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奇的中国人:辜鸿铭。 他怀有治国之才,但是仕途不顺。 他学贯中西,但忽视了时代和现实。 背离时代主流的思想和主张,注定他一生遗憾与孤独的结局。
说起辜鸿铭这个人,不少人可能会立刻联想到两个词:「辫子」,以及「狂傲」。
确实,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人」。
关于他,有很多段子,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杜撰的,但光靠这些段子来了解他,应该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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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于 1905 年的北京六国饭店,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有过一场轰动一时的演讲。
那是一场纯粹只由一个人发言的演讲,一张票的价格高达两块大洋——当时全中国最火的梅兰芳的一场戏票价也只要一块二大洋。
主讲人是个中国人,演讲语言却是英语,因为买票来听的都是外国人,演讲的题目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
那一天,一票难求,座无虚席。这个神奇的中国人是谁?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是如此描述的:「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
这个人有过很多名号:「圣哲」「怪杰」「狂儒」「老怪物」「老顽固」「小丑」……光看名号,你很难判断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姓辜,叫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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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 年 7 月 18 日,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
辜家祖先于清康熙初年由福建惠安移居台湾鹿港,又在乾隆年间移居马来西亚。到辜礼欢一代,因他深得英国殖民者信任,被委任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家族开始兴旺。
辜礼欢生有八男三女,其中一子名辜龙池,辜龙池有子辜紫云,会讲闽南语、马来语和英语,在一家英国人创办的橡胶园当到了总管。他娶了一个西洋女子(有说为葡萄牙人)为妻,生下了一个高鼻深眼的混血儿子。
这个混血儿,就是辜鸿铭。
1867 年,橡胶园的英国主人布朗夫妇年事已高,思乡心切,就索性把橡胶园托付给了辜紫云,准备返回英国。他们向辜紫云提了一个要求:因为实在太喜欢他的儿子辜鸿铭,希望能带辜鸿铭一起回英国。
辜紫云同意了,但在临行前,他把辜鸿铭拉到家里的祖宗牌位前,点了一炷香,专门叮嘱了一句话:「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就这样,才 10 岁出头的辜鸿铭就随布朗夫妇到了英国,被送进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辜鸿铭就在布朗的鼓励下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等一系列文学名著,所以他对文学很感兴趣,之后入读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系,然后又考取了硕士——他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
硕士毕业后,辜鸿铭又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进修文学和哲学,不仅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也借此熟悉了多国语言,他的德语、法语不错,对拉丁语也有所涉猎。
托马斯·卡莱尔。他认为「思想是人类行为之本,感情是人类思想的起源」,这些观点对辜鸿铭后来对「中国人的精神」的概括和推崇产生很大影响
后世传辜鸿铭拥有 13 个博士头衔,从精力和能力来看,夸大的成分较多。据后来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凤昌回忆,辜鸿铭在各种文字材料之中只写自己的一个学位:爱丁堡文学硕士。
1880 年,23 岁的辜鸿铭学业已成,他没有选择继续留在英国,而是回到了自己阔别 13 年的南洋家乡。
在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机构里,辜鸿铭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凭借他的文凭和留学经历,他可以享受一份很不错的薪水,在南洋度过惬意舒适的一生。
但如果是那样的话,如今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我们记住了。
辜鸿铭的人生之路发生改变,是在他遇见了一个人之后。
3
让辜鸿铭改变抉择的那个人,叫马建忠。他是清末著名的学者和外交家,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1882 年,马建忠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到了一个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
按辜鸿铭的说法,两个人一聊,就是三天。
马建忠很欣赏辜鸿铭的才华,但同时对他离开中国感到可惜。在那三天里,马建忠向辜鸿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鼓励他回中国去,因为中国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何必在这里做假洋鬼子」。
马建忠也是韩国国旗的设计者,他有个哥哥叫马相伯,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
辜鸿铭被马建忠介绍的中国传统文化震撼了,甚至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40 年后,辜鸿铭在回忆那三天与马建忠的对谈时依旧记忆犹新:「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正是因为他,我再一次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如何证明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的第一步,是选择在外形上改变——他留起了后来成为他一个著名标志的东西:辫子。
当然,辜鸿铭知道留辫子也只是个形式而已,要真正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要读书。1883 年,他决定辞去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中的职务,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经典文化。
1885 年,他遇到了一个机会。
这一年,他回福建老家探亲,回程的船途经香港。在船上,他听见几个德国人在聊天,他走上前去,用德语和他们谈论哲学,从苏格拉底聊到黑格尔,随后又用英语和他们聊英国文学。
几名德国人大吃一惊,而周围的人也觉得一个留着辫子的黄皮肤人居然能用外国话与外国人交流,都上前围观。其中有一个人对辜鸿铭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人叫杨玉书,是当时的广州候补知府,他受人之命,去香港打探中法战争的军情。
而给他下这道命令的,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
很快,受杨玉书推荐,辜鸿铭入了张之洞的幕府,正式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人生之旅。
辜鸿铭成为张之洞的幕僚,主要承担外文秘书的工作,而他在平时重点做的一件事,就是读书,这也是张之洞非常鼓励他做的事。辜鸿铭先背《康熙字典》,然后由《论语》入手,开始通读经史子集。张之洞幕府里能人辈出,辜鸿铭不懂就问,学问进益神速。
而在学习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中国儒家的不少思想其实和西方的浪漫主义、反功利主义是相通的。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类文明中并非只有西方文明是最好的。
不过,那时的辜鸿铭还远没有到所谓「学贯中西」的境界,甚至因为沾沾自喜,还被人嘲讽过。
1897 年,张之洞六十大寿,大宴宾客。40 岁的辜鸿铭在席间高谈阔论,聊中西方文化,结果被在场的一个人戗了一句:「你说的这些,我都听得懂,但如果我说,你未必听得懂。我建议你再去读 20 年书,然后才追得上我。」
张之洞。张之洞对辜鸿铭的影响很大,辜鸿铭也一直感恩于张之洞,在张之洞逝世后出版了《清流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回忆了他在张之洞幕府的经历
说这话的人叫沈曾植,著名诗人和书法家,光绪六年的进士。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辜鸿铭自知肯定比不过沈曾植,当下哑口无言。
不过,吃了瘪的辜鸿铭并没有放弃,而是立刻加倍刻苦读书。两年之后,沈曾植又来拜访张之洞,辜鸿铭听到消息后,立刻让人把张之洞书房的所有书都搬到厅堂之上,然后来见沈曾植,见面就说:「沈大人,在你面前的这些书,你随便挑,看看有没有哪一本是你能背而我不能背的?」
沈曾植和辜鸿铭深聊之后,拍了拍他的肩:「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后就要靠老兄你这样的人了。」
辜鸿铭
不过,随着辜鸿铭的学问渐长,他的脾气也长了,碰到看不惯的人和事,总是忍不住出言讥讽,而且中外平等,洋人也骂,中国人也骂。
深知辜鸿铭脾性的张之洞一直没有保举他出去做官,而是将他留在自己身边(直到晚年才保举辜鸿铭去做了一个清闲的肥差)。
张之洞的选择没有错,因为像辜鸿铭这样的人如果进入官场,十有八九是会被排挤,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的。倒是留在张之洞身边的那 20 多年,把辜鸿铭推上了成名的台阶。
4
辜鸿铭初为世人所知,是因为翻译。
他的翻译和严复的翻译正好相反:严复是把西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而辜鸿铭是把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外文。
让辜鸿铭一战成名的,是《论语》的英译本。
最早把《论语》翻译到西方世界的译者是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后还有些译本,但都是由西方传教士完成的。辜鸿铭有一次偶然接触到了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的《论语》。
理雅各也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肯定不如中国儒生。辜鸿铭在阅读的时候发现,理雅各这个版本的翻译还是有不少问题的,如果按照这个版本,那么西方将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经典产生很深的误解。
怎么办?那就自己来翻译。
辜鸿铭有他的优势:因为他不仅熟悉中国文化,也很熟悉西方的文化,所以他在翻译过程中能够经常引用西方人熟悉的说法和观念,来解释中国儒家的观点,让西方人一看就懂——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翻译家做不到的。
1898 年,辜鸿铭翻译的英文版《论语》问世,一下子就轰动了西方世界:原来中国人还有那么高深和有洞见的哲学!
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辜鸿铭又将《大学》和《中庸》翻译成了英文。后来同样翻译过《论语》的林语堂——他去莱比锡大学读书的时候,辜鸿铭的不少文章已经成为教材了——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他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中的三部,他不只是忠实地翻译它,更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一种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哲学了解的突然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他的儒家书籍的翻译,好在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
而在翻译一系列中华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自己也渐渐完成了一个转变:从相信东西方文明能够互补,到相信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甚至可以拯救西方文明。
这一点,在他 1915 年出版的《春秋大义》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本书的英译名,就是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的精神》)。
在这本书里,辜鸿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最终要问的问题,不是看他是否修建或能够修建的城市有多么伟大,建筑有多么豪华,马路有多么漂亮,也不是看它已经拥有以及能够生产的家具有多么好看和舒适,设备、工具和仪器有多么机巧和有用。不,甚至也不是看它创建了什么样的研究机构,什么样的艺术和科学。为了真正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我们必须要追问的要义是:它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春秋大义》英译本(《中国人的精神》),副标题是「战争和出路」(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
他对「中国人的精神」的第一个定义是「温良」:「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温良(gentle)。温良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
当时正值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西欧各国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前景感到失望和悲观,开始反思自己曾经自以为先进的文明制度,而辜鸿铭关于「东方文明」的观点恰好横空出世,让很多西方人眼前一亮,感触颇多。
在当时的德国,很快出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的德文译本,一些德国高校和学术机构纷纷成立「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研究这位「东方哲人」的思想和观点。哈佛大学博士艾恺曾在他的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写道:「在战时与战后的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哲的,是辜鸿铭。」
当时西方对辜鸿铭的评价,远比国内对他的评价高得多,以至于有了那句话:「到中国可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确实,在辜鸿铭声名鼎盛的那些年里,他成了西方了解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托尔斯泰曾和辜鸿铭互通书信讨论「道」的问题;泰戈尔和他一起合影;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毛姆到中国来想拜访辜鸿铭,第一次还被拒绝了,第二次才见到——辜鸿铭认为不能让西洋人觉得想见谁就能见到谁。
但是,辜鸿铭并没能一直站在舞台的正中央享受鲜花和掌声。因为他也陷入了矛盾——其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一个问题:既然中华文明如此先进,为什么却总是落后挨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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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辜鸿铭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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