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治_清朝同治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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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去世无嗣，慈禧立他的堂兄弟光绪为帝后，为什么还是不太痛快

同治皇帝

清朝皇帝继承谱系，从同治之后就不再是传统的父死子继了，同治与他的继承者光绪，既是表兄弟，也是堂兄弟，因为光绪的母亲与同治的母亲慈禧是亲姐妹，光绪的父亲和同治的父亲咸丰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同治皇帝年幼登基，仅19岁便驾崩，但由于他没有子嗣，大清朝廷立马掀起了立嗣波澜。
一、同治去世之后1875年，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于皇城内。皇帝驾崩，本来按正常程序选出新皇即可，但同治的驾崩对朝廷来说，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同治只有19岁，还没有子嗣，既然没有子嗣，按历朝历代的惯例，应选同治的亲生兄弟继承皇位，如同明末天启皇帝将皇位传给亲弟弟崇祯一般。但问题又来了，咸丰皇帝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次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存活下来的只有长子同治皇帝。

影视剧当中的咸丰皇帝

情况已经十分明朗了，同治要子嗣没子嗣，要兄弟没兄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找不出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要想确立新任皇帝人选，就必须从其他皇室支脉中选择。1875年1月12日，在同治去世当晚，慈禧太后下令将年仅4岁的宗室子弟载湉接入皇宫，并将其立为大清朝新一任皇帝。与此同时，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以皇帝口吻下发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圣旨。大清继承人算是有了着落。

垂帘听政

二、为什么要选择载湉？光绪帝载湉的母亲是慈禧的亲妹妹，父亲又是同治父皇咸丰的弟弟醇亲王奕譞，从血缘关系上讲，同治和光绪帝载湉既是堂兄弟，也是表兄弟，关系是最近的，中年丧子的慈禧正可以通过对光绪皇帝的照顾，来慰藉她丧子的悲痛。而且载湉年幼，登基之后，慈禧还能“垂帘听政”，要是直接立一位成年的宗亲为皇帝，那慈禧再参政就不符合规矩了。

光绪皇帝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载湉与同治皇帝载醇同为“载”字辈，若选择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做皇帝，那么慈禧就要从皇太后变成了太皇太后，以这样的身份再去“垂帘听政”显然不符合身份与规矩。可以说慈禧选择载湉为新任皇帝是深谋远虑的结果。
但选择同治的堂弟载湉为皇帝，就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吗？自然不是。根据康熙皇帝定下的“如无子嗣，准将近族之子，过继为子”的规矩，皇帝死后若无子嗣，可以选择宗室血缘关系较近的“子”，过继到皇帝膝下，成为下一任皇帝。康熙没有提到在历朝历代都通行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做法，也就是说明末天启皇帝与崇祯皇帝那样的兄弟之间的皇位传承，在清代并不符合规矩。但慈禧却打破了康熙立下的规矩，选择同治的堂弟来做皇帝，这显然是慈禧出于独揽大权的需要才做出的决定。

慈禧

三、继位后风潮再起果不其然，载湉被慈禧立为皇帝之后，在朝廷上掀起了巨大风潮。1875年2月20日，也就是在同治去世与光绪继位之后的一个月后，内阁侍读学士广安率先提出了质疑的声音。他在奏折中以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弟赵光义为例，当年赵光义不但涉嫌杀害其皇兄，还将皇帝一脉由赵匡胤家族改为赵光义家族，此事从宋代开始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而现在光绪即位同样也是兄弟之间的顺承，为吸取历史教训，建议光绪以后若有皇子，要将其转接给去世的同治皇帝为后嗣，以“接承续统”。

赵光义

广安甚至还请求光绪立下“铁卷”，以将他的建议作为最高法律确定下来，而广安的奏折也仅仅是个开始。光绪继位两个月后，同治的皇后随之去世，御史潘敦俨直接上奏要求在表彰同治皇后的同时，更改其谥号，其真实目的其实是借此向皇权继承一事发难，希望能够将同治、光绪二人之间的顺承关系理顺。但这显然犯了慈禧的忌讳，潘敦俨随后被革职罢免，随后他回归田野，在家中隐居，直至去世。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

潘敦俨的上奏无疑进一步撕开了质疑的口子。1879年，同治皇帝与皇后二人的尸骨被移送惠陵墓安葬，就在安葬同治的过程中，吏部官员吴可读却自杀身亡，完成了中国自古以来士大夫的最高宏愿——“杀身成仁”。正所谓“文死谏”，死谏是文臣表达情感与意见的最激烈、最悲壮的方式。吴可读之所以选择“死谏”，是因为同治皇帝在之前的一桩案子中对他有恩，在吴可读的“遗书”当中，清楚地写明同治是继承了咸丰皇帝的大统，但今日之光绪皇帝却也继承了咸丰皇帝的大统，这样必然会导致同治皇帝之大统无人继承，从而断绝。而这都归罪于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的“一误再误”。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所谓的“大统”究竟由谁继承是不重要的，只不过是个名义而已，但在封建社会，宗法继承关乎到一个家族的兴盛更替，而皇族的宗法继承则关乎国家的命运，一旦继承出现错误，那么皇帝的即位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整个国家也都会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
吴可读的“杀身成仁”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巨大，尽管这无法改变光绪皇帝已经即位的事实，但却反映出在当时的权力架构之下，慈禧太后是如何一步步瓦解清朝固有的皇位继承体制，进而使得清朝末期数位皇帝的继位都十分“儿戏”，衍生出一大堆复杂麻烦的后续事宜，如慈禧与光绪的微妙关系，以及戊戌变法中慈禧对光绪的种种态度等，源头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次皇位继承。可以说光绪的继位问题为人们观察清代晚期的权力斗争提供了很好的镜子。

光绪背后的影子

文史君说皇帝的继承问题无疑是帝制社会当中最为关键的问题。而光绪与同治之间的继承问题，更是牵涉出许许多多的权力斗争。如果个人的权力肆意地凌驾于国家运行规则之上，那么国家将会陷入无休止的权力斗争的泥潭中，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运作和发展。
参考文献郭卫东：《论光绪朝的继统之争》，《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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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晚清”，我们一般是指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2年清朝灭亡的这段时期。当然，晚清也曾出现过短暂的中兴，很多历史书上称之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关于这段晚清中兴的具体时间，历史上曾有多种说法，一说为“咸同中兴”，时间是咸丰和同治皇帝在位的这段时期（1851年-1874年），另一说为“同光中兴”，时间是同治皇帝在位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这段时期（1864年-1894年）。不管怎么说，同治皇帝在位的这段时期（1864年-1874年）被人们称为“同治中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同治中兴
众所周知，同治在我们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能力和作为的皇帝，他在位的前面十二年都是两宫太后（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而自己则仅仅亲政一年便病逝了（死时年仅19岁，官方死因是天花，但民间流传其死于花柳病）。那么问题来了，这段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又为何会被称为“同治中兴”呢？

年幼的同治皇帝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1864年刚好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被曾国藩湘军攻陷的那一年，而天京失陷又刚好是轰轰烈烈太平天国运动走向灭亡的标志。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这十几年里，清廷疲于应付国内太平天国和国外英法等列强的进攻，其中太平天国北伐军一度打到了天津附近（1853年），而英法联军则直接攻占了北京（1860年），火烧了圆明园，所以说清朝统治者（咸丰皇帝）在这段时间里绝对是处于寝食不安的一个状态。

太平天国运动
1864年同治皇帝继位后，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眼看就要灭亡，国外列强也通过威逼利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从而使得清廷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和谐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清朝统治者采取了降低农民赋税，鼓励耕作等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休养生息。与此同时，国家实力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年财政收入一度达到了8000万两（战争时期，清廷财政收入还经常亏空几百万两），这些都是大家称之为“中兴”时期的重要原因。

两宫垂帘听政
其次，因为经历了各种战争的洗礼，清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了“自强”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也在其《国史大纲》提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说白了就是鼓励开展洋务运动，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段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能干实业的洋务派“中兴名臣”，比如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桢等等。

晚清洋务大臣
可惜这些人大多比较注重军工业的发展，李鸿章算是其中比较开明的人了，记得当时他还说过一句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一语道出了当时统治者们虚荣顽固的心态。正所谓“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他们一味模仿西方造船造炮，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技术上的突破，结果造出来的枪、炮、船“皆不如人”，最终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打回原形，连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也被日本打得全军覆灭。

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再者，虽然同治时期主要依靠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在处理政务，但其实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副手，因为慈安太后才是咸丰皇帝的正宫皇后，其地位是“母以子贵”的慈禧太后所无法匹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山东巡抚丁宝桢敢于就地处决慈禧的心腹安德海（这件事因为受到慈安首肯，所有丁宝桢事后没受到任何处分）就可以看出来。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慈安太后是一个远被历史低估了的女人，其能力绝不亚于慈禧太后，要不是她的突然暴亡使得慈禧太后轻松上位，估计晚清的历史又会是另一番景象。

慈安太后剧照
总的来说，同治皇帝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事情，主要是他的运气比较好，刚好赶上太平天国的灭亡和“强人”慈安的主政，所以才会在晚清时期短暂地呈现出了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
参考资料：《清史稿》、钱穆《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