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弘历_乾隆弘历的生母是哪个

UFO爱好者

雍正王朝：弘历为何能当皇上？河南生员罢考，他的处理堪称教科书
导读：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年迈的康熙皇帝第一次见到12岁的弘历，“见即惊爱，命宫中养育”；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皇帝临终对随侍一旁的大学士马齐说道：“胤禛第二子（事实上的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雍正元年八月，雍正皇帝亲书“立储密旨”，立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雍正十三年八月，皇四子弘历接过雍正皇权，登基为帝，是为乾隆皇帝。
在《雍正王朝》的演绎中，太子胤礽被复立之前，康熙皇帝下令将弘历接入宫中，亲自教养；雍正皇帝登基后，更是对弘历时时偏袒、处处保护，早早地将其作为皇位继承人培养。为了给弘历留下一个安定的基业，雍正皇帝甚至不惜“含泪杀亲子”。
抛开真实历史上的乾隆皇帝不言，仅就《雍正王朝》所演绎的桥段而言，皇四子弘历到底有何过人之处，才能得到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高度认可？
河南生员罢考案，时为“宝亲王”的皇四子弘历，就用自己的巅峰操作证明了自己才是大清皇位最合适的接班人。


在雍正帝宠臣——田文镜治下的河南，因为生员不满于河南巡抚田文镜对读书人的作践，不满于正在推行的“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新政而发生了轰动朝野的“生员罢考”。事件一出，雍正皇帝派遣时为“宝亲王”的皇四子弘历，前往河南调查处理。
来到河南的皇四子弘历，并没有直接赶到巡抚衙门，而是先行前往黄河岸边，调查田文镜的切实施政情况。
面对黄河沿岸慌忙搬家百姓的矛盾说法，皇四子弘历问道：
搬家百姓回道：
然后，就是皇四子弘历若有所思的观点：

注意，皇四子弘历和搬家百姓之间的对话和“新政”有一毛钱关系吗？时任河南巡抚的田文镜将黄河大坝修到沿岸百姓都深信能够挡住大水，皇四子弘历为何要生硬地将此和其“施政过于操切”联系起来呢？
因为这句话是皇四子弘历说给刘墨林听的！刘墨林是谁？雍正皇帝钦点的“探花”，为皇四子弘历刻意培养的肱股之臣，但此时的刘墨林更是雍正皇帝的“眼线”，是雍正皇帝掌握皇四子弘历真实言行、河南真实情况的唯一途径。
那么，既然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刘墨林原原本本地传给雍正皇帝，皇四子弘历为何还直接地表现出对田文镜“施政过于操切”的不满呢？
这就是为自己树立顾大局、识大体正面形象的必要铺垫！
虽然我对田文镜有着严重不满，但为了新政的推行，为了朝廷大局，为了拥护和支持雍正皇权，我还是坚定地站在田文镜一边，站在雍正皇帝一边，将这件事完美处理！
于是，离开黄河沿岸的皇四子弘历，立马来到河南生员中间，开始了恩威并用的“危机公关处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一心为公”。

刚开始，皇四子弘历给生员们讲了一个故事，并明确表明了故事的来源——“李绂说给我听得”。
李绂，自康熙朝晚期便拥有“清流派领袖”的身份，雍正朝时期，更是天下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学而优则仕”的代表性人物。皇四子弘历将李绂搬出来的意图极为明显：我说的故事，你们可以不信；你们的精神领袖给出的指示，你们还不信吗？
皇四子弘历的操作，就如同一篇议论文引用的论据一样，只有可信度高、权威性强，才能增加这篇文章的说服力。在这些生员的心中，李绂基本等同于神明，他的话，他讲的故事自然也会被生员们奉为圭臬，可信度和说服力，可想而知。
至于故事的内容，恐怕并未对生员们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当然，皇四子弘历也并不指望讲个故事就能将这件轰动朝野的事件解决。但这个故事除了能将李绂合情合理引出外，还能先为其奠定“恩威并施”中的宽松语言环境。“先礼后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故事讲完以后，皇四子弘历又给出了直击生员内心最深处的“说教”：
“利益”，从来都是直击人类软肋的最有效武器。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从来都是“利益至上”，更何况还是对“利益”追逐最为疯狂的读书人呢！在“科举纳士”的清朝时期，读书、科举能够带给读书人的“利益”有多大，能给带给父母、妻儿、家族何等荣耀，这些生员们不可能不清楚。皇四子弘历正是利用了这份“一击即溃”的软肋，现行瓦解了他们顽固的反抗态度。
可皇四子弘历的说法也有漏洞，毕竟是田文镜先行剥夺了读书人的“利益”，才有了这场“生员罢考”事件。所以，就有头脑较为清醒的生员给出了反驳：
按照皇四子弘历的说法，正是因为功名带来的利益，才有了读书人拼命读书的动力。现在，既然利益不再了，还读书干嘛？还要功名干嘛？凭心而论，这位生员的反驳，不无道理。

我们再来看下皇四子弘历的回应：
将反驳者的言辞故意夸大，将利用夸大后的漏洞，予以光明正大的猛烈反击。如此反击的目的，不在于战胜对方，而在于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众所周知，谈判中、危机公关处理中，话语权才是取胜的关键所在。掌握了话语权，对方就只能顺着自己的话锋继续，就只能被自己带着继续对话，这才是精明所在。
很显然，对方肯定还有追加解释：
好了，对方成功落入了皇四子弘历精心编制的对话圈套中。于是，皇四子弘历开始采用最常见的危机处理办法——广泛听取意见。

一番针对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意见发表后，皇四子弘历给出了回应：
我们对皇四子弘历的这段话进行提炼：
首先，皇四子弘历对于生员们的意见予以了明确回应：会如实转奏皇上！注意，这是危机公关处理的通用说辞，绝对是一句能够最有效压制纠纷，但却绝对没有半点作用的屁话。既给了承诺，不得罪人；又脱清了所有责任，不危及自己。
然后，皇四子弘历利用“各有分工、各有职责”的官方说辞，让生员们认识到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不可取的。
再者，将生员们的意见最小化，并用其会得到的利益最大化予以比较，让生员们生出悔意。

“安抚”以后，趁着生员们的思想动摇，皇四子弘历并未停歇，而是直接给出了最为关键的杀手锏——“威逼”：
“悬崖勒马，便既往不咎”，是我们最为常见的谈判说辞，但这种说辞还必须配以“悬崖不勒马”以后会得到的严重惩治后果，才能起到实际效果。从“既往不咎”，到“革除功名、王法治罪”，皇四子弘历精准掌握了生员们“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用复考与否换来结果的鲜明对照，将生员们尚存的犹豫心理彻底击溃。
不管朝廷会如何处理田文镜，也不管科甲官员会如何弹劾田文镜，皇四子弘历此次前往河南的人物就是调查并处理“生员罢考事件”。现在，事件处理完了，生员们的意见收集了；自己的正面形象，于生员中的威望也得以树立，皇四子弘历的这波操纵，就问你服不服气！
（本文仅基于《雍正王朝》具体演绎情节和人设解析，并不以历史史实为依据，个人观点，欢迎提出批评意见！）
1792年，英国政府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派出外交官马嘎尔尼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出使清朝，这是西欧国家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
马嘎尔尼向清朝政府提出一系列的通商请求，被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饶，无所不有”为由拒绝。许多人在评价这件事的时候，都会骂乾隆皇帝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自以为天下第一，不知道外边的世界发展成什么样子了。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乾隆拒绝英国的通商请求就只是因为狂妄自大吗？

上图_ 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图
乾隆皇帝并不缺少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的爷爷康熙皇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学爱好者。他十分喜欢和西方国家来华的传教士交流和学习西方科技，召集数学人才研究包括勾股定理在内的数学原理，数学上的“元”和“次方”的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设立陈列西方科技产品和书籍、画作的如意馆等场馆，派出以耶稣会士为核心的专业团队走遍大江南北，制作出当时最先进的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他还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书信和礼物往来。
康熙十三年（1674年），比利时人南怀仁还仿照明朝时期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绘制了新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为当时的清朝人展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
雍正皇帝对西学不是那么感冒，在发现洋教在内地逐渐扩散，福建福安发生了洋教敛财、教堂男女混居事件后，他下诏禁止传教士在国内传教并驱逐他们回国，加强了海禁政策。但是他也能意识到西学在外交活动当中的积极作用，创建西洋学馆培养翻译人才。他自己还会穿西装，玩西式钟表，玩假发cosplay。

上图_ 《坤舆全图》东半球部分
在父祖两代人都喜欢西方玩意的情况下，乾隆皇帝明显不可能缺少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他从小就喜欢研究钟表等西洋玩意，对传教士西澄元发明的“自行狮子”十分感兴趣，还曾下诏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多进贡一些镀金洋景表亭。当时巴黎和伦敦流行的东西，很快就会通过商船和传教士抵达清朝。欧洲一些顶级的钟表匠人专门研究皇帝的喜好进行制作，甚至还有一些商人直接从欧洲搬运制造钟表等物品的机械设备来到广州，建设起钟表工厂，为皇室和贵族成员生产奢侈品。
康熙和法王路易十四是一代人，而乾隆和法王路易十六是同时代人。与他爷爷一样，乾隆也保持了法国国王的书信往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乾隆曾建议路易十六严厉镇压反对派，然而路易十六没有照做，于是被砍头了。这事也让乾隆对欧洲掀起的大革命风潮较为警惕，这样的情绪也就传到了对待英国使团的态度上。

上图_ 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
因此，乾隆皇帝自大是真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不了解国外发展的情况如何，而是他知道西方各国在迅速发展，但是他认为当时大清的综合国力仍旧是远远超过这些欧洲国家的。在清朝君主专制达到巅峰，国家取得“十全武功”，封建农业达到极致，人口达到将近三亿的情况下，乾隆想不生出骄傲自满的情绪都难。
更何况马嘎尔尼访华时，乾隆已经80多岁了，思想确实是难以适应世界的飞速发展的。他具有的时代局限性，使得他没有那种远见去预料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会给世界带来多么剧烈的变革。

上图_ 乔治·马嘎尔尼（1737年—1806年）
英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和扩张性，引起了乾隆皇帝的警惕从17世纪开始，英国接连击败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海上霸主。挂米字旗的航船威风凛凛地通行于四大海洋，演奏《掷弹兵进行曲》的龙虾兵在北美、印度、非洲等地不断开疆拓土，开始建立新的日不落帝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启，让英国成为领先世界的工业强国。这时期英国的风头毫无疑问是盖过了其他西方列强的。
正因为乾隆并不缺少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因此他在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使节的口中，以及边境官员的汇报中，能够大致了解一些英国的状况。他意识到英国“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因此在马嘎尔尼使团带着一艘炮舰前来访华时，马上就起了他们是不是对东南海疆有所图谋的怀疑。在得知英国人带着贡品前来进贡的奏报时，他的提防心理才稍稍缓解。

上图_ 福康安（1754年—1796年7月2日），富察氏
1788年—1792年，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廓尔喀（今尼泊尔）受西藏喇嘛沙玛尔巴唆使，入侵西藏地区。乾隆派遣大将福康安击退廓尔喀人的入侵，并趁势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围攻廓尔喀都城。国王向英属印度边境逃跑，并向英属印度总督康沃利斯侯爵请求武器支援。康沃利斯侯爵没有公开支持廓尔喀，而是派出一支使团前往廓尔喀讨论暗地里支援武器的事项。
不过在使团抵达之前，廓尔喀人向清军投降议和。使团抵达后，廓尔喀人拒绝了英国提供武器装备的建议，将其礼送出境。不过廓尔喀敢于入侵西藏地区，英属印度在背后必然提供了某种支持。福康安也发现了英国人支援廓尔喀的迹象，因此对英国人的态度较为冷淡。

上图_ 乾隆皇帝（1736-1796在位）
英属印度在西南支持廓尔喀入侵边境的行为，自然是让乾隆不快的。虽然乾隆对英国人的强悍有所认识，但是在他对国土的概念中，实在难以想象英国的全球殖民地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他一度没法确定马嘎尔尼使团和印度地区的英国人是不是同一国人。在接见马嘎尔尼使团的时候，乾隆就曾问使团成员英吉利在何处、和俄国关系如何之类的问题。并不是他事先不知道英伦三岛的大致位置，而是他们不知道万里之遥的英吉利为何能管制和中国接壤的印度的事务。
这样的疑惑到了道光年间仍然存在。很多人取笑战争要开打了，道光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实际上道光问的也是和乾隆一样的问题，他也是对日不落殖民帝国的形态缺乏概念。

上图_ 道光皇帝
乾隆虽然拒绝了英国人提出的通商请求，但是担心英国人借此由头攻打东南海疆，他对东南海防以及自己水师是什么水平还是清楚的。因此他发出谕令:“东南海疆一带必须要加强军备，严阵以待，不要让英国人偷偷占据地盘。英国人虽然善于海上驾船，但是不方便登陆，也进不了内水，因此地方督抚要严密防守口岸。如果有外国人开船到天津宁波等处假称贸易，断不可令其登岸，马上驱逐出洋，不如以兵威吓阻他们。从浙江至广东海道也应当一体防范。”
与此同时，乾隆授意两广总督长麟在与马嘎尔尼使团交流时，一定要善加开导和劝慰。长麟还以暂时削减进口税或允诺马嘎尔尼对若干贸易规则作出修改等方式，稳住马嘎尔尼使团的心态。1793年十月，乾隆帝指示长麟“传知该使臣，以尔国王此次差尔航海远来，纾诚纳赆，大皇帝原深为嘉许，赏赉优加……大皇帝并无嗔怪尔等之心，尔等不必害怕。”乾隆试图以这种“小恩小惠”的方式，让英国人没有借口入侵海疆，同时探知马嘎尔尼等人是否针对中国领土有所图谋。乾隆虽然把英国人称为“英夷”，但是对他们潜在的威胁还是认识得清楚的。

上图_ 1793 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随团画家绘制的清军兵丁与鸟枪
马嘎尔尼的通商请求几乎是翻版的《南京条约》乾隆的担心并不全是多余的。我们再来看马嘎尔尼使团试图和清朝政府达成的通商协议的内容，可以发现它的条件几乎和后来1842年《南京条约》的条款一致。
马嘎尔尼使团提出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这一条对应的《南京条约》中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如果不是为了购买西洋钟表之类的奢侈品，乾隆皇帝是要连广州十三行都封闭不开的。

上图_ 《南京条约》的中英文约本接缝处，还有两国代表的签字盖章
马嘎尔尼使团提出请于舟山或者广州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广州附近的小岛就是香港岛。乾隆害怕英国人占据岛屿就会赖着不走，所以自然也不会同意该请求。在《南京条约》之中，香港岛就是割让给英国的一部分，让英国国王长久地占有立法治理。
马嘎尔尼使团提出请清政府公布税法，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外征收。在《南京条约》之中规定，清政府应当按照公议确定进出口税费标准并公示，以便英商案例交纳。在不公布税法的情况下，地方可以以各种理由阻碍、刁难英国商人，不承认他们的合法身份。而公布税法之后，清政府便没有权力再任意处置他们了。而中英协定关税，就是损害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体现。
马嘎尔尼使团提出取消工行垄断，开放英国人自由贸易。而《南京条约》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以广州十三行为代表的官府垄断中英贸易，是保证中英贸易巨大顺差的原因之一。

上图_ 第一次鸦片战争
至于双方官吏平等往来一事，这种近现代外交的通行做法，在当时的清朝统治者看来是越矩行为，自然也不会答应。还是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默认西方列强在北京设置公使。
由此可见，马嘎尔尼此次向清政府提出的请求，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和后边的《南京条约》差不多。这样的内容无疑是会让乾隆和清廷大臣们疑虑重重，有所警惕的。之前康熙帝在位时，就曾评价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怕会为其所累。这直接跳了一波预言家。乾隆时期，英国等西洋诸国的实力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因此乾隆对他们的提防之心不会比康熙更少。

上图_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乾隆不答应中英通商，除了天朝上国心态、维护小农经济和封建统治根基的考虑外，就是认为马嘎尔尼提出的这些条件对中国主权和政府统治会有所损害。虽然乾隆一口回绝通商之事，让中国失去了与世界接轨的机会，使得近代陷入被动挨打之境地。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单独面，每一项重要决策的做出，都和当时的国情、统治阶级的目标和利益、社会的文化和认知息息相关。
在对待马嘎尔尼使团和中英通商的问题上，乾隆选择了最有利于满清统治和封建制度延续的做法，同时做好了在那个时代能做到的严格防范英国入侵的举措。他对英国的潜力和未来认知错误，但是对于英国人的实力与野心还是有所认识的。
作者：铁骑如风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张宏杰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2］白新良 《乾隆皇帝传》
［3］欧立德 《乾隆帝》
［4］张懿德 《论乾隆帝对马嘎尔尼使团态度的转变》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