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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解放前,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在德胜门外。
北京解放后,在镇反运动中,经有关部门批准逮捕的骡马业恶霸就有上千人,这些人在德胜门外关厢一带开设马店,代客卖牲口,经常欺骗买卖双方,从中牟利或者强买强卖。
而作为当时全北京市骡马交易中心的关厢,这个地区的骡马交易一直是被“马店”和“楼包”所把持。
“马店”指的是买卖骡马的商贩及农民寄居的地方,骡马交易也在马店中进行。
马店在名义上虽是骡马买卖中间人,但实际上包揽、操纵了全部交易过程,使买卖双方不能直接见面进行正常交易。
马店在交易过程中吃价、瞒价,甚至低价强买、高价强卖,从中获得非法暴利。此外,马店在出卖牲口时,还用种种办法假造口齿、掩饰病伤,把老、弱、残、病的牲口冒充健壮出售。
马店代客买卖除取得佣金外,还用种种名目勒索客人。马店利用一批“楼包”外出招揽,强拉客人,一旦成交后,“楼包”们从店家可分到非法利润,他们称自己是:“早上没饭吃,晚上有马骑”。
而所谓“楼包”就是指那些混在工人中的封建行会性质的恶霸组织,起源于1921年前后,主要活动在当时的前门火车站以及全市几大交易中心。“楼包”专门从事包揽客商办理行李检查和交税手续,垄断了车站旅客的行李出入和交易所得活动,从中恣意敲诈勒索。
解放前,马店的经理和“楼包”狼狈为奸、在社会中称王称霸、为非作歹。德胜门外大街就有“徐家五虎”、“魏家五虎”、“黑太岁”一群恶霸,群众称他们是“南黑、北魏、中间徐”。
“魏家五虎”之一的魏永顺是中统特务,曾任“自卫队长”、“清共队长”、伪保长、甲长。解放前曾几次纠合匪徒镇压学生运动,逮捕爱国学生,并带打手到处抓兵,借以勒索钱财。
绰号“小老师傅”的魏永顺自幼学习阿拉伯文,在其父开设的聚泰马店充当司帐,利用自己的身份,勾结一批“楼包”,对买卖骡马的客商、农民进行剥削,包揽操纵马市。
在交易中与“楼包”串通,用黑话蒙骗客商和农民:他们将骡子叫“圈物子”,驴叫“二几子”,马叫“磨来”等等。如果要买大牲口,这些人就把牲口牵至最高处,让买主站在低处,买小牲口则反之。总之,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坑蒙拐骗,榨取不义之财。
除以上“菜霸”、“粪霸”以及“骡马霸”,在其他行业中也有恶霸势力把持。其中,建筑行业的恶霸可谓是最嚣张,最引民愤。
北京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建筑行业被大小建筑把头控制着。如瓦工大把头刘启鳞,独揽建筑包工三四十年之久。
刘启鳞的手下又豢养着20多个中小把头,形成一套建筑行业中的把头系统,层层进行包工盘剥,从中大发横财。
当时在建筑工人中曾经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刘启鳞的饭,要拿命去换。”
仅1950年一年内,刘启鳞就在光华染织厂等3个建筑工地剥削工人六亿七千七百多万元(旧币),对工人非骂即打,有工人曾说:“刘启鳞将我们工人的脖子掐得透不过气来。”
另一个声名狼藉的行霸就是隆华建筑公司中央纺织工业部工地的把头吴万广,他对工人的剥削更是无孔不入。公司给工人的煤钱,发给工人的工资,全被他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就连已经发给工人们的奖金,有的也让这个行霸要了回去。
一个名叫李国义的人在建筑行业也是一霸,敌伪统治时期骗抓劳工,1939年在北京骗招工人80多名,去山东张店做工。开始也是用花言巧语欺骗工人,说吃得如何好、工资也多等等。
当工人们在前门火车站一上火车,他们就把工人锁在车厢里面,车门口还有带枪的日本人看守,工人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活动,从北京被押送到山东张店工地。李国义怕工人们逃走,在火车上就把工人们的居住证给收走。
工人们在工地上流大汗出大力,吃的是白薯干,还不管饱,喝的是凉水,周围被电网圈着。李国义和日本人每天天不亮就逼着工人出工。李国义还恶狠狠地对工人说:“谁要是逃跑,抓回来就不会轻饶他。”
行霸们的恶行罄竹难书。北京解放以后,新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了一系列镇压行霸的行动,但是一些行霸不知悔改,继续任意妄为。
曾经提到过的“菜霸”黄兰田就是其中的“主力”。他公开挑拨一些工人同政府对立,破坏劳资协议,煽动工人不要参加工会组织,他说:“现在要成立工会,你们别参加。你们要是参加了工会,将来时局一变,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你们不入工会,可以入我的‘工商联’。”不仅如此,黄兰田还密谋纠集原来的一些流氓打手对打算参加工会的工人大打出手。
1949年11月,北京菜业劳资双方在人民政府劳动局指导下订立了劳资协议。协议规定将资方(牙纪)所收入的8成佣金给工人5.35成,资方留2.65成。
但是,协议订立后,黄兰田阳奉阴违,表面同意,暗地里却进行破坏,他指使资方黄杰臣威胁欺骗工人说:“你们得5.35成,资方得2.65成,如果菜卖亏了,你们到哪里吃饭?”他们的目的就是同工人另立合同,只给工人4.35成,同时还逼迫工人对外表示是自愿退给资方的。
事后,黄兰田还得意洋洋地向其他几个“菜霸”介绍“经验”。
由此,各菜市纷纷仿效。结果,菜业工人的利益又一次被黄兰田等人剥夺。而在其它行业中,这种情况也是比比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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