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 | 陈岸瑛：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评窗口2020 ...

倪丹军

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窗口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案展”，其关键词之一是“档案”，或更准确地说是图像档案、视觉档案。说到“档案”我们马上会联想起另外一些空间，如档案馆、历史博物馆等。在展览艺术品的空间中展览“档案”意味着什么？这个展览看起来是纪实性的，而且带有某种历史证据的意义，但它终归是一个偏于艺术性的展览。不过，这个展览的艺术性质，又与抗疫主题创作展有所不同。


以下，我将从图像与记忆的关系入手，为理解这个展览的艺术特性提供一种视角。
一个图像成为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档案，意味着什么？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一代人，当他们回忆过去时头脑中总会跳出几个关键性的画面，比如打出“小平您好”条幅的那张历史照片，或者是罗中立的《父亲》，讲述农民的艰辛。这就是所谓进入到历史的视觉档案。所谓的历史，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人类群体共同、长久的记忆。毫无疑问，这次的疫情已经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全人类的共同记忆，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新冠疫情在中国已近结束，有一些特定的画面、人物和故事经过了广泛传播已深入人心，成为了经典图像，二三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这些能够唤起共同记忆的照片或文学作品都会成为档案馆中的展品。但大家来到现在这个展厅的时候，却感觉大部分照片不具有档案性。出现在这个展览中的，大部分都是与短期记忆相关的生活快照。
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些作品？我想引入一对范畴，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这是一对心理学概念，但它们和艺术史论研究颇有联系，如德国艺术史家瓦尔堡和艺术理论家本雅明，还有高举视觉文化研究大旗的W.J.T.米歇尔，都曾从这对范畴切入图像和艺术史研究。
人类的自然感知离不开身体和私人经验，属于短时记忆，但它们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借助于外在于身体的物质媒介，努力成为一种长时记忆的对象。比如口耳相传的荷马史诗，一些著名的文学或绘画作品，其中的经典形象，最后都突破了转瞬即逝的当下而成为某种世代相承的长时记忆。
从人类的心理和认知结构来看，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瞬间都能看到无数图像，这些转瞬即逝的图像如何进入长时记忆？一般来说，需要镶嵌到某种认知格式或世界观中。
一张反映瞬间记忆的快照，如何变成一个长时记忆的对象？在此转变过程中，一定会有某种世界观或认知结构参与进来，体现在外观上就是某种风格化的样态。这个展览很有意思。你会看到很多照片，由于试图进入艺术博物馆，试图成为长时记忆，从而带有某种风格化的视觉结构。很容易看出，不少照片都有新闻摄影、主题创作的腔调。但是这些风格、套路和腔调，又和展厅里的那些完全私人化的生活快照形成了冲突和碰撞。
在这个展览空间中，带有强烈风格的照片，被另外一些缺乏风格的照片稀释中和；但与此同时，那些更私人化的照片，又被其他带有风格的照片所改变，从私人化的短时记忆转变成某种公共的、可以长期保存的展品。在这个展览空间中出现了某种相互矛盾的张力，相互冲突，相互抵消，构成了无法宁定下来的观看经验，促使观看者对所观看到的东西进行反省。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图像化的时代。在此之前，比如说在一个以绘画、雕塑为主导的时代里，能够流传后世的图像一般都是长时记忆的图像，一些经典的形象。与此不同，在图像化时代，短时记忆的图像大量出现和传播，比如说网络上此起彼伏、自说自话的自媒体。川流不息的图像构成了我们的世界。
注意到这个现象的艺术家，比如说徐冰，利用监控录像剪辑而成《蜻蜓之眼》，监控摄像头不间歇地记录着我们的生活，但一般人不会专门去看，除非有人犯罪了才调出来检查。这些不被大家观看的图像，突然之间变成了美术馆中播放的作品，从而揭示出我们的私人生活已被完全图像化、随时可能进入公共传播领域的事实。与此类似，“窗口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案展”本身，就像是这么一件包罗万象的艺术作品。
图像化时代的特点，是大量私人化、短时记忆的图像得以四处流传，但它们能不能被记住却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展览空间，不是一个档案馆或历史博物馆的空间，而是一个当代艺术空间，它提供了一个当下的场域，使介于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介于风格化和非风格化的图像形成了一个可供观看的整体。
大千世界川流不息，把其中一些视觉片段提取出来，就形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万花筒。旧的画面还没有看完，新的画面又产生了，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头到尾全部看完。这是一个观看的悖论。但这个展览似乎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它借助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个大家形成了共同记忆的历史时期，将无穷无尽的图像固定下来变成一个大家可以静态观看的总体性作品。这些宁定下来的图像，却又没有固化到可以成为历史档案的程度。它们尚在运动之中，徘徊在每个人的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