山或攻占狼牙山的文字记载。连八路军大部队都舍弃狼牙山不守，大部队日军却非要上山，找谁作战去呢？
所以，在纪念馆的王牌记录文字“五名战士和部队共同作战，曾开展了三次阻击战。凭借狼牙山的天险，在阎王鼻子战斗中，没有耗费一枪一弹，利用碎石往下砸，砸死了近百十个……”。
其实这段文字是最不靠谱的。不靠谱就在于你没能找到任何文件史料作为历史支撑。
可能几乎没有人动脑子追问：此战斗的根据从何而来？战斗亲历者的口述在哪里？如此重大战斗，在一分区史或一分区大事记中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载，也不曾出现在晋察冀军区的1941年的反扫荡总结中，在那些众多的一分区干部战士的回忆录中，你也找不到有关这场战斗的任何文字记载，包括七连指导员蔡展鹏晚年时的谈话中，对这场如此激烈的战斗竟然一字未提。
那么，对于这场热闹非凡的战斗，你们是如何知道的？老人们讲述的？从那些根本没有亲身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老人们口中得知的？不是“民间故事”，又是什么？
“到了9月24日时，七连伤亡惨重，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二班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了，于是班长马宝玉请战要求留下来。”
还记得葛振林、宋学义二人的回忆吗？9月24日深夜，9月25日的前夕，一团长邱蔚和几名领导干部走下狼牙山，向一直隐蔽在东水和西水之间的原孟阁臣兵营的七连下达战斗任务。当时连长刘福山和连指导员蔡展鹏都身体康健，完好如初，当面接受了团首长下达的战斗任务。如果当时连长刘福山已经“身负重伤”，他如何能当面接受战斗任务呢？
最后：
班长马宝玉请战要求留下来。当时指导员蔡展鹏看了看他们五个人，摇了摇头说不行，人太少了。五个人阻击3000多人来掩护几万人，能完成任务吗？但是他们五个人都站起来了，说：“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就是死也要守住棋盘陀、守住狼牙山。”
这段对话编造得莫名其妙，毫无半点真实性，这就是最典型的民间故事的情节了。编造者自己不想一想，蔡展鹏、葛振林、宋学义都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无数次回忆当年接受任务的那个场景，这段对话的内容出现过吗？没有，一次、一个字都没有出现。在活人面前编故事，公然编造出这几个人从未出现过的对话，不是典型的民间故事手段，又是什么？
特别是这一段：
他们故意暴露自己，每人占据一条山沟，给鬼子造成有部队的假象，吸引鬼子全部的火力……
就像给低智者讲故事，细节是架不住推敲的。六班这五名战士一直在并肩作战，他们何时分开过了，跑去“每人占据一条山沟”？有什么实际价值？这么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文字，葛振林的后人和宋学义的后人难道就看不出来吗：在这里讲述的内容和你们父亲讲述的内容完全两样！到底哪一个讲述的内容才是真的？
还有那位自称善于抓住“历史细节”并亲自参观了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的“历史学者”洪振快，你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反复详细的研究分析中，难道就看不出在这里的矛盾之处吗？
作为专门写出过《狼牙山作战》一文的日本冈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姜克实，因为从未到过狼牙山现场，也从未参观过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所以对他无法作深一步的要求。
矛盾的焦点或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在于日本鬼子如此低能，即使集中了“全部的火力”，也打不中这五个“故意暴露自己”的战士。事实上远比八路军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在此时的这些文字记载中却突然成了低智和白痴，连射击技能都退化了，说不通吧？还有，“每人占据一条山沟”，干什么？单凭一支步枪的射击，就“造成有部队的假象”吗？每条山沟放几个民兵不比放一个战士更好吗？
分析评论到这里，连我自己都感到十分不好意思了，这些浅薄的内容还好意思拿出来？是日军弱智还是我们自己弱智，稍动点脑子就会一目了然。在抗日战争早已经结束的七十年之后，我们自己还搞这些自欺欺人的弱智把戏，编写出这些可笑解说词的人自己就不觉得可笑吗？
2018-7-1 周日晨 5点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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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18 10: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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