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囚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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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囚流放千里，衙役为何抢着押送？只是因为女囚“姿色”？
流放，是古代一种十分严苛的刑罚。遭到流放的人，一般会被衙役或士兵押送到位置偏远，环境恶劣的地区，在没有诏令的情况下严禁返乡。
然而受交通技术的影响，一路颠簸的流放不仅对流放者的体能是一种生死考验，对押送流放者的衙役而言也是一种苦差事。但是，流放女囚却是那时衙役们趋之若鹜的一项工作。

（影视剧中遭遇流放的女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古代衙役在押送流放囚犯时的“男女有别”？那些被衙役“抢手”押送的女囚，仅仅是因为长得好看吗？今天，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流放之路上的女囚。
古代的流放罪，究竟有多可怕作为诞生四大发明的古国，中国在刑罚样式的发明上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相比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陶片放逐法”，1787年始大英帝国将成批犯人运往澳大利亚，中国的“流放”刑罚诞生时间要早得多。
据公元前10世纪诞生的《尚书》记载称：“流宥五刑。”——这是目前中国历史文献中最早能找到关于“流放刑罚”的记载。

（反映唐代时期流放的书画）
那么，在中国古代谁又是在流放刑罚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尚书》写道：“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其中，共工、驩兜在今天一般被视作神话人物，三苗指的是尧舜禹时代一个叫“三苗氏”的部落。
而这或许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他是夏朝开创者大禹的父亲。据《尚书》记载，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流放到了一个名叫羽山的地方，他有可能是中国古籍中最早被记载有名有姓，遭到流放的历史人物。
随着朝代的更迭，流放这一刑罚变得逐渐标准化。南北朝时期，流放刑罚的期限被明确规定最长为六年，分为近、中、远三种距离。隋朝成立后，流放与“笞、杖、徒、死”并列“五刑”，这五刑后来一直沿用到清末时期。唐朝年间，流放的刑罚被确定至多为三年，但犯下谋逆罪的人流放时间则没有限制。受到宋朝年间，流放的时间被确定为“至少2年，至多6年”，女性罪犯可以豁免流刑。
因此，从历史的潮流趋势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也在逐渐意识到刑罚中的人道主义原则，不断缩减着流放的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罪犯在流放途中的痛苦就从此得以减轻。

首先是漫长的流放路途：唐朝时期，流放的近、中、远三种距离被依次定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在古代时期，交通技术还十分落后，人们要进行长途跋涉一般依赖马车、帆船等畜力、风力交通工具。在流放的途中，除非遇到江河阻隔，否则犯人基本上只能靠双脚走完这两千里至三千里的路程。
其次，罪犯在流放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承受着长途跋涉之苦。为了防止罪犯逃跑，镣铐、枷锁自然是少不了的。在唐朝，有一种名为“枷刑”的刑罚有意让枷锁成为罪犯新的痛苦。据《旧唐书 酷吏传》记载：“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试想一下，脖子上挂着几十斤的重物走上几米路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更能体会到古代流放罪的残酷。

（清末遭遇流放的罪犯）
最后，古代流放罪犯的目的地多数为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地方：如东汉末年时期的交州，在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唐朝时期的夜郎，在今天的贵州六盘水、毕节地区；清代的宁古塔，在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遭到流放的清朝文人吴兆骞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宁古寒苦天下所无……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在古代缺乏供暖技术的环境下，将罪犯流放到此地无异于宣判死刑。

（今日宁古塔）
但上述的三点，还远不足以概括流放刑罚的残酷之处。相比肉体的苦难，精神上的折磨更让惨遭流放的古人难以忍受。古代人安土重迁，往往将家乡视作自己生命的“根”。流放这一刑罚则以强制的方式，让人从此阔别家乡——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精神上的惩罚。
武则天的宠臣宋之问，被流放至岭南地区，他在《渡汉江》一诗中就表达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诗歌的每一个字，都透露着他对家乡彻骨的思念，遗憾的是，古代动辄千里的流放路程，让惨遭流放的人多数注定一辈子都难以回到自己的故乡。
押送女囚，为何成为衙役抢着做得“美差”在前文中，我们得知在古代如果惨遭流放这一刑罚，是件多么残酷的事。但是，古代流放罪的残酷不仅仅只限于罪犯，对于那些押送犯人，千里跋涉的衙役而言，在蛮荒之地附近来回奔波也是一件让人“遭罪”的苦差事。
但是，在押送流放罪犯的差事中，押送女囚却成为了衙役们争相抢着去做的任务，这又是为什么呢？

（影视剧中遭遇流放的女囚）
或许可能有朋友已经猜出了问题的答案：在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往往相对较为低下，一般都被视为男性家庭的附属品。在古代的流放罪中，针对一名女性罪犯的流放并不多见，她们往往被视作男性家庭中的一员，或为妻女，或为奴婢而遭到集体的流放。一般来说，让这些妻女和奴婢同这个家庭的男主人一同完好到达流放目的地，是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封建王朝一般会将男性罪犯的妻女或奴婢视作该男性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予以“没收充公”，其中一种“充公”的方式，就是将男性的妻儿、婢女纳为官妓。
据唐朝诗人杜牧的《春末题池州弄水亭》一诗记载：“嘉宾能啸咏，官妓巧粧梳。”该诗反映的是，在唐朝时期官员们常常会将“官妓”作为一种应酬的物品相赠。而“官妓”的来源，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衙役们押送这些惨遭流放的女性。

由于这些女性的地位在当时的人们眼里看来相当卑贱，衙役在押送这些女性罪犯的途中，往往就会令她们伺候自己的衣食住行，甚至满足生理需求，历代封建王朝对这种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在他们看来，这些女性只是从 男性罪犯家庭中“没收”的一种财物，自然无需关注这批人的死活。
但是，女性罪犯的“姿色”只是衙役们对此趋之若鹜一方面的原因。

首先，对于衙役而言，跋涉千里押送罪犯首先要考虑的并不是自己要怎么在路上吃好喝好，而是要考虑怎么才不能让囚犯逃跑。自隋朝确立的“笞、杖、徒、流、死”五刑中，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一般来说，刑罚越重，这名罪犯犯下的罪也就越大。如果在押送犯人的过程中，一名重犯中途逃跑，即便是在今天的许多国家，负责押送的人也往往会吃不了兜着走，更何况注重“严刑峻法”的古代封建社会。
由于男女在体力上的差别，在古代遭到流放的罪犯中，男性罪犯逃跑的概率要远比女性要大得多。加上因为在古代社会男性是社会活动中的主角，因此男性罪犯在社会上的“关系网”要远比女性罪犯更广更深，在流放途中，男性罪犯同伙“劫持罪犯”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譬如在《水浒》第八回中大闹野猪林的鲁智深和第六十二回救下卢俊义的燕青。如果碰见像武松这样身手过人的男性罪犯，衙役也很有可能在押送的过程中丧命。相比之下，押送女性罪犯对衙役而言至少安全许多。

（《水浒》中对劫持流放罪犯的描绘）
其次，虽然女性在封建社会的地位相对较低。但封建统治者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女性罪犯在流放途中的负担。在宋朝时期，对女性罪犯的流放刑罚暂时得以终止。元朝以后，尽管对女性罪犯的流放刑罚再度恢复，但官府准许在流放的途中女性家眷可以为其配备马车等交通工具。负责押送的衙役也因此可以免受徒步跋涉之苦，搭上罪犯的“顺风车”。
最后，古代遭受流放的罪犯，其家属或朋友往往会用盘缠来“打通关节”，收买负责押送的衙役让罪犯在流放的路途中少受些苦头。女性在体力上一般要比男性更为柔弱，因此稍有条件的女性家属，往往会给衙役一大笔盘缠，让他们照顾好女性囚犯的衣食起居。对于衙役而言，这笔“小费”是比他们工资还要高的收入。

（清末被押送的女囚）
在上述多方因素的作用下，押送女性罪犯逐渐成为了古代衙役们争相抢着去做得“肥差”，这种现象直至1912年清朝覆灭后才得以消失。
残酷的流放刑罚，是如何消失的在世界步入19世纪后，流放这种对人体身心造成极度摧残的残酷刑罚因与人道主义精神相悖而饱受非议。1868年，最后一批英国罪犯被运往澳大利亚后，英国以颁布《刑事奴役法》的方式，结束了流放这一刑罚。从此，世界各国法律界掀起了一股废除流放的风潮。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清朝部分司法主权的丧失以及西方思想的涌入，中国法律界对流放这一刑罚的观点也随之逐渐产生了改变。1901年4月，清朝开始实行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改革，史称“清末新政”。1910年，清朝颁布《大清现行刑律》，进一步减轻了流放罪的刑罚程度。

（清末新政时期的资政院大楼）
此外，清朝的法律界人士还在同年编写了一部《大清新刑律》。在这部新《刑律》中，清朝完全废止了流放这一刑罚，法律具有明显的近代化色彩。然而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清朝的覆亡让这部法律还未来得及见得天日，便早早夭折。
不过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其随后的《暂行新刑律》和《中华民国刑法》中，完全废止的流放，这标志着具有近四千年历史的流放刑罚在中国彻底终结。

（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
这两部法律的先后出台，虽然推动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进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包括中国女性在内广大人民的社会地位。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这个国家无数千百万穷苦人民的命运，才从此真正得以改变。
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0年1月1日，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刑法典正式实行，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时至今日，流放已成为了这个千年古国法治史的过去式。它在岁月长河中的消逝，离不开那个带领中华民族，冲破旧社会阴霾的历史伟人，更离不开无数广大中国人民的努力。

十年前红极一时的清宫戏《甄嬛传》，让黑龙江一个叫宁古塔的地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电视剧里，被流放宁古塔的是甄嬛的父亲甄远道。
一听说父亲要被流放宁古塔，甄嬛立即吓得双泪长流，魂不附体。
这个叫做宁古塔的地方到底有多恐怖？

我们先来看一段同为清朝人的诗人吴兆骞，是如何描写这个边疆恐怖之地的。
吴兆骞在顺治十四年因科场案被无辜牵连，最后要被流放宁古塔长达二十三年。
在他的笔下，这宁古塔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宁古寒苦天下所无。”、“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此地虽然地名叫作宁古塔，但其实这里并没有塔，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此地有一座古塔，然后围着古塔就建了一座古城。
因为距离宁古塔旧城东约2.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这座山名叫宁古塔，又称作宁公塔。
因此，这里就因山而得名，然后这处地名，之后不久又转为城名。

明代的最后一任兵部尚书张缙彦，曾在公元在1661年被流放到此地，他在自己的《宁古台》一文中是对这个地名的解释最为详细:
"宁古塔者，名其地也，其山则曰台，塔与台音相近也，或以山形如台，故名。"
在我国古代，宁古塔城是宁古塔将军驻所所在地，是一个威震四方的重镇，也是东北北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但是若说到此地的生活环境，便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在吴兆骞生活的明末清初。
往大处来说，当时的地球正处于小冰川时期，全球处处气温急剧下降，造成许多自然灾害。
而宁古塔本来就是酷寒之地，再加上遇到这个特殊的全球寒冷时期，宁古塔自然就更加寒冷无比了。

宁古塔在当时属于尚未开发之地，举目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大森林。
到处树木遮天蔽日，大雨过后的山路，更是崎岖陡峭，极其难行。
再加上密林之中蚊虫旱蚂蟥很多，流放之人通过此地，每个人都会被咬得血肉模糊，痛苦万分，苦不堪言。

吴兆骞当年被流放到宁古塔，去的时候只有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回来时却已经44岁，年愈不惑，两鬓苍苍。
而且回来之后，仅仅两年，就又因为不适应江南的气候，患病而亡。
这长达23年之久的流放生涯，极大损害了吴兆骞的身心健康，对其个人而言，实在是悲惨至极。
在清朝，被流放押往此处苦寒之地的，不仅有戴罪官员、文人墨客、寻常男子，也有女流之辈。

例如电视剧《甄嬛传》里，甄嬛父亲甄远道的女性家属们。
她们一路颠沛流离，九死一生，苦楚至极。
而和她们一同前往此地的，当然是朝廷安排的一路押送犯人的官差。
虽然是同为押送犯人，但是，古代官差们更愿意押送女囚犯，而不是男犯人。
那么，在押送发配千里的女囚犯时，为何官差不怕累不怕路途艰辛，争抢押送差事呢？

流放罪历史悠久提及流放犯人至边远之地，在我国古代，可不是只有清朝才干这事，而是源远流长有数千年的历史。
据历史记载，早在我国氏族社会后期，就有共工被尧帝流放至幽州的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淮南子·原道训》）。
这之后，经过秦汉南北朝漫长的历史延续，流放刑罚一直被朝廷采用执行。
直至隋唐时期，流放之刑正式进入笞、杖、徙、流、死的五刑之列。

由五刑的排序看，流放之刑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且流放之刑，自隋唐正式确立为五刑之一开始。
直至清朝末年，这一刑罚才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宣告终结，持续时间之长，残害生命之多，真是难以计数。
在我国古代，因为朝代的不同，犯人的流放之地，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尧舜之时的流放之地为幽陵、崇山一带，秦汉之时的流放地为房陵、酒泉、敦煌一带。
隋唐及两宋时的流放之地，多为西北边疆一带及南方瘴疠之地。
元朝时因为疆域领土广大，选择的流放之地则比较特殊，为“南人发北，北人发南”。
也就是习惯了冷地生活的人，发配到南地去；习惯了热地生活的人，则发配到北地去。

明朝时期，犯人发配的流放地为云贵地区，清朝则为如今家喻户晓的宁古塔。
至于流放的期限，则依据所犯罪责的大小，少则三五年，多则一辈子无期徒刑。
且不说时间长短，单是从居住地到流放之地，这一路的行程，能不能活着到达，都是未知数。

依据清朝的《五军道里表》记载，古代流放依据罪责轻重，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级：四千里；第二级：三千里；第三级：两千五百里；第四级：两千里。
这还不算，很多朝代不但根据罪责轻重规定了流放距离的远近，还规定了每天要行走的具体里程，那就是日行至少50里路。

如果没有车马，姑且不论距离远近，单是这个日行五十里的要求，就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这一天走下来，也要累得够呛，更何况是那些基本上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小脚女子们。
所以，在我国古代，只要是流放的罪名落到女子的头上，很多人都会直接选择自杀了事。
因为与其在路上被折磨而死，倒不如还没上路，就先死个痛快了事。

被流放的女囚们在我国古代，被流放的女子，一般都是因为下面两个原因，一个是受人牵连，且这种情况居多。
受谁的牵连？当然是男子。
这个男子，一般会是这三种人，一是自己的父亲，二是自己的丈夫，最后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父亲、丈夫或儿子犯了罪，祸及家人的家中女眷们，虽然罪不至死，也要被流放边疆。

二是自身行为不检点的女子，如犯了私通、失贞之罪，也会被流放。
先说第一种情况下的女囚犯，官差们一定会争抢着去押送。
因为这种犯罪官员的家眷，肯定都是不缺钱的主。
这流放的一路上，她们一定会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对官差们大把大把的花钱，真是一路走一路收钱，赚了个盆满钵满。

而且一路行来，肯定有车马伺候，并且每天都得好吃好喝被像大爷一样供着。
最后，这个犯了罪的官员们，谁也保不准这些官员们他日不会东山再起。
官差们借助对官员家眷们的一路照顾，他日官员再次受到重用，焉知他们不会因此也捞个小小的升职加薪？

说回电视剧《甄嬛传》里的情节，当年一路护送甄远道及其家眷的官差们，如果一路小心伺候，后来甄嬛回宫成功翻身，他们自然可以找到甄远道，来分一杯羹。
这说的是犯罪官员的家眷们，押送的官差们一路有钱赚有好酒好菜供着。
女人又好管，不怕她跑了，还可能借机收获新的人脉资源，简直是带薪休假+公款旅游。
这些平时工资本就不高的官差们，面对这个肥差，谁不趋之若鹜？

第二种，再来说说被流放的不检点失贞女子。
这种情况，有有钱的主，也有小门小户的。
不管是有钱没钱，反正落到官差手里，走到流放的路上，谁都会倾家荡产把所有的积蓄往官差身上砸，给自己花钱买平安。

因为是失贞女子，所以这一路行来，官差们的生理问题，当然也要她们晚上给予免费解决。
所以，这一类的失贞女子，官差们也是乐于一路押送的。
在押送的路上，如果女囚们因为没钱，无法提供马车等代步工具的。
一般来说，全靠步行的女子们，不出意外的话，都是吃不消的，日行50里的任务，也是铁定无法完成的。

此外，一路全靠步行的女囚们，是活不到流放地的，在半路上就早已被折磨而死或者寻了短见。
这时，官差们正好可以轻松交差，虽然钱没赚着，人也没累着，且优哉游哉回去继续上他的班去。
所以，和押送武松、林冲这样的男囚犯相比，押送女囚犯的风险真是近乎为零，且身心愉悦，稳赚不赔。
这样的美差肥差，古代官差们争着去干，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戏曲里的官差们京剧《野猪林》里，源自小说《水浒传》里的两个心狠手辣的官差董超与薛霸，大概是给读者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官差形象了。
在小说里，最会折磨人的董超、薛霸先是在前一晚，把林冲的双脚恶狠狠按进滚热的开水中。
然后又在第二日，又拿出新草鞋让他穿上好赶路。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可怜林冲本已烫烂的双足，又被新草鞋磨刺得满脚面都是燎泡，到处鲜血淋漓，想想都疼得要命。

在京剧《野猪林》里，剧作者们更是安排董超、薛霸二恶人把林冲硬往荆棘丛里踹的戏码，行事之恶毒，比小说更深一层。
剧里的董超、薛霸不仅在押送林冲的路上一路百般折磨林冲，后来被林冲求情、鲁智深饶了他们的命之后，两人对自己的恶毒行为并没有丝毫收敛。
后来，小说里写他俩在受了李固的五十两银子，又要在途中结果卢俊义的性命时，同样是在流放之路上，再次上演当年对林冲百般羞辱折磨的相同戏码。

可是，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一次，他们最终被及时赶到的浪子燕青结果了性命。
这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官差形象，在京剧《玉堂春》里，押解苏三（玉堂春）的一名年老官差，他的形象则和董超、薛霸全然不同。
这名年老官差在和女囚犯苏三的闲话中，直接说出了官差们除了工资之外重要的灰色收入来源：大堂不种庄稼，二堂不种黑豆，我们吃什么呀？不就吃你们这些打官司的人吗！
真是说得血腥恐怖又无比真实。

这个老年官差负责一路押送苏三，此时的苏三倒也幸运，因这老官差年老心善，且又无家无口孤身一人。
风月场里出身的苏三，很聪明地在押送的路上直接拜认了老官差为爹爹，其后这一老一少一路相携相帮，平安到达目的地。
和幸运又聪明的苏三相比，同样是出自戏曲里的黄梅戏名剧《小辞店》中的女主人公柳凤英，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柳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独自开店的柳凤英爱上了前来住店的青年商人蔡鸣凤。
后来蔡鸣凤回乡被杀，柳凤英千里迢迢为他申冤，却被收受贿赂的贪官将她定为不贞之女，被判流放。
在流放的道路上，一个深秋的早晨，无权无钱在异乡举目无亲的柳凤英被两名官差押送着，前往流放之地。

途中恰好经过蔡鸣凤的坟墓，柳凤英最后选择一头撞死在蔡鸣凤的墓碑上，殉情而亡。
在这里，被定性为淫奔失贞的柳凤英，如果在此时不是选择殉情而亡，很显然她这一路步行至流放地，生还的可能性极小。
且在漫漫长路上，年轻貌美的柳凤英，不可避免地会被侵犯凌辱。
以柳凤英刚烈的性格，最后也是会选择自我了断。

柳凤英殉情，这两个官差，在上报了官府之后，自然亦不必忍受风餐露宿步行之苦，又高高兴兴回去打卡上班了。
历史早已翻过这黑暗痛苦的一页，被清朝人视为人间地狱的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带的宁古塔，曾经人迹罕至、常年冰雪覆盖，触目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如今，这里是我国著名的“雪乡”景区，成为了人们观雪赏雪的绝佳风景旅游地。
文|午梦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