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热播剧《显微镜下的大明》剖析明代官制架构及 ...

123457287

观剧挖历史的笔记又来啦～！
这次挖的是热播历史悬疑剧《显微镜下的大明》～！
【多长图，流量党慎点！】
改编自马亲王的历史纪实小说，原著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通过挖掘历史民间的档案文书，在庞杂的史料中梳理出尘封四百多年的故事，深入浅出向读者道来。


这次影视化项目的剧本是由作者亲自操刀，选取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徽州丝绢案”作改编，向观众呈现了一幅严谨又极富晚明独特政治生态的画卷。以真实历史背景为题作为切入，一贯延续了马亲王在历史夹缝中寻找创作空间的写作风格。
除了罗列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案件原型，本文主要以明代官制架构切入，剖析土地赋役问题，辅助大家全面了解剧情。
关于这个故事的概括，原著小说是这样记述的：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江宁巡按、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大明官场特有的规则，使得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朝廷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纤毫毕现，形成了一幅颇具象征意义的晚明政治生态图谱。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的起因，既不是天灾所致，也不是盗匪所扰，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

单就小说这一引言，故事就足够有意思了。
无论是原著还是影视剧，皆在晚明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时间点稍微有所调整，如下：


这个改编后的时间点具有一定制造戏剧冲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缩略了事件发生的时间跨度，将节奏浓缩聚焦在高潮结尾。
而关于“丝绢案”源头的时间点也缩短了一百年：


在理清“丝绢案”的始末及各方利益团体的目的之前，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这场关乎国家与人民的案子中，众多官员的职能与权力。
这就涉及到大明朝的官僚制度架构，以及中央与地方官员博弈背后的基础逻辑。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官位级别是官场的明规则，但凡官大一品，位在其下的人无不对上级唯诺是从，这是官场常规。就像是剧中的方知县，面对新官上任的黄知府，和官大他一级的宋通判，迎接的马屁功夫是拍得足足的。



瞧瞧这激动到模糊的各种小动作，这方石像真是太搞笑了，出衙门还差些摔了一跤，笑死。





奈何隔壁《家有儿女》剧组串场的夏东海压根不走寻常路门（狗头），哈哈。

但说实在，官大一级压得住的，也就仅仅在开头那些场面上，随着后续剧情开展还真不一定。而且丝绢案愈深入后，人物出场越来越多，单靠一个官职名称还真不一定能搞清楚这人是要干嘛的，于是难为我边看边记，罗列了个表：


当你一目了然后，兴致勃勃地拿上面的表去对照剧情发展，就会很有意思地发现“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条俗例，在明朝不一定行得通。
就像是剧里帮帅家默的巡按御史刘景明明地方知县一样是正七品，知县却得受其制肘。又譬如，马文才不过就是五品的按察使司佥事，但气势上却一点也不输四品的黄知府。




你可能会疑惑怎么会有这种情况？那就不得不从明代的官制架构慢慢说起。
如果说宋代的政治体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现，那明代就是君主、中央集权统治的巅峰。自打朱元璋罢相后，明代的君主彻底将以前属于宰辅的权力收归己手，唐代的三省与宋代的中书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六部。但太祖罢相，皇帝直接统领六部后，发现工作量实在太大，不得不设内阁大学士，备为皇帝顾问（这其实就类似宋代的宰辅），分担一下自己的工作。
划重点：明朝的内阁只有审议权，决策权在皇帝手里，而行政权则分给了六部。所以，内阁和六部可以说是明代政治中枢的核心机构，同时也达到了分权而治的效果。


到底是官大？还是权力大？

先说这官大官小的问题。明代内阁一般有六名大学士，他们官阶只有五品，但实际身兼数职，以晚明内阁首辅张居正，历史上的大BOSS（大雾）为例，他既是内阁中极殿大学士，同时也是太师、太子太师与吏部尚书。
故而，当你以大学士的衔头去看，他甚至比不上一个地方知府。但是，他太师（朝廷三公之一）的职衔却是妥妥的正一品。不过，这个正一品却又是虚衔，并无实权。（哈哈，三个反转）看到这里，是不是懵了？你可能会问，那他这个“内阁首辅”到底是官大还是官小，到底是有权还是无权？
答案是，有权！当然有权了。因为，要数他张首辅真正有权的官职，还得是正二品的吏部尚书，也就是说他在朝中实际掌权的是“吏部正二品”的这个官阶，但无法忽视的是，他老人家还有一大把吓死人的虚衔。
只能说，老朱家能当皇帝的，那一个个都玩得一手好权术。什么朱元璋（太祖）、朱厚熜（嘉靖），还有朱棣（成祖），一个个的都不是什么善茬。这个内阁六部身兼多职的玩法，就是明成祖发明的。所以你看，中央的京官尚且是这个玩法，何况是地方行政？姓朱的不把权力的绳索牢牢握在自己手里，难不成还要等人来勒死自己？（狗头）
但说实在，历史本来就是个圈，内阁起初确实是很少有参决的机会，但到了明中后期，尤其是嘉靖帝以后，内阁的权力又日益增长，陆续出现了夏言、严嵩等权倾朝野的首辅（锦衣之下前来串戏哈哈）。到张居正的时候，首辅虽有票拟权力还需要依赖像冯保这样的宦官合作，才算执掌大权，不过这是另话了。



人丁丝绢的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内阁首辅要办的，目的刘景也表明了。

明朝皇帝除了罢相来达到统领内阁与六部的目的外，为了集权，明朝在延续了前朝的行政方式，稍微做了些许调整，是以都察院作为地方的监督机构为重。
明代中央在地方设置了省、府、县三级衙门。省级衙门中设布政使司（主管民政、财政）、按察使司（主管司法、监察）和都指挥使司（主管地方部队），称为“行省三司”，也就是剧中庄三惕口中的“三司”。
有趣的是，这“三司”是各司其职，互不隶属，各自对应中枢。都指挥使司听从兵部所令，布政使司与中央六部及都察院有关联，而按察使司则下属刑部及都察院。
这就不得不说说这剧中常常出现的都察院了。
监察百官的都察院

明代都察院是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的，它的前身是御史台，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下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每道各有7至11人不等，是中央派驻各地分掌地方的监察官员。洪武十七年（1384）后，都察院与中央六部平级。
看剧的都会发现，帅丰二人自离开州府以后，去投状的衙门和都察院脱不了关系。作为中央机构，都察院独立于地方，所以地方处理不了的纠弊、越讼案子，理论上都察院可以受理。正所谓，地方告不了，那就只能上京信访了！只是明代好的是百姓还不用亲身去到京师，因为都察院里多的是在地区办公的“巡抚”和“巡按”。
前面说过，明朝是君主、中央集权统治的巅峰，为了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力，防止地方官员揽权，政府改动和调整了省级行政体制，促使了“巡抚”与“巡按”这两个准省级权力机构的设置。
其中，“巡按御史”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方懋珍这话可谓精辟！！

就像是剧中同样为七品的“巡按御史”刘景受理了帅丰二人的告案，直接在揽溪县衙门设立巡按公堂，利用地方资源，吊刷文卷，此举县衙是无权拒绝的。这一情况下，就出现了官阶同为正七品的知县明显被“巡按”压着打了。
坦白说，在范老身份还未明朗的时候，笔者就很好奇这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直到程仁清领着他的衔头去蹭官驿，范渊的是都察院退休官员的身份总算是明朗了，但笔者也懵了。





这里程仁清说的监察院其实也是都察院的别称。

按道理来说，都察院该是秉持正直、清明之道以监察百官，要是连都察院的官都是这副欺上压下的德行，那这个国家是彻底没救。所以一开始我是觉得，不对啊，这许是有些三观不正了，但历史是啥，人又是啥，只要是有人的“江湖”，总有血淋淋的人性黑暗。
可别忘了，剧里是晚明这一大历史背景，是明朝政治日渐腐败的时期。笔者翻了翻史料，那时候的都御史确实有不少和其他科道官一样腐败问题，真实历史上，像天启年间左副都御史杨涟对魏忠贤的弹劾，震动朝内外的这种事情越来越少见，最后甚至走向反面，出现当朝进士弹劾御史，反被御史说是非议。所以，御史弹劾及监察的作用消失不但不奇怪，像范渊这样靠着朝中蛛网般的官场关系为自己谋利的兴许真的比比皆是。
“巡抚都御史”vs“巡按御史”

还记得帅丰二人去省城衙署状告无门后，在“巡抚”和“巡按”两者间选择了后者的操作吗？同样是都察院的京官，为什么他们最后选“巡按”而不是“巡抚”呢？



可惜巡抚的衙门他们进不了。


先来讲讲这两者的区别。其实“巡抚都御史”和“巡按御史”的职责大抵相似，都是中枢官员派到地方处理事务的，他们“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只是“巡抚”出现的比较早，官员会携家带眷长期在地方处理公务，也有专门的府衙，官阶正二品。名义上，他们仍是京官行列。但在实际上，“巡抚”已经取代明朝初年在地方上设立的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布政使司，成为一省最有实权的官员。
庄三惕说过找“巡抚”不可行，一来是因为他俩已经没有打点的钱，二来只接受地方上诉的案子，所以连门也进不去，最后只能找“巡按”。



你品品，这里其实也是细思恐极。因为“巡抚”出现得早，虽有“巡”字，但几乎已经了成了最高的省级机关，因长驻的关系其实不免会在地方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又是有钱使得鬼推磨的事。

“巡按”不同“巡抚”，它是短期兼职，官阶也仅是七品，但不妨碍“巡按”是实打实的位卑权尊。因为他们的监察对象同样是地方上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二、三品大员。“巡按”的弹劾或推举，往往就能决定一个官员的未来命运，这种意义上来看，他们的权力是极大的。即便是贵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巡抚”，其行之政，也得受“巡按”的查勘纠劾。
明成化十八年（1482）五月，朝廷有命“巡按御史”每年将镇守总兵和“巡抚都御史”的政绩奏上听勘，后成定制。嘉靖十一年（1532）重申：“地方之事，俱听巡抚处置，都、布、按三司将处置缘由，备呈巡按知会。巡按御史出巡，据其已行之事，考查得失，纠正奸弊。”
这在一定意义上，让“巡按”成了省级最高监察官员。


“巡按”在明朝一直是保持“岁一更代”的原则，意思是任期一满，得回都察院本道接受考察，所以只属于都察院的“外差”，而不像“巡抚”那样基本地方化。因此，终明之世，巡按均只为中央常驻各省及诸边的监察机关，没有成为地方机关。
所以，“巡抚”权大于“巡按”，但“巡按”又并非“巡抚”下属，两者互相独立，互相牵制，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而看到这里，你已经能总结，在明代的官场的惯例是，官小没关系，只要皇帝给了实权，那官大时绝对压不了一头。
〈人丁丝绢案〉：学霸为什么必须死？

官制架构大概有了直观的概念后，咱们就来聊聊剧里〈人丁丝绢案〉背后所牵扯的土地赋税问题。马亲王的小说是根据真实历史上的〈徽州丝绢案〉来展开的，原著严格上来讲也算不上什么小说，它是平铺直叙的史料归结展示，但相较严肃的学术文献，在文字的输出上是更有趣味性的，差不多是《明朝那些事儿》的感觉。


历史上的〈徽州丝绢案〉简单来讲就是：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后来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算为8780匹生绢。可大明税收在“乙巳改制”之后，这笔税不知为何变成了歙县单独承担，此事持续了将近二百年。这事在两百年后，被歙县一位算学学霸发现了，为了查明源头，纠正错误，开启了长达十年，牵涉朝廷官员与六县百姓的大型利益拉锯战。





所以，学霸动了既得利益团体的奶酪，就必须得死。

要理解〈人丁丝绢案〉，就得从明代的土地、赋役制度着手。
历代王朝皆重视土地问题，从商周以来的“井田”，到东魏以后的“均田”、“限田”、“屯田”等。各朝各代田税随时而易，到了唐代，“均田”这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后来发展为了宋、明的“两田”制。种种制度和主张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抑制土地兼并，稳定社会秩序。但自古从来，无论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利弊，土地问题实则很难一劳永逸。

《明史》记载：“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馀为民田。”

土地制度到了明代，简单来概括是继承宋元的“两田制”，后渐渐发展成“占田制”。明代的土地分官田和民田。官田主要是指国家直接控制和经营的土地，包括军屯、民屯、官庄、营田以及皇亲国戚、权贵的赐田。官田的来源主要是经过长期战乱形成的荒地，前朝权贵的籍没（没收）田，前朝的军屯、民屯以及众多被侵占的民田。民田主要指大小地主占有的土地和均田制延续下来的自耕农的土地，以及政府鼓励农民垦荒得来的土地。
明初鼓励农耕，政府通过移民垦荒和募民垦荒等政策，鼓励农民大力垦荒，开垦的土地不论是否有原主，原主是谁，所有权均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田”。中央不限制土地的开垦数量，更施行「所垦土地免税三年」的举措。这算中央怜惜农民施行的抚恤政策，不过，这项政策到了洪武年间，已经被废除了。
自明朝中叶起，小农经济开始不断遭到破坏，由于政府减弱了对土地控制的力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且不限数量。土地兼并的狂潮又开始卷起来：皇室及依靠特权、赋役豁免的地主免权直接占有的土地数量迅速增长。而这些地主、贵族、豪强几乎都是利用各种手段去兼并，去隐匿土地，从而导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生活困苦，而被乡绅贵族用特殊手段隐匿起来的土地，国家更是无从细查。也就出现了剧中所描述的：


事实上，大明确实由于官员士绅可以不缴纳钱粮赋税，所以很多老百姓都会把土地挂靠在他们的名下，希望少交点钱粮赋税。可这些豪强大户们不是搞慈善事业的，时间一长，慢慢地就会找理由把老百姓这些主动挂靠的地给吞并了。


古代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和土地制度是有密切联系的，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说是推行“两田制”，但史料文献中更多的是出现“均田”二字，不过此“均田”非彼“均田”。它和北魏到隋唐所实行的“均田制”其实毫不相关，它不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平均地权”制度，而是指“平均土地的赋役负担”。
这就衍生了除地权问题以外，另一个压倒百姓的赋役问题。

“盖古之所谓均田者，因人而授之田，而无不耕之夫。顾赋有定籍，法不可以尽坏；人有定业，势有难以遽夺。是未可行也。今之均田云者，无亦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乎？”——章潢《均田论》

在明代，是时不昔比。由于前朝旧制流弊，田既不可“井”，“均田”、“限田”也很难付诸实施，惟一可行成了“均其田赋”，这几乎成了明朝大多数人的共识。于是，农民想摆脱困境，把希望寄托在赋税上得到公平的分摊。可现实往往非人所愿。明代农民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赋税的不公平。


赋役黄白二册

赋役制度，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它涉及了户籍登记的“户贴制”、地方基层管理的“里甲制”，凭借这两者，百姓才能上户口，向中央交赋税。
太祖建国之初，为制定全国田籍做准备，在抓户口建设的时候，是很认真地要求下面的官员核实田亩，严禁欺隐田地，甚至还亲自制定了里甲赋役制度。
明代用来登记田土并作为征收田赋依据称为“黄册”。“黄册”以户为主，里面详细记录着各户的人丁事产等。因进呈户部的册面用的是黄纸，所以叫“黄册”。编制黄册的出发点是将编户齐民约束在土地上为王朝提供贡赋，将人口编入里甲，使其承担交纳赋税、供应差役的义务。
实话讲，明代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也称“两税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这种赋税制度到了嘉靖年间才有所简化：

1）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2）里甲十年一轮改为每年编派一次； 3）赋役征收解运事宜由人民自理改为官府办理（这个在剧里帅家默和邓思齐争论运送脚费处有提及）；4）赋役各项普遍用银折纳。

综上，明代农民的负担主要来自国家赋税的征收与徭役的摊派，除此以外其实还有私租和高利贷。



这一番话几乎精辟总结了晚明农民的困境。

“户贴制”和“里甲制”的成功推行，也仅在朱元璋、朱棣时期比较奏效，到了后期，中央对基层的管理日益松懈，问题也就来了。朝廷对地方下发的指令被中间的官员把持，欺上瞒下，通过压榨百姓牟利，使得明中后期存于中央的黄册成了废纸一张，而下层的官员为了行事方便，又编撰出了一本白册，不报户部。
以至于事情发展到最后，还是百姓受累，甚至还是受累而不自知。所以历史上，“人丁丝绢”这笔税收到最后非但没有停止征收，反是压在了歙县百姓头上二百余年。


那你说那究竟是谁的错？
现实是，谁是谁非，又哪有那么容易就说得清？
其实明朝税赋太多，种类太杂，百姓素来苦矣这是原因之一。但明朝官员推诿扯皮，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没有人主动去改变政策变动后的惯性，甚至问题也不会有人主动提，这也是原因之一。


其实你看这剧里，这常出镜的三县县官，他们是坏人吗？兴许也就是毛攀凤这位神似张飞的知县天天毛毛躁躁，喊打喊杀的，他算得上是范老的刀，但当他和方石像说起自己的身世背景，说自己是畸零户的时候何尝又不会让人多了一分同情，纵然我们的是非观不能被共情所害，但身在官场，多少都是有身不由己的处境。
像邓知县曾经也是有匡济天下的明愿的，奈何现实太骨感，他作为一个流官，空有大志而无用，还要备受当地的胥吏阳奉阴违。


至于任主簿这样的清官，立足点不过是县下的百姓可以少摊些税，哪怕一分那也是好的。不然你看，修大坝这能改善民生的水利工程就是因为涉及资金过大而迟迟未能推行，可水利不兴，这县里的百姓又何来更多的良田栽种呢？这终究是个无解的恶性循环，可惜这个循环都还没来得及打破，这位为民常忧的主簿却永远离去了。





不得不说，群像是真的香！

当然，更遑论除了这些以外，真有一些存私心的官员会在其中腐败贪污。在剧里提及的，除了范渊这样的中枢官员，还有就是地方的胥吏。
要说这些胥吏，他们有的甚至没有编制，只是衙门直接雇佣他们作为一种“差役”的形式存在。明朝吏员地位之低下是惯例，所以他们不仅前朝晋升高官的途径断绝了，还沦为到和杂役为伍，吏役合流。由于胥吏前途渺茫，大多数人只是为了以权谋私，获得作为胥吏的灰色收入，这笔经济利益是十分可观的。


邓知县说得挺对的，在明代，多数胥吏都是积年累月长期盘踞某地的经年老吏，他们在地方上的关系盘根错节，连县、州、府的官员都不敢轻易招惹，不少胥吏为了保护自己在本地的利益，长久霸占这个职位来获取不菲的灰色收入，所谓“阎王好惹，小鬼难缠”说的也就是这些胥吏。
土地清丈



丰宝玉没说错，这清丈土地从来就不是什么恶政，它是朝廷为了搞清地方土地亩数，确认赋税数量的最重要依据。本来记载户籍和登记土地的赋役黄册在明代是十年要更新一造的，这相当于是全国人口及土地普查，可以想像规模之大。要是正儿八经做，那其他事情是不是都得靠边站了？故而，明代的地方官对于这更新黄册的举措根本也没多上心，所以才导致上报户部的黄册沦为废纸。
事实上，土地清丈这回事明朝开国那会儿就认真搞过一轮，可那毕竟是开朝，皇帝重视户籍土地基础，加上朱元璋的管理能力还是强的。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明太祖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因为田籍一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同月十三日，即派遣国子监生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苏、松各地核田亩，定赋税。明太祖谕中书省臣日：兵火之后，郡县版籍多亡。而田赋之制，不能没有增损。征敛失中，百姓必然生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不能超过限度损害百姓。养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派周铸等人前去各地核实田亩、定其赋税。又告诉周铸等人“经理田亩，必须据实奏报，不要重复以往的弊病，安自增损，曲徇私情，以害吾民。否则，国法难容。

当时，隐瞒田地少交赋税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称为“通天诡寄”。结果是平民百姓赋役负担越来越重，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社会矛盾更为尖锐，拖欠税粮的现象日为严重，皇权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当时，江、浙等地豪民富户极力与封建朝廷争夺人口与土地，为了逃避赋役，往往将自己的田产隐瞒起来，诡寄于亲邻、佃仆之家，谓之“铁脚诡寄”。明太祖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赋役不均，命令户部编造“赋役黄册”。
制定好黄册、鱼鳞图册后，洪武（1371）六月，中山侯汤和统帅大军进入四川重庆，“夏国”明异投降。次年六月，（太祖）即命户部派员清丈四川土地。洪武十三年（1380） ，令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以上在开国初期发生的情形是不是似曾相识，它实际就和剧里晚明出现的问题差不多，咱不能说是毫不相干，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但插一段题外话：

洪武三年（1370），户部曾经奏请皇帝下令惩处苏州府镇守官员亏欠应缴税粮三十余万石的罪行。其实，明太祖对于人民缴纳不了税粮的困苦情形是了解的，因此他就下令将他们欠缴的秋粮305,800余石统统豁免。

老朱还是懂得一点杀鸡取卵办法不是长久之计的道理。但是他固然知道苏州府人民已经负担不了这种沉重税粮，却并不肯放弃那种残酷掠夺的征税办法，而且，不但不肯放弃，对于那些建议减轻降低官田赋额的地方官员，非常愤恨，还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即使建议不得不接受，然而对于建议者本人仍然要诛杀。如苏州府知府金炯和广东兴宁县知县夏则忠就都是这样被杀的。


其实，单从这一个现实的例子里，早早就能得知二百多年后引起徽州之乱的学霸帅嘉漠，为什么必须得死。
真实的历史不像话本、电视里演的，正义终得伸张，错误终被纠正。先不说历史上，其实没有丰宝玉这个处处护着老帅的人。这场上涉朝廷，下及百姓的徽州之乱，最终给予帅嘉谟、程任卿等人的判决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结果是流放充军和斩监候（死缓；程在最后在戌边时立功，荣归故里），而那本帅敦诚所写的《丝绢全书》的编纂者，实则是程任卿。
他们算纠正了错误吗？未必。但至少他们的事迹值得后世歌颂。
多年以后，《歙县志》里的义士一项，专门记载了帅嘉谟的事迹，以及一段评语：“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而万历三年至五年的那场徽州之乱，终究是在牺牲的人们退场后落下的帷幕。
回归土地清丈的正题，时移势易，百年后的子孙都不知道能不能守住祖先的江山了，更莫要说维持好的管理制度。只幸亏明朝两还能延续个两百年多年，可惜明朝中期，由于赋役苛重，百姓多有被迫逃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陷入危机。于是，等来了张居正为推行改革，实打实地再搞了一轮田亩清丈。想知道，历朝历代要改革或者改变是很难的，因为哪怕是维权，只要既得利益集团足够壮大，维权的过程就会变得极其困难。所以，张居正要推行新法，就必须找地方试水。
于是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此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 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万历九年（1581年），赋税制度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税法将政府征收实物一律改为征收货币。它标志着实行了1300多年的两税法的终结，也宣告了实物税的消亡。新法简化了征税程序，也使得地方官员很难再从中克扣作弊，从而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使百姓的税负变轻，同时也增加了国库收入，这是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
在张居正的推动下，“一条鞭法”很快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短短几年时间，国库存银增加到了400万两，终于扭转了多年来国库吃紧的状况。从推广“一条鞭法”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一定影响力。可惜啊，即便是新法改革，也挽救不了明亡的结果。
历来改革必遭保守势力的反噬。土地丈量期间，从中央到地方都遭到地主豪强的激烈反对。其中受影响的就有大家熟悉的海瑞，当时海瑞是主导江苏等地丈田工作，因为强硬要求乡绅大户偿还非法得来的土地，而受到弹劾，说他是“沽名乱政”，不得不从位子上下来。
瞧瞧，是不是和剧里马文才弹劾黄凝道和刘景，算计他们，拉他们下马的操作一模一样？


政治腐败使得再好的制度也会变得一无是处，一条鞭法不例外。即便朝中有再好的官员，稀罕的数量犹如螳臂当车，难以力挽狂澜。
历史就是个无法打破的无限循环，新政在张居正去世后失去支持，旧事故态复萌，土地兼并照常加剧，税赋继续增加，官僚地主一如既往，自耕农就又回到了严峻的税赋不均的格局上。最终导致农民不堪重负，引发民怨盗起。事实证明，明末的农民起义，不仅使社会动荡，还直接导致王朝更迭。
写在最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纵观全剧（虽然写的时候剧还没更新完），最触动人心的并不是为民伸张正义的主角的慷慨之词，反而是小官员，老百姓的肺腑之言。



此刻，“方石像”正式更名为“方青天”！



这才是不服天命的小人物的韧性！

只能说，马亲王yyds！

好啦，就写到这里吧，看情况补充。各位看官看完顺手点个赞呀～！笔芯


参考书目：
1.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2.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
3.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
4.〈明代中期赋役制度的革故鼎新——以嘉靖《香山县志》为考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