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苏联历史档案的档案

疑骨德秋忘

有关苏联历史档案的档案
孙果达 （知乎专栏《史苑踏石》）
知乎上时而看到有关苏联历史档案的讨论。要使用或讨论档案，就必须先认识档案，现提供一些有关档案的档案以供参考：
一、“名义”与“实际”
有的“档案”没有文字记载，却又遍布档案，需要综合分析和归纳才能有所发现，比如：“随着布哈林的被排挤，共产国际和加入共产国际各党的主要政治和干部问题的解决就集中在斯大林及其亲信莫洛托夫的手中了。”“关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决议和指示的制定工作表面上转到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东方书记处及其各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实际的决策机制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要把寄给中共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干部问题的决定和指示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或者征得他们的口头同意，而事先又要征得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的同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4页】（下简称《档案》）这就是说，指导中国革命的程序有“名义”和“实际”之分。如果看相关档案，显然不能只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
二、不准“记录在案”
1926年10月20日，联共政治局成立新的中国委员会，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直接对斯大林负责：“委员会由伏罗希洛夫同志召集。建议中国委员会按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档案》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页】但凡涉及“极其秘密”，也许就见不到或不会留下相关决议的文字档案。
从1928年3月起中国委员会停止活动：“如果说1927年下半年几乎每次政治局会议都审议这些问题，那么在整个1928年中只有8次，1929年只有2次，1930年只有1次，而1931年则没有。1930年以后，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会议上不再审议中国问题了。”【《档案》第7卷，前言第4页】“不再审议”当然不是不审议，只是不再集体审议，也就不会有文字记载。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上不再作出记录在案的决议的这种‘自我放弃’的现象，也反映了联共(布)领导的一种意向：经过1927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以后，它不愿保留自己行为的文献证据，以防遭到新的挫折。”【《档案》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4页】
三、“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
1927年5月5日，苏共政治局举行如何加强保密的会议：“责成机关领导对及时归还和销毁所寄送的秘密材料进行特别严格和仔细的监督。”【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
1927年5月12日，苏共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专门保密机构，制定各种细则“以便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
会议决定：“认为有必要派遣专人去中国，以保证销毁所有多少有损名誉的文件，并防止其他人可能的暴露。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为此目的选派负责工作人员，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央书记处协商其人选。”
“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政治局的这项决定，让上述前往中国的工作人员带去发给全体在华工作同志的专门指示。”
“责成加拉罕同志起草给在华工作人员的必要的政治指示信，并呈交中央书记处。”
【《档案》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当然，“专人”是谁，又在华找了谁，在谁处销毁“有损名誉”的文件，又如何防止“暴露”等等当时无疑都有报告。
1927年7月21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在汪精卫政变后，立刻做出专门决定：“建议加伦同志烧毁自己的档案。”“认为有必要由米哈伊洛夫（加拉罕）同志答复汪精卫的电报。”“责成米哈伊洛夫同志将电报草稿分发给政治局全体委员。”档案原注：汪精卫的电报与加拉罕的复电均未找到。【《档案》第4卷，第415页】当时加伦正担任武汉政府军事总顾问，其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命令显然与汪精卫的政变密切相关。也许，加伦还为此在大清洗中送了命。
四、档案的“遗憾”
“遗憾的是，不得不加以说明，有许多文件编者至今还没有找到(例如鲍罗廷和加伦给莫斯科的电报和报告)，还有一些在已发表的材料中以某种方式提到的发给莫斯科的和莫斯科发出的函电也没有找到。”【《档案》第3卷，前言第5页】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生命攸关的悲惨的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是胜利的1927年事件，在开放的档案文件中反映得比较少(国外出版物中也是如此)，因而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即许多说明苏联领导对华政策严重失误的文件，被有意识地从一般档案库中抽出，转入专门的保管系统，甚至被销毁。例如，至今还没有找到1927年初汪精卫访问莫斯科的任何踪迹。”【《档案》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绪论第8页】
早在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对相关档案就有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后又经过反复的大清洗以防“暴露”，到朝鲜战争更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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