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兴亡史话

木头哈喇子崭 · 发表于 2023-3-19 13:40:18

转载自天涯用户京华烟云AMIP
第一部天降赞普：吐蕃王朝的崛起

1、“蕃”之起源

“从五大行精华中，

　　生出一块大卵，

　　外边的蛋壳形成白神岩，

　　内层的蛋清里面，

　　形成白海螺旋转。

　　中间温热的蛋黄里，

　　六类众生全解脱，

　　卵形成十八块酪，

　　十八块蛋酪中块，

　　形成一块螺形，

　　是渴望生命的疮状人。”

　　——西藏古代史书《朗氏家族史》

　　几乎每个古代民族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创世神话，作为现代藏族人祖先的吐蕃人，自然也不例外。

　　如果现在你问一位藏族朋友，人类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他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你还没来得及惊叹达尔文进化论普及之广，很快他又详细补充道：人当然是猴子变的，人类的父亲，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猕猴绛曲赛贝，而人类的母亲，则是至尊度母化身的罗刹魔女，这是祖先们早就流传下来的故事。于是，这场谈话的内容，就哭笑不得地由科学转变为神话。

　　传说，观世音所化的神猴绛曲赛贝正在山洞中修行，一个罗刹魔女爱上了他并向其求婚，当然遭到了他的拒绝。罗刹女遂言道：我是以众生血肉为食的女魔，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只能嫁给同样以众生血肉为食的男魔，生下子孙仍是危害众生的魔鬼，你难道忍心出于一己之私而让生灵涂炭吗？

　　神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最后他毅然决定放弃修行牺牲自己，与罗刹女结为夫妻，他们的子孙果然不再是魔鬼，而是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人类。据说神猴和罗刹女当初生活的山洞，就在现在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的贡布神山上。在藏传佛教的许多寺院中，都有表现这个题材的壁画。

　　猴子变人的故事不仅仅存在于藏族民间传说，藏族古代史书如《国王遗教》等也都有所记载，只不过，这部《国王遗教》的来源颇有些可疑，其作者自称是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但后世学者考证后普遍认为，该书应为托名之作，大概成书于公元11至14世纪，那时候吐蕃早已经灭亡了。但即使这样，这部书的历史也相当悠久，所记录的内容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大家从中应该看得出来，这明显是一个被佛教改造过的神话，而佛教传入西藏只有一千多年，在那之前吐蕃人信奉的多是接近于萨满教的原始苯教。在苯教神话中，创世之初天地间一片混沌，生成一枚鸡蛋状的东西，最后中间的蛋黄分裂成十八块，就在它们中间，诞生了渴望生命的“疮状人”，他逐渐生出眼、耳、鼻、齿、舌、脚等器官结构，这就是人类男始祖叶门，他与女始祖曲嘉结合，从此繁衍出人类。西藏古代史书《朗氏家族史》等对此都有记载。

　　那么，关于吐蕃人的起源，难道没有不带神话色彩的说法吗？真有，而且还不只一种。

　　一种说法认为吐蕃人起源于印度，是一个争权失利的古印度王子逃亡到西藏繁衍的后裔，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布顿大师（藏文大藏经的主持编修者）所写的《布顿佛教史》里就持这种观点。但是，此说除了布顿之外，似乎无人赞同，《贤者喜宴》等史书对其多有批驳，这种说法也逐渐被后世抛弃。

　　第二种说法认为吐蕃人的祖先是古代的氐羌人，他们由中国西北的黄河中上游地区逐渐迁徙到青藏高原并繁衍生息。人类学家研究发现，藏族、羌族、彝族三个现代民族与古代氐羌人确实有血缘上的联系，这三个民族很可能同为氐羌人的后代。考古学证据似乎也倾向于该说，从甘肃、青海等地都出土了大量古代民族迁徙留下的遗迹。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吐蕃人就是青藏高原土生土长的本地民族，这也有考古学证据的支持，比如昌都的卡若遗址就保存着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期时代晚期的人类生产生活的大量痕迹，只是，这些遗迹出土的文物有一些带有明显的黄河中上游文化痕迹，且其中还出土了许多已炭化的小米，这究竟是古代人类交往的结果还是这些人本身就是从西北地区迁徙至此，目前还没有定论。

　　藏族的祖先自称为“蕃”，关于这个词的来源也是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来自藏族祖先信仰的苯波教，“苯波”与“萨满”类似，都是对宗教祭司或巫师的称呼，据说该词来源于巫师占卜作法用的瓶子，又被称为“奔巴”，后来清朝用来遴选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掣签制度，用的就是这个概念。

　　也有人认为，“蕃”是指“经营农业的地方”，吐蕃王朝起源地——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龙河谷是当时高原农业的中心，因此被称为“蕃域”，后来这个“蕃”就逐渐成为由此地向整个青藏高原扩展的藏族祖先的自称。还有人认为，这个词来源于牧人吆喝牲口或彼此联络的呼唤声。如此等等众说纷纭，可惜无论汉文还是藏文古代史书对“蕃”的起源都没有明确的解释。

　　最先剖析“蕃”这个词具体含义的史书，是近代著名学者根敦群培的著作《白史》，根敦群培是西藏第一位学贯中西的伟大学者，通晓汉、藏、蒙、印度、克什米尔以及英语等多种语言，他的未竞之作《白史》也是广证博引各方资料，被认为是西藏第一部不依托宗教和神话而独立存在的历史著作。

　　可惜根敦群培研究的结果说了等于白说——他分析的“蕃”的意思是：“不能说‘蕃’有任何意思，可能是一种随意定的名称”。根敦群培接着解释说，“蕃”或者是将吐蕃王号当作地方和民族名称，或者是来自于苯波教，在《白史》中他写道：“始初，称为‘苯之地’。后，音讹成‘蕃’。”

　　按照藏族古代地理区划概念，这片广袤的“蕃”地又被分为三围、卫藏、多康等几大部分。“三围”即现代西藏的阿里地区和克什米尔部分地方，藏族史书称为“象雄”，汉文史书多称为“羊同”；“卫藏”包括现代西藏的拉萨、山南（合称为‘卫’，即前藏）以及日喀则（称为‘藏’，即后藏），是藏区的核心地带；“多康”则是安多和康区的合称，包括青海、甘肃甘南、四川甘孜、阿坝、云南迪庆和西藏昌都等地，这里是藏区和汉地的交界地带，其归属历来存在争端，也是日后唐朝和吐蕃争夺的主要焦点。

　　关于各片区域的地形地貌，彼此差异很大，藏族史书写道：

　　“上部阿里三围如池沼，

　　中部卫藏四如像沟渠，

　　下部多康六岗若田地，

　　全境犹如身在海洋中。”

　　连各区域生活的的动物并不相同，藏族史书继续写道：

　　“上部三围为糜鹿野兽之地，

　　中部四如为虎豹猛兽之地，

　　下部六岗为飞禽鸟类之地。”

　　上部、中部、下部，阿里、卫藏、多康，或三围、四如、六岗，就是古代藏族对自己生活地域的称呼。至于现在被人们广泛使用的“西藏”这个词，似乎产生的相当晚，学者们考证说它大概出现于清朝康熙时期——《清实录》中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有“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此后在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许生事。” 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条，已多次出现“西藏”一词。到了1721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这被后人认为是“西藏”这个词正式成为官方用语的标志。

　　在那之前，除了“吐蕃”这个称呼外，人们还把这片土地称为“土伯特”（许多人认为其来源于‘吐蕃’的转音）或“乌斯藏”——对《西游记》熟悉的朋友也许还记得，猪八戒日思夜想着散伙回去的那个安乐窝高老庄，就位于“乌斯藏”。

　　在元明时期，来到内地的一些西藏喇嘛们仗着皇帝的宠信，欺男霸女横行不法，甚至以宗教的名义残害生命，例如《元史》记有以人皮为佛像座垫的事、以人心做贡物的话，而明武宗也相当迷信喇嘛，甚至据说还热衷于搞“男女双修”，弄得“乌斯藏”在当时也连带着声名狼藉，吴承恩同学把老猪的丈人家安排在那里，也许是想表达一种讽刺或不屑吧。
2、天上掉下来的王

吐蕃人最早的首领，被后人们称为“聂赤赞普”。

　　“赞普”这个词，是从聂赤以后历代吐蕃王的称号，如同汉人的“皇帝”、罗马人的“恺撒”以及埃及人的“法老”一样。据说，“赞”是“强壮”之意，“普”则是“男人、儿子”，“赞普”合起来就是“最强的男人”，颇符合当时那个未开化时代部落首领的选拔标准。但也有别的说法，认为“赞”是指鬼神尤其是祖先的灵魂，藏族自古就有“人死成赞”的说法，因此“赞普”又可以看成“神鬼保佑的人”（或‘神之子’）以及“祖先护佑的人”。

　　汉文的唐书认为吐蕃最早的领袖，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占据青、甘、宁部分地区的南凉鲜卑族君主秃发利鹿孤之子樊尼，而“吐蕃”则是“秃发”的转音：“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

　　其他一些汉文史书，如《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看法，例如《册府元龟》中就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地。后魏神瑞初，南凉秃发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

　　按：《册府元龟》写于北宋，是描述宋以前历代君臣事迹的史学类书，取材以正史为主，间涉经、子，杜绝杂书，类目以人物、事类为中心，总计一千卷。“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起这个名字是想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该书的主编是真宗朝大臣王钦若，此人被认为是在宋辽战争期间先力主逃跑后又陷害名相寇准的大奸臣，当时人恨屋及乌，对这部书也不太待见，但后来人们发现其内容极为丰富，尤其是唐、五代史部分，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其中也保存了许多关于吐蕃王朝的珍贵资料。

　　如果按照这些记载，那位“聂赤赞普”，似乎就是这位“樊尼”。

　　但唐书的作者对这位吐蕃第一王的出身并不能完全确定，因此才在那段叙述前还用了“或云”这样模糊的限制词，意为“有人说”或“有人认为”，同时它又承认“其种落莫知所出也”。后世研究者们则认为，樊尼就是聂赤赞普的说法是不太可能成立的，吐蕃王朝兴起于西藏腹地的山南地区，并非唐书中所说的“羌中”，两地相差达几千里，而即使对地理概念最模糊的古代汉文史家，也没有把“羌”的范围扩展到西藏本土。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只能从古代藏族史书中，去寻找这位吐蕃最早首领的踪迹了。值得庆幸的是，藏文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相当多，甚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这又给研究者们造成了另一个烦恼，究竟哪个说法才靠谱呢？

　　与有人认为吐蕃人起源于印度类似，同样有人宣称聂赤赞普来自于印度，而且这位吐蕃第一王的出身无比神圣，因为他是释迦王族的后人——佛教徒们都知道，佛祖“释迦牟尼”这个名字的含义，其实就是“释迦王族的圣人”，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观点，吐蕃王族竟然是佛祖的亲戚！

　　比如据说是记载了藏王松赞干布言行语录的西藏古代史书《柱间遗教》就认为，聂赤赞普出身于印度刹帝利种姓，属于释迦族的后代，他与家族其他王子争斗失败后被迫逃亡，翻越雪山进入西藏，到了一座称为“江妥”的神山，在此地称名号“聂赤赞普”，成为吐蕃赞普之始祖。

　　前面说过，西藏古代史书基本上都是藏传佛教僧侣们所写就的，而佛教正是吐蕃时期引入西藏的，几位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吐蕃赞普甚至被佛教徒尊奉为佛和菩萨的化身，如果将吐蕃王族的起源与藏传佛教捆绑得更紧密一些，无疑对双方都有好处，甚至实现“双赢”，因此许多西藏古代史书都支持这种观点，而吐蕃王族后裔对此也没有否认甚至默认。但是同样地，由于该观点太过功利且缺乏正史支持，甚至在传统佛经中也找不到依据，因此即使在佛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古代，也有藏族史书如《贤者喜宴》对其表示质疑，后世的研究者更是普遍抛弃了这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与前面的正好相反，聂赤赞普不仅不是佛祖家族的后代，反而变成了可怕的魔鬼。比如写于12世纪的西藏史书《第吴教法史》记载道，波沃（据说是现在西藏林芝地区的波密）有个叫姆增的妇女生下了九个可怕的儿子，他们全都是饿鬼，其中的老九尤为凶恶，他叫特让玛乌贝热，舌头大得能盖住脸，手指间长着鸭子一样的蹼，既残暴又有力气。在苯教僧侣的帮助下，当地人齐心协力把特让玛乌贝热驱赶了出去，他到处流浪，最后跑到吐蕃中部的山南地区占山为王，由于他是从波沃地方来的王，故又被称为“悉补野”（波沃之王）。

　　据说这位吐蕃第一王有个怪毛病，喜欢骑在人脖子上或者乘坐脖子承载的肩舆，他第一次进入雅龙河谷的时候就是骑在当地人的脖子上过来的，因此被人称为“聂赤赞普”，即“用脖子当宝座的王”。《第吴教法史》还说，聂赤赞普并非自愿为王，而是吐蕃当地百姓看他强壮，于是就非要强迫他当首领，祖先这种强赶鸭子硬上架的称王背景，再加上令人心惊胆战的饿鬼来历，使得后代的吐蕃王们对此相当不爽甚至恼羞成怒，因此该说法曾在吐蕃王朝遭到长时间的严禁。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聂赤赞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天神的子孙。该说在西藏民间流传最广泛，由于它实际上让后代的吐蕃国王们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这个马屁拍得实在太过惬意，因此成为吐蕃王朝大力宣扬的官方口径，甚至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也记录了这个故事：“天神自天而降……即为聂赤赞普，来做雅龙大地之王，降临雅龙地方神山江妥……”这座“江妥神山”位于工布林芝县境内的达孜曲吉纳俄村附近，后来被封为苯教神山，据说曾被苯教祖师敦巴辛饶亲自加持过。

　　拉萨神圣的大昭寺前，现在还立着一块吐蕃时代的古石碑，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记录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和平盟约，它就是著名的唐蕃会盟碑，关于它的故事以后再详说，这里单抄一下上面记载的有关吐蕃王族起源的内容。石碑上的藏文开头部分，翻译为汉语如下：“圣神赞普鹘堤悉补野，化身下界，来主人间，为吐蕃大王。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原净土，自天神而为人主，德泽流被，建成万世不朽之基业……”

　　吐蕃的这种官方宣传口径自然也影响了其邻居唐朝，比如汉文史书《通典》卷一九零《边防六&#8226;西戎二&#8226;吐蕃》中就记载：“或云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鹘堤悉补野，因以为姓。”

　　按：《通典》为唐朝曾任宰相的杜佑编撰，共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它主要记述了从黄帝时代起至唐玄宗天宝末年，历朝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理﹑民族情况，共二百卷，分为九类，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史料价值极高。

　　后来的人们又干脆和起了稀泥，把以上三种说法各加取舍，于是便形成了第四种说法：（实在懒得写了，直接抄一段现成的吧）

　　雪域有了人类，出现了许多的小王，可是观世音菩萨想，如果雪域没有诸圣者的加持力，没有一位统治者，要想兴起佛教是很困难的。于是由圣观自在菩萨加持诞生了一位王子，他就是古印度护狮王的三儿子。

　　这位王子的相貌异乎常人，眼睛像鸟一样从下往上合，长着碧玉般的眉毛，手指连在一起，牙齿像海螺。护狮王觉得他是鬼怪变的，是可怕的凶兆，要手下人把他杀了。大臣们不愿用武器把他杀死，就把他放在铜箱里，钉上钉子，抛入了恒河。

　　一对老夫妇得到了铜箱，救了王子。当王子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后，逃入了雪山之中。这时，观世音菩萨用胜慧光明照射他，从而改变了他的意趣。他来到江托神山顶上，举目远望，忽见雅隆河谷，犹如将天上的快乐搬到了人间那样美好。

　　这时他看见了雅拉香波神山的白雪。于是他来到贡布神山的山顶，沿着木神之梯下降，正巧被十二名牧童看见。就问道：

　　“你是谁？”

　　“赞普！”

　　“你从什么地方来？”

　　牧童们听不懂他的话，感到十分惊奇，就说：“这人是从天上下来的赞普，可以当我们的王。”

　　牧童们很高兴，就用脖颈将他抬下山来。住在雅隆河谷的人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纷纷前来观看，他们见着这位天神相貌英俊，仪表非凡，就推举他为雅隆部落的首领。

　　聂赤赞普做了部落首领以后，人们就在长满红柳和香莎草的山坡上，修建了西藏第一座王宫雍布拉康，献给了聂赤赞普。这座王宫的遗址，就在离山南泽当镇不到15公里的地方。（以上摘录自<生长神灵的山水>，作者周炜，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高空作业的赞普们

说起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的名字，是相当令人头疼的一件事。

　　赤德松赞、赤松德赞、赤德祖赞、赤祖德赞……这些国王的名字，仿佛如“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排列组合般的绕口令，而许多赞普除了这样绕口的总店字号外还开了别名分号，且汉藏文史书的记载差异颇大，比如最著名的松赞干布，在汉文史书中有弃宗弄赞、器宗弄赞、弃苏农赞等多个名字，此外还有弗夜氏、不弗弄赞的称呼，而藏文史书则称他为赞普“赤松赞”或“松赞”，“干布”则是后加的尊号，具体含义后面再说。

　　另一位比较有名的藏王，最终实现唐蕃和平的赤祖德赞，汉文史书称之为“可黎可足”，而藏文史书多称他为“赤热巴巾”或“热巴巾”，这是一个绰号，具体含义仍留到后面讲。赤祖德赞的兄弟，吐蕃末代赞普、佛教的敌人达玛乌东赞，在汉文史书中被叫做与少林祖师名字类似的“达磨”，在一部名为《蒙古源流》的蒙文史书中则作“达尔玛”，而在西藏，他更多的时候是以“朗达玛”著称，这名字其实是佛教徒对他的诅咒，“朗”意思是“牛”，人们骂他是牛魔王转世。

　　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有一份《赞普世系表》，里面记载了从聂赤赞普开始的吐蕃历代赞普的世系人名，到松赞干布之前共有三十二个，尽管史料中没有涉及他们具体的生卒年份，但专家们按每代20-30年推算，认为聂赤赞普大概生活在公元前1至2世纪，相当于中原的西汉王朝时期。

　　吐蕃赞普的藏语名字翻译过来往往带有一个“赤”字，有时候也写做发上声的“墀”，这是一个尊称，藏语“宝座”或“王座”的意思，这种习俗后来也一直流传下来，比如藏传佛教寺院的寺主一般被称为“赤巴”，即“宝座上的人”。

　　“赤”这个表尊称的词语应该产生自吐蕃王系的初期，从聂赤赞普开始的最早七代吐蕃王名字中都带“赤”，他们被合称为“天赤七王”，至于他们的具体名字，《红史》、《青史》、《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娘氏教法史》等古代藏文史书说法不一，现代的人们似乎也不必深究这些。

　　这七位吐蕃先王，据说都是顺着天梯，由天上降临人间的，等到了他们生命的尽头，其灵魂又会同样顺着天梯回到天国继续享福，所以说他们其实都是永生不死的神族。而且天神为了保险，不仅派了护身神灵随时保护这些王，还在每人身后系了根天绳，这样赞普们来回爬天梯的时候既不怕掉下来，遇到危急关头还能让护身神灵快点儿拉自己上去。

　　但高空作业久了，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里要说的是“天赤七王”中的最后一位，也就是止贡赞普的悲惨遭遇。这个故事在西藏许多古代史书中都有记载，而在一件人们到现代才在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中，此事件描述得尤其绘声绘色：

　　止贡赞普幼年之时，其父王母后就将来如何给孩子上赞普尊号，请教于老祖母卓夏吉林玛。这位老婆婆大概是个女巫，能够根据征兆判断吉凶，她问道：吉雪扎玛岩是否坍塌？丹玛地方的母牦牛草场是否被火焚烧？达列帕措湖水是否干涸？答道：岩未坍，湖水未涸，草场亦未被烧毁。

　　但由于老祖母春秋高迈，耳患聋病，错听成岩已经亦坍塌，草场被焚烧，湖水也干涸。于是，对他们说道：这个孩子是个短命鬼，就取名为“止贡“赞普吧——“止”是“刀”的意思，“贡”是“死”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不祥的“死于刀下”。就这样，由于奶奶的耳病错听，小王子就取了这个倒霉的名字，他长大后常常为此心中不悦耿耿于怀。

　　由于具有天神的血统，止贡赞普的能力超出常人，力大无穷，再加上身后天绳的帮助，白日飞升对他小菜一碟，所以为人相当狂躁骄傲。有一次，他强迫手下大臣们与自己决斗，大臣们都纷纷表示不敢，一个叫洛昂达孜的大臣也在其中。

　　然而，合着那天洛昂达孜倒霉，怎么解释止贡赞普也不听，非要两人比试一翻。最后，洛昂达孜只好说：“如果大王不听我的，非要决斗的话，则请授予我天神器物中能自行击刺之矛、自行砍斫之剑、自行遮护之盾，若将这些神通武器赐与我，我可敢与王一试决斗。”

　　骄傲的赞普答应了，将王库中之神通宝物全赐与洛昂达孜。洛昂达孜按期先到娘惹夏波城堡备战。之后。赞普也来到娘惹夏波，君臣在娘惹塔瓦园对垒。

　　洛昂达孜又要求说：“请您将径直悠远的天绳砍断，将九级天梯朝下放倒，这样比武才能公平。”赞普自持勇力无双，按其请求照准。然后，洛昂达孜将200支利矛系拴在一百头黄牛背上，再驮以灰囊，百头牛相互搏斗，灰袋被剑割开口子后崩裂，洛昂达孜进入灰尘弥漫之中，趁机向赞普猛烈进攻。

　　止贡赞普这下抓了瞎，一片迷茫中毫无还手之力，赞普的护身神德拉贡杰见情况危及，立即挺身而出。由于天绳已断天梯也爬不了，这位负责的神灵只好奋力将赞普举向天空，但洛昂达孜早有准备，马上从袖筒取出小斧砍了过去，护身神不幸被击中，摔落于雪山缝隙中葬身于斯。

　　没有神灵的帮助，天绳已断天梯已倒，狂妄的止贡赞普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人，他终于被大臣杀死，其尸骸置于大铜锅中封好，抛进雅鲁藏布江中央顺水而下，流至江尾赛仓地方，终于被一条名叫沃德让莫的龙所吞噬……

　　止贡赞普的自大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他的子孙们——由于天绳和天梯都断绝了，后世的赞普们失去了与天界的联系，死后的灵魂再也回不了天国，只能屈尊埋葬于人间。当时的西藏还没有流行天葬，吐蕃国王们像汉族君王们一样修建王陵，西藏山南地区的琼结县，至今还保存着埋葬吐蕃历代先王的藏王墓区。

　　现代学者研究这个故事后认为，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神话，它很可能是吐蕃创立后王权与神权的斗争的反映，大臣洛昂达孜被认为代表了当时吐蕃强大的苯教势力，最后王权不敌神权，国王被苯教大臣杀死。

　　据说，在“天赤七王”统治期间，吐蕃就已经确定了以苯波教作为国教的宗教政策。按照一部西藏古代史书《教法要义》的记载，吐蕃的这些早期国王们从苯教大本营象雄（大概在现在的阿里、藏北那曲的部分地区以及克什米尔的部分地方）请来苯教法师向属民传教，并翻译了许多苯教的经典，甚至根据所谓的“净天”字和“大食”字创造了西藏自己的文字，并修建了苯教的城堡和寺院，国师也由苯教巫师担任。

　　但这部《教法要义》是苯教徒写的史书，后世多出身于佛教僧侣阶层的西藏学者们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一直存在许多疑问，同样也并不认可其内容的准确性，比如他们认为苯教巫师的文化水平相当低，那些所谓的苯教经典都是后来抄佛经编出来的，当时根本没有产生，而藏文更应该是直到松赞干布时期才创造出来。

　　现代研究者认为，《教法要义》的内容并非全部虚构，其中一些部分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而苯教势力秉持吐蕃朝政的渊源则是自古就有的，已经成为吐蕃王国创始阶段神权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最后苯教巫师们频繁干政，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甚至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地步，构成了对国王权力的极大挑战，到止贡赞普时已显露出君权与神权之间深刻的危机。

　　即使是苯教徒写的那部《教法要义》，对这种情况也有所记述：“头上的帽子过大，会累得汗流浃背；美食吃得过多，也会引起反胃；听任别人的虱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后它会爬上你的头顶”。根据著名藏学家、西藏社科院原副院长何宗英先生的考证，这段话其实是厘赞协等吐蕃大臣对止贡赞普的谏言，劝他做事不可过分，对于苯教徒不要过分妥协，否则苯教徒会凌驾于赞普之上作威作福，以至“到了赞普子孙之时，国政必将被苯教夺去”。

　　不管怎么说，总之吐蕃最后一位有能力玩高空作业的赞普就这样死了，充斥着神话传说的“天赤七王”阶段到此终结，吐蕃也越来越接近所谓的信史时代。这个刚刚兴起的藏族政权将往何处去，是苯教就此政教合一，还是王族今后卷土重来？

　　我们后面再继续说吧。
4、噶朗王族的故事

在现在西藏林芝地区林芝县米瑞区广久乡的雍仲错村，保存着一块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因为石刻所处的地点在古代被称为“第穆”，因此它就被人们称为“第穆石刻”。石刻所在的巨石面向西南方，高2.6米，刻有古藏文二十一列，据考证它立于公元796～815年间，已经有超过一千二百年的历史。

　　这块石刻记载的其实是一篇古代的盟誓文书，盟约的一方是公元8世纪吐蕃最鼎盛时期的赞普赤德松赞，盟约的另一方则是一个名号为“噶朗”的工布当地土王，石刻的内容显示出立盟双方的关系似乎相当亲密，其中有“工布王族系肇于一王兄”之句，吐蕃赞普甚至承诺“永不令外姓为工布王，只命噶朗王之子孙世袭”。

　　这位噶朗王究竟是什么来头，竟然能让统治着号称“东抵昂宿星升起处有万座城门的京师长安，南接轸宿升起之地，立碑于恒河之滨，控制世界三分之二的地方”的赤德松赞大王屈尊与其盟誓，且誓文内容如此谄媚甚至可以说肉麻呢？

　　这要从止贡赞普死后开始说起了。

　　洛昂达孜杀死止贡赞普后，自然登上了国王宝座。后世研究者认为，他此前应该是隶属于吐蕃的一个小邦之王，在强大的苯教势力的支持下，对力图扩大王权的止贡赞普发动了突然袭击并最终取而代之，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一些大臣的劝说下，止贡赞普打算先将苯教巫师们驱逐到边疆，然后一举消灭，信奉苯教的另一些大臣们于是先发制人，国王反而命丧其手。

　　止贡赞普的三个儿子（也有史料说是两子）被迫逃亡，跑到了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工布即现在西藏的林芝地区。传说，当时止贡赞普的一个王妃正怀有先王的遗腹子，尽管情景极其相似，但以后发生的，却并非是一个《搜孤救孤》的故事。

　　篡位者洛昂达孜似乎只满足于夺取赞普的财产和地位，并没打算对先王后裔赶尽杀绝，史料中不但没有他追杀三个王子的记载，而且他对于怀孕的王妃也没有加以杀害，反而让她顺利生下了孩子。只不过，几千年来血腥的政治史告诉我们，对敌人的仁慈所得到的报答通常都是相反，残酷如屠案贾者尚死于非命，不忍如洛昂达孜者更难以幸免。

　　但当时的洛昂达孜并没有遇到多大麻烦。他在吐蕃的统治进行得相当顺利，属民们对于究竟由谁称王似乎并不感兴趣，史书上也没有留下诸如“国王无道”、“民怨沸腾”、“揭竿而起”之类的记载。而那些苦主——三个年长的吐蕃王子，在工布自立为王繁衍生息，活得应该也相当滋润，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试图去挑战杀死自己父亲的新任吐蕃王，去恢复祖先的光荣和家族的权力。

　　如果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那么吐蕃王的宝座今后将与悉补野家族没什么关系，这个家族最多只能作为工布土王而存在，甚至土王的座位也并不安稳——尽管没人愿意来当时鸟不拉屎的工布找他们的麻烦，但没准吐蕃王某一天突然后悔了，大军压境之下，悉补野家族就只能选择要么继续逃亡，要么硬着头皮与吐蕃对抗，而后一种选择很可能导致巢覆无完卵。

　　之后的一切变故，都源自传说中那个遗腹的王子。

　　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这位王子名叫茹拉杰，当他长至靠着大人膝盖能站立时，向母亲问道：“人都有父，我父在何处？人都有王，我王在何处？”母亲答道：“小儿别说大话，我不知道。”

　　孩子发狠道：“母亲若不告我，我将去死！”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事情的全部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包括他的父亲如何被害，尸骸被抛进雅鲁藏布江，他的哥哥们如何逃到工布，等等。

　　于是，一出吐蕃版的《王子复仇记》从此开始上演。在西藏民间传说中，茹拉杰王子是智慧的化身，人类社会萌芽期的许多发明创造，诸如开垦土地、草滩为田地，引溪水灌溉，发明了牛轭以犁地耦耕，在河上建造桥梁，冶炼矿石为金、银、铜、铁，熬皮做胶，烧木为炭，驯化了牦牛，等等，据说都是这位王子的功劳，因此他渐渐在民间积累了极高的人望。现在，长大后的他要把自己超绝的智慧之剑指向杀父仇人，夺回原本属于自己家族的一切。

　　但如前所述，洛昂达孜不仅勇猛过人，而且同样足智多谋，对付起来相当不容易，但他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国王有一个今天人看来相当值得赞赏的爱好——喜欢狗。茹拉杰王子遂投其所好，把毒药涂在神狗的毛上，据说为了保险起见，还一连加工了两只这样的毒毛狗，然后便将它们放到王宫附近，果然如愿被国王发现。洛昂达孜抱起这两只名贵的神狗，爱不释手来回抚摸，毒药不出所料地粘在他的手上渗入肌肤，篡位的国王便这样失去了生命。

　　也许因为洛昂达孜在位期间确实没有什么暴虐的突出事迹可言，即使在由后世吐蕃王室主导的历史记录中，这个篡位者最后死得也算相当安详。

　　茹拉杰王子掌握了吐蕃的政权，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却并不打算自己做国王，而是来到工布迎请自己的兄长们回去即位。

　　关于止贡赞普的儿子数量，各史书有不同的记述，《汉藏史集》认为有两个，《国王遗教》认为有三个，其中都不包括茹拉杰；而《红史》、《贤者喜宴》、《王统世系明鉴》等书说是三个成年儿子加上遗腹子茹拉杰；上面提到的第穆萨摩崖石刻则记载为三个：“止贡赞普之子长为聂赤，次为夏赤。后长子为工布王，次子夏赤为天赞普。”其中也没有茹拉杰。

　　因此，后世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个神话般的茹拉杰王子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很可能只是王族子弟而并非止贡赞普的亲生儿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自己即位反而拥立了其他王子。

　　西藏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如果按照这种说法，茹拉杰甚至连王族血统都没有——据说止贡赞普的王妃在赞普被杀时并没有怀孕，而是成了新国王洛昂达孜的牧马人，她晚上梦见与一位漂亮的白色男子同床，早上醒来时见一只白牦牛从身边走出去了，这只白牦牛其实是雅拉香波山神，吐蕃部落的图腾神，王妃这才怀孕，后来生下的孩子就是茹拉杰，他是神灵派来协助吐蕃王族复位的。

　　智慧越高的人心中的约束往往越多，这已经在不只一位历史人物身上得到证明。也许，身有孔明之智的茹拉杰也同样兼有孔明身上的条条框框，他不忍或不愿“取而代之”吧。真正原因，也许永远成谜。

　　不管怎么说，茹拉杰来到工布并找到了那几个正牌的吐蕃王子，但他们其中有人早已乐不思蜀，不想再返回故乡，于是这位王子就留了下来，成为后来噶朗王族的始祖。

　　到了吐蕃时期，藏王赤松德赞为了安抚工布地区，特地又与他的这家远方亲戚盟誓，重申噶朗王族也是聂赤赞普的后裔，拥有世代统治工布的权力，同时，藏王还颁赐给噶波王族免税饬令，承认工布地区不是吐蕃中央行政区域的组成部分，在王朝课税的范围之外，于是吐蕃政府的财税官员们如果试图插手工布，就被视为对高贵的噶波家族世袭特权的一种侵害，会因此受到赞普的惩罚，双方的誓词随后被刻在第穆的山崖巨石上，并一直流传至今。

　　说到“第穆”，一些对清朝时期西藏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也许对这个词感到有些面熟，没错，它就是您知道的那个“第穆活佛”之“第穆”——这个地方曾建有一座第穆寺，寺主就是后来担任过几任西藏摄政王的第穆呼图克图，但他的历史与吐蕃没什么关系，因此稍微提一下也就罢了。

　　其实，第穆所在的工布地方在吐蕃时期生活条件极端恶劣，被视为亡灵和死者居住的场所，在号称是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所些的《神鬼遗教》中，对其有这样可怕的形容：“达布、工布、娘布三个地区，是在被称为北方冲木的格萨尔地区最有害者，也就是饿鬼地区，死者的都城。”也许篡位后的洛昂达孜并非不想去找那几个吐蕃王子的麻烦，可能是工布那片地方真的太没油水可捞，人跑了也就跑了吧，实在不值得去那个可怕的地方抓他们。

　　吐蕃王子返回故乡后顺利即位，在茹拉杰的辅佐下，王朝又开始繁荣昌盛，茹拉杰也成为后世推崇的“吐蕃七贤臣”中的第一位。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的赞普世系表推算，此时大概在公元前后，距离那位伟大的藏族英雄松赞干布诞生起码还有六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当时中原的西汉王朝正走向没落，对青藏高原差不多一无所知，而藏族的亲戚氐羌人此时仍仍默默无闻，他们还要到一二百年后才能成为另一个汉帝国挥之不去的梦魇......

　　如果本文按照这个进度写下去，成为一篇又臭又长甚至有始无终东西的可能性相当值得期待——目前可能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因此，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迅速穿越数百年的历史，来到一个与松赞干布相当接近的时代。
5、征服女儿国

“啊！毛！您的光辉和业绩像

　　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一样，

　　只有从无数的善行中

　　才能诞生这样一位

　　领袖，

　　他像太阳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

　　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拜，

　　远及天涯。”

　　这是一首有意思的诗歌，作者有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竟然是那位目前流亡海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当然，这肯定是其年轻时候的作品，对此他现在很可能早已羞于提及。其实，对于这首诗歌所表达的那种澎湃的意境，现在的人们并不会过分指责，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它的情感强度并不特别突出甚至可以说中规中矩，相比某位大文豪那首名为《题毛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的著名诗作，“高度“恐怕是望尘莫及的：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像静穆的崇山峻岭，也像浩渺无际的重洋。”

　　扯远了，以上仅是笔者对刚刚看到的一篇关于某位“佛教大居士”所写“神诗”之评论有感而发而已，还是回到前面那首诗歌来吧，里面有个词可能大家会有疑惑，在此重点说明一下，那就是“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中的“众敬王”。

　　“众敬王”这个词其实来源于古印度，指的是人世间最早的国王，之所以如此称呼，据说是因为其德高望重，受到众多人敬重的缘故，至于这个名号是属于一个具体的人物还是一个像“三皇五帝”那样的统治者群体，目前仍有争论，在此不做讨论。

　　藏族史学家们认为众敬王是佛祖释迦牟尼出身的释迦王族的祖先，而前面提到过，有一些史书认为吐蕃王族来自印度释迦王族，也许出于爱屋及乌，于是也有人便把吐蕃早期诸王称为“众敬王”或“众敬王之裔”。

　　这些传说中的吐蕃赞普们，除了前面提到的名字中都有“赤”字的“天赤七王”外，还有名字中都有“列”字的“地列六王”、名字中都有“德”字的“中德八王”以及名字中都有“赞”字的“初赞五王”等等，传说中初赞五王之前的赞普们世代与龙族婚配，娶的都是龙女，王妃从不留下尸体，而从初赞五王起，赞普们开始迎娶人间女子，她们去世后只好葬于人类陵墓。

　　岁月如梭，时间来到了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吐蕃此时在位的是第三十一代赞普囊日松赞，这个名字又被翻译为囊日论赞、伦赞龙南木、伦赞伦纳、南日松赞或朗日伦赞等。

　　也就是从囊日松赞赞普起，吐蕃开始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军事扩张历程，直至发展成为一个横亘东亚、中亚和南亚的庞大帝国。吐蕃最初阶段的扩张，自然是要打邻国的主意，其剑锋所指的，是一个让后世男人们浮想联翩的国家，因为它据说竟然是一个女儿国！

　　公元六世纪末，当时的青藏高原上邦国林立，汉藏边缘的吐谷浑等国且先不说，其中有实力统一西藏本土的就有三支力量，象雄、苏毗和吐蕃。前面提过，吐蕃位于现在西藏的山南地区，象雄占据了阿里、藏北及克什米尔的部分地方，而苏毗的位置则一向有争议，一说在后藏即现在西藏的日喀则地区，一说在西藏那曲向北到青海直至新疆，一说在西藏昌都向东到川西北和青海玉树即现在的康巴地区，最后一种说法较被现代研究者认同。而现在拉萨所在的拉萨河流域，在当时则属于一个叫森波的王国，对此也有人认为‘森波’其实是‘苏毗’的转音，也就是两者是一回事，姑且存疑。

　　它们中最强大的，并非吐蕃而是苏毗，按照藏学家王忠先生的说法，当时的苏毗“已是西藏高原各族的共主”。到隋末唐初，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苏毗“有城八十，户四万，胜兵万人。”《新唐书&#8226;西域传》则说：“苏毗……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硖，户三万。”无论三万户还是四万户，总之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国。

　　史载，苏毗国世代由女王执政，另有一位称为“小女王”的副手协助其统治，政治中心方圆五六里，在山上建有碉房，女王居住在九层碉楼上，有侍女数百人，每隔五日聚会处理政务一次。王位由女王终身把持，待其死后，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族中贤女二人，一人为女王，一人为小女王，共主国政，若女王死，则由小女王继任。对此，许多中原史书都有记载，比如《隋书&#8226;西域传》中就说“其国代以女为王，……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据说该国还有一种辅助的王位继承方式，即姑死侄继制，由侄女继承姑母王位。

　　因此有人认为，它和传说中的另一个女儿国“东女国”，其实就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称呼，而据《释迦方志》记载，“东女国非印度摄，又即名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三波诃，北接于阗。” 这是一片相当广阔的地域，横跨了青藏高原、南亚和中亚的许多区域，其中提到的“三波诃”，人们认为就是今天印控克什米尔的Zanskar地区，那里以出产顶级的“矢车菊”蓝宝石而著称于世，本文前言中曾提到的拉达克土邦也在那里。其实，如果按照这种描述，苏毗的范围又和人们认为的象雄有所重叠，因此也有人认为“女国”其实有两个，苏毗只是其中的西女国，东女国在四川甘孜的大小金川一带，一些学者把它们混为一谈了。

　　按：《释迦方志》为唐朝道宣和尚编撰，成书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是一部记述释迦牟尼诞生地和佛教史迹分布的著作。内容包括西域和印度的地理环境，西行求法的人物、路线和经行国的情况，佛教的历史发展和传入中原的历程等等。

　　苏毗肯定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社会，对于男人们来说，这里即使不是地狱，但也决非天堂，他们在这个重女轻男的环境中很难有什么地位可言。比如说，女王的丈夫被称为“金聚”，具体含义不详，国外学者认为其意为“家人”，这位金聚无权过问和干预任何政事，苏毗的男人们似乎主要功能就在于传宗接代，以及发生战争时上战场出力打架。

　　这也是一个一妻多夫制的社会，《新唐书》称：“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唐会要》也载：“女子贵者，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 后世的青海，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女儿国开始没有男人，女孩只要到黄河源头的星星滩去洗个澡就可以怀孕，据说当地一年一度的洗澡节就是因这个风俗而起的，至于后来居住的男人，是战败的羌人战俘。怎么样，与《西游记》中女儿国子母河颇有些异曲同工吧，如果《西游记》受其影响，亦未可知。

　　苏毗人信仰的很可能是某种原始宗教和印度宗教的混合体，《隋书》记载这个国家崇拜阿修罗神和树神，而大家都知道，“阿修罗”在梵语中意指“非天”，本居住天界，因生性好战，被天神驱逐，但此后仍经常与天神战斗不休，树神则为原始宗教如萨满教等所普遍崇拜，而苏毗人的祭祀方式也颇符合原始宗教的特征——“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另外，苏毗的丧葬习俗据说也与众不同，甚至颇令外人惊骇——《隋书&#8226;西域传》有云“贵人死，剥其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

　　关于吐蕃灭亡苏毗的过程，历来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说法认为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苏毗逐渐衰弱而吐蕃逐渐强盛，最后前者被后者吞并。

　　刚才提到过，一些学者认为“森波”与“苏毗”是一回事，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则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森波或苏毗的灭亡则更有戏剧性，从而构成了一个“良臣择主而事”的最好注解。

　　强大的堡垒最好是从里面突破，吐蕃人肯定深谙此道，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自己敌人的内部矛盾。森波王曾吞并了临近的一个小邦国，并对该邦国的大臣娘氏极其不公，娘氏怀恨在心，串联了对苏毗王早怀异心的韦氏等森波大臣，暗中与吐蕃勾结，约为内应。于是，吐蕃王囊日松赞同他们秘密会面并一起盟誓，进一步明确了行动计划，韦氏、蔡邦氏等森波大臣以及娘氏则在囊日松赞面前信誓旦旦，以表忠心：

　　“从今以后，

　　坚决背弃森波王，

　　坚决拥戴悉勃野赞普!

　　决不背叛悉勃野赞普!

　　决不有始无终!

　　决不违背誓约!

　　决不将外人当自己人!

　　决不三心二意!

　　英勇征战，拼命牺牲!

　　坚决服从赞普的一切命令!

　　决不接受任何诱骗!”

　　这篇誓文被记录在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献中，我们这些后人才能从中一窥历史的玄机。

　　取得“第五纵队”的承诺后，囊日松赞随即率军向森波发动了突然袭击，森波的大臣们则如约里应外合。内外夹击下，森波王抵挡不住，被迫仓皇逃往突厥，森波遂并入吐蕃疆域，包括现在的尼木、堆龙、拉萨等地均为吐蕃所有。从此，吐蕃的领土由山南地区扩大到了拉萨河流域，与西藏其他地方相比，这些地区人烟稠密地势平坦，生态条件相当适合发展农牧业，为今后吐蕃的军事扩张，提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这就是森波或苏毗灭亡的另一种说法，如果它俩确实是一回事的话。

　　苏毗亡国两百年后，又发生了一场慕容复般的悲剧故事——据说直到公元八世纪中叶，仍有一部分苏毗人念念不忘复国，他们竟设计弑杀了当时的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随后打算奔陇右归附唐朝，但在吐蕃大军的追捕下，除数十人得以逃脱外，其他两千多苏毗人都被杀害。对这件事，当时的唐陇右节度使——也是我们后来要重点谈及的一个人物——哥舒翰曾就此专门上奏皇帝，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以及《册府元龟》中也都有所记载。

　　另外多说一句，藏文史籍中还称苏毗为“孙波”或“松巴”。清初曾有一位格鲁派高僧意希班觉就出身于松巴部落，因而被人称为“松巴堪布”，他写了一部《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宝树史》，简称《如意宝树史》，对于研究藏族史、蒙古族史及藏传佛教史具有极高的价值，比如其中著名的“方格年表”叙述了1027～1746年间的佛教史实与其它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记载了清军镇压罗卜藏丹津叛乱时的第一手资料。

　　征服苏毗王国后，囊日松赞并没有停止战争的脚步，吐蕃周边的小邦国或被迫或自愿，纷纷纳土归降，另外，通过战争和联姻——囊日松赞将女儿嫁给了象雄王——连象雄的相当一部分领土也并入了吐蕃疆域，就连盘踞青海曾经强盛一时的吐谷浑也隐隐感觉到了来自这个南方的巨大威胁。

　　不过，囊日松赞的成就也到此为止，作为一个穷兵黩武的君王，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都是与战争和杀戮联系在一起，基本没有看到他在经济文化方面有何建树，而不断的征战无疑让吐蕃百姓们苦不堪言——与游牧为主的匈奴人或蒙古人不同，吐蕃人及其后代藏族都是半农半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定居民族，尤其是其最发达的山南和拉萨地区更是如此，频繁的出兵大量占用了劳力，使得土地无法耕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于是，人们对囊日松赞的不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庶民不断叛离，外戚如象雄、苏毗等公开叛变。”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策划已久的谋杀悄然发生，随之而来的变乱将囊日松赞十几岁的儿子突然推上了历史舞台，我们的松赞干布就要出场了。
6、吐蕃版的“大宪章”？

松赞干布，一个现代中国早已家喻户晓的名字，但人们翻遍记录那段历史的中原古代史书，却根本找不到他的存在，仔细研究后发现，原来其汉字名字已经被当时的记事者写做了奇怪的“弃宗弄赞”。

　　其实，松赞干布的真正名号是“赤松赞”（‘干布’是尊号，具体含义后面再讲），这个在藏语中读做“Khri srong rtsan”的词组，汉语如果译为“弃宗弄赞”，单按发音来说并非一无是处，但要是结合具体汉字的含义，却怎么瞧怎么别扭，让读者看起来总以为那仿佛是一个连祖宗都不顾的轻浮家伙。

　　据说，中原古代史家们常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习惯——以文字游戏贬低自己的对手，从而在心理上获得某种快感。例如南北朝史官曾经将强盛一时的柔然写做“蠕蠕”、“蝚蠕”，这其实都是形容毛毛虫蠕动爬行的样子，自然不是什么好词。本文后面的主角之一，那个唐朝中后期在中国西北直至中亚与吐蕃激烈抗衡的汗国，最初在唐人的官方文件中被写做“回纥”，而汉语中“纥”字的含义其实是“低劣或下等的丝”，最后那位可汗被这样叫得实在受不了，于是亲自给自己的老丈人唐朝皇帝写信，终于将国号的汉字名称改成了拉风的“回鹘”，据说是取“迅捷如鹘然”之意。再想到明末官方文件中比比皆是的“奴儿哈赤”等词，比起天朝末年直至今日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美利坚”、“英吉利”或“德意志”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了，至于那个自称是人类所有伟大文明成就诞生地的宇宙无敌思密达国，非要将首都的中文名字由怎么看都不含贬义的汉字再改回字母发音，则是另当别论，愿意折腾就由它去吧。

　　又扯远了，我们回到正题。松赞干布或弃宗弄赞，这位吐蕃王囊日松赞的长子，其出生年份是个著名的历史之谜，后世学者们为此一直争论不休。按照传统的藏历纪年，许多西藏古代史书都记载他生于牛年，死于狗年，但具体是哪一个牛年和狗年——藏历与农历相仿，也采用类似结合天干地支区分的记年法，不同之处是以五行代替十个天干，以十二生肖代替十二地支——则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的藏历火牛年，死于公元650年的藏历铁狗年，按照这种说法，其享年只有短短的34岁。

　　但这三十四年的生命，对一位英雄来说已经足够了，伟业的建立并不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父王死的时候，松赞干布只有十三岁，此后二十年里，他将一个西藏腹地的区域小国，发展成为让如日中天的大唐都无法小视的真正王朝。

　　松赞干布的父王，穷兵黩武的囊日松赞是被忍无可忍的臣下们杀死的，谋杀犯肯定不只一人，因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提到了“为首者”这样的字样，但具体是谁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至于谋杀的方式，据说是串通内侍在食物中下毒。得知吐蕃王被杀后，前期已被囊日松赞征服或部分征服的象雄、苏毗、塔波、工布、尼洋波等地公开起事，吐蕃随之烽火燎原，到处都有反叛者，局势一片混乱，刚刚兴起的王朝转瞬间摇摇欲坠。

　　在一些大臣的支持下，还是孩子的松赞干布即位，并马上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果断与狠辣，他迅速纠集仍忠于王室的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手段对付谋杀者，一出手就毫不留情，直至将其全家斩尽杀绝——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说法：“王子松赞幼年亲政，先对进毒为首者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在少年赤松赞的铁腕之下，吐蕃的铁蹄踏遍雪域，各地反叛均遭到镇压。

　　关于镇压苏毗之地叛乱的情况，敦煌吐蕃文书也有所提及：“后，娘&#8226;芒波杰尚囊发兵征讨苏毗诸部落，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不失所有户数，全纳入治下为庶民。”意思是说：之后，松赞干布的大臣娘氏提出不需要发兵征讨，自有良策对付苏毗各地。他以甜言蜜语和秘密计议的办法劝降诸部落首领，将各地所有户数全部纳入赞普的治下，不使他们逃走一人，从而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这样，通过软硬两手的灵活使用，年轻的松赞干布逐渐稳定了局面，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睿智的判断力，加之他很可能从少年起就亲自参与征战，真可谓是文武全才。因此即使是依据后来已成为敌国的唐人史料编写的两唐书，对这位年轻的吐蕃王者也不乏赞美之声，比如《旧唐书》说他尽管弱冠之年就继承王位，但性情非常骁勇英武，充满雄才大略；《新唐书》则说他“为人慷慨才雄，常驱野马、牦牛，驰刺之以为乐。”

　　也许是父王留下的血的教训过于深刻，松赞干布对属下大臣们抛弃了其父惯有的高压严苛，转而采取封赏安抚的怀柔手法，从而迅速获得了人心。

　　敦煌的吐蕃历史文书中保存了这样一份誓词，盟誓双方分别是吐蕃王松赞干布，以及他的大臣韦氏。在这份文件中，国王向大臣承诺：“永远永远，世世代代，无论何年何岁，决不对韦氏子孙无罪而责谴，决不听信奸人离间，即或听到离间之词亦允许尔等辩论，以申诉原委，决不因而谴责。”

　　即使大臣家族有人谋反，国王也答应不株连其他亲戚：“韦氏之子孙任何人对赞普有意外不忠之事者，即对不忠者本人以外，决不株连，其他未参与盟誓之人决不加罪，决不像对待猪一般用武器来刺杀，也决不像鹰鹞对待禽鸟一样追赶。”

　　同时，国王也向大臣保证了其子孙后代的荣华富贵：“任何一个有能力之人决不抛弃，决不贬责。韦氏之一子将受决不低于金字告身之封赐，决不无罪而褫夺其奴户、封地。忠心不贰者而绝嗣之时，亦不没夺其奴户、封地。”

　　这份文件的逻辑性相当严密，国王甚至规定了例外情况的处理方式：“尔若有二心，则我降罪，不在破盟之例，尔若将奴户、封地用以调换，或献出时，亦不在破盟之列。”

　　在盟书的最后部分，为了让大臣放心国王今后不会耍赖，松赞干布甚至给对方立了字据以做留存：“永远永远，王族之子孙后代均遵照此誓办理，誓文交给韦氏父子收执。”

　　与国王签署的盟书相对应，吐蕃大臣韦氏也签署了自己的那份文件，首先除了照例大表忠心之外，大臣也保证绝对不危害国王的生命安全：“对于赞普父子宗系决不变心，永远永远，赞普之子孙对我等无论怎样，我等决不变心，决不为他人所引诱；决不投靠其他人；决不与变心之人沆瀣一气；决不在食物之中安放和掺和毒液；决不对赞普做任何坏事。”

　　随后，与国王答应不株连旁人相呼应，大臣保证如果家族中有人心存异志，自己一定大义灭亲：“若我之兄、母、弟及子孙、之中有任何一人产生异心时，立即向赞普袒露其有异心；决不跟产生异心之兄弟为伍；其他人若对赞普心怀二志，我定将此事袒露。”

　　大臣也向国王表白了自己的为官原则：“对任何并无过失之人，决不挑拨离间；决不嫉妒憎怨；若被任命充当长官，对于一切民庶决不有所偏私。”
　　最后，大臣再一次信誓旦旦：“决然勤谨奉行赞普之诏令，永不忘渝，此誓。”

　　这是两份很有意思的历史文件，里面不仅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这种权利和义务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对应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与其说是盟约倒不如说是合同。只不过，里面并没有现代合同中一般必备的违约处罚条款，也没有古代常见的一旦食言就天诛地灭之类的赌咒发誓，这也许是因为立盟双方的地位并不对等，金口玉言的国王不屑于保证什么，对此已经满足的大臣更不敢要求国王保证什么吧。

　　前面说过，松赞干布的后代赤松德赞曾经与工布的远方亲戚噶朗土王签署过类似的盟约，其内容至今保存在第穆摩崖石刻上，里面吐蕃王对噶朗王也做出了有利于后者的保证，如此看来，这样明文保证贵族大臣应有权利的盟书在吐蕃时期恐怕不是个案，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后世著名的《大宪章》。

　　公元1215年，在封建贵族骑士们的逼迫下，被他们击败的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了“男爵法案”(Articles of the Barons)，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宪章”。这是一个主要保障贵族领主以及教会权利的法案，其中一些内容与已发现的几篇吐蕃盟书似有异曲同工之处，如保障贵族后代继承财产，国王对于贵族领地的税收不得随意增加等等，但两者的实质其实天差地别。

　　比如当年大宪章中最为重要的两条，一个是限制王权的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根据该条的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

　　另一个是保护人权的第三十九条，由它衍生了人身保护的概念：除非经过由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

　　而这些，在吐蕃盟书中是不会见到的。其实我们不必苛求古人，这些盟约并非自由的宣言，它们仅仅是国王为了赢得贵族效忠所提供的背书而已，但即使这样，吐蕃国王能以这种明文形式为属下提供权利保障，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从此，吐蕃的政治格局，就由以往国王的独裁统治，转变为国王与贵族共治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到吐蕃王朝的灭亡。
7、黄帝与仓颉

在西藏首府拉萨西南的尼木县吞巴乡吞达村，至今保存着一座古老的庄园，据说是从吐蕃时代一直传下来的，现在这里还居住着四户人家共20多人，以制作藏香和藏纸闻名于世。而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它的主人是吞巴家族，位列当年西藏的五大“第本”家庭之一。

　　在本文的开始部分我们说过，“第本”家庭因祖先的血统高贵而著称，吐蕃王的后裔拉加里家族就是其一，那么吞巴家族的祖先究竟是谁，他又何德何能，竟然能使后代忝身其中呢？

　　说起祖先，我们华夏民族的老祖宗姬轩辕先生——后人也称他为黄帝——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不仅最早统一了中原各部落，铸鼎而分九州，而且还推算出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制阵法，此外更有舟车、弓矢、房屋等发明创造，可谓纵横古今的全能人物。

　　其中文字的创建尤为后人称道，传说它的直接发明者是后来被称为仓颉的黄帝史官，这位先生的相貌相当有特色，据记载是“龙颜四目”，也就是长着四只眼睛，按照古人传统看法，这样的异相之人肯定也有异能。果然，仓颉“见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也就是说，他创造了现代汉字的基础象形文字。当这项伟大发明诞生的时候，宇宙间简直轰动了，于是“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这些描述很有意思，按照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解释，文字把千百年的鬼事即过去的事一把捉着，鬼神便永远不得自由，永远跳不出几张纸，里面的人永远活着，不能变成死鬼，自然界的神，我们也可借文字宣布它的秘密，这都于鬼神不利，鬼焉得不哭。

　　据说，黄帝为了酬劳这位部下的伟大创举，特地按照他刚刚创建的文字赐其姓为“仓”——古体写做“倉”，借此谦虚地表示老仓的功劳已达到了“君上一人”，而自己只不过是“人下一君”。甚至连老天爷为了庆贺这个历史性事件，都专门降给人间一场大雨，而雨点竟然都是那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谷子，即所谓“天为雨粟”，据说这就是现在“谷雨”节气的由来。

　　老扯闲篇儿，不好意思，让我们言归正传。在藏民族的民间故事中，古代吐蕃王朝也有类似黄帝与仓颉的这样一对君臣，他们就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他的大臣、传说中藏文字的创造者吞弥桑布扎，而后者，相传就是吞巴家族的祖先。

　　平定了四方叛乱后，即位不久的松赞干布做了一件对后世西藏影响巨大的事情——将吐蕃的国都，由现在的山南地区迁到拉萨河流域。

　　据藏族史书《王统史》和《教法史》说，松赞干布按照父祖之意，为了统一吐蕃全境，保持安定，他首先考虑迁都之事，与众臣商议，对吐蕃中部地区的地形地貌详细考察后发现，伍茹下部（今拉萨河下游，即达孜至曲水沿河一带地区）中心卧塘湖边景致优雅，地势宽坦，中间的小山与左右山脉分离独立，仿佛狮子跃空，今天的布达拉宫所在地红山地势优越，立居山顶，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附近之地平如掌心，也可以看出对面摧伏异部的善相。于是，松赞干布在红山修建庄严宫殿，君臣、将士迁居这里，建立了统治全蕃的核心。

　　当然，这块以卧塘湖为中心土地当时还没有名字，要到后来填湖建造了大昭寺，它才有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日后圣城拉萨的雏形。

　　与黄帝相似，松赞干布被认为是吐蕃许多基础制度的创建者，比如他设立了处理吐蕃政务的“尚论”系统，由九位部长级大臣分掌政事；将吐蕃本土按如、千户等划分行政单元，行政长官由国王直接任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王权；创建了区分官员级别的“告身制”，以玉、金、银等装饰来体现等级。

　　此外松赞干布还是位伟大的立法者，吐蕃的根本大法《赤则本谢之法》、确定度量衡的《本色妥夏哇坚之法》、立足奖惩制度的《王朝准则法》、类似于民事诉讼法的《扼要决断之法》、规定终审判决规则的《犯罪双方同审权威判决之总法》以及体现和谐精神的《内府之法》等六大法典，都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制订的。

　　在文化建设方面，松赞干布也成果颇丰，比如说后世一般认为佛教就是在这时候传入西藏，他也被后世佛教徒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方面的情况后面再详谈，在此不多说了。

　　由于松赞干布享年很可能只有短短的三十四岁，且其中相当多的时间是用来征战而非建设，如果让他独自一人来搞这么多事情，即使三头六臂也不太可能做到，因此以上成就他肯定是在手下许多人的襄助下完成的，而他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就是传说中发明藏文的吞弥桑布扎，也就是吞巴家族的祖先。

　　中国中央电视台偶尔也能出一两部好的片子，比如说前几年它拍了部关于西藏的人文记录片——《天上西藏》，起码笔者自己觉得做得相当不错，其中有一集《祖先的记忆》，讲的就是吞弥创建藏文的故事。

　　2003年9月的一天，吞巴乡吞达村村民白玛桑珠在清扫房间时，无意中将贴墙的报纸揭去，墙上的白灰也跟着脱落下来。在白灰的后面，隐藏多年的壁画显露了出来，只见壁画上吞弥桑布扎正在把第一部藏文赞美诗献给藏王松赞干布……

　　人们研究后发现，这些壁画记载的其实是吐蕃大臣吞弥桑布扎学习梵文和创造藏文的过程。

　　相传，吐蕃当年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松赞干布赞普有感于跟被其征服的广大区域以及周边地区频繁打交道时，没有一种文字的话进行交流相当困难，于是派了16个年轻的贵族，去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印度学习语言文字。藏文古籍《贤者喜宴》中记载，这16个被松赞干布派往印度去学习文字的青年，有些人害怕路途艰辛而半途返回，有些人虽到达印度却中暑而亡，有些人苦于不懂梵语返回了吐蕃，都没有实现松赞干布的愿望。

　　藏王不得不派出了吞弥桑布扎，这是一个聪慧、正直、机灵、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在接过松赞干布赏给他的一升沙金和带给印度土王的慰问品后，吞弥桑布扎就踏上了去印度学习文字的遥远路途，这一走，就是七年。

　　吞弥桑布扎在游历了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后，在南印度拜一位精通语言的大学者婆罗门李勤为师，学习了关于文字的所有知识，经过潜心修行，成为了一名很有影响的学者。七年后，他带着很多经典礼品和书籍返回了吐蕃。

　　在今天拉萨市郊区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处古建筑群，它的名字叫帕崩卡，“帕崩卡”的藏语意思是建在巨石上的宫殿。当年吞弥桑布扎回到拉萨后，松赞干布亲自把他送到了这里，让他在这里集中精力创制文字。桑布扎住进去以后，从此闭门不出，独自一人在里边夜以继日地造字。他根据梵文字母以及藏语语音的特点，整理出藏语的30个辅音字母以及4个元音字母，能拼写出藏族人所有的语言，表达藏族人所有的意思。同时，他还创造了藏文字母大楷、小楷、大草、小草等字体。

　　当时松赞干布把国事委托给了几个大臣来处理，不理会民间的种种猜测，也住进了帕崩卡跟吞弥桑布扎学习文字。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松赞干布不但精通了藏文，还和吞弥一起制定了《十善法》，就是用藏文写成的第一部法律条文，也就是所有西藏人都要遵循积善修德为道德规范。民间还传说，松赞干布在学会了藏文后，写下的第一组字就是此后藏区最常见到的六字真言，我们通常读做“唵嘛呢叭咪吽”。

　　因为对藏族文字发展的贡献，与前面提到过的中兴吐蕃的茹拉杰一起，吞弥桑布扎后来被位列吐蕃七贤臣之一（他在七人中排名第四，而前三位都与茹拉杰一样是传说中的人物），吞巴乡吞达村的人们至今还为此感到自豪。据这里的人们说，当年吞弥桑布扎从印度归来时，有许多文字想不起来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山下村中的小路蜿蜒，正好像一个个文字般神秘显现出来，于是吞弥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些新的字母。

　　如同仓颉造字后获奖无数，吞弥也得到了藏王慷慨的赏赐，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嫉妒，据说吞弥曾特地为此赋诗一首，来向众人显摆自己的功绩以绝人之口：

　　“在这边野狭陋的蕃境，

　　我是最初有成就的智人，

　　我是消除黑暗的明灯，

　　荣获君王如日月般的顶敬。

　　百官臣僚中，舍我其谁!

　　对雪域蕃地的众生，

　　我吞弥的恩惠非轻！”

　　其实，有关藏文起源的问题，各界有很多种说法，传统藏传佛教界认为是吞弥桑布扎所创造的，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西藏本土宗教苯教认为是苯教始祖辛饶米沃奇所创；还有的学者认为是脱胎于伽湿弥罗文，或者象雄玛尔文；国外学者根据新疆出土的古于阗文卷子，认为吞弥是到克什米尔学的古于阗文；近代著名藏族学者学者、《白史》的作者根敦群培则认为藏文源于古印度岌多文，等等。但是，吞弥桑布扎规范了藏文的这个说法，是被一致认可的。

　　藏族有了文字以后，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吞弥对此善莫大焉，因此他的后代才能列身“第本”，人们对此也觉得理所应当。
8、一统雪域（上）

“吐蕃”这个词，许多研究者认为它很可能来自于突厥语。

　　古代藏族人自称为“蕃”，关于“蕃”的含义，前面已经说过许多，而“吐”这个字是什么时候加上来的，已经很难说清楚，但起码从唐朝起，这个称呼已大量见诸汉文史籍了。

　　唐朝初年，横亘在东方大唐和西方吐蕃之间的，是强大的突厥汗国。一些学者考证说，突厥人将这个青藏高原新崛起的国家称做“Tüpüt”，这个称呼传到东边的汉地，便被音译为“吐蕃”，也有人认为“吐蕃”是这个国家后来所自称的“大蕃”的意译，究竟真相如何现在已很难考证。

　　很可能创造了“吐蕃”这个词汇的突厥汗国，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强权，隋末许多意图问鼎天下的反王、烟尘们都或自愿或被迫地向可汗称臣，其中就包括唐朝的那个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他在太原起兵后，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不得不向东突厥可汗纳贡献媚，并且在给可汗的信中使用可下级对上级的文书格式“启”，而放弃了用更平等一些的“书”。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在盖世枭雄隋文帝的阴谋挑拨下，突厥汗国早已内讧并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中靠近吐蕃的是称霸现在新疆中亚的西突厥，而接壤唐朝的则是雄据现在蒙古高原的东突厥，这两个同源的汗国彼此之间相互厌恶，极不和谐。

　　公元626年，趁着玄武门之变后唐朝人心不稳的形势，东突厥大举入侵，竟然一直打到帝国的都城长安。新登基的唐朝皇帝李世民于是不得不亲自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位大臣，自己骑着马来到长安城边渭水上的便桥上，与对方最高首领颉利可汗会面。史载，李二郎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排名数一数二的英主，他竟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身后长安有限的防卫力量，以答应增加进贡财物为诱惑，忽悠得短视的颉利可汗同意撤军，双方于是杀白马盟誓，这就是有名的“白马之盟”。

　　尽管后世如何渲染太宗皇帝近乎单刀赴会般的勇气与胆识，但在承认他确实具有这些优点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面对着如狼似虎的突厥铁骑，李二郎提出的最理直气壮的质问，也不过是“我们给你们的贡品从来没有缺斤短两，你们凭什么不讲信用打过来？”其无可奈何让人痛心，而当时太宗皇帝心中的屈辱，恐怕无法言表。

　　这段“白马之盟”的故事，在电视剧《贞观之治》中表现得惟妙惟肖。顺便说一句，《贞观之治》真是神品啊，每次看了都仿佛正身处大唐，在此强烈推荐以下，但是，您可别和另一部似乎是叫《贞观长歌》什么的搞混了……比较搞笑的是，也许是为了照顾一些只能意会的情绪，即使是《贞观之治》这样优秀的片子，也不得不把“突厥”改称为“草原十八部”，完全的张冠李戴，要知道，“草原十八部”一般认为是辽代以后才有的称呼……

　　与大唐和东突厥的紧张关系不同，吐蕃与同样强大西突厥那时候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在西藏本土与西突厥统治的葱岭之间，是广袤的阿里高原，这片土地在当时属于一个叫做象雄的王国，在古代汉文史籍中，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羊同，汉文史书中说：“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对照一下藏文史书所载：“象雄与上部克什米尔相连，北接于阗雪山及松巴黄牛部之静雪，南抵印度和尼泊尔。”二者基本一致。

　　这是一个曾创造了相当发达文明的国度，拥有自己的语言，甚至很可能有自己的文字——有一种说法认为藏文就是象雄文演变来的，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从这里起源，甚至后世有学者认为，象雄很可能是羌族的发源地。苯教史书《世界地理概说》将象雄分为内、中、外三部，其中内象雄位于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地区，大概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中象雄位于冈底斯山西面一天的路程之外，在西藏西北部阿里地区，外象雄位则于青海的安多上部，如果这种说法成立，象雄的疆域将相当辽阔，远不止阿里高原一地。

　　唐代史书《通典》曾如此描述羊同奇特的葬俗：“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

　　《通典》说大羊同国有胜兵九万，即使其中有一定夸张的成分，但该国也无疑是青藏高原上一个相当强大的政权。前面也曾提到过，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松赞为了笼络这个雪域大国，曾与之联姻，将松赞干布的妹妹嫁给象雄王为妃，以免除征伐西藏各小邦时的后顾之忧，因此象雄与吐蕃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8、一统雪域（下）

等到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本土的拉萨、日喀则和山南地区，即俗称的“卫藏”地方，本处边远地带的象雄，便进入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的视野，而其攻占象雄的具体过程，则充斥着阴谋和背叛。

　　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松赞干布的妹妹赛玛噶来到象雄后，并不太受象雄王待见，国王喜欢的是另一个王妃，对吐蕃公主没什么感情，导致后者怀恨在心，赛玛噶王妃于是既不养育子女，也不理政事，直至与国王分居。

　　松赞干布得知后，派使臣前往象雄试图调解妹妹夫妻之间的纠纷。吐蕃使臣拜见公主，公主问候了王兄的身体健康，却对兄长的劝解信笺不置可否，随即她引吭高歌，歌中唱道：

　　“我出嫁之地，

　　是尘土漫天的城堡，

　　地域宽广，

　　但不让人羡慕，

　　从外看是险峻山崖，

　　从里看是黄金珠宝，

　　在我面前展现，

　　却没有边际，

　　看上去，

　　苍白又崎岖……”

　　意思是，在别人看来她的生活和处境非常优越，实际上却难以想象，只有辛酸与昏愦。

　　公主继续唱着幽怨的歌曲：羌塘草原上，野耗牛孤独地叫喊，山上有人招手，山下有人放套，杀死这头野耗牛吧，青瓦达孜得到头和角，有功者获得血和肉……

　　唱完后，公主未给赞普带任何书信，只是说听到哥哥心身安泰，自己就非常高兴了，临别前，她给使臣一个袋子，说是给王兄的礼物。使臣回来，将袋子交给藏王，松赞干布打开后，见里面有三十颗精美的松耳石和一顶女人的帽子。

　　赞普看着礼物，根据公主所唱歌词反复推敲，终于明白了：“妹妹这是告诉我，如果我们敢于攻打象雄王，就佩戴男子汉的松耳石，如果不敢进攻，则与妇女一样戴上这顶帽子。”据说，受此刺激后，藏王立即发兵攻打象雄，吐蕃军队粉碎了象雄王的政权，将象雄全境全部纳入了赞普的管辖。

　　这段描述充满诗情画意和演义色彩，实则征服象雄并非易事。根据敦煌保存的另一份吐蕃文献记载，对于征服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松赞干布相当谨慎，出兵前有过精密的筹划，吐蕃各位著名大臣均参与其事，吐蕃军队在松赞干布的亲自统帅下，费时三年，终于在公元644年打败了象雄，杀死了象雄王李弥夏。象雄王国的历史就此结束，而吐蕃的领地已扩张到了克什米尔东部一带，并为其以后争雄于中亚打下了基础。

　　象雄之役，是松赞干布在本土上发动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兼并战争。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总结这段厉史时说：“此王之时，出兵象雄，统其国政，破象雄王李弥夏之政权，收编象雄一切部众为庶民。”

　　至此，西藏本土归于一统，但吐蕃征服的铁蹄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它如果继续扩张领土，就势必与青海的吐谷浑汗国甚至中亚及蒙古高原强大的突厥汗国发生冲突。刚刚崛起的吐蕃王朝，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古老年代，松赞干布并不一定知道，就在其统一西藏的过程中，东亚及中亚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大的东突厥汗国此时已不复存在，曾经辉煌的吐谷浑汗国也正在节节败退，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那个当初在他们看来不堪一击的中原王朝——唐帝国。

　　这个帝国的君主将拥有一个新的称号：天可汗。对于这位伟大的皇帝，法国学者勒内&#8226;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如此评价：“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他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

　　他，就是前面那位忍受了“白马之盟”屈辱的李二郎，唐朝的太宗皇帝。

　　一个气势磅礴的时代正在到来。
9、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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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堪称国宝的传世名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的名字叫做《步辇图》，其作者据说是大唐初年的工程美术天才、日后大明宫的总设计师、高宗时曾任宰相的阎立本。

步辇”是帝王所乘坐的代步工具，通常称为&#34;辇&#34;，本来和车一样是有轮子的，秦以后，帝王、皇后所乘的辇车被去轮为舆，由马拉改由人抬，由是称作步辇。画中步辇上那个盘腿而坐悠然自得、把六名抬辇的娇小美女压得不堪重负的胖大壮汉，便是本画的核心人物，大唐帝国的太宗皇帝。

　　画面的左侧，穿红衣留着大胡子的唐朝典礼官身后，站着一个看上去相当瘦弱的男人，他身着紧身团花衣拱手肃立，留着相当奇特的发型，长着明显不是中原人士的面容。小时候学过中学历史课本的朋友们想必已经回忆起来了，画中这人似乎叫做“禄东赞”，身份好像是吐蕃王松赞干布派来唐朝求亲的使者，而这幅画作所记录的，就是流芳千古的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的故事。

　　（按：关于《步辇图》的真伪，以往一直没听说有什么问题，但近来似乎出现了争议，有专家研究后认为它并非阎立本所画，姑且存疑。）

　　只是，仔细研究后人们发现，这段历史可能并非并非像后人传颂的那样其乐融融，其中很可能隐藏着一些别的东西，具体却是说来话长。

　　吐蕃雄主松赞干布在统一西藏本土以后，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派遣使节，首度与大唐接触，但这个使臣应该并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禄东赞。其实，禄东赞中“禄”字，学者们认为是吐蕃官职“论”的异译，并非他的姓氏，他的藏语全名为噶尔.东赞域松，出身于吐蕃权势显赫的噶尔家族，该家族在松赞干布死后曾控制吐蕃朝政达半个世纪之久，此是后话。

　　与吞弥.桑布扎相似，噶尔.东赞域松也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最得力的大臣之一，以足智多谋而著称，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他甚至很可能救过松赞干布的性命——吐蕃权臣琼波.邦色邀请赞普去自己的领地赴宴，实则打算杀死藏王阴谋篡位，松赞干布答应了，先派东赞域松去打前站安排，这位机智的大臣到达后立即发现事情不对头，马上跑了回去向赞普汇报，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成功的弑君谋杀。

　　史载，吐蕃的这位权臣邦色也是个当断则断的狠人，发现自己的阴谋暴露后，他马上叫来儿子，命其割下自己的人头火速献给藏王请功，随即他伏剑自刎。按照邦色临终的要求，其子向松赞干布献上了父亲的头颅，赞普没有理由处置这个“大义灭亲”的家伙，只好宽恕了其家族。

　　此后，噶尔.东赞域松又在松赞干布征服象雄等战争中频繁参与谋划，出力颇多，深得藏王赏识和信任，直至担任了相当于宰相的“大论”，是吐蕃最高级的官员之一。

　　因此，位高权重的噶尔.东赞域松不太可能仅仅为吐蕃与大唐这种无关紧要的尝试性接触而专门出使，很可能这位吐蕃使臣只是名普通官员。史载，对于这个世界屋脊上刚刚崛起的陌生政权，大唐自皇帝以下的整个朝廷一头雾水全然陌生，比如《通典》和《唐会要》记载“不知有国之所由。”《旧唐书&#8226;吐蕃传》说“其种落莫知所出。”《新唐书&#8226;吐蕃传》则写道“未始与中国通。”

　　于是，好奇的太宗皇帝随即派遣使者冯德遐前往抚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吐蕃。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这次入贡在贞观八年十一月，而仅仅一个月之后，唐朝大军就开始大举进攻唐蕃之间位于现在青海的吐谷浑汗国，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唐太宗此时派冯德遐出使吐蕃，很可能不只是简单的对吐蕃遣使的回访，而是带有政治和军事目的，甚至有学者认为冯德遐入吐蕃的目的，就是在于形成唐、蕃共攻吐谷浑的军事联盟。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纯属牵强附会，因为吐蕃十一月遣使朝贡而唐军十二月即开始大举集结进攻，当时唐与吐蕃互相了解甚少，而吐蕃在这次战争表现并不积极，且大唐的实力远远超过吐谷浑，唐蕃双方在战前结成共攻吐谷浑的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不大，冯德遐出使吐蕃的主要使命应是了解对方并建立外交关系，告知唐军打击对象仅为吐谷浑，打消吐蕃对唐朝军事行动的顾虑，避免吐蕃在战争中支持吐谷浑，保证唐军征讨吐谷浑的顺利进行。

　　那么，这个吐谷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吐谷浑，中间那个字其实读“玉”音，但考虑到“阿房宫”、“确凿”等词现在的官方标准注音，这个词将来被官家勒令读做“吐古浑”的机会应该相当大。

　　这是一个被认为是慕容部鲜卑人建立的国家，据说，该国的创建者为慕容鲜卑部落首领的庶长子，名字就叫做吐谷浑，大概在公元三世纪末，他被继承父亲当上部落首领的弟弟排挤，被迫率领自己的部众由辽东开始了漫长的向西迁徙，穿越蒙古高原一直到达现在的宁夏、甘肃一带，定居于甘肃临夏附近开始繁衍生息，他的子孙们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王遂以乃祖的名字将国家命名为“吐谷浑”。

　　在中华大地上血腥而动荡的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偏安西北的吐谷浑汗国却保持着难得的稳定，并不断扩张着自己的领土。到了伏连筹可汗时期，吐谷浑疆界东边到了甘肃的迭部县（古称‘叠川’），西南与新疆的和田（古称‘于阗’）相邻，南面边界延伸到了阿尼玛卿山、昆仑山，北边到了祁连山，西北边与新疆的哈密（古称‘高昌’）相接，拥有着东西约两千公里、南北约上千公里的辽阔疆域。
9、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下）

吐谷浑汗国控制着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青海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被战争阻塞，人们便开辟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往返东西方的商贾、使节和僧侣从西宁经青海湖，过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吐谷浑汗国立国达三个半世纪，因垄断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贸易而富足天下，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自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眼红和觊觎。

　　公元609年4月，隋炀帝的大军西征吐谷浑，在覆袁川（今青海门源县西北永安河谷一带）设置了绵延900余里的包围圈，吐谷浑大败，可汗仅率两千骑南奔党项，从此客居在党项部落之中，吐谷浑亡国，其故地被纳入隋朝版图。

　　十年后，隋朝灭亡，亡命党项的吐谷浑可汗立刻率领部众返回故园，重建了吐谷浑王国。吐谷浑王国虽然得以复国，但其往昔的荣光早已不在，可汗不明智地选择与继隋而立的大唐对抗，终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就在与吐谷浑西方的吐蕃建立联系后不久，唐朝的太宗皇帝派出五路大军，大举进攻吐谷浑，主帅便是当年闪击东突厥的英雄、皇帝驾前最有能力的将军李靖。在李卫公的猛烈打击下，吐谷浑人溃不成军，可汗一路狂奔，跑到了新疆南部的且末，太子慕容顺向唐军投降。唐军在茫茫戈壁和浩瀚沙海中锲而不舍，疯狂追赶着吐谷浑可汗，可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最后在突伦碛（在今新疆且末与和田的大沙漠）神秘死亡，后世或曰自杀或曰被杀，总之吐谷浑再度亡国。

　　在此期间，吐蕃似乎也没闲着，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其后，赞普亲出北巡。在北道，既未发一兵抵御，亦未发一兵进击，迫使唐人及吐谷浑入岁输贡赋，由此，首次将吐谷浑人收归辖下。”

　　前面说过，一些学者认为唐朝和吐蕃曾订立过夹击吐谷浑的协议，因此所谓的“唐人输赋”，大约是唐朝答应吐蕃出兵所给馈赠。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吐蕃并未真正出什么力气，而是趁火打劫，利用唐、土两国在东线大战的有利时机，乘虚侵占了吐谷浑的南部地区和党项部落的领土，于是其东部边界已与唐毗邻，甚至一直延伸到松州即今天的四川松潘附近，松州以西本属党项旧疆，至此已被吐蕃侵占。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出人意料地下令让吐谷浑复国，唐军遂扶持已先期归降的吐谷浑太子慕容顺继任可汗，唐朝官方宣称是为了体现“以德怀远”的精神，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新可汗慕容顺继位仅十天，就被对唐朝心怀不满的部下杀死，大唐又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封号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意为智慧富贵的君主）。于是，在亲唐的汗国政府领导下，吐谷浑就此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属国和西面的一道屏障。

　　大概是此后新可汗的表现让大唐皇帝相当满意，一年之后的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宣布将弘化公主下嫁诺吐谷浑诺曷钵可汗。太宗皇帝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这一决定竟引来一场和吐蕃的突然战争，并进而导致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事件的发生。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唐朝使者冯德遐访问吐蕃后，松赞干布又派使者携带厚礼随冯德遐来到长安，其目的是为自己向唐朝求婚，希望能迎娶一位大唐公主。但是，对于这个自己不甚了解、且正对自己的属国吐谷浑虎视眈眈的新兴政权，大唐皇帝并没有表现出过高的兴趣，几乎没有怎么考虑就拒绝了这门婚事。

　　据说，吐蕃使者感觉很没面子，不知道回去如何向赞普交代，就在这时候，他得知了唐朝将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的消息，于是计上心来。按照《册府元龟》的记载，吐蕃使者回去后，对松赞干布说：“我刚到的时候，唐朝对我相当好，也答应了把公主嫁给您，可就在这时候，正赶上吐谷浑王入朝，他对唐蕃关系挑拨离间，唐朝因此对我的接待标准下降了好多，最后再也没提出嫁公主的事儿。”

　　深感自己受到了羞辱的松赞干布大怒，马上从吐蕃和象雄抽调大批军队，向东猛攻他认为坏其好事的吐谷浑。刚刚复国的诺曷钵无力抵抗，逃到了青海北部地区以避藏军锋芒，该国的人口牲畜遂被吐蕃大量掠夺。松赞干布并不肯罢休，率大军继续向党项和羌族部落地区推进，一路如摧枯拉朽，一直打到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西部边境。

　　此时，藏王放出了狠话，扬言如果唐朝再不答应出嫁公主，就带着军队去长安自己迎娶。这段言语在新旧唐书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旧唐书》写的是“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而《新唐书》记的则是“公主不至，我且深入”，但大概意思差不太多。

　　唐朝的松州都督韩威出兵迎战，但唐军却出人意料地吃了败仗，这场失败诱发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原来归降唐朝的当地党项人首领如阔州、诺州刺史等纷纷“并以州叛，附于吐蕃”，他们的叛变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帝国西南边境的稳定，史载“边人大扰”。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八月，已经意识到形势严峻的唐太宗做出了反应，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桃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抗击吐蕃，正式揭开了松州之战的帷幕。

　　这是唐、蕃两个亚洲强权之间的首次较量。
10、松州战与和（上）

这次吐蕃入侵的军队数量庞大，松赞干布纠集了吐蕃、象雄等西藏各部联军，据说人数达二十万之众，而太宗皇帝派往迎击的唐军只有“步骑五万”，双方众寡悬殊。而对唐军更为不利的是，即使是这区区五万唐军也并非一体，而是分别在各地集结并组成四路，由四名将军率领开往前线，每路估计也就一万余人。此种局面的形成，与唐初采用的府兵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我们后面再谈。

　　阔水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率领的一支唐军，最先抵达松州前线。关于绵延两个世纪的唐蕃战争中产生的这第一位英雄牛进达，史书中对他的记载却相当不详细，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只知道他名秀，字进达，濮阳雷泽（今属山东鄄城）人，据推测他年轻时很可能参加了瓦岗军，后随秦叔宝、程知节归降王世充，然后又跟秦、程在战场上投唐反正，从此成为秦王府的一员战将，在李二郎麾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累官至左武卫将军。

　　左武卫将军是府兵十二卫中左武卫的长官之一，位列左武卫上将军和大将军之下，官阶从三品。在唐朝，这并不是一个很低的职位，甚至可以说相当高，要知道那时候除了身兼中书令、侍中、仆射等高级官衔的少数人之外，一般宰相也不过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即享受三品官的待遇，而身为六部长官的尚书也仅是三品官。

　　按：唐朝初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共十六个卫，除了管理禁军的左右监门卫和皇帝的贴身侍卫左右千牛卫之外，其余十二个卫包括前面说的左武卫遥领天下657个折冲府，是各地府兵的领导机关。唐军平时兵农结合，除边关一部分常驻军以外，军队由折冲府统一管理户籍和军事训练，战争时再由皇帝任命指挥官称某某道行军总管（如出征时不只一个行军总管，则通常设一总指挥，称为行军大总管），凭皇帝圣旨再配合虎符、鱼符或令牌等调兵凭证，临时调集某部府兵出征。

　　十六卫最高长官为从二品的上将军，其下是正三品的大将军和从三品的将军，但一般这些高级军官们只是“遥领”某卫即享受某卫长官的待遇，并不具备真正的指挥权，战时则如前所述，由皇帝临时派行军总管为指挥官。

　　这种情景在电视剧《贞观之治》（注意，是<之治>，可不是什么<长歌>）中经常有所表现——包括当年还是秦王的李二郎等统兵将军们，在出征回来后要将调兵凭证交还中书省，嘴里还念念叨叨：“某某道行军总管某某某，交回陛下赐予的统兵权！”中书令验证无误后，再将这些调兵凭证放入木盒中专门保管好，以便下次再用。关于唐代的军制，有许多专门的文章，在此不再赘述，不过还是要再次赞一下这部电视剧，真是如历史教科书般的严谨啊。

　　唐军前线指挥官牛进达，这个在帝国统一进程中身经百战的将军飞速判断着战场形势，按照战场指挥官可以灵活决策的唐初军事传统，他果断决定不再按常规等待兄弟部队都到达后再请示总指挥侯君集下一步行动，而是要乘吐蕃不备，率本部人马趁夜发动突袭！

　　不出牛所料，唐军果然告捷，史载“进达先锋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对唐军先锋这次夜袭吐蕃军营的战果，后来的学者评价不一，或认为“大捷”，或认为“小胜”。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次夜袭是唐军在先期不利形势下对吐蕃发起的反击，就具体战役结果而言，尽管被歼千余人，但吐蕃主力并未受到损失，唐军的确谈不上大捷。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唐军只是出动了四路军队中的一路估计约一万人，竟然敢对二十余万敌人主动进行攻击，并且取得了歼敌千余人的可观战果，贞观年间唐军的战斗力之强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看到，如果没有这场夜袭或夜袭失败，唐军士气势必进一步低迷，在兵力处于劣势（五万对二十万）的情况下将进一步陷入不利境地。故从整体战略态势来看，这场夜袭虽不足以决定战争全局的胜负，却扭转了唐军一再被动的不利形势，改善了唐军的处境,增加了大唐对吐蕃和谈的筹码，使唐、蕃双方以较为平等的地位对话，因而它对后面的和平达成具有重大意义。
10、松州战与和（下）

不久之后，主帅侯君集以及执失思力等将领率领的增援队伍陆续到达前线，唐军士气大振，而吐蕃军队则压力陡增。

　　西藏各部联军围攻松州城十余日不能下，又被唐军夜袭所败，兵锋已钝，士气已泄。同时新兴的吐蕃王朝的内部并不稳定和巩固，让松赞干布时时刻刻不敢安睡，比如被杀的象雄王李弥秀的旧部在王子李聂秀的领导下继续与吐蕃为敌，他们甚至一直坚持到唐蕃这场冲突五年之后的贞观十八年（644年），才被吐蕃最后平定。另外，西藏联军对唐作战不利，这些来自青藏高原的武士们在唐朝边境的松州无法建立巩固的后勤基地，这导致他们此前掠夺来的作为战利品的物资大量消耗，而又难以从唐地掠夺物资进行补充。

　　这些都大大削弱了西藏联军的凝聚力，进而影响到联军的战斗力，加剧了内部分歧。其实，即使从吐蕃刚刚攻入唐朝边界起，就不断有将领主张见好就收，反对只为了面子继续打下去，要求撤军回国，《新唐书》中甚至记载了吐蕃大臣们以极其惨烈的“尸谏”方式向松赞干布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不满，且大臣们前仆后继，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在这种情况下，吐蕃的军心很可能已经开始动摇。

　　但令人奇怪的是，实力大增且士气振奋的唐军并没有乘胜进攻，反而安心地驻扎下来，似乎只想凭借坚城足粮把孤军深入的对方熬败，这大大违背了唐朝初年的军事传统。要知道，自身先士卒勇猛无畏的大唐皇帝李二郎以下，唐初的将军们心中从来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在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的敌人面前也毫无畏惧，常常主动对优势敌人发动猛烈攻击，就在十年前，皇帝最优秀的将领李靖仅仅带领几千轻骑和裹着随身粮草，就敢在正月的寒风中深入不毛之地，寻找到控弦数十万的东突厥王庭，随即突然出现并彻底摧毁之，从而解决了困扰大唐多年的东突厥问题，此前牛进达的初战告捷无疑也是这种优秀传统的延续。

　　松州前线几路唐军的总指挥是被任命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的吏部尚书侯君集，他在后世的演义中被描绘为一个獐头鼠目、妙手空空的梁上君子，而在史书中，尽管没有关于侯君集具体长相的记载，但说他一向以勇武自称，这样看来他的外形大概更偏向于肌肉男，似乎不会是个时迁般相貌的人物。实际上，侯君集是皇帝李二郎当年做秦王时候的老部下，不仅战功累累，而且在那场决定许多人命运和唐王朝走向的玄武门之变中积极出谋划策，发挥了十分关键作用，是皇帝的绝对亲信。

　　另外，侯君集还是前面反复提及的那位大唐最优秀的指挥官、日后被神话为半人半仙的李靖的弟子，太宗皇帝曾亲自安排他跟随李靖学习兵法，但这对师徒的关系似乎并不和睦，侯同学向皇帝抱怨说李老师像猫教老虎一样留了一手，并不把最好的能耐传授自己，李老师则向皇帝反驳说，自己早看出这个学生不是个东西，因为以侯所承担的职责而言，自己教给他的本事已经足够了，而他贪得无厌竟然想“求尽臣术”，这家伙如果不是想谋反又是想干吗？后来的事实证明，还是李老师的眼光狠辣，侯同学果然在贞观末年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最后被太宗挥泪诛杀。

　　所谓名师出高徒，尽管没学到老师所有的本领，侯同学的军事理论修为起码也不会太差，身经百战又学得了自己老师亲口对皇帝承诺“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的兵法，可谓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了，他完全有能力对战场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但在初战告捷士气高昂的情况下，数万唐军却躲在松州坚固的城墙后面踟躇不前，从统帅到士兵，其表现确实耐人寻味，似乎他们在刻意保存着实力，这又是为什么呢？是想等敌人挺不住撤军时再一举歼灭之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也算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侯将军的兵法课成绩也算得到了检验。

　　于是，唐蕃双方莫名其妙地进入了对峙阶段，都没有再出战。但是，相对于本土作战的敌人，战场胶着形势对远离西藏的吐蕃军队带来的压力无疑更大，在这种不利情况下，随着粮草不继人心浮动，藏王松赞干布终于先熬不住了，不得不主动提出和谈，唐书载“弄赞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

　　639年秋天，唐蕃终于达成和议，吐蕃如释重负地撤军了。出人意料地是，松赞干布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唐军没有趁机开门追击，反而迅速地从松州神秘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就在这年底，一支数万人的唐军突然出现在西域，如狼似虎地扑向投靠西突厥与大唐作对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唐军统帅的名字我们相当熟悉，侯君集。而在其麾下的，仍然是执失思力和牛进达等一干人马。

　　一切疑问都有了答案。原来，这支军队本来就是准备用来征伐高昌的，但由于西南边疆的突发事件，不得不紧急抽调到松州填坑，而这支生力军的力量必须尽可能地保存，这就不能和吐蕃过分纠缠——贞观时期，唐军尽管强悍无比，但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让志在四方的太宗皇帝时常捉襟见肘，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11、禄东赞来了（上）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吐蕃使臣又一次来到唐帝国的首都长安，献上黄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再次为藏王松赞干布求婚。人们认为，这次吐蕃派来的使臣，应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吐蕃重臣禄东赞或称噶尔.东赞域松，而相传为阎立本所作的传世名画《步辇图》，记录的就是太宗皇帝接见禄东赞的情景。

　　当时的禄东赞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之下的头号人物，担任着相当于宰相的“大论”，并在此前吐蕃进攻象雄的战争中出谋划策，起到了关键作用。史载，就在征服象雄胜利后，藏王松赞干布兴奋异常，在庆功宴会上他自充麦霸，引吭高歌：

　　“啊！若问王者是何名？

　　乃是赤松赞。

　　若问臣者是何名？

　　乃是东赞域松。

　　……

　　我等君与臣，

　　君不抛弃臣，

　　君若抛弃臣，

　　则宜守天边；

　　臣若背弃君，

　　则当受惩处！”

　　这段歌词被记录下来，并一直存存至今，留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因此，吐蕃王派地位如此重要的禄东赞朝见太宗，对婚事不可谓不重视。

　　与上一回不同，此次太宗皇帝已经了解了这个青藏高原新兴政权的强大实力，也从吐蕃派遣第二号人物亲自来朝中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遂欣然允婚。于是，一个即将远嫁西藏的大唐宗室少女就这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让人遗憾的是，她的名字、生年均不详，亲生父母亦不知为何人，人们多怀疑她是太宗族弟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而在后来汉藏两族的史书上，则称呼她为文成公主。（关于文成公主的名字，正史确无记载，至于后世所传闻的‘李雪雁’等等，大家听听也就算了。）

　　在西藏民间故事中，对于松赞干布派遣禄东赞求婚的这次事件，做了许多绘声绘色的描写，即使在后世喇嘛们撰写的西藏正规史书中，关于文成公主进藏过程的记载，其艺术性和文学性都远远超过了史书应有的范畴，可谓雷声一片。

　　比如，藏族史书上说，唐太宗于禄东赞抵长安求婚时，多方刁难，歧视尤深，但禄东赞均一一化解，至于唐太宗如何五难吐蕃使的故事，早已在西藏民间广为流传，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搜索，应该相当容易找到，本文就不再多说这些肯定是八卦而非史实的东东了。

　　另外，据说禄东赞还给唐朝皇帝带来了藏王松赞干布几封充满威胁性的书信，每当他解答了唐朝皇帝的一个刁难，就让皇帝打开一封，里面不但准确预见了皇帝出的难题，而且每封信的结尾处都扬言“要是这样做了你还不许嫁公主，我就要派遣神变大军前来，杀死你，劫回公主，摧毁你所有的城市！”真是让人怕怕……

　　藏史继续写道，后来，在吐蕃使者解决了所有难题后，唐太宗不得不按约定同意出嫁公主，但为防止禄东赞再使损招，确保公主安全抵蕃完婚，皇帝让公主的队伍先行出发，扣留禄东赞为人质达三四个月之久。但狡猾的禄东赞在遭扣留期间，却继续大冒坏水愚弄唐朝皇帝，讹其将一切续绸焚烧，屠杀猪羊，焚毁一切山林，煎炒种子播于田中，致全无谷实，使汉地福运为之衰减，并趁间逃亡，在公主一行人出发五个月后，追上了她们，然后一起返抵吐蕃。

　　尤其天雷滚滚的是，按照藏史的记录，西藏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禄东赞在护送文成公主的漫长旅途中寂寞难耐，遂设法引诱了文成公主，两人一路干柴烈火，甚至还生了一个女儿……

　　但从汉文史书的记载来看，禄东赞这次出使，得到的待遇其实并不坏，甚至可以说远远优于一般外交使者，我们还是看看那幅《步辇图》空白处的题跋吧：“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迎，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少小夫妻，虽至尊殊恩，奴不愿弃旧妇。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取。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这些内容在其他汉文史书中也反复提及，应该不会是伪造的记载。

　　这样看来，太宗皇帝对禄东赞其实相当赏识，且对这位吐蕃重臣极尽拉拢之能事，赏赐他右卫大将军的待遇（这个官阶为正三品，比松州前线建立奇功的牛进达还要高一级），甚至强行把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嫁给他以示恩宠。如果按照藏史所述，那么太宗对禄东赞刻意推恩在前，又扣留为人质在后，这样肯定导致前功尽弃，就完全不合逻辑。同样，唐蕃双方经过战争洗礼，才达成和亲协议，太宗又为何要多方刁难他所赏识的禄东赞，又何苦去得罪一个极具关键性的重要人物，笼络推恩仍嫌不及，还反其道而行，可能吗？

　　因此学者们认为，“这纯为藏中僧侣，于苦读佛经、辩经之余，揽史自娱，所作之无聊趣谈，纯戏谑之语，此正合藏人好开玩笑的本性。也可能是误会禄东赞所娶的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为文成公主，因藏人翻译汉文史料，常会有误解文意而错译者，因而指鹿为马。”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多是古代喇嘛们吃饱了没事干，念经之余穷极无聊时的YY之作，与现在的那些穿越雷品大概差不多。

　　人们认为，倒是西藏史籍所记载禄东赞愚弄唐太宗，反映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是以吐蕃二等角色（因禄东赞之上，还有一位松赞干布)，玩弄汉地一等角色于股掌之间，充分流露出藏族人的幽默感与优越感。要知道，这些书中的许多内容产生于或改编于元朝，也就是那个藏族人被划为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而多数汉族人则是地位宛如首陀罗般低下的“汉人”或“南人”的时代，上面那些天雷滚滚的描写其实也不算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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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宰相禄东赞的形象，取自《步辇图》

吐蕃兴亡史话-3.jpg

同样取自《步辇图》

11、禄东赞来了，留下雷声一片（下）

现在的人们已经知道，历史上中原王朝派去和亲的那些所谓的公主们，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冒牌货，没几个真是皇帝的女儿。中原王朝的那些皇帝们，厚道一些的如我们的唐太宗，起码嫁出去的还是与自己有一点儿血缘关系的本家侄女，前面提到的那位和亲吐谷浑的弘化公主就是所谓的“宗室女”；而无赖一些的如西汉的元帝，把个小宫女包装一下就号称公主嫁了出去，待临别才发现这个叫王昭君丫头原来天资国色，于是又想耍赖自己留下，最终因顾及国家脸面不得不放手，皇帝只好把那个当初把美女形象PS过头，从而导致自己无法准确识别的画师杀了解气。（喜欢摄影的朋友们，牢记血的教训啊:-P）

　　尽管后世的藏文史书众口一词，说她就是唐朝皇帝的亲生女儿，但从汉文史书来看，我们的文成其实就是这样一位如假不换的公主。西藏佛教史家处于宗教目的，将文成公主描绘成绿度母菩萨的化身，他们宣传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是为了得到释迎牟尼像和弘扬佛教，从而将唐蕃间充满政治色彩的联姻关系，叙述得面目全非。

　　我们可以认为，松赞干布之所以连续向唐求婚，是因为他娶得大唐的公主，无疑对提高自己的声望和正在进行的统一青藏高原的事业是有利的；而中原王朝自汉朝起，就有同周边民族尤其是与北方民族间和亲联姻的习惯，动机虽各有不同，但都起着笼络人心的作用，是历代中原王朝羁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奉太宗皇帝之命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与藏王完婚的，是大唐宗室将领的杰出代表、曾在帝国统一和反击突厥的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的江夏王李道宗，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当年就是被李卫公麾下的这位王爷擒获的。这位李道宗，按照后代许多历史学家的猜测，很可能就是文成公主的亲生父亲，如果这种猜测属实，那么太宗皇帝的这一安排，让后人在波谲云诡的政治中确实感受到了一丝温暖的人情味儿，尽管皇帝可以做的更好一些，比如真的让自己真正的亲生女儿远嫁，而不是派别人的亲生女儿顶缸。

　　我们可以想象，在公主这位杀气腾腾的将军父亲的严密监护下，陪同公主回藏的禄东赞如果想在途中与她私通且生儿育女，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不用说这段旅程他们花费的时间也不过半年，尚来不及有留下一男半女足够孕期，因此可以认为，藏史上的那些八卦桃色记载完全不靠谱。

　　关于这支送亲队伍所走的路线，至今仍有争议，从而引起后来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的无数口水。按照“度娘”（BAIDU）上的介绍，唐蕃古道“从陕西西安市出发，过咸阳，沿丝绸之路东段西行，越陇山，经甘肃天水、陇西、临洮至临夏，在炳灵寺或大河家渡黄河，进入青海民和官亭，经古鄯、乐都、西宁、湟源，登日月山，涉倒淌河，到恰卜恰（公主佛堂），然后经切吉草原、大河坝、温泉，花石峡、黄河沿，绕扎陵湖、鄂陵湖，翻巴颜喀拉山，过玉树清水河，西渡通天河，到结古巴塘，溯子曲河上至杂多，沿入藏大道，过当曲，越唐古拉山口、至西藏聂荣、那曲，最后到达拉萨”。

　　但在各地藏族人民的传说中，文成公主的足迹却似乎遍布于所有的藏区，比如四川甘孜州新都桥到八美之间的塔公草原，尽管那时即使在藏族人看来都属于尚未开化的遥远的嘉绒地区，大唐送亲的队伍由西安翻越秦岭到四川盆地再向西到这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当地人就是宣称说文成公主当年曾到过塔公，当地的名刹塔公寺内至今还供奉有据说是公主留下的佛像。

　　不管路线具体细节如何，从西安到拉萨，文成公主走过的这道路反正被后人赋予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唐蕃古道，从而流传千古。经过约半年的跋涉，送亲队伍终于在河源地区（一般认为在今天黄河上游的札陵湖，也有人说位置较札陵湖稍南，在通天河谷的白利湖）与吐蕃赞普率领的迎亲队伍会合。史载，松赞干布与李道宗相见，执子婿之礼甚是恭敬。我们不知道，藏王恭敬的是泱泱大唐，还是未婚妻的亲生父亲，亦或两者兼有？

　　关于这次影响深远的和亲，后人感叹道，1300余年前的一桩政治婚姻，使一位养尊处优的公主嫁往万里之外的陌生之地，却也令中原文化得以进入西藏。文成公主的故事，是一页大唐与吐蕃的文化交流史，同时也是一个命运坎坷女子的婚姻悲剧……

　　人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留着下次再讲吧。
12、国王与公主（上）

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就在松赞干布再次派往大唐求亲的使者禄东赞正赶赴长安时，唐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率领着薛万均、执失思力和牛进达等一干猛将，已经风卷残云般攻破了西域高昌国的都城，太宗遂以高昌之地设西州，随后又设安西都护府。此役，这些唐朝将军们所指挥的那支虎狼之师，根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很可能是一年前曾在松州前线与吐蕃作战的同一批军队。

　　就在唐军破城的前一个月，高昌国的老国王麴文泰死了——他是在绝望之中被郁闷堵死的，因为他此前根本不相信唐军能够远征数千里前穿越大沙漠来讨伐自己，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自己所依仗的西突厥驻军竟然还没与唐军接战便逃得无影无踪。于是，当知道唐军已经兵临城下时，老王“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

　　其实，综合各种史料，尤其做为一个国王来看，这位可怜的麴文泰绝非桀纣那样的亡国暴君，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宅心相当仁厚的人，高昌百姓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得也相当滋润。这个国家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吐鲁番盆地，它由于交通商贸而富甲一方，但同时也因怀璧其罪而引起身边两个强大的邻居——东方大唐和西方突厥的觊觎和争夺。对了，尽管身为西域的国王，但高昌的麴氏王族却是不折不扣的汉人，其祖籍在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祖先据说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尚书令鞠谭。

　　不知道在麴文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脑海中是否会闪过当年那个年轻僧人的身影，如果他知道，他的这位结拜兄弟后来将会把他们两个人的故事讲述给徒弟们听，而徒弟们又把这些谈话记录下来，整理成书流传后世，从而使后人除了《旧唐书》所记麴文泰“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之余，还能了解到关于他另外一面的故事，也许这位老人还能走得稍稍安详一些。

　　十年前的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正当盛年的麴文泰国王隆重接待了一位身处困境、衣衫褴褛的年轻行脚僧，僧人此时正在被大唐通缉，因为他竟敢违背太宗皇帝的旨意偷渡国境，试图前往印度学习在汉地已歧义百出的原始佛教经典。交谈之后，国王对僧人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决定用荣华富贵挽留他在高昌国内长久传教，而不要再踏上生死两茫茫的西行求法之旅。

　　在多次劝说失败后，国王干脆将僧人软禁起来，希望时间能让后者回心转意。年轻的僧人于是开始绝食，在他绝食的第四天，国王得知了被囚禁者生命垂危的消息，终于明白了对方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表达自己绝不回头的意志，无法不被感动的国王跪在僧人面前指日发誓，号啕大哭，答应“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

　　僧人终于开始重新进食，同时他也答应国王，留在高昌讲经一个月后再出发。
　　高昌王决心牢牢把握与年轻僧人之间这最后一段相处时间。于是，每当僧人讲经时，麴文泰都亲自手持香炉前来导引，而僧人上座时，麴文泰就跪下用自己的身体当台阶，天天如此。不仅如此，国王还与僧人结拜为异姓兄弟，这位僧人后世所谓的“御弟”称号，大概就源自于此。

　　在新结拜的弟弟离开时，麴文泰不仅为他配备了一支随从队伍，还为他准备了足可供二十年使用的物资，包括法衣三十套、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以及棉衣、手套、靴、袜和大量绫绢。此外，为了避免僧人路上遇到麻烦，高昌王还提前写好了二十四封书信，每封信附一匹大绫作为信物，送给沿途的二十四个小国，请他们照顾自己的这位弟弟。

　　尤其重要的是，麴文泰还专门准备了和珍贵的礼物，收信者是当时中亚的统治者，西突厥强大的统叶护可汗，信中请求说：“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当时，中亚草原一直到北印度的广大区域，都向统叶护可汗座下的突厥铁蹄臣服。从结果来看，麴文泰如愿以偿，统叶护可汗对他的恭顺态度和礼品厚度都相当满意，遂同意在自己的辽阔辖区内保障僧人一行的安全。

　　此情此景，即使那位已修炼得心如止水的年轻高僧，也深深受到感动，这在他写给自己这位国王哥哥的信中可见一斑：“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而哥哥的回信则让弟弟又一次如沐春风：“法师既许为兄弟，则国家所畜，共师同有，何因谢也。”正所谓，We borthers who are who!

　　就这样，在麴文泰国王的周到安排下，他的和尚弟弟一路顺利地进入北印度，也许在他探求佛法的过程中，心中还一直牢记着当年告别时对高昌王的承诺：取经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再到高昌，看看结拜兄长。

　　想必人们已经猜到了，这位远足的僧人就是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人们的印象中，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天竺就是印度，但其实古印度的范畴其实远远不止现在印度的疆域，不用说别的，佛教创始人释迎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园就在今尼泊尔境内。

　　据他的弟子们记载，玄奘在天竺期间，曾多次到与佛陀生活与弘法相关的各处圣地去参拜，而后人考证它们位于现在的印度、尼泊尔等好几个国家，比如在公元635年，他去参观了佛祖诞生之地蓝毗尼（现在尼泊尔南部兰毗尼专区的鲁潘德希县内），以及佛祖故乡迦毗罗卫（具体地点目前仍无法确定，但距蓝毗尼不太远，应该也在现在尼泊尔境内）和佛祖圆寂之地拘尸那迦（现在印度北方邦哥达拉克浦县内）。

　　一些学者认为，玄奘时代的尼泊尔或其古称泥婆罗，很可能已经属于吐蕃王朝的管辖范围，它是吐蕃的属国之一。
12、国王与公主（下）

当时的人们称呼这片地域为“泥婆罗”。泥婆罗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南侧，由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作为屏障，气候与寒冷严酷的吐蕃迥然不同。同时，泥婆罗深受古印度文明的熏陶，婆罗门教、佛教等古印度宗教均在其境内得到广泛传播。

　　按照藏文史书记载，与文成公主齐名，藏王松赞干布的另一位王妃尺尊公主，就是来自泥婆罗。

　　现代藏族历史学者才让先生对尺尊公主时候的泥婆罗，做了相当诗意的描写：当松赞干布的军马驰骋于西藏高原时，泥婆罗仍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度。历史上高原居民从喜马拉雅山口迁徙泥婆罗，或者将羊群赶入泥婆罗出售外，从没带来不安和震动，而现在松赞干布的吐蕃铁骑，正跃跃欲试，敲响战鼓，要踏破几千年来喜马拉雅山地的宁静……

　　据《新编尼泊尔史》（[尼] 阿里亚尔顿格亚尔著）记载，当时泥婆罗的统治者为希瓦&#8226;德瓦一世，他约于公元588年即位，但这个国王似乎不善理政，国家的政务主要由宰相阿姆苏&#8226;瓦尔玛执掌，约于公元606年左右，希瓦&#8226;德瓦一世甚至连名义上的国王称号也放弃了，在他死后，宰相阿姆苏&#8226;瓦尔玛自立为王。阿姆苏&#8226;瓦尔玛的女儿名布里库提，后来的藏族学者认为，她就是藏文史籍中所载的赤尊公主。

　　这样看来，这位尺尊公主似乎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泥婆罗王室血统，她甚至连文成公主那样的“宗室女”都不是。

　　与文成公主类似，藏文史书中同样认为尺尊公主是白度母菩萨的化身，并对吐蕃迎娶尺尊的过程作了类似戏剧性的记述，甚至连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同一个人：那个藏族传说中狡猾无比、满肚子坏水的吐蕃重臣禄东赞。

　　按照藏文史书的记载，藏王松赞干布派遣他的智囊禄东赞或称噶尔&#8226;东赞域松，携带礼物和随从一百余骑前往泥婆罗求婚，并给泥婆罗国王献上五枚金币和嵌有宝石的琉璃宝盔。

　　元末的西藏萨迦派僧侣索南坚赞在《西藏王统世系明鉴》（又名<西藏王统记>）里写道，起初，泥婆罗国王非常傲慢，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个茫茫雪山中的王国联姻，先后向禄东赞提出吐蕃有无十善法、有无寺院、有无五种妙欲受用的三个问题。禄东赞很从容地献上具有先见之明的松赞干布写好的三封信函，信中早已事先分别回答了泥婆罗国王的三个质问，而每封信后都有内容相同的恐吓言词：“要是这样做了你还不许嫁公主，我就要派遣化身军旅五万人前来，杀死你，劫回公主，摧毁你所有的城市。”

　　这样的情节是不是相当熟悉？神圣的Ctrl+C和Ctrl+V啊，您无往不胜的伟大风采，怎不让古往今来的写手们顶礼膜拜……

　　藏文史书继续写道，至此泥婆罗国王才惶恐不安，答应把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而五世达赖喇嘛著的《西藏王臣记》中则更进一步，说藏王松赞干布派出“神变大军”突然出现在泥婆罗王宫前，扬言如果吐蕃的要求得不到应允，这里就会变成吐蕃赞普的皇宫。

　　后世的西藏学者们推测，松赞干布的军队很可能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使泥婆罗王切实感受到吐蕃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威胁，因而不得不同意让公主远嫁西藏高原，以此来取得与吐蕃间的和平。所以，从泥婆罗方面讲，和亲带有策略性及某种程度上对吐蕃的屈服。

　　赤尊公主进藏的年代没有准确的记载，泥婆罗史载赤尊公主的父亲阿姆苏&#8226;瓦尔玛——如果确实是其父的话——死于公元621年，故赤尊公主入蕃似在公元621年之前，因为阿姆苏&#8226;瓦尔玛死后，王位又回到原来泥婆罗王室的手中，尺尊将不再拥有公主头衔，藏王也不太可能放弃真正的王室公主而迎娶这样一个失势家族的姑娘。

　　当然，这个年代并不确切，只是大致的推断，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尺尊公主身份的假设基础之上，而现代的许多学者甚至根本否认尺尊公主这个人物的存在。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现代中国的汉族学者大多热情洋溢地与藏族同行一起赞颂尺尊公主将佛教传入西藏的功绩，对她抱怀疑态度的，反而是常被中国人认为心怀叵测的那些西方学者，因为同时期的各种史料中，包括中原史书以及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都没有提到这位泥婆罗公主的存在。事实上，有些日本学者甚至认为，所谓的尺尊公主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后世的西藏喇嘛们出于宗教需要编造出来并被记录在他们创作的藏文史书中的。

　　姑且存疑吧，总之如果真存在这位尺尊的话，那么通过和亲，吐蕃与泥婆罗相互间的关系确实得到了加强，而吐蕃王朝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也愈来愈大，这在此后吐蕃对泥婆罗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可见一斑。

　　赤尊公主的父亲死后，由老国王德瓦一世的长子德瓦二世继承，但他被弟弟废黝，后者随之登上了王位。德瓦二世之子纳伦德拉德瓦逃至吐蕃请求援助，公元641年，也就是文成公主进入吐蕃的那一年，吐蕃军队护送纳伦德拉德瓦王子进人泥婆罗，并杀死了王子篡位的叔父，纳伦德拉德瓦遂在吐蕃军团的扶持下顺利登基。

　　与扑朔迷离的尺尊公主不同，关于吐蕃护送泥婆罗王子复辟的这段历史，在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和《旧唐书&#8226;泥婆罗传》中都有相关记载，因此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人们认为，自赤尊公主出嫁吐蕃起，泥婆罗开始臣服于吐蕃王朝，成为吐蕃的藩属，据信到了后来，吐蕃的赞普甚至还常往泥婆罗。而考古学也为双方关系的确认提供了一些佐证，据尼泊尔保存的一块古代石碑记载：“由于要向吐蕃纳税的原因，所以每年由五名官员负责率领携带着贡物的苦力，到吐蕃进贡。”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随着和亲和用兵的恩威并施，对吐蕃来说，喜马拉雅山脉这个西藏与北印度之间的天然界线，业已形同虚设。
13、殷勤的女婿（上）

续前，公元641年，也就是文成公主进入吐蕃的那一年，吐蕃军队护送前国王之子纳伦德拉德瓦进人泥婆罗，杀死了王子篡位的叔父，纳伦德拉德瓦遂在吐蕃军团的扶持下顺利登基。随着泥婆罗国的归附，喜马拉雅山这个天然界限形同虚设，北印度的门户已经向吐蕃敞开。

　　然而，从那以后一直到公元647年，整整六年时间，吐蕃在南亚方向却没有任何大的动作，似乎泥婆罗附庸的局面已令其满足，而对富庶的北印度得陇望蜀，看上去并不在吐蕃的计划之内，这显然不符合松赞干布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北印度，正处在一位与松赞干布同样强大的君王的统治之下，使得松赞干布无机可趁。在玄奘法师留下的不朽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这位国王被称为“尸罗阿迭多”，汉译名为“戒日”王，佛教史家甚至认为，他是继首倡佛教的阿育王之后古印度最伟大的君主。

　　戒日王是以德里为中心的坦尼沙王王国国王波罗.瓦尔那之子，属笈多王族的旁系后裔，因此也有人将戒日王朝视为笈多王朝的延续。通过三十余年的征伐，戒日王扫灭六合，用武力将印度各邦国收归治下，建立了一个以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季）为国都，疆域包括包括恒河流域、旁遮普和拉其普特的大部分地区、直到西印度卡提阿瓦尔半岛一带的大帝国，统一了除古吉拉特和西旁遮普之外的北印度，戒日王朝也成为继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之后又一个基本统一北印度的政权。

　　除了是自己疆域内说一不二的共主，戒日王对其周边地区也拥有强大影响力，前面提到过泥婆罗王子纳伦德拉德瓦那个篡位自立的叔父，一些尼泊尔历史学家认为支持他的幕后黑手就是戒日王，而那位叔父篡位成功后也不过是个傀儡，实权其实掌握在一位来自印度笈多王族的宰相手中，直到该人最后被吐蕃军队铲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泥婆罗的王位之争其实就是松赞干布和戒日王之间的附庸代理人之争，尽管最后松赞干布占到了一些便宜，但这种外围的小小失利对戒日王无关痛痒。

　　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玄奘法师对这位国王的评价相当高。关于戒日王治下的印度，玄奘赞颂道“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而戒日王对这位来自中国的高僧似乎也相当感兴趣，为了迎请他，戒日王甚至不惜威胁要与东印度的鸠摩罗王发生战争，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迎请玄奘，很可能只是戒日王对觊觎已久的印度东部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在鸠摩罗王表示屈服并送来中国法师后，戒日王心满意足地收兵了。公元642年，戒日王在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法会，邀请印度诸王和各派僧侣参加，就在这次大会上，玄奘舌辩群僧，据说在场的佛僧及外道五千多人无一人能予诘难，中国法师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有十八名印度小邦的国王在会后拜其为师。

　　会后，玄奘法师功成身退，他要返回已阔别十多年的故国。戒日王挽留不成，于是再度召集印度诸王，召开了长达七十五天的无遮布施大会，为法师隆重饯行。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玄奘正式辞别戒日王东归。

　　按照当初的约定，玄奘回程无疑应该取道高昌，探望一下自己那位已分别十五年的结拜兄长麴文泰，但此时的法师并不知道，就在他印度学法期间，他所走过的那个西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曾帮助过他的许多故人，包括他的结拜兄长和西突厥强大的统叶护可汗，早已归于尘土。

　　统叶护可汗统治时的西突厥，被认为是其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雄据中亚的同时还觊觎着西亚，屡次攻击波斯的萨珊王朝，拜占庭史料记载，拜占庭的希拉克略皇帝就是在统叶护可汗的突厥军支持下，取得了对波斯的决定性胜利，据说这两个皇帝还曾于现在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城下会盟。但是，与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松赞类似，连年的穷兵黩武使得可汗的属下们怨声载道，不满渐渐在他们的心中萌发。

　　公元628年，玄奘带着义兄高昌王的礼物和书信，拜见了统叶护可汗并取得了其承诺的安全保障。这次会面可谓非常及时，因为就在玄奘安全离开可汗领地进入北印度后不久，可汗就被其叔父莫贺咄谋杀，西突厥从此大乱，如果玄奘晚到一步的话，他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就很值得怀疑，起码他后面的行程不会像当初那么顺利。

　　唐朝迅速填补了西突厥留下的西域权力真空，尤其是对吐蕃和亲以后，唐朝再无后顾之优，得以全力西向拓宇，规复两汉西域旧疆。继贞观十四年（640年）占据高昌始建安西都护府后，唐军又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击败统叶护可汗死后已分崩离析日薄西山的西突厥，一直进军到龟兹国（新疆库车县一带），把大唐的版图向西推进至葱岭，而这支西进唐军的统帅，竟然是归顺唐朝的东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

　　在唐军挺进西域期间，大唐皇帝的藏族女婿松赞干布曾给予老丈人大力协助，甚至直接派兵参预了攻克龟兹之役——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唐朝颁布的诏书中，起草者以骈四俪六般优美的对偶句，对此事做了明确记载：

　　“又发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沸涌动沙场之地，呼吸振广漠之风。道自金微，会于葱岭。又遣吐蕃君长，逾玄菟而北临，步摇酋渠，绝昌海而西鹜，齐飞白羽，周设天罗。”

　　按，文中之“玄菟”，学者们认为指的就是昆仑山，吐蕃大军应征越此天险北上，之后唐将阿史那社尔率领唐蕃铁骑取北道仰攻于前，从而迅速占领了龟兹。

　　自文成公主进藏之后，唐蕃双方交往频繁，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自贞观十六年（642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松赞干布派遣的蕃贡使连岁皆至，而且贡礼丰厚，“甲于诸藩”，女婿的这种恭顺态度，显然让任何挑剔的老丈人都会相当满意。
13、殷勤的女婿（下）

也就在这期间，唐朝与当时还叫中天竺的北印度戒日王朝建立了外交联系，史载双方的外交使团来往频繁。据说，在双方关系建立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由北印度东归的玄奘法师，而其源头竟然与一首音乐有关。

　　根据玄奘弟子们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戒日王曾问玄奘，我听说您的国家有首曲子，叫什么《秦王破阵乐》，不知道这个秦王是啥人，他有啥能耐，竟然能搞这么拉风的个人崇拜？玄奘赶忙以其辩尽印度无敌手的吐莲之口，把曾经的秦王李二郎也就是现在的太宗皇帝的丰功伟绩，大大地bula-bula-bula-bula一番。

　　据说戒日王当时就给震了，马上一抒胸臆，表达了对大唐皇帝的无比仰慕之情：“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为物主也！”他随即决定遣使，去大唐围观自己的这位偶像。每读至此，笔者总不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遥想大唐皇室当年亦读至此时，其跨下骏马的臀部恐怕已经隐隐见红了……

　　这首《秦王破阵乐》现在早已失传，据说它最早是一首歌颂唐军在秦王率领下攻城拔阵的军歌，类似于《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之类。李二郎登基后，亲自主持绘制了《破阵乐舞图》，又让文臣填写歌词，重新排演成《秦王破阵乐舞》，遂把激扬慷慨的军旅战歌，改编成声势浩大的宫廷乐舞，可称唐朝的《东方红》。

　　不管怎么说，总之按照玄奘弟子们的记载，音乐票友戒日王与伟大领袖唐太宗之间，通过一首拉风的乐曲产生了充分共鸣。此后，在遥远的唐王朝与戒日王朝间，来来往往的外交使节便如过江之鲫一样络绎不绝，我们前面曾提到的那位羡慕泥婆罗富丽宫殿的王玄策大人就是其中之一，光他就曾三次出使印度（也有人认为次数可能更多）。

　　要知道，当年从唐朝去北印度，要么走当年玄奘的那条路线，即向西到中亚然后折向南方进入印度次大陆，要么经吐蕃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过去，总之无论那条都相当艰辛。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皇帝如此频繁来往，并非只为了交流音乐创作的心得、促进双方并非睦邻的友好关系，更可能还是为了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那个横亘在中亚大草原的西突厥汗国——西突厥对戒日王朝始终是个相当大的威胁，一千来年后，自称成吉思汗后裔的莫卧儿人正是由中亚蜂拥而入，建立了又一个统一北印度的庞大帝国。

　　人们有理由相信，王玄策等唐朝外交官更可能是经吐蕃前往印度的，而根据玄奘以后的唐朝人统计，从陆路去印度求法的唐朝二十三名和尚中，有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取道吐蕃过去的，唐蕃和亲之后，一条沟通中印之间的新道路已经畅通。

　　与此同时，尽管已使泥婆罗成为附庸，但觊觎北印度的吐蕃王松赞干布却只能继续等待，边看着老丈人与自己身边的戒日王眉来眼去，边不断献上各种礼物并陪上殷勤的笑脸让老丈人满意。

　　公元647年，一个衣衫褴褛狼狈不堪的唐朝官员突然来到吐蕃西南部与泥婆罗的边境，随后他派人向吐蕃王献上一封书信，信中带来了令松赞干布兴奋不已的消息，戒日王已经驾崩，北印度国内大乱，吐蕃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同时，这名唐朝官员又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从维护赞普自己老岳父的脸面出发，他请吐蕃火速发兵进攻泥婆罗。

　　关于这件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借用天涯名熊维尼.沙梨的熊语描述，大约是酱紫滴：

　　“海内魁首花旗国向慕，遣使鸡心哥叩访。鸡哥始抵，不料太祖无故驾崩，九鼎未定四方逐鹿，太子、圣姑、花帅、沧海，混战不可开交，无人有鸟鸡哥之意。

　　“遂闭门拒纳，贡品并为乱军所掠，花旗护兵死伤殆尽。鸡哥大怒，然计无所出，彷徨不定。

　　“忽忆之侧尚有赫秃，素与己主公眉来眼去，鸡哥思之大喜，挺身亲至螺丝，檄招四海贼军，号为靖难。闻诏，赫秃发精兵数千，诸斯坦亦助兵数万，并粮草辎重，以付鸡哥。

　　“鸡哥小丑，顽冥不化，竟与副使分将贼军，反攻。王师连战败绩，大溃，流血飘杵，伏尸X万。贼军斩首XX级，俘男女X万，牛马（汽车？）X万，并筑京观以彰其能。

　　“未几，鸡哥贼兵竟克京师，大掠数日，虏太子、圣姑等，献俘华府以还，赫秃并遣使贺捷。

　　悲夫！”

　　事儿肯定是胡编的，但意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如果您看着刺眼，那么把其中的“花旗国”替换成当时亦为海内魁首的大唐，可杀不可辱的“”替换为可杀且可辱的戒日王朝，善解人意的“赫秃”和“诸斯坦”替换为大唐皇帝那位乖巧的女婿松赞干布和他的附庸泥婆罗王，就大致符合当时的情况了。

　　当然，这场大戏的主角“鸡心哥”，无疑是要由号称“史上最彪悍的外交官”——我们的王玄策大人来扮演，他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跑到吐蕃西南边境求援的唐朝官员。对这位带来天大利好消息的王Sir，大唐的好女婿松赞干布大王喜出望外求之不得，自然允其所请，立即派遣吐蕃与泥婆罗联军攻破中天竺，擒拿肇事者带到长安向老岳父献俘。

　　其实，明眼人能够看出，在这场争端中，最大的得益者无疑是“赫秃”而非“花旗”，除了那场“不吃馒头争口气”的相当拉风的献俘仪式，唐朝从中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皇帝却从此失去了一个能在背后牵制自己那位野心勃勃女婿的潜在盟友。

　　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疾病缠身的太宗加速推向死亡——王玄策将一名从古印度俘获的方士献给了皇帝，这个叫那罗迩娑婆的阿三号称能炼成太宗无比渴望的长生不老药，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据说，倒霉的王大人在新皇高宗即位后再也没有得到重用。

　　而吐蕃则不然，戒日王死后本已分崩离析的北印度经此战又被大大削弱，藏王从此开始了对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持续征伐，直至几代之后“立碑于恒河之滨”。而紧临印度的泥婆罗应该也有所收获，史载此次战争中吐蕃泥婆罗联军“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中天竺“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这里面不可能没有泥婆罗的一杯羹，我们不要忘记，在身为大唐女婿的同时，松赞干布大王也是泥婆罗的女婿。

　　关于那位泥婆罗公主，前面说过，尼泊尔史家认为尺尊是在公元621年之前嫁入吐蕃的，如果这种推测正确，那么到文成公主进藏时的公元641年，尺尊公主很可能已与松赞干布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以上，这样她起码应该有三四十岁了。

　　而当时的文成公主不过十几岁，尽管自己的娘家看似更强大更有势力，但拉萨与长安之间远隔千山万水，并没有泥婆罗那样来往方便。对于在西藏已混了二十年的尺尊来说，初来乍到的文成无疑是个可以任意欺压的箩莉。

　　小箩莉P.K.半大妈，我们的大唐公主又会经历怎样的委屈呢？
14、甲木萨悲歌（上）

大昭寺，西藏最神圣的寺院，也是西藏现存最早的吐蕃时期建筑和西藏现存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开创了藏式平川式的寺庙布局规式。它曾先后被称为“惹刹”、“逻些”——这两个词后来都演变为拉萨的古称，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大昭寺，就没有拉萨这个名字。

　　一般认为，大昭寺建于公元647年，也就是吐蕃与泥婆罗联军攻入北印度的那一年。也许是由于文成公主名气太大所造成的误导，更可能是因为大昭寺中现在供奉着文成公主带来的那座国宝级的佛像，人们往往被告诉说大昭寺是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而建，但这其实是不对的，附近的小昭寺才是其丈夫为她建的，而大昭寺则是松赞干布为自己的另一位夫人——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修建的寺院。

　　误会的产生大概源于另一位远嫁吐蕃的公主。公元8世纪初期，大唐帝国的金城公主成为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王后，两位唐朝公主都并非皇帝亲生而是所谓的“宗室女”，但文成公主名义上是太宗皇帝的女儿，金城公主名义上则是太宗之孙中宗皇帝的女儿，因此两人是祖孙的辈分。

　　金城公主大概有理由对其姑奶奶竟居于尼泊尔公主之下感到不满，也有可能觉得辉煌的大昭寺应该供奉更巍峨的佛像，总之她将寺内原供奉的尺尊公主带来的不动金刚佛像（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移置于小昭寺，而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那座更大更拉风的觉卧佛像（释迦牟尼十二岁时等身像）迎至大昭供养。二者互换之后，估计此后以讹传讹，大昭寺就变成文成公主的寺庙了。

　　在藏语里，对文成公主有个专门的尊称——“甲木萨”，“甲”意为“汉”，“木”意为“女”，“萨”意为“妻室”或称“氏”，合意为“汉族王后”，而这位甲木萨公主嫁入吐蕃以后的生活，其实一直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前面我们说过，松赞干布的年龄问题是一个千古之谜，笔者前面采用的所谓“享年三十四岁”不过是其中一种被人们接受较多的说法，其实另外还有三十六岁、五十八岁、八十二岁（这是多数藏族史书所持的看法）等多种说法。于是随之而来，关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这对新人结婚时候的年纪，就有了很有意思的八卦。

　　两人成婚时，根据唐朝女子普遍的早婚现象，文成公主在二十岁以下应该是公认的结论，但关于松赞干布却有不同看法。通常的说法比较心善，认为这位藏王当时25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两人的年纪到也般配，可谓郎才女貌，英雄美人相得益彰；但不那么中听的，却说这位赞普时已为年过七旬的垂垂老朽，于是这桩名垂千古的著名姻缘便成了大煞风景的祖孙配。

　　比如，已故藏学家任乃强就认为松赞干布当时已73岁高龄，因此那位去迎亲的吐蕃赞普，可能并非两唐书所说的松赞干布本人，因为这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未必能远赴河源地区拜会唐朝送亲队伍，退一步说，即使他能过去，也未必会向正年富力强的李道宗王爷“执子婿礼”，否则这也太过滑稽。

　　任先生认为，去迎亲的人可能是王孙芒伦芒赞，当时王孙已有16岁，文成公主先是安排要嫁给王孙芒伦芒赞，后因松赞千布虽老而精神矍砾，爱慕中华文化与公主之美，因而自纳；或因禄东赞等大臣劝阻，恐公主外仗李唐之势而内控幼主，对吐蕃未来发展不利，故大臣们劝松赞干布自纳为王妃；或者因吐蕃人当时的伦理观念，父子祖孙可以相承同娶一妻……

　　即使纯粹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希望这不是事实，不是吗？而且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时已73岁，这位藏王去世时82岁的话，在那个医学极不发达的古老年代，再考虑青藏高原的恶劣环境，借用天朝某位官员的话说：这是一个奇迹。

　　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按照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008年的公布，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藏族人口平均寿命，才由解放初期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当然，并非说这个奇迹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发生，因为古代确有凤毛麟角的少数藏族老人活过了这个年纪，比如四世班禅甚至寿高九旬，只是它发生的概率不可能很大。
14、甲木萨悲歌（下）

关于文成公主抵蕃后的生活，如敦煌历史文书和两唐书等汉藏第一手史料中均缺载，只有在后代西藏史书中才能找到蛛丝马迹。比如，成书于14世纪的《王统世系明鉴》（即<西藏王统记>）中，就生动描述了文成公主到达西藏后的遭遇：

　　当文成公主抵达吐蕃的时候，西藏臣民皆来欢迎，一片欢腾。适巧藏王的另一个老婆泥婆罗公主在皇宫屋顶晒太阳，瞧见后妒意大发，于是发表了一片饱含着醋味儿的言论：

　　“老娘俺是先嫁过来的，而且还是泥婆罗王的女儿，我才是大老婆，后来的就只能做小老婆，大老婆就是王后，小老婆就是丫头！怎么？不服气啊？！那您就过来和老娘练练，如果搞不过老娘，那您就别指望陪大王睡觉，也别指望当什么王妃！”

　　文成公主听了，心中悔恨不已，“自念抛去父兄荣华享用，远来异邦，初来此地，未得居室，未得所依，未得见王，未受浩封，未得识内外上下诸臣，而无端受此嫉妒敌意”。

　　当时，那个满肚子坏水的吐蕃宰相禄东赞，也正对唐朝皇帝怀恨在心，看到公主鄙薄藏地，又回想起在当时在唐朝遭受诸多留难，遂又一次大冒坏水，“使公主上下人等，无人服侍”。于是进藏后几近一个月，公主都没有见到藏王，而且一行人连吃喝都没法保证。

　　《王统世系明鉴》继续写道：“公主从人皆出怨言，谓藏地号称饿鬼之乡，真实不虚，饮食服用均将不继。公主闻之，心中实难忍受，召禄东赞来质问，为何做此无耻小气之事，应供给我主仆上下人等饮食服用。

　　“禄东赞回云：我实无力奉送饮食，亦无力渴见赞普，诸事皆由泥后做主，你自行言于彼！言罢径去。”每读到这里，仿佛看到禄东赞正带着一脸坏笑，这就是那个传说中和文成公主有一腿的人吗，估计当时公主口中，那匹蛰伏已久的无敌神兽草泥马，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文成公主大怒，决定率随从立即返回中原，他们马上收拾行李，并且大声放出话去：“都说吐蕃是个鸟不拉屎的破地儿，这回算是亲眼见识到了！”

　　这下事儿闹大了，老狐狸禄东赞赶紧跑过来劝阻，他自觉无法搞定，马上派人去叫松赞干布。于是，当时很可能已七十多岁的松赞干布老爷爷，不得不亲自跑过来哄自己刚刚娶的这位小萝莉。公主纵怀大哭，历数进藏以来自己受到的种种委屈，以及吐蕃人的种种卑鄙无耻下流。

　　没想到这一数落却像捅了马蜂窝，藏史载“当时诸臣等亦来斥责公主，作不平之鸣。禄东赞亦言：一切汉人皆轻视我等，除馆妇一人外，乃无一人同情于吐蕃，尤以唐皇帝偏私心重，即公主本人，对我吐蕃亦多所鄙薄轻视。”兄弟我在长安的时候，除了大使馆里那个打杂的阿姨，其余没有一个人鸟我们，现在到了我们的地盘了，公主您还敢得瑟什么呀？

　　于是，“公主闻之，亦生内疚，不复再一言。”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只是不知道这位十几岁的可怜萝莉，是真“内疚”了，还是被“诸臣”们吓的……

　　学者们认为，从上述西藏史籍所载，可以反映出一些讯息：

　　第一，公主进藏后，因文化差异，在生活起居、行事思想上，均与当地相隔阂，引发彼此不少怨气。

　　第二，相对于物产丰饶的家乡，藏地在器用上，不及家乡丰厚精致，公主心中不免有所怨尤。

　　第三，由于文成公主是松赞干布晚年才娶进来，而在她之前，藏王已有其他妃殡，除泥婆罗公主外另有三妃，后宫妃殡的争风吃醋，彼此宫斗，也是人之常情，但也引发不少冲突与不平。

　　第四，文成公主年仅十余岁，又来自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心中不免有些骄气，吐蕃王考虑她很可能骄傲难制，因此吩咐后宫嫔妃和大臣们挫挫她的锐气，所以一直避而不见，这种情况也很可能存在。

　　第五，藏史记载禄东赞怨恨汉地，所谓“汉人皆藐视我等”、“特彼唐帝偏见尤重”等，明显异于两唐书所载太宗对其之特殊礼遇。另外描写文成公主被禄东赞报复得凄惨狼狈状等，按照著名藏学家任乃强的看法，认为这种描写主要是因为从明朝以来汉族人轻视藏族，导致藏族史家借写此事以泄愤。

　　相比宫廷而言，藏族民间对这位甲木萨公主却有着极强烈的好感，比如每当提到青海的日月山，他们会说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此摔破了随身携带的日月宝镜，以示与家乡永别的决心，传说宝镜的碎片就化做了日月山，后人又在垭口两侧各修建了一座小亭子来纪念公主，这也就是山上日月亭的来历，而该山附近的那条倒趟河，人们则说是文成公主思乡的泪水形成。

　　再比如藏族人最主要的农作物青稞，人们说也是文成公主带过来的，传说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许多五谷种子及菜籽，教人们种植，其中的麦子不断变种，最后成为青稞。其实，考古证明青稞在藏族地区已有约3500年的栽培史，远比公主的历史长的多。

　　藏族人传说公主带来了三千八百种农作物，极大改善了西藏的农业，有分教：

　　“……

　　汉族王后文成公主，带来不同的粮食三千八百类，

　　西藏的土地从此肥沃多产；

　　汉族王后文成公主，带来不同的工匠五千五百人，

　　西藏的工艺从此繁荣昌盛；

　　汉族王后文成公主，带来不同的牲畜五千五百种，

　　西藏的乳酪酥油从此年年丰收。

　　……”

　　 ——西藏民歌

　　另外，关于包括大昭寺在内的西藏各著名寺院的选址，藏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说。筹建大昭寺时，尺尊公主每次亲自选址建寺后都会坍塌，后得知文成公主精于历算，但争斗太久自己不好意思去问，便托狡猾的宰相禄东赞疏通，这家伙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竟成功忽悠来文成公主勘察建寺地址。根据勘察和计算的结果，文成公主认为西藏地形犹如一位仰卧的魔女，拉萨的一片湖泊（大昭寺基址）由魔女的心血汇成，红山和药王山形似魔女心脏的骨架。若能在此湖上修庙，供奉释迦牟尼，在红山上建王宫，就可以镇住魔女。于是松赞干布下令填湖造庙，在填湖工程中，大量的土是用白山羊作运料驮畜。当然，在魔女身体的其他重要位置，此后也相应地修建了许多座寺院进行镇压，具体不再赘述。

　　另外，大昭寺的镇寺之宝是相传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即觉卧佛像。传说佛祖等身像世上仅存三尊，都是按照佛祖本人形像塑造的并由佛祖自己开光，这便是其中之一（附近小昭寺主供的佛祖八岁等身鎏金铜像即不动金刚佛像也是这三尊之一）。据说凡是见到这尊像的人，都能够解脱三毒的痛苦，生起真实的信仰，具足一切见、闻、念、触的功德，与见到了佛陀本人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异。相传当时佛祖亲自为等身像开了光，散花如持，藏于印度金刚座寺。佛像后来在南北朝时期由印度国王赠送给中国，一直供奉在洛阳白马寺，直到大唐贞观年间才由太宗皇帝赐给文成公主相伴入藏。

　　文成公主16岁入藏，9年后（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她没有回大唐，仍住在吐蕃直至公元680年逝世。这位伟大的女性在青藏高原生活了近四十年，成为藏王们尊敬的老祖母和百姓们爱戴的绿度母，死后备极哀荣。

　　迷惘的历史中我们只能猜测，遥远的1300余年前，一位年仅十几岁，一向养尊处优的宗室少女，被皇帝命令嫁往既遥远，而又地有冷瘴、甚至喘气都困难的高原。她千里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到了完全陌生的国度。饮食起居、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均得重新适应与学习。不仅如此，后宫原有殡妃争风吃醋；夫君亡后，守寡三十余年，夫家与娘家又长期争战流血不止;其立场之尴尬，难以自处；所遭受的忽视、歧视，自不待言。终致患病而亡，客死他乡……
15、回望松赞干布（上）

公元649年7月10日，大唐帝国的西京长安，李世民大帝与世长辞。那一年，他和玄奘在翠微宫同住，谈论佛教中有关生死等问题。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皇帝感触颇深，他对玄奘诚恳地说：“我和大师相逢太晚了，没有能力兴扶佛事了”。

　　公元648年，也就是李世民死之前一年，大唐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唐军打败了称雄中亚几百年的草原帝国西突厥，在西突厥境内的碎叶设立了军镇，著名诗人李白后来就出生在那里。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但有的事情是任何伟大的君主都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天可汗”也是一样。与浮士德一样，李世民显然非常害怕死亡。说来可能滑稽的是，就在皇帝与法师在供中坐而论道的同时，不远的金飙门旁，一位方士正在为皇帝修炼据说能摆脱死亡长生不老的金丹，这个叫做那罗迩婆娑的外道阿三是皇帝的女婿松赞干布麾下的吐蕃军队从古印度俘获的，很可能在家乡时就已经认得当时已誉满天竺的玄奘。

　　此刻，生命即将燃烧殆尽，皇帝才意识到，以往的野心勃勃似乎都毫无意义。仙丹并没有阻止死亡的降临，在皇帝弥留之际，玄奘讲解的佛经却为他减轻了面对死亡的痛苦。李世民去世前三天，玄奘完成了《心经》的翻译。玄奘翻译的这部经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李世民，法师希望这部经能为濒死的皇帝带来心灵上的安慰。

　　随着这位被后世尊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庙号“太宗”的李家二郎的离去，伟大的贞观时代结束了。

　　按，关于李二郎的称呼，其实并非笔者杜撰，唐初问世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便有此叫法，只不过后来可能只有李渊敢这么叫他了。《大唐创业起居注》为李渊的秘书——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温大雅所撰，记录李渊自起兵反隋直到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日史事，可信度相当高，被认为是清代以前唯一传世的起居注。

　　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高宗皇帝，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以及代表着四夷尊长的“天可汗”头衔。据说，太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八方恸哭，许多酋长按照本民族的习俗以刀割面表达哀悼，那位曾率唐军攻占龟兹的突厥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甚至要求“请以身殉，卫陵寝”，高宗皇帝当然没有答应这个过于血腥的请求，而是变通地在太宗的昭陵前列置了十四蕃君长的石刻像，其中就包括了那位誓死在地下保卫皇帝的阿史那社尔王子，他作为突厥的代表之一而名列其中。

　　在与阿史那社尔的雕像站在一起的这十四蕃君长石像里，当然少不得太宗皇帝那位殷勤的女婿——松赞干布，他是作为吐蕃的代表而忝身其列，他们身旁还站着松赞干布名义上的连襟吐谷浑可汗、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已归降唐朝的龟兹王、高昌王等等。而让人感到搞笑的是，其中竟然还有吐蕃军队帮助王玄策从印度抓回来的那个中天竺伪王阿罗顺。

　　按照两唐书的记载，在唐朝新天子刚刚即位的这段时间里，他名义上的姐夫松赞干布表现得相当仗义。藏王不仅派人在已故老丈人的陵墓前献上十五种金银珠宝祭奠，而且还亲自给实际执掌大唐政务的宰相长孙无忌写信，信中表达了“天子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的强烈思想感情。而唐朝也礼尚往来，下诏册封他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对此松赞干布欣然接受，并对唐廷随后再次加封的“宾王”（也有史料作‘宝王’）名号以及杂色绸缎三千段等赏赐也都统统笑纳。

　　在这里，唐朝明显将吐蕃当作帝国治下的藩属之一，但松赞干布对这种待遇却似乎相当高兴，藏王并非自甘堕落，而是因为自己在这种来往中实在是获利非浅，大唐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大量引入，对整个西藏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比如说，就在这次给老丈人上坟祭奠的过程中，看到皇帝非常高兴，吐蕃外交使团趁机相当恭敬地向唐朝请求提供蚕种，并派造酒、碾、磨、纸、墨的优秀工匠进藏指导工作，高宗皇帝此时想必自我感觉正相当良好，遂欣然同意。
15、回望松赞干布（下）

其实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的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就曾派遣吐蕃子弟向大唐的国学申请入学，当时的大唐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优美先进的典章制度，有丰饶富厚的物产，在学术思想方面，也起领导的作用，亚洲各国均遣有子弟入唐学习，正求知若渴的吐蕃自然不落人后。

　　到了贞观十五年双方和亲以后，吐蕃对于中原文明更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和引进。

　　文成公主的和亲，给西藏带去的不仅有价值不菲的嫁妆，还有大唐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规章制度，据后代西藏史籍《柱间遗教》的记载，有绩罗绸缎等衣物、金银首饰及释迎牟尼佛像、大史集、二百六十经论文典、烹调食品法三百六十、配制饮料法多种、坚甲利兵三百六十、经史论集十四部、词藏、词库、词变、修身论著、放牧增殖法、数码与历算。中原占卜经典三百卷、善恶宝鉴、工艺技术六十整、治疗四百零四种病的医药、百种验方、五种针灸医术、四种炮制药物法和经部、续部佛经等。随同公主进藏的随从，除了公主奶妈一家、官属及其家属、若干侍女和卫士等，更有许多制造日用必需品的工匠和厨役，总之专业人士的数量相当可观。

　　但吐蕃的师父却又并不只大唐一个，藏王松赞干布及其臣僚们像海绵般如饥似渴，从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处虚心吸收关于政治经典、经济策略、文化理论、工艺技术、法律法规、生产种植等各种先进知识，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由少年走向青年时那种蓬勃向上的活力，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中这样写道：

　　“从东方汉地和木稚，

　　引进工艺历算书籍；

　　从南方白色的印度，

　　翻译佛陀正法经典；

　　从西方粟特尼泊尔，

　　开享用财物的矿藏；

　　从北方霍尔和回纥，

　　获得法律事业典范；

　　统治四方的勇武之王，

　　各种财富源源而入……”

　　人们相信，佛教就是在这一时期正式传到吐蕃的。其实，尽管松赞干布曾允许甚至鼓励佛教的传播，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是一位佛教徒（后世的那些佛教史书当然不算），也许他只是为了体现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宗教政策，也许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两个信仰佛教的王妃的要求。

　　不过，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这两个王妃也未必真是佛教徒——泥婆罗是婆罗门教和佛教并行，按照尼泊尔史学家的记载，尺尊的父亲阿姆苏.瓦尔马更可能是一位婆罗门教徒，只是他同时也赞同佛教罢了；而李唐王朝的国教则是道教，太宗在其统治前期对佛教并没有太多的好脸色，直到玄奘法师归来后的潜移默化，才让太宗皇帝的态度有所转变。

　　就在大唐太宗皇帝驾崩后的次年也就是公元65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在国都逻些（现西藏拉萨）病逝。据后来的藏族史书记载，藏历铁狗年，松赞干布于宫中偶染风寒，起初只是伤风感冒，最后竟然发烧不止，直至不幸去世。

　　在负责葬礼的吐蕃大相噶尔.东赞域松要求下，专业技师们以檀香木水涂满松赞干布的遗体以便防腐，人们给已故的赞普国王穿上帛绢绫衣，扶坐在虎皮座上，然后用马车拉到西藏山南的雅隆香波雪山之侧，安葬在松赞干布的祖先们也就是吐蕃历代先王的长眠之地。

　　唐书载，闻听这位姐夫的噩耗后，唐高宗在长安为之举哀致祭。皇帝随后派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携带慰问诏书前往逻些，参加已故藏王的祭奠仪式。

　　松赞干布走了，后人们甚至无法确定他的具体年龄，但在他的身后，却留下一个面积超过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王国，尽管贫瘠的青藏高原上雪水依旧奔流，但它们已无法约束吐蕃骑兵踏向四方的铁蹄：

　　在东方，吐蕃的势力已逼近四川盆地边缘的唐朝松州，青海的吐谷浑汗国节节败退，直至退入唐军保护的河陇地区，大唐与吐蕃这对曾经的翁婿之间，一场激烈冲突已经越来越无法避免。但可怕的是，女婿对丈人的家底儿了如指掌，而丈人对女婿的伎俩儿却一窍不通……

　　在西方，吐蕃早已吞并阿里的象雄王国，势力渗透到克什米尔地区和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和富庶的印度河流域已经近在眼前……

　　在南方，尽管占领中天竺后无法忍受当地炎热的气候，来自高寒地带的吐蕃军团不得不撤回休整，但天竺北部的蒂尔湖地区却被并入了吐蕃的版图，从而建立了一个今后继续南进的稳固桥头堡……

　　在北方，通过协同唐军攻占龟兹，吐蕃打通了青藏高原北下新疆的道路，同时还可以通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域调动兵员，为此后吐蕃与唐朝、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连年争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青藏高原之外，一个崭新的天地正在向这些藏族武士招手，而之所以能窥到这片天地，人们认为多要归功于松赞干布，这样一个王者，即使仅仅享年三十四岁，他也已今生无憾！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回答，为什么这位本号“赤松赞”的吐蕃赞普，后来又被称为“松赞干布”的原因了——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录了相关缘由，从中我们可以再次体会一下，回想当时那个正朝气蓬勃的吐蕃王朝：

　　“在上君主英明要数赤松赞，在下臣相贤能要数东赞域松，君如天山福星高照，臣如大地承受万钧，势大国强之条件，一应具备。

　　“时外疆域向四方扩张，内政坚实雄厚，磅礴不衰；平民黔首贵贱平等，轻徭薄赋，安居乐业，逸度春秋。眷属之享受，施赐如愿。

　　“分清歹徒，关押暴民，贬斥亡命，压制恐怖，依靠忠诚，褒奖贤明，崇敬英雄，任用巫祝。仪善政高，众人幸福。

　　“吐蕃以前无文字，此赞普时始出现。吐蕃之典章大法，大臣品位等级，大小官吏之权势，善行之奖赏，恶行之惩治，农牧计量之皮张与‘朵尔嘎’，均衡物资之升、合、两等，吐蕃之一切纯善法制典章，都出自赤松赞赞普时代。

　　“万民感恩不尽，共上其尊号为‘松赞干布’。”

　　根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考证，在藏语中所谓“干布”，就是“深邃沈宏”之义。
第二部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

1、英雄序曲：即将两线作战的大唐（上）

公元649年，伟大的太宗皇帝驾崩，大唐朝政落入新帝的亲娘舅长孙无忌之手。作为功勋显赫的凌烟阁首席和玄武门之变的谋主，长孙太尉实际上在太宗晚年就已经左右了朝政，因此早无需再树立自己的威望，他要做的只是变本加厉地排除异己。一大批宗室贵戚遭到清洗打击，其中就包括先皇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而这位战功卓著的王爷，人们认为很可能就是吐蕃王妃文成公主的亲生父亲。

　　转过年，吐蕃的一代雄主松赞干布也病死于拉萨，史载他逝世时已没有活着的儿子，只能让年幼的孙子芒松芒赞即位，吐蕃国政从此由相当于宰相的“大论”噶尔.东赞域松及其家族掌握。尽管这位汉文史书称做禄东赞的东赞域松，早在松赞干布生前就以智囊著称，并且先后为藏王主持迎娶过被后世奉为神明的尺尊、文成两王妃，但他一直以来都只是谋士而非谋主，因此掌权后迫切需要立威服众，而能最快积累起巨大声望的途径，无疑就是赫赫军功。

　　随着李世民和松赞干布这一对名义上的翁婿君主相继离世，唐蕃之间在文成公主进藏后长达十年的蜜月结束了，二者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争和阴谋间充斥着波谲云诡的动荡。

　　大唐和吐蕃大唐的亲戚纽带——“宗室女”文成公主是唐太宗名义上的女儿，也就是新帝高宗名义上的姐妹，而吐蕃新王芒松芒赞则是文成公主名义上的孙子，因此从双方通过文成公主所建立的亲戚关系来看，大唐新帝可以称为吐蕃新王的舅公，或者简而化之，就按后来一直宣传的“甥舅之谊”来论大唐和吐蕃吧，尽管这种辈分其实直到以后金城公主进藏才算真正建立。

　　现在，这对甥舅之间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只是，狡猾的外甥对舅舅的家底儿找已摸得门儿清，而自大的舅舅对外甥的伎俩儿却一窍不通。

　　这位舅舅此时另有烦心事儿——东方的朝鲜半岛又闹起来了。至于原由却是说来话长，这事儿还要追溯二十五年之前……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冬，辽东。太宗皇帝无限惆怅，最后看了一眼那座千疮百孔却仍巍然屹立的安市城（在今辽宁省海城市），他长叹一声，毅然调转马头绝尘而去。

　　皇帝的身前马后，将士们连绵不绝一望无际，但却不约而同地与自己的皇帝同样沉默。而留下来的，是他们两千余名业已永远沉默的战友，东北亚的寒冬中，这些早已冻得硬邦邦的遗体，向活人们散发出一阵阵代表死亡的沮丧气息……

　　伟大的太宗皇帝无法说服自己，贞观年间战无不胜的唐军竟然连一个小小的高句丽都无法征服。事实上，这个位于现在中国东北部和朝鲜半岛的小国和大唐本来没什么过节，高句丽对身边的这个庞然大物相当恭敬，逢年过节也少不得送礼上贡，但没想到送礼也送出了毛病。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莫离支（相当于摄政，是权臣渊盖苏文或称泉盖苏文为自己专门设立的高句丽王朝最高官职，一般该职专指此人）派使者向太宗献白金朝贡，谁知道皇帝却愤怒地质问使者：“莫离支弑逆，汝曹不能复仇，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罪孰大焉！”命令将倒霉的使者交付大唐的司法系统进行审讯，随即宣布讨伐高句丽。

　　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大概是指两年前高句丽发生的一件惨案：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得知国王要谋划自己，于是抢先动手，将满朝文武杀了个干干净净，随即他率兵攻入王宫，高丽王自然难逃一劫。按说权臣篡位算不得稀奇，唐太宗李二郎本人就是杀兄逼父才当上了皇帝，但渊盖苏文却是个格外的狠人，竟然把国王大卸八块并且禁止收葬，随即他封自己为莫离支并另立傀儡新王。

　　当时的天可汗战无不胜，自我感觉可能比现在的美利坚总统要好得多，也与美利坚一样正以“世界警察”自居，孜孜不倦致力于建立世界新秩序，这个不听话的高句丽早已让他不爽了——在这件朝贡事件之前，高句丽攻打朝鲜半岛的另一个小国新罗，唐太宗下诏要他们停战，于是发生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莫离支开出了撤军条件：“昔日隋炀帝侵略我们，新罗趁火打劫侵占了我国五百里疆土，如果他们不归还我国被侵占的土地，恐怕战争是不能停止滴。”唐朝使臣的回答则足以让后世的愤怒青年们热血沸腾：“那些事儿都是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了，干吗还要再提呢！至于你们这些个地方，以前本来就都是中国的郡县嘛，中国尚且还没有开口要，你一个小小的高句丽怎么有资格说什么恢复疆土呢！”这样的调停当然无法让高句丽满意，于是“莫离支竟不从”。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高丽遣使朝贡时，太宗出征高丽的大军就已经厉兵秣马准备停当。这是一支自唐王朝定鼎以来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陆军战斗人员当在十万左右，如《新唐书》说：“始行，士十万，万驱。”《唐会要》则说：“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尽管与当初隋炀帝远征高丽的百万大军在数量上无法相比，但贞观时期唐军的质量和素质无疑要远远超过前者，何况此次还有七万水军协同陆军作战，可谓势在必得。

　　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曾经有多位大臣苦苦劝说不要出兵，皇帝均不听。前一年的岁末即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武阳懿公李大亮病逝于长安，这位曾久镇西北边关的老将临终再次恳请皇帝放弃攻打高丽的计划，后者仍然没有同意。应该说，这些劝谏的大臣们之间其实态度是有微妙差别的，比如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并不反对攻伐高丽，只是请求皇帝不要亲征犯险，而李大亮等则是反对这场战争本身，但无论初衷如何，他们都不希望太宗出征。

　　其实，这次唐军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太宗皇帝以下，尽管用兵如神的李靖早已退休，可贞观朝后李靖时代的三大名将即李世绩、李道宗和薛万彻悉数参战——史载，唐太宗曾经对侍臣们说：“于今名将，惟世绩、道宗、万彻三人而已。”回家养老的李卫公曾向太宗要求由自己领军出征，皇帝考虑到他年已七十有五，遂婉言拒绝了这位老帅。太宗的老部下，致仕已久的尉迟敬德也上书要求皇帝不要亲征，太宗仍旧不许，但最终同意委任这位曾屡次救过自己性命的老友为左一马军总管，陪同自己一起出征。
1、英雄序曲：即将两线作战的大唐（下）

战争初期，唐军进展相当顺利，在李世绩等百战名将的率领下，多次打败高句丽军队，史书中频现“斩首千余级”、“所杀万余人”、“拔某某城”等语，战果一直相当可观，直到他们来到宿命中的那个终点——安市城。

　　其实，唐军本来是可以避开这座坚城的，它的守将杨万春（也有记为‘梁万春’）尽忠的是高句丽王朝而非权臣莫离支，渊盖苏文叛乱时就曾派重兵围攻安市结果铩羽而归，太宗也知道这些，因此与主将李世绩商量，想要绕过这里先攻打相对弱小的建安城（在今辽宁营口），李世绩则坚决反对，认为战线拉得太长无法保证后勤，最后皇帝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理由是“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

　　旷日持久的安市围攻开始了，唐军使尽解数，却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城上矢石如雨，还不时派小股部队下来趁夜突袭，唐军数名主要将领有可能包括太宗皇帝本人都受了伤，主将李世绩甚至发狠，要求破城之后“男子皆坑之”，这更激起了城内军民的高度反感，抵抗于是愈加激烈。

　　期间，又有大臣劝皇帝放弃安市，乘高句丽内部空虚直捣其都城平壤，尽快结束战争，但遭到了长孙无忌“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这样义正严词的反驳而不了了之。恐怕这是皇帝借国舅之口说自己的话，相比小小的安市得失，太宗皇帝可能更放不下的是“天可汗”的面子。

　　但是，与同样举倾国之兵远征高丽，最终导致天怒人怨直至身死国灭的表叔隋炀帝相比，太宗李二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修补漏洞，不让错误进一步扩大而造成决堤。随着辽东寒冷冬季的一步步到来，看到四周草枯水冻，唐军粮草不继，而安市城的攻克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太宗皇帝终于做出了一个痛苦但明智的决定——撤军。

　　当唐军终于从安市城下撤退时，攻守双方都体现了相当高尚的骑士精神。临走，李世民将百匹双丝细绢赏赐给安市城守将杨万春，以奖励其为国尽忠的顽强精神，并在城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后有条不紊地回师，而杨万春则在城头拜谢皇帝同时送别远征军，并没有派兵追击。古名将之悠然风度，直令今人向往不已……后来，宇宙无敌丝米达国在二十一世纪新建KDX-1级驱逐舰中的一艘，即以“杨万春号”命名，公平地说，它确也实至名归。

　　当时，亦为性情中人的李世民且悔且悲，心情想必相当糟糕。史载，太宗刚刚进入帝国北部重镇幽州（大致位于现在的北京市），即在城东为阵亡的将士举行隆重的哀悼仪式，并下令在此地建立寺院超度忠魂——但这座庙宇直到半个世纪后武则天当政期间才最后建成，女皇赐名“悯忠寺”，它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北京法源寺的前身。

　　返回长安后，太宗更陷入深深的悔恨而不能自拔，常常叹息说：“如果魏征还在的话，他肯定不会让我出兵的！”他随即命令以“少牢”（猪、羊各一，仅次于最高规格即牛、猪、羊各一的‘太牢’）的隆重礼仪祭奠自己这位已经失去的明镜，同时把那块被砸碎的石碑重新树立——就在几年前，当听说已故的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生前曾把劝谏皇帝的那些有名的段落特意收集起来，很可能准备日后出版发行时，脾气其实相当暴躁的李二郎大怒，认为这个老不死的“田舍翁”是有意沽名钓誉，于是下令摧毁自己亲笔为魏征撰文的纪念碑，并取消了自己女儿和魏征儿子曾订下的婚约。

　　四年之后，伟大的太宗皇帝带着遗憾与世长辞，造成他死亡的直接原因，除了包括那个叫那罗迩娑婆（就是吐蕃帮助王玄策从北印度带回来的阿三）在内的方士们所炼成分可疑的丹药外，多年征战的累累伤病无疑是重要因素，其中的一两处很可能就是在安市城留下的。

　　后世棒子们的笔记小说里，说太宗在高丽被渊盖苏文射瞎了一只眼睛，这显然是胡说八道的YY之想，因为这些东东基本都写自十七世纪以后，与当时相距了差不多一千年之久；但电视剧《贞观之治》所描写太宗因屁股在辽东受伤而不得不病卧行军之情景，还是很有可能发生过的。

　　其实，与他的表叔隋炀帝相比，李世民高丽之战的整体表现并不差，从细节看甚至可以说相当好，史载唐军占领了十座城池，将七万当地人的户口迁徙入中国，同时对敌方武装力量也给予了沉重打击，“斩首四万余级”，而且撤退时基本没有受到损失。高句丽则经此一战元气大伤，此后只是苟延残喘，直至最后灭亡于卷土重来的大唐和新罗联军。

　　但是，由于灭亡高句丽的整体战略目标没有达成，这场战争唐朝充其量也只能说回来得不算难看，除了阵亡两千余官兵外，宰相之一的岑文本因过度劳累病逝于军中，李道宗等多名高级将领受伤。

　　也就在这次战争中，一名年轻的唐朝将领脱颖而出，使得太宗皇帝惊喜不已。史载，在唐军围困安市期间，尽管曾与安市守将杨万春不睦，但深知唇亡齿寒之理的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不计前嫌，立即发兵来救，救兵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唐朝远征军的总数，不同的史书有十五万、二十万和二十五万等说法，而“高句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因此可以说是起了顷国之军。

　　见高句丽援军依山结营，太宗于是分别命各位将领四面攻打。此后发生的故事如同一部精彩的孤胆英雄类型片：只见一位穿着醒目白袍的唐军将领手持大戟，腰上带着两张强弓，呼啸着纵马冲向敌军，大戟挥处无人可挡，战马踏过所向披靡，他前面的敌人纷纷败走，唐军于是乘胜进攻，高丽援军则不断退却，终于演变成彻底的溃败。

　　此役，唐军阵斩二万余级、俘虏三万余众，并缴获大量军资，朝鲜半岛最强大的一只武装力量从此不复存在。史载太宗欣喜万分，下马感谢上苍，并将所在山岭命名为“驻跸山”，随即飞马向留守长安的太子传递捷报。

　　对于那位立下首攻的白衣英雄，本身就是英雄的李二郎自然不会忽视，《新唐书》这样记录了一段传颂后世的君臣际会：

　　帝望见，遣使驰问：“先锋白衣者谁？”

　　曰：“薛仁贵。”

　　我们要说的一个英雄，就这样风光出场了。
2、“遥传仁贵，咋舌称神”——大非川的罗生门

薛仁贵，名礼，绛州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市）人，据说是南北朝名将薛安都的后代——笔者之所以把薛安都泛泛称为“南北朝名将”，是因为很难认为他是属于哪个具体国家的名将，这位薛将军的仕途相当吊诡，他先仕北魏，然后投奔南宋，最末了又回到北魏，但无论在哪里，他都以作战勇猛无畏著称，使得对手心惊胆战，薛仁贵也许就继承了乃祖的这种不要命的特性。

　　太宗皇帝为了征伐高丽，在帝国地大规模招兵，当时年近三十的薛礼还在家乡种地，正穷得叮当响，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于是便投军到辽东道行军总管、名将张士贵麾下，随队伍开到了辽东。其实，在这次安市城打援战之前，薛仁贵已经初露锋芒，当时唐军将领刘君昂被高丽军队团团围困危在旦夕，薛仁贵前往救援，他“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于是“仁贵遂知名”。

　　见到薛仁贵本人后，太宗大喜过望，史称皇帝“嗟异”，随即这位勇敢的年轻人被“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从而由一名低级军官迅速提升为从五品的中级将领。

　　皇帝对薛礼的欣赏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不得不从安市城班师后，太宗又一次召见了他，这位当年也曾亲自披坚持锐的伟大君王，看到薛礼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暮年的李二郎无比感叹，从而留下了一段“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的佳话。无论太宗皇帝是真的求贤若渴，亦或只是那个扬言葡萄酸而找到更好吃东西的狐狸，总之年青的薛仁贵从此扬名天下。

　　这位得到太宗青睐的将领也知恩图报，用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对皇家的忠诚。九年之后的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一天夜里，长安突然爆发山洪，来势相当凶猛，大水已经冲到了玄武门，保护皇帝的卫兵们都四散逃命，已经是近卫军高级将领的薛仁贵对此相当愤怒：“哪有皇帝遇到危难，自己却逃跑的道理！”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爬到门框上，对着高宗皇帝的寝宫大声叫喊，直到惊醒了睡梦中的皇帝，后者赶紧出来跑到地势高的地方，随即洪水就冲进了寝宫。高宗大为感动，对薛礼说：“如果没有你的呼喊，我恐怕就要淹死了，才知道世上有这样的忠臣啊！”

　　我们可以猜测，薛仁贵与皇室所建立的这种深厚的私人感情，很可能是他日后全军覆没于吐蕃却仅仅受到免职处分的重要原因，由于朝廷要一视同仁，随他一起大败的两名副手也因此沾光，都保住了自己的卿卿性命。

　　这是后话，此时的薛礼仍然是那位战场上无往不胜的猛将，而且表现得相当有政治眼光。比如，在名将苏定方攻打西突厥的时候，薛礼就上书建议对突厥武装进行分化拉拢，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朝廷依其言放还了一位突厥首领被唐军俘虏并将要卖为奴隶的家眷，使得这位突厥将军大为感动，“请随军效其死节”。

　　说来有意思，薛仁贵的老领导张士贵、苏定方以及前面提过的李道宗，其实都是唐初战功卓异的一代名将，他们的军事成就很可能还在薛仁贵之上，正史记载中他们和薛仁贵不但没什么过节，甚至还对其多有提携。但在后世的演义小说里，这些大唐的百战名将却都成了嫉贤妒能的奸臣，扮相不是丑角就是大白脸，每天都绞尽脑汁霸占别人的功劳，或者想方设法陷害忠良，直让人感叹历史的吊诡。当然，他们中有人的某些私德可能的确存在缺陷，比如被认为是文成公主生父的李道宗，就是一个曾让族兄太宗都挠头的贪污犯，但这也并不能淹没其在军事方面的卓越成就。

　　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在脱离冲锋陷阵的高句丽战场约十二年后，薛仁贵终于又回到了大唐帝国的野战部队，也回到了当年赖以成名的辽东，先后随名将程名振、梁建方、契苾何力与高丽军队作战。

　　尽管年已四十多岁，但薛仁贵不改猛将本色仍身先士卒，在横山（在今辽宁本溪市，一说在沈阳市东北棋盘山）之战中，他“匹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史载，高丽军中有一名神箭手，一连射杀了十多名唐军，薛仁贵大怒，遂又一次单骑闪电突击，那个家伙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拉弓，就被薛将军一把抓住，“遂生擒之”。此后，他又率军与契丹作战，因战果显赫被皇帝封为男爵，从此成为大唐帝国军功贵族中的一员。

　　很快，薛仁贵迎来了他传奇故事的顶峰，在他领兵讨伐天山的九姓突厥时，敌人派出几十名勇士来到唐军阵前挑战，薛仁贵亲自出场，只见他连发三箭，箭无虚发，接连射杀三人，突厥人的气势完全被镇住了，最终纷纷下马请降，唐军遂不战而胜，军中于是留下了“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著名歌谣。

　　当然，这是两唐书中的记载，具体经过未必这么简单这么有戏剧性，很可能唐军武力威慑之余还伴有利益的许诺，才使得敌人答应投降，但不管怎样，薛仁贵之勇猛表现应该是有据可查的。

　　随后发生的一幕，则完全体现了这位大唐名将内心中黑暗的另一半。对于投降的“九姓众十余万”，究竟该如何处理，史书中只有寥寥十几个字，“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似乎是为了给薛礼的屠杀行为找一些辩解的理由，两唐书又纷纷表示“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

　　按照中国“杀降不祥”的古老传统，屠杀俘虏的名将军们如白起、项羽以及日后的年羹尧等，无论他们建立了多么大的功勋，多会因这种不仁的行为遭到神灵的报应。对于薛仁贵，老天今后会网开一面吗？
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青海大非川。濒临崩溃的唐军仍在坚持，但抵抗的意志已经越来越微弱，食不果腹的官兵们正承受着吐蕃铁骑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唐军主帅右卫大将军薛仁贵和他的两名副手，突厥族的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以及名将郭孝恪之子左卫将军郭待封，在占尽优势的敌人面前早已无计可施。绝望的将军们，只能和越来越少的部下如困兽一样，在尸山血海中拼命挣扎，以生命为代价拖延着全军崩溃一刻的最后到来……

　　按照史书记载，此时的薛仁贵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天意弄人：“今年岁在康午，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败也！” 只是不知这一刻，薛将军的脑海中是否回闪过当年突厥九姓十余万人的血光，以及那句“杀降不祥”的古老预言？莫非自己受到了那些死人来自地狱的的诅咒，难道一向对我不薄的老天终于要收回所有的光荣吗？

　　后人分析后认为，薛仁贵等人率领的这支绝望的唐军并非乌合之众，恰恰相反，他们很可能就是几年前那支在辽东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正是通过他们的英勇奋战，大唐才最终攻灭宿敌高句丽，从而为已故的太宗皇帝一洗安市城下之耻。

　　大非川之战四年前，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六月，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病故，诸子争立国内大乱，一直磨刀霍霍的大唐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机会。同年十月，出征高丽的大军再次出发，主将是一个叫李绩的人——不要被这个名字所迷惑，他其实就是太宗征高丽时的那位主将李世绩，由于高宗皇帝宣布今后要为死去的老爹避讳，因此与李二郎同带“世”字的李世绩不得不去掉中间那个字，他于是就成了李绩。

　　笔者曾经不厚道地想过，幸亏他避讳只需要躲开一个字，如果和李世民名字重复的都不能要，那这位李英公岂不是要回归先秦时无比拉风的一字ID？对了，其实李世绩或李绩原本姓徐，字茂功，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他就是后世传说中那个神机妙算的牛鼻子老道。

　　可惜李将军毕竟并非道爷，因此也就无需慈悲为怀，相反他的手段却相当狠辣。当年要求太宗在攻克安市后屠城的就是他，其实这个馊主意丝毫不具备可操作性，李将军如此义愤填膺的请求，很可能只是为了拍在安市城下急火攻心恼羞成怒的皇帝的马屁。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显示，这个聪明的家伙对晚年李世民的心态了如指掌，知道当年那个以诚待人的李二郎现在已经炼就了玩弄权术的帝王之心，因此当太宗突然在朝廷上故意找茬将他贬官外放时，李世绩立即动身，家也不回行李也不收拾，其迅速反映让太宗相当满意——自知时日无多的皇帝对太子也就是后来的高宗说，这是在测试李世绩的忠诚，如果他埋怨拖延不肯出发，那就杀了他，反之则证明此人真的可靠，足以让自己托付后事。高宗即位后，李世绩果然再次受到重用，他后来与当权的武皇后关系搞得相当不错，在皇后册立的争端中更是起了关键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位世故且精通明哲保身之道的李英公，的确是一位值得名垂史册的军事天才，其战绩与神话般的李卫公即使不能并驾齐驱，起码差距也不会太大，攻灭高句丽更是其一生功业的顶峰。

　　这场复仇的战争自然少不了猛将薛仁贵的参与，战争中他也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勇猛：在新城（在今辽宁抚顺）之战中，本为后援的薛仁贵挑选勇士突进，解救了被敌人围困的唐将庞同善，斩首数百级；金山（在今辽宁昌图）之战中，倒霉的庞同善又一次吃了败仗，高丽乘胜前进，见形势危急，薛仁贵遂果断率所部“横击”敌军，史载“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高句丽三座城池失守。

　　此后，薛仁贵决定仅率两千人突袭坚固的扶余城（今吉林四平，一说为辽宁农安），手下认为兵力太少而纷纷劝阻，薛则回答说：“在善用，不在众！”果然，薛仁贵身先士卒，对缺乏准备的高丽军“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迅速攻克了扶余，周围四十多座城池也都不战而降，薛遂率兵一路高歌猛进，直到与李绩的主力大军会师于高句丽国都平壤城下。

　　乾封三年（公元668年）九月十二日，唐军终于攻克平壤，立国已超过六个世纪的高句丽王国灭亡。唐朝将高句丽故地分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管理帝国的这片东方新领土，战功卓著的薛仁贵被任命为检校安东都护即最高军政长官，同时晋封为公爵，可谓双喜临门。

　　这位新上任的高丽总督很可能已经做好了扎根高丽奉献边疆的长期打算，从此在朝鲜半岛一心一意过起了日子，史载薛仁贵“移理新城，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久经战乱的当地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于是“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

　　可是，在朝鲜的滋润生活只过了一年多，薛仁贵便又接到了朝廷的调令，帝国的西部边疆即将爆发一场战争，皇帝命令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他为帝国远征军主帅，火速率部前往遥远的青藏高原作战，而他们的对手，就是我们阔别已久的吐蕃军团。

　　公元650年，藏王松赞干布死后，其年幼的孙子芒松芒赞（汉文史书作乞黎拨布）即位，大相噶尔.东赞域松即汉文史书所称的禄东赞开始执掌吐蕃国政，前后历时达十七年之久。

　　当时，唐朝凭借贞观之治打下的坚实基础，东击高丽西破突厥，并已经成为中亚草原的霸主，边界一直推展到帕米尔高原的乌浒水（即阿姆河）流域与河中地区。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连吐蕃自己的史官也承认，“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亦归聚于唐，直至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

　　而当时吐蕃的情况却比较糟糕，赞普去世，新主幼弱，乱事迭兴，原已臣属吐蕃的白兰（为羌人一支，活动在今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地区）又发生叛乱，禄东赞被迫全力对内，无暇向外扩张。因此，吐蕃对唐关系依旧维持着当年恭顺女婿的原状，往来相当殷勤，直到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那件不愉快事件的发生。

　　这一年，鉴于藏王芒松芒赞已经成人，吐蕃王廷遂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礼物向大唐求婚，希望仿效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先例，再次为赞普迎娶一位唐朝公主。但是，几乎与松州之战前的故事一模一样，高宗皇帝像他父亲当年那样回绝了吐蕃赞普的求婚，让敏感的吐蕃人又一次感觉遭到了大唐的羞辱。

　　此前，吐蕃军队在禄东赞的指挥下，已经平定了白兰人的反叛，并乘胜一直推进到河源地带，唐朝认为已经对自己的西部边境构成了相当大的潜在威胁，另外，吐蕃铁骑当年协助唐军攻占西域龟兹后并没有撤回，而是一直驻扎在昆仑山以北，这更加引起了唐朝的不满，高宗皇帝此时拒绝这门婚事，也许并不只是为了羞辱对方，可高傲的天可汗对吐蕃没有做出什么解释。

　　不管怎么说，这次拒婚事件标志着双方蜜月关系的正式破裂。此后，愤怒的吐蕃人开始对大唐及其附庸吐谷浑频频主动攻击，正在鼎盛的大唐当然以牙还牙，双方的火气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最后，在薛仁贵指挥的这场血腥的大非川战役中，唐蕃之间积累了十多年的怨念终于全面爆发。

　　关于双方决战的这个“大非川”究竟在哪里，目前起码有六种说法，一是青海海西柴达木河；二是青海湖旁的布哈河；三是青海共和县西南的切吉平原；四是惠云河，也就是《大清一统志》的盐河；五是共和县的苦海子草原；六是大坝河草原，即共和县切吉以南的黄清河与青根河合流一带。

　　无论大非川具体在哪儿，上面这几个地方都离青海湖不算太远。
大非川之战爆发时，薛仁贵五十六岁，经过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想必已经是一位须发班白的老将了。其长子薛讷时年二十一岁，正做着城门郎的小官，他在未来将成为大唐及武周北方边境的柱石，也是后世传说中薛丁山（有说，薛讷字丁山）的原型，而薛仁贵的孙子薛嵩也是一代名将，甚至被朝廷封王（他先后被封为高平郡王和平阳郡王），因此尽管都是官二代，但薛家确实可谓虎父无犬子。

　　薛仁贵此时的对手，亦是一名虎父所生的虎子——吐蕃已故大相噶尔.东赞（即禄东赞）的二儿子噶尔.钦陵，由于他担任着吐蕃部长级的官职“论”，因此汉文史书中通常称他为论钦陵。汉文史载禄东赞有五子（比照藏文史料则至少六子），他们都是一时豪杰，其中尤以钦陵的才华最为突出，成为从薛仁贵开始几代唐将都无法挣脱的梦魇，即使是后来的汉文史书，对钦陵出神入化的将道也相当叹服。

　　但当时，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薛礼未必把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放在心上——尽管史书上没有关于钦陵生年的记载，但他一直活到二十八年后的公元698年，才在突然之间非正常死亡（这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具体我们后面会详细叙述），死时正当年富力强。因此估计大非川之战爆发时，吐蕃军团的主帅噶尔.钦陵应该也就二三十岁年纪。

　　其实，大非川之战并非噶尔家族第一次领兵与唐军对垒，文成公主和亲之后吐蕃军团与唐军爆发的首次冲突，应该是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河源之战，但史书对这场战争的记载却相当诡异。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如此记述，这一年，吐蕃大相禄东赞再次出兵攻打吐谷浑，他的副手达延&#8226;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

　　但奇怪的是，汉文史书对这场相当拉风的大胜却没有丝毫表示，使得后人疑窦顿生进而众说纷纭，近代藏学大师根敦群培的《白史》甚至将以上的记载解释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可参看上下文又明显驴唇不对马嘴，完全颠倒了胜负关系。

　　后来的研究者参照各种相关史料，终于找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年，大唐名将苏定方出兵帕米尔高原以平定当地的大规模叛乱，这场叛乱很可能是高原以南的吐蕃所煽动的，因为就在一年前，大唐皇帝刚刚拒绝了吐蕃赞普的求婚，感觉受到羞辱的吐蕃人发誓报复。苏定方率军取道唐朝在青海的附庸国吐谷浑，途中很可能在乌海（可能在柴达木盆地的托索湖）以少胜多，击败了试图阻挠唐军的吐蕃大军，连吐蕃副相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杀。

　　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这场失利极大打击了急切希望通过军功来树立威望的噶尔家族，因为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禄东赞随后辞去了吐蕃大相的职务，他很可能是迫于朝野压力而引咎辞职的，因此对打败自己的唐朝不可能抱什么好感。直到两年后的公元661年，噶尔家族才又恢复元气，禄东赞在这一年以谋逆的罪名除掉了前任大相，重新执掌吐蕃朝政。

　　禄东赞复职后，仍致力于建立显赫军功以服众人的噶尔家族审时度势，迅速改变了战略方向，改以西域为突破口，并为此与汉文史称大食的阿拉伯帝国结盟，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禄东赞逝世的公元667年，吐蕃已经占领了唐朝安西四镇中的龟兹和疏勒，安西都胡府被迫迁往西州，原本臣服唐朝的西突厥十姓也转降吐蕃。

　　按照汉文史书的记载，禄东赞死后其子论钦陵即开始执掌吐蕃国政，但参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继其父执政的，其实并非次子噶尔.钦陵，而是汉文史书中认为“早亡”的长子噶尔.赞聂多布，他担任吐蕃大相达十六年之久。

　　钦陵在此后十多年中，一直以吐蕃主要军事将领的身份辅佐哥哥，率领吐蕃铁骑东征西讨。到大非川之战爆发的公元670年，早已残破不堪的吐谷浑汗国终于被吐蕃彻底吞并，只剩下数千帐可怜人马的吐谷浑末代可汗诺曷钵与王后弘化公主，高宗皇帝这对名义上的姐夫和姐姐，不得不逃进大唐的西北重镇凉州寻求保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傲的大唐认为，该是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亲戚的时候了，于是征讨吐蕃的大军开始行动，高宗宣布的出兵原由当然理直气壮：送自己的姐夫姐姐回家，即“护吐谷浑还国”。与皇帝有着深厚私人感情的猛将薛仁贵又一次被委以重任，由帝国最东方的高丽调到西部青藏高原，出任远征军最高统帅。

　　凭心而论，此时的大唐对自己这个边远的亲戚仍没有怎么重视，这从皇帝授予薛仁贵的头衔中可见一斑——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行军大总管”前面说过，就是本次军事行动的总司令，而这里所谓的“逻娑”，是吐蕃的国都逻些的异译，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很显然，此次高宗皇帝的目标可谓雄心勃勃，绝不仅仅是送姐姐回家这么简单。

　　但同时，唐朝这次出动率领的兵马不可谓不强。关于他们的具体数量，不同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即使同一史料的不同部分记载也差异很大，比如《册府元龟》中就同时有“领兵五万”和“率众十余万”之语，当然如果有人说“众”和“兵”是两回事儿，那也由得。总之，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主力兵团，按照唐初的战法，很可能以方便大范围机动作战的骑兵为主，至于他们是否就是那支久随薛礼的朝鲜半岛得胜之师，至今仍无定论。

　　按照汉文史书记载，战争的过程大致如下：八月，薛仁贵率军进入青海大非川，命副将郭待封在大非川构筑工事以存放辎重粮草，薛仁贵自己则一如既往，亲率少量精锐向乌海（青海兴海县西南苦海子）方向突击。钦陵此时也率领吐蕃军应战，《旧唐书&#8226;薛仁贵传》说此次吐蕃参战兵力多达四十万，似乎有所夸大，要知道吐蕃并非匈奴、蒙古那样的全民皆兵，而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半定居民族，至今西藏的许多农民一辈子连马都没有骑过，在遥远的中世纪，于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征集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无疑极其困难，如果它真存在的话，也很可能是吐蕃、吐谷浑以及附近羌、党项、突厥等各部落拼凑的联军。

　　兵贵神速的薛仁贵迅猛突进，在河口打败吐蕃一支防守部队，随即大掠当地牧民的牛羊以为给养。从后来战局发展来看，人们认为钦陵这时候很可能利用熟悉地形和吐蕃军队在高海拔地区惯于作战的优势，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因为他很快就亲率铁骑包抄到唐军后方。

　　此时，唐朝副将、出身将门的郭待封却一直“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他怕薛仁贵独占功劳，没有按照事先安排建立工事保卫粮草，反而带着笨重的辎重在薛仁贵后面慢慢跟着走，估计是打算一有机会就上前抢功，遂于钦陵的吐蕃主力相遇。郭待封大败，唐军辅重粮草全落入吐蕃军队手中。薛仁贵得知郭待封已败，遂不敢再进，只好退回大非川防守。

　　终于，在平坦辽阔的大非川（前面提过的那几个大非川疑似地，基本都是平原或草原），唐军被钦陵的吐蕃军团从四面合围，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吐蕃铁骑怒涛般冲击着唐军越来越残破的防线，黑压压的箭雨遮蔽了天日。防线的另一边，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饿的唐军在绝望中一个接一个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故事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史载最后“王师大败”，唐朝远征军在这里全军覆没“死伤略尽”，吐蕃军团赢得了大非川战役的全面胜利。

　　最后发生的一幕却相当诡异，唐书说“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乃得还”，对此您相信吗？这分明在说，当年美军在即将从地洞里挖出老萨的时候，双方却突然谈和，或者现在班加西过来的那帮人团团包围老卡以后，两边又握手言欢？没有证据显示吐蕃主将钦陵是位博爱主义者或者精神病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几名唐军主将很可能被吐蕃部队俘虏并被迫答应了什么屈辱的条件，而钦陵也不为己甚，或者惺惺相惜或者认为对方没什么危害，最后把他们都放了回去。

　　而《册府元龟》则提供了一个相对不那么离谱的记载：“仁贵、待封及阿史那道真并脱身走免。”也就是说，他们三个唐军主将是突围逃回来的，尽管全军“死伤略尽”，但主将身边可能还有少量残兵。鉴于唐初主力部队多为骑兵因而跑得不会太慢，在吐蕃的重重包围中有少量唐军漏网逃脱，这种可能应该说存在。

　　鉴于胜利的一方吐蕃人惜墨如金，在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对这场大战只有“于几玛郭勒击唐军多人”的寥寥数语，事情的真相也许永远成谜。

　　三人回去后，很可能由于薛仁贵和唐朝皇帝的特殊关系，他们都没有被处死而仅仅免官除名，不久之后因高丽复叛，薛仁贵又被起用，此后他还曾去西北边疆与突厥人作战，可能因为当年“三箭定天山”的余威尚存，据说突厥人见到他仍“相视失色，下马罗拜”。之后他可能一直镇守西北，直至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病逝，享年七十岁。

　　尽管皇帝对他当年的救命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当面表达过“无卿已为鱼矣”的感激之情，但大唐的士大夫们也有理由对这位未能效死疆场的败军之将表示自己的愤慨，比如当时的太学生也是后来的名相魏元忠，就曾愤怒地向皇帝上书，说薛仁贵“今又不诛，纵恶更甚。臣以疏贱，干非其事，岂欲间天皇之君臣，生厚薄于仁贵？直以刑赏一亏，百年不复，区区所怀，实在于此！”

　　的确，尽管将帅不和是失利的重要原因，但作为全军主帅，薛礼确实无法洗刷自己的罪过。大非川之战是唐朝开国以来对外战争中所遭遇的最大失败，此后不仅河源局势已无法收拾，西域形势也随之改观。

　　大非川之后，吐蕃乘胜扩大战果。很快，大唐在西域的主要统治中心，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即著名的安西四镇全部被钦陵统率的吐蕃军团收入囊中，唐廷被迫取消了这四镇的编制。不仅如此，原本臣服唐朝的西突厥十姓也转降吐蕃，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已经岌岌可危。

　　我们很难一言以蔽之，薛仁贵究竟是开疆拓土的勇士，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历史中的薛礼早已离我们远去，而后世《明史记事本末》提到的那个“军若惊飚，彼同败叶，遥传仁贵，咋舌称神”的薛礼，以及《薛仁贵征东》、《薛家将》、《薛刚反唐》里那些令我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也许会永远存在于美好的想象之中……
3、“皆哀其枉”的常胜将军——姓氏古怪的黑齿常之

唐光宅元年（684年）十月，帝国的东都洛阳。朝堂之上，独揽大权的武太后正饶有兴致地读着一份奇特的宣传品，她身旁是形同摆设的皇帝李旦，而他们之下，则是黑压压一片忐忑不安的满朝文武。

　　太后读的是一篇流传千古的檄文，所谓檄文，是古代用于征召，晓谕的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等的文书，著名的如陈琳写的那篇曾把阿瞒吓得头疼痊愈的《讨曹操檄》，而武太后正读的这篇，其后来的名声甚至还在《讨曹操檄》之上。

　　想必大家已经猜到，它就是著名的《讨武曌檄》或称《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作者是著名文人骆宾王，发布者则是初唐名将李世勣的孙子、已在扬州宣布起兵的李敬业（即徐敬业），而文中号召天下共同讨伐的那个目标，正是现在读着它的武太后，“武曌”是她当权后为自己起的拉风名字。

　　这篇檄文基本可看作一篇关于武则天私生活的八卦大全，它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可怕的女人淫乱后宫屠杀忠良的种种罪行。尽管它的内容恶毒无比，但文辞却极其优美动人，甚至使得本该大发雷霆的武太后越读越爱不释手，《新唐书》写道，当看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太后“矍然为之动容”，特意询问了檄文作者的名字，然后叹息说：“宰相安得失此人！”至于说失去此人是宰相的责任，还是宰相中怎么能缺少此人，太后没有解释，从而引起后世口水不断。（如果参照<资治通鉴>，应该是前一种说法比较靠谱）

　　可欣赏归欣赏，既然李敬业已经出头对付自己，武太后就必须做出反应。很快，一支讨伐大军就向着扬州出发了，人数达到了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十万，本朝当年破突厥、征高丽甚至战吐蕃都没有动用过这么大的兵力，可谓势在必得。但让武太后没想到的是，这支庞大的军队竟然初战失利，只好退守长江北岸，反武军的士气大振，甚至有可能乘胜北上，直扑太后的统治中心洛阳。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将临危受命，被太后任命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也就是本次军事行动的总司令，率领援军火速开赴前线，这位将军有个十分古怪的姓氏——黑齿，他就是我们接下来这部分内容的主人公黑齿常之。

　　与前一部分主人公薛仁贵的经历十分相似，黑齿常之也是成盛名于高丽，随即在突厥取得赫赫军功，最后又与青藏高原的吐蕃作战；与薛仁贵不同的是，黑齿常之的战争履历中不仅没有大非川那样的败仗，反而是当时硕果仅存的能讨得吐蕃便宜的唐军将领；但这位常胜将军最后的结局，却比丧师辱国的薛将军悲惨得多……

　　民国十八年十月，洛阳邙山，人们挖出了一批唐代古墓，在其中一个墓中发现了一块保存完好的墓志铭，名字是又臭又长的《大周故左武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赠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府君墓志文并序》。原来这里是唐朝名将黑齿常之的家族墓地，常之的身旁还埋葬着其子黑齿俊，他也同样留下一块又臭又长名为《大唐故右金吾卫守翊府中郎将上柱国黑齿府君墓志铭并序》的墓志铭。两篇碑文为我们更深入地解读这位百战名将，提供了相当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黑齿常之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府君讳常之，字恒元，百济人也。其先出自扶余氏，封于黑齿，子孙因以为氏焉。”也就是说，常之并非中原人士，而是来自于现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他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古怪姓氏，并非是其家族有什么牙科遗传病，而是像先秦的贵族那样因封地而得名。

　　不过，也有说法认为古代的百济确实有以染黑齿为美的习俗，后来这一习惯传到了日本并成为宫廷贵族争先效仿的妆容，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仍方兴未艾，甚至影响到武士阶层，不信就去看看大河剧中今川义元的扮相吧。但至于常之本人，似乎并没有史料记载他有“黑齿”之貌。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高丽战争中，常之并非表现卓异的薛仁贵的唐军同袍，恰恰相反，他那时却是大唐的敌人——作为高句丽的盟友，百济出兵对抗大唐，身为百济军事贵族的常之自然也要率军参战。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百济被唐军灭亡，黑齿常之不得不率部归降唐将苏定方。

　　但他此候却仍不是唐军的一员。据说由于攻克百济的唐军军纪废弛，到处烧杀抢掠，常之很不爽，不久复叛，率军盘踞在存山（在今韩国全州西），多次打败讨伐的唐军，搞得一代名将苏定方毫无脾气，“不能讨而还”。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将刘仁轨在白江口大败支援百济残部的日本海军，常之见复国无望，只好再次降唐。由于他有过不好的历史，一些唐将建议刘仁轨干脆宰了他以绝后患，但刘却认为这位姓氏古怪的异族将领“勇有谋，敦信重义，但者所托，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时，不用疑也”，遂大加抚慰，不仅不解除其武装，反而给他补充军资，常之大为感动，从此誓死相随，协助刘将军彻底平定了百济全境，随后他跟着刘入唐，直至升到左领军员外将军。

　　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也就是大非川惨败七年之后，黑齿常之的老上级、中国第一场抗日战争的大英雄、已是唐朝宰相的刘仁轨（正式头衔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被皇帝任命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刘于是屯兵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辖境包括今天的青海乐都、西宁、湟中），在全国范围内颁发招兵广告即《举猛士诏》以招募勇士，准备对吐蕃大举反攻，一雪当年之耻。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由于刘的私心作祟，导致了唐军后来的满盘皆输。

　　此前，为了准备这场大反攻，刘仁轨多次上书皇帝要这要那，但都被另一名宰相中书令李敬玄压了下来，刘因此怀恨在心。这位李敬玄其实在当时口碑很不错，饱读诗书为人正派，曾被贞观朝名臣马周推荐为指导太子也就是后来高宗皇帝读书的老师，还监修过国史，很可能是一位迂腐但方正的老儒，他反对刘仁轨挑起战争想必也有自己的一些理由，但两个宰相各自为政，明显缺乏必要的沟通。

　　老滑头刘仁轨计上心来，一反常态地恭维起李敬玄，甚至向皇帝上书大力贬己赞李，其中心思想是：第一，我没啥本事，恐怕统帅不了这样的大军，再继续留在祖国的西部镇守，恐怕将来会丧师辱国；第二，为祖国把守西大门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李宰相，为此刘甚至说出了“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这样的狠话。现在我们看来，老兵油子刘宰相并非变得突然团结友爱，而是他存心撂挑子，就是要看老教书匠李宰相的笑话。

　　深知自己没那两把刷子的李敬玄大惊，只得拼命推辞，让他那位曾经的学生、现在一心想洗刷大非川耻辱的高宗对其印象分大大降低，皇帝一怒之下也放出了狠话：“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你不去我就去，老师你自己看着办吧！

　　皇帝学生自然不能亲自出马。就这样，可怜的李老师不得不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接替居心叵测的刘大帅担任起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同时他也接任检校鄯州都督，从而被迫来到唐蕃战争的最前线鄯州。

　　为准备这场战争，唐朝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只相当庞大的军队，参战部队总人数高达十八万，宰相中书令李敬玄担任总司令，工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刘审礼担任总参谋长即洮河道行军司马，益州长史李孝逸和巂州都督拓王奉益率领的四川部队，以及金吾将军曹怀舜率领的河北部队纷纷到来，时任左领军员外将军的黑齿常之也率部参战。

　　吐蕃闻讯，马上调集军队准备迎战，其总司令不出人们所料，仍是七年前大非川之战的英雄，已故大相禄东赞的二公子噶尔.钦陵。

　　唐蕃之间的第二场大战即将爆发。尽管与大非川之战强弱不同，此次唐军的人数很可能远远超过了敌人，但战争的胜利却并非全凭人多，自打刘大帅决定公报私仇那一刻起，此战的结局已经没有悬念。
双方交战的地点是一个叫龙支的地方。与众说纷纭的大非川类似，关于龙支究竟在哪里，历来也有不同说法，一说在青海化隆南部，一说在青海乐都南部，一说在青海西宁东南，不管是哪个，考虑到唐蕃双方的兵种特点，此地肯定也是利于大队骑兵纵横驰骋的大平原或大草原。另外，有史料说此战竟然还是发生在大非川，因此称其为第二次大非川之战，姑且存疑。

　　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战争爆发时，黑齿常之四十八岁，作为一位冲锋陷阵的将军来说，其实已经不算年轻。按，关于常之的生年，史书上并无记载，但他那篇墓志铭中说其“春秋六十”即享年六十岁，而常之死于何年则史书记载明确，因此可以推断出他生于公元630年也就是唐贞观四年。

　　此战中，吐蕃主帅钦陵再次表现了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与胆识过人的判断力，唐军将领们可能没想到，钦陵竟然依样画葫芦，又一次采用了与大非川之战相同的诱敌深入策略。

　　盛夏的七月，花开草长，氧气充足，气候十分适合来自五湖四海水土不服的唐军出阵。于是，唐军副帅兼总参谋长、初唐有名的大孝子刘审礼为激励士气，亲自担任前锋出击。他们进展得十分顺利，唐军一天就取得两场胜利，斩获极多，吐蕃且败且退。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刘审礼遂率领先锋部队深入追击，一直追赶到濠所（具体地点不详，也有认为它并非地名，而是唐军临时构建的壕沟工事）才停下来休整，此时他们与主帅李敬玄率领的唐军后续部队已经拉开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就在唐军人困马乏的时候，突然间伏兵四起，原来钦陵的吐蕃军团早已经在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着猎物来投。大非川的厄运似乎再一次降临到孤军深入的唐军身上，粮草不继的他们被吐蕃铁骑团团包围，在吐蕃铁骑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正逐渐走向崩溃……

　　但与薛仁贵那支远征军不同的是，刘审礼军此时并没有完全绝望，主帅李敬玄的大军仍在后方待命，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如果他们能及时赶到，两支队伍内外夹击，吐蕃军团孤掌难鸣，唐军有很大的可能破围，甚至还有机会反败为胜。于是，几次率部突围无果之后，刘审礼一边稳固阵脚固守，一边派人杀出重围，火速向后方求援。

　　但直到最终战死的那一刻，他们眼巴巴期待的援军仍然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唐军前任统帅刘仁轨对现任统帅李敬玄的判断相当准确，做为一个从来没有上过战场闻过血腥味儿的老书生，李宰相果然没有丝毫胆量与声势浩大的敌人叫板，也不知道对面的少量敌军其实只是虚张声势，其主力正在遥远的壕所与刘审礼殊死搏斗。

　　史载，李宰相接到求援后没有任何进军的表示，反而“怯懦畏战，按兵不救”，尤其是其“聚众自保”的鸵鸟政策，大家不得不围绕在他李宰相周围当起了人肉盾牌，造成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可以前往支援他们在遥远前方苦战的同袍。

　　苦苦支撑了一个多月之后，在寒风开始扫荡青藏高原的九月，刘审礼指挥的先锋部队终于在绝望中全军覆没。关于刘审礼最后的结局，有当场战死和被俘后病死于吐蕃两种说法，后一种说法可能性更大一些。

　　刘审礼的家族一向以孝道著称于世，许多事迹保存在唐史中流传至今，此战过后，刘审礼的三个儿子听说父亲没于吐蕃后，争先向皇帝上书要求派自己前往吐蕃，愿以已身赎回父亲，最后刘易从争得了这个凶险的名额，但等到他赶到，父亲早已经病死异乡。史载“易从号哭，昼夜不止，毁瘠过礼。吐蕃哀其志行，还其父尸柩，易从徒跣万里，扶护归彭城，为朝野之所嗟赏。”

　　如果说刘易从的孝子赎尸故事是一幕无可奈何的悲剧，那么全军覆没的唐军先锋部队中还有一名高级军官（副总管）被俘，他死里逃生的过程则是一出相当雷人的喜剧，吐蕃人后来肯定追悔不及，因为这个名叫王孝杰的军人日后设法回到了唐朝，他和他的儿子，这对父子英雄在辉煌的盛唐成为了对抗吐蕃的帝国柱石。具体等后面再详说吧。

　　在遥远的另一边，得知自己的副手终于全军覆没的消息后，吓破了胆的李敬玄下令全军火速撤退。在吐蕃军团的疯狂追击下，李宰相率领损失惨重的唐军一路狂奔，“狼狈却走”到承凤岭（今青海西宁西南）才停下脚步。

　　史载唐军在这里“阻泥沟而计无所出”，但这究竟是指他们利用泥沟来构建工事阻挡敌人，还是他们被泥沟所阻挡而无法进一步逃跑，历来说法不一，赞同后者的更多一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唐军残部的处境将无比凶险，随时可能再一次发生崩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年近五十的老将黑齿常之挺身而出，他策划了一次相当大胆的军事行动，从而使己方部队于绝境中死里逃生。

　　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五百名唐军敢死队员在黑齿常之的亲自率领下，突然出现在建立在高岗之上的吐蕃大营旁，他们随即展开了烈火疾风般的拼死攻击。以为唐军已成瓮中之鳖因而毫无准备的吐蕃部队大乱，被骚动惊醒的军人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史载“贼遂溃乱，自相蹂践，死者三百余人”——在军事术语上，对这种因高度紧张而造成的军营骚乱有个专门的名词：“夜惊”。

　　尽管实际损失并不是很大，但这支吐蕃军队的指挥官，一名汉文史书称其名为“跋地设”的吐蕃将军，在一片混乱中无从判断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这个怕死的家伙竟然抛弃军队自己连夜逃跑了，等吐蕃军官们终于清醒过来整顿起部队，却发现已方突然之间已经群龙无首。主将莫名其妙地失踪，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各将领都是一头雾水，最后不得不纷纷率部撤军而去，包围圈之内的唐军残部就这样奇迹般得以生还。

　　由于黑齿常之和敢死队员们奋不顾身的玩命突袭，本已输得一丝不挂的大唐意外获得了一块遮羞布，稍稍挽回些许脸面的大唐皇帝对这位少数民族将领自然感激不尽。大唐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英雄黑齿常之获得了朝廷大量赏赐，并从此进入了从三品以上帝国高级将领的行列，史载“高宗叹其才略，擢授左武卫将军，兼检校左羽林军，赐金五百两、绢五百匹。”

　　本次大败的祸首李敬玄宰相从此失去了其皇帝学生的信任，他派往朝廷奏报战败过程的使者，甚至被皇帝愤怒地扫地出门，“怒不见之”。尽管皇帝对这位曾经的老师手下留情，但他无疑也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战后，李敬玄被贬为衡州刺史，即由国家总理降至地市级，他此后再也没有得到朝廷重用，直至四年后的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病死于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任上。

　　作为一名胆小如鼠的败军之将，李敬玄无疑为后世所不耻和唾弃。但另一面的李敬玄，却是一位兢兢业业、著作等身的卓越学者，史载他“撰《礼论》六十卷、《正论》三卷、文集三十卷”，《全唐诗》中至今还保存着他的两首诗，而王勃、杨炯等“初唐四杰”也是在他的大力推崇下才闻名于世。

　　身兼无能的将领和博学的大儒，对于这个可怜而懦弱的老人，我们只有一声叹息……

　　而这场大败事实上的祸首刘仁轨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在次年升任太子太傅，高宗死后，他又与大权独揽的武太后合作得相当融洽，甚至不惜以宰相之尊参与告密并致人于死地，被相当欣赏他的太后进封为公爵。

　　大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帝国公爵刘仁轨以八十五岁高龄病逝，死后备极哀荣，武则天为表示哀悼特意停朝三日，文武百官络绎不绝前往吊唁，他遗留的那副皮囊也得到了臣子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陪葬于先帝的乾陵墓地。

　　不得不说，在战场和政坛都百战成精的刘仁轨确实料事如神，他完美地实现了自己对政敌的最可怕报复，也完美地证明了自己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可相比他的这一切收获，大唐付出的代价却是十几万官兵的鲜血和生命。与场上输得一塌糊涂的李敬玄相比，幕后那位看似无辜的刘仁轨的罪恶甚至更大，前者本来就不具备能力而且努力推辞过，而后者却是居心叵测故意陷对手于不义。

　　我们无法理解，当年那个大破倭寇的抗日英雄，平定百济的卓越统帅，以及黑齿常之的伯乐知己，怎么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历史的眼睛是雪亮的。尽管刘仁轨官至极品、寿比龟蛇，但《旧唐书&#8226;刘仁轨列传》对他的道德水准却提出了强烈质疑：“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五年之后的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唐军本次失败的最大责任人，战争准备过程中优柔寡断、朝令夕改的高宗皇帝在帝国的东都洛阳驾崩，强悍的武皇后随即升级为更为强悍的武太后。

　　一个女主当政的崭新时代开始了。
唐军大败，吐蕃人却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奇怪地全面收兵，其中固然有黑齿常之率死士突袭的原因，但总体而言，吐蕃在这场战争中损失很小，完全有能力继续扩大战果。因此，吐蕃此举未免让人心生疑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不久之后，一头雾水的唐人终于得知了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原来，吐蕃赞普也就是松赞干布的孙子芒松芒赞，其实在这场战争爆发前就已经驾崩，噶尔家族为了不动摇军心遂秘不发丧。不久已方大胜的消息传回国内，噶尔家的威望在国内一时无两，于是他们便趁热打铁，大张旗鼓地为已故赞普举行国葬，同时扶立一个年仅三岁、汉文史书称呼为器弩悉弄的王子即位，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将吐蕃国政掌握得更加牢靠。

　　只是，此时志得意满的吐蕃大相赞聂多布和元帅钦陵都不会想到，这个年幼的孩子后来竟成为他们噶尔家族的掘墓人，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国王新丧幼主登基，吐蕃国内局势肯定不会稳定，赞聂多布和钦陵忙得团团乱转，一时无暇对外。就在此时，大唐名将裴行检（他的兄长裴行俨是隋末著名猛将，据说就是后来裴元庆的原型）敏感地意识到机不再来，遂以送波斯王子归国为名，率兵直扑西域，“简其精骑，轻赍晓夜前进”，突然袭击并摧毁了吐蕃在西域扶持的两个西突厥地方政权，一直打到大诗人李白出生的碎叶城（据考证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立碑纪功，大唐从此重新夺回了在西域的主动权。

　　经此重大挫折，执政的噶尔家族声望大大受损，不得不重新打起了以外战胜利来堵国人之口的主意，他们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唐蕃交界的青海河源地区。大败唐军三年之后的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吐蕃军团又一次向着他们曾经取得两次光荣胜利的青海湖进军，主帅是噶尔.钦陵的弟弟噶尔.赞婆。

　　据说为了吸取以前胜利之后就撤军从而成果不保的教训，吐蕃军队这次决定稳扎稳打，为了保证物资供应甚至开始在河源地区安心种起地来，即所谓的“屯田”。这里所说的“河源”，并非是指黄河源头的苦寒之地，而是唐朝设立的“河源军”——它也是后来的陇右节度使辖区内最大的一个军，大概包括现在青海省会西宁周边相当大的一片地域，在青藏高原属于相当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区域。

　　只是所谓事不过三，对面的唐军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不仅已经“广置烽戍七十余所“，而且采用了与吐蕃人类似的策略，“开屯田五千余项，岁收五百余万石”，可谓准备充分物资不愁，“由是战守有备焉”。而带领他们完成这些战前工作的主将，就是当年那支惨败唐军中诞生唯一的英雄，已经年过五旬的老将、河源军最军政长官经略大使黑齿常之。

　　双方于是开战。关于这场战斗，史书记载十分简单，但无疑是唐军赢了，《新唐书》记“开耀元年五月己丑，黑齿常之及吐蕃战于良非川，败之。”这是唐军在青海战线取得的第一场胜利，而按照《册府元龟》说法，唐军还应该捞到了吐蕃军队的不少物资，“赞婆引退，常之进军追讨，获其羊、马、甲仗而还”，可谓收获颇丰。《旧唐书》的记载则说常之是率军突袭取得的胜利，吐蕃人种地屯田的成果被他付之一炬，“常之率精兵一万骑袭破之，烧其粮贮而还。”

　　按，在这场战斗前，常之很可能已经有过一次对噶尔.赞婆的胜利记录，《旧唐书》载赞婆曾率领三万人在良非川屯田，常之率精骑三千夜袭贼营，杀获二千级，获羊马数万，赞婆等单骑而遁。不过这段记载里并没有提到此战具体发生的时间，而且与上面的记载未免重复过多，要说这位赞婆将军就是不长记性，非要屡次跑到同一个地方致意种地，其可能性相当值得怀疑，而《旧唐书》一向以罗列原始材料导致前后冲突著称，因此有人猜测这有可能这是同一场战斗的不同记录，姑且存疑。

　　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前线吃紧的时候，吐蕃的后方也开始动荡不安。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大事纪年》的记载，这一年吐蕃爆发了内乱，而根源竟来自噶尔家族内部——同为禄东赞之子的噶尔.芒辗达乍布对长兄赞聂多布长期把持权力不满，于是联合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哥哥，试图分一杯羹。兄弟双方各自召集人马会盟，然后准备开练，内战的阴云笼罩着吐蕃。

　　于是后来也有人推测，赞婆也许并非因为战败才撤兵，他之所以匆匆率部队赶回本土，很可能是为了去力挺大哥赞聂多布——根据藏族史书推测，在这场噶尔家族的内斗中，钦陵和赞婆两兄弟应该是与兄长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弟弟芒辗达乍布。

　　转年之后的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吐蕃国内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仍然继续，内耗进一步削弱了吐蕃军团的实力。汉文史料记载，这一年吐蕃入寇河源，黑齿常之的参谋长河源军司马娄师德领兵迎战，唐军取得又一场大胜，史载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八战八捷”。

　　这位娄师德也是一位孤胆英雄，曾在李敬玄兵败后的一片恐慌中自告奋勇，单刀赴会出使吐蕃，与接替钦陵驻军青海的噶尔.赞婆达成和平协议，如前所述，唐蕃双方当时各怀鬼胎都有烦心事，于是各退一步，从而维持了前面所说的三年左右的和平。

　　这场胜利后，娄师德被朝廷提升为黑齿常之的副手即河源军经略副使，两人继续搭档在河源辖区一带共御吐蕃，直至两年后的光宅元年（684年）十月，武则天派去讨伐徐敬业的部队初战失利，早已在西北边疆赢得显赫声名的黑齿常之于是被太后抓了壮丁。

　　从公元678年到公元684年，黑齿常之驻守西北边疆长达七年之久，除了上面所说的几场大胜仗外，很可能还取得了许多场没有记载的小胜，加之他积极构建防御工事并大力屯田保证军需，敌人一直无机可趁，屡次进攻失败后进而对常之敬畏有加，再也不愿过来啃他这块硬骨头，史载“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惮之，不敢复为边患。”
　光宅元年（684年）十月，黑齿常之被任命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率援军火速奔赴帝国的南方，与在扬州揭竿而起的徐敬业作战。由于起义军的战略失误（后来人们认为当时徐敬业应该火速北进直扑武则天的统治中心洛阳，而徐却选择了南下），加之唐军此次调集了黑齿常之等一干久经沙场的悍将强兵，一个多月后，徐敬业及其主要谋臣如骆宾王等一同授首。（至于说骆其实逃出去当了和尚等传闻，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黑齿常之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青海前线，他仍然是常胜将军，只不过其战绩与吐蕃无关，而是与北方蒙古高原重新崛起的东突厥人联系在一起。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常之在两井（今河北鹿泉北）大败突厥，因功封燕国公；转年，燕然道行军大总管黑齿常之在黄花堆（今山西山阴县东北）又一次战胜突厥人，将突厥残兵一直驱赶进蒙古大漠深处。

　　对于东突厥的重新崛起，武则天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她为了实现取唐自代的目标，大力排斥甚至诛杀异己，一批身经百战的唐军将领因与她政见不和或被贬斥或被处决，导致帝国的北部边防一溃而不可收拾。

　　尤其是光宅元年（公元684~685年）十二月，帝国北疆无法替代的干城、一代名将程务挺被皇帝火速派来的钦差突然斩于军中，无比震惊的人们后来才知道，有人告发程将军和已被冤杀的宰相裴炎以及谋反被诛的徐敬业同谋，武太后于是决定斩草除根。

　　史载，突厥人听说程务挺的死讯，喜出望外欢宴相庆，但这些草原人一向崇拜勇士，他们对这位被冤杀的勇敢对手仍然非常敬佩，竟然为其建立祠堂祭奠。尤其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据说突厥人每次出师征战，一定要来程的祠堂祈祷敬拜，我们不知道程将军的在天之灵，选择保佑的究竟是他为之奋战但却抛弃了他的祖国，还是这些对自己无比尊敬让自己在地下衣食无忧的敌人？

　　唐军被突厥人屡次击败后，朝廷不得不将黑齿常之调任塞北主持作战，这无疑是一次拆东墙补西墙的无奈之举，尽管北部突厥带来的危机暂时缓解，但缺少了敌人敬畏的黑齿将军，西方吐蕃带来的隐患无疑会越来越大。

　　从历史记载来看，常之似乎是一位基本不参与政治的纯粹军人，他镇压徐敬业是奉命而为，没有证据表明他有邀功于武太后的政治倾向。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却已经由不得纯粹军人的存在，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

　　在这种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被无限放大，以罗织告密为职业的酷吏们大行其道，史载“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九月，战功显赫的黑齿将军终于难逃厄运，著名酷吏周兴诬陷他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等谋反，常之被捕下狱。按照当时的政治气氛，他这种政治犯几乎不可能有机会为自己辩白，等待他们的只会是一道接一道让自己后悔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酷刑，而这些犯人招认或不招认，对那些法官来说结果没有什么不同，反正审判的结论毫无例外都是法官自己编造出来的“谋反是实”。

　　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年已花甲的黑齿老将军不愿受辱，于是在监狱中自行了断，或曰上吊或曰服毒。对这位百战将星的不幸结局，人们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史栽“及死，时甚惜之”，而那篇名字长长的《大周故左武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赠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府君墓志文并序》则叹息道：“既从下狱，爰隔上穹。义等绝颃，哀同仰药。”

　　聪明的朋友大概已经联想到，黑齿常之后来肯定被平反了，否则一个被控谋反的政治犯不可能有这样名字的一篇墓志。果然，到了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时日无多的女皇已进暮年，她早已清除了所有的政治对手，那些曾经的酷吏爪牙们也已被她当作替罪羊一一抛出处死以平民愤，她不想再折腾了。

　　主人既然不为已甚，鹰犬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于是为当初那些冤死者平反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皆哀其枉”的黑齿将军自然也在其中，他被恢复生前拥有的各项官职和荣誉，同时又加赠左玉钤卫大将军的头衔。号称是虔诚佛徒的老女皇大张旗鼓地为这些多年前的冤魂恢复名誉，也许是为了自己死后也有个更好的归宿吧。

　　常之离开河源后，他的老搭档娄师德继续镇守着唐蕃边境，期间基本太平无事，直到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

　　那一年，唐蕃之间爆发了第三场大战，主战场在素罗汗山（今甘肃临洮）。与前两次的结局一样，战前势在必得的唐军又一次惨败于噶尔.钦陵统率的吐蕃军团，担任唐军副总司令的娄师德与总司令王孝杰（也就是当初随刘审礼战败后又被吐蕃释放的那位将军）一起被贬官。但娄师德的仕途只低落了一年，就被一直欣赏他的武太后于神功元年（公元697年）调回中央，很快升任宰相（头衔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娄师德确实做官有术，比前辈李世绩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以政治高压著称的武则天统治期，他却于一片肃杀里令人不可思议的出将入相游刃有余。当时，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恐怖的朝堂上人人自危，但娄师德却是个例外，他不仅一直官运亨通，而且从未惹上谋反的官司，保持着没人能及的全须全尾，其水平让人无法不深表惊艳——要知道，就连活得相当明白的狄仁杰也曾经差一点儿死于冤狱，而我们的娄公却始终毫发无伤。

　　更难得的是，娄师德并非刘仁轨那样有能力没道德的倾轧政客，反而素以忠厚著称，是那片乌烟瘴气中难得的老好人，做过的好事不胜枚举堪比雷锋，而且一直秉承着行胜于言的原则从不声张，这也许才是武则天看重他的最根本原因。

　　比如，娄敬德曾为国家举荐了大量人才，其中就包括狄仁杰，但他自己从来不让对方知道，导致老狄一直认为这个老好人尸位素餐，对其鄙视不已，最后还是女皇亲自揭露了娄公做好事不留名的秘密，让高傲的狄公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

　　只不过，这位娄公有时候似乎厚道得实在有些过分了，不信？那您就去查一下“唾面自干”这个成语的来历吧。
4、英雄末路——无以为家的噶尔.钦陵

高宗至玄宗前期，大唐的文坛群星璀璨，除了著名的“初唐四杰”外，还有一对以“燕许大手笔”而闻名天下的文化人，他们就是被封为燕国公的张说和袭封许国公的苏颋，两人并称文章圣手，又因其姓氏而被时人称为“苏张”，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甚至在其诗歌《代典江老卜百韵》中将他们与流芳千古的李杜并提，诗云：“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

　　苏张二人都主张“崇雅黜浮”，即讲究实用，重视风骨，以矫正陈、隋以来的浮丽风气，其中的苏颋非常擅长公文写作，甚至能将政府诏令写得自成文体，连皇帝也爱不释手并要求专门保留其原稿；而另一位大手笔张说则尤其长于碑志，撰写的碑文形式严整，典雅宏丽，显示了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世气象。

　　比如，在一直流传至今的《张说之文集》——其意并非“张说的文集”，而是因张说字“说之”而得名——卷十七中就保存着这么一篇碑文，名为《拨川郡王碑》，其文笔一如既往的恢弘壮丽气势磅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赏析，这里不过多讨论其文学方面的成就。

　　我们知道，唐宋封王的名号一般都附带地名，但奇怪的是，唐朝并没有“拔川”这个地方，而且，碑文中的这位已故的拔川郡王有一个古怪的名字——论弓仁，也就是说他的姓氏是更加古怪的“论”。

　　按照碑文的内容，碑主人论弓仁逝世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23年，时任位高权重的朔方节度副大使，他生前的爵位已经是酒泉郡开国公，死后更被朝廷赠予拔川郡王。

　　从历史记载来看，唐初的封王标准十分严苛，除了李、武两家宗室外，异姓封王者可谓凤毛麟角，远非天宝以后亲王满地走、郡王多如狗般的泛滥封爵可比，那这位明显是外姓的论弓仁究竟何德何能，竟然能列身连功高盖世的李卫公、李英公也无法奢望的王爵之中呢？

　　人们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了更令人吃惊的情况，这位碑主人并不是唐人，光这点其实并不奇怪，大唐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前面说的阿史那社尔、黑齿常之以及后面将要说的哥舒翰、高仙芝等都是外族在朝为官，但论弓仁的出身却还是让人大跌眼睛，因为他竟来自大唐的百年死敌——吐蕃！

　　仿佛嫌这些料还不够猛似的，碑文中竟然写道：“拨川王论弓仁者，源出于疋末城，吐蕃赞普之王族也。曾祖赞、祖尊、父陵，代相蕃国，号为东赞。”解读后的结果让人无比震惊，碑主人竟然出身于曾执掌吐蕃朝政的噶尔家族，碑文中的“曾祖赞”就是禄东赞，据藏文史料看，碑文在辈份上错列了一代，论弓仁其实是噶尔.东赞域松即禄东赞的亲孙子，而其父亲“陵”无疑是指“钦陵”，也就是说，这位大唐郡王论弓仁竟然是屡次大胜唐军的吐蕃统帅噶尔.钦陵的亲儿子！

　　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论弓仁就是来自于噶尔氏家族。“噶尔”这个词在不同的汉文史书中有不同的表示形式，比如《旧唐书》记为“蒆”，《新唐书》作“薛”，《通典》作薛；《会要》则作“蒆”。

　　关于噶尔家族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

　　一说如碑文中标明噶尔家族“出于吐蕃赞普王族”。这一说法或出有因，因为这一权势显赫的家族从来不与王室互通婚姻，从避免近亲或同族婚配的角度来讲，似乎可以作为旁证。但其为王室一支，藏文诸书都没有记载，反而是汉文史书有所涉及，比如《资治通鉴》里记载：“吐蕃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

　　但这个记载是不正确的，后来的研究发现，吐蕃上层社会其实相当重视族姓，各贵族都有自己的姓氏，如娘氏、卫氏、蔡邦氏等等。所谓“论”即大臣之意，并非指王族，吐蕃王族只有王室悉补野氏族一家，其他氏族皆不能称王。也就是说，论弓仁的姓氏“论”只能说他是出身于吐蕃大臣，并不能证明该家族来自王族。

　　另一种说法认为噶尔家族出自苏毗。松赞干布的父王囊日松赞攻灭苏毗后，常驻苏毗故都辗噶尔，为了防止娘氏、韦氏、蔡邦氏等豪强大族势力做大以保持政治上的平衡，赞普遂刻意物色和培植原来地位较低、同诸大望族存在一定矛盾的当地土著力量，一个不怎么显眼的辗噶尔当地小豪强——噶尔家族于是幸运中选。

　　这一家族原是苏毗国王的家臣之一，按照吐蕃历史文书的记录，它发迹于“蔑布一个小山谷里”，既属于有一定影响力的土著势力，又不如娘氏、韦氏等声望显赫。因此，当权势显赫的前任大论（即吐蕃群臣的首脑，一般译为‘大相’）蒙赤多日芒策去职以后，囊日松赞就让该家族出身的噶尔赤扎孜门继任为第二任大相。

　　据说这位赤扎孜门其人“贤明、果断、刚直”，而且还有一个独特的本事——能够猜到别人的心事，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推测，他可能有相当深的心理学造诣或察言观色能力，文书中写道：“有三宾客结伴同行，彼能知第一人所想何事，第二人所想何事，第三人所想何事。后，问诸三友人，真耶？伪耶？此三人心中所思，口中所言，竟与赤扎孜门所言一一应验”。

　　由赤扎孜门开始，在吐蕃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噶尔家族陆续入相吐蕃宫廷。
到了囊日松赞的儿子松赞干布的时候，噶尔家族的首领噶尔.东赞域松——即汉文史书中所称的“禄东赞”——成为了藏王的智囊，协助藏王谋划统一雪域高原的伟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连汉文史书中对禄东赞的能力也赞不绝口，说他“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也”。

　　松赞干布死后，禄东赞开始执掌吐蕃朝政，他的主要政绩是扶持幼君即松赞干布的孙子芒松芒赞、制订法律、定税赋、分桂（庸桂指武士阶层，庸指随军奴户）、查户口、立丁册、征服退浑、用兵西域，成为吐蕃史上一代名相，对此，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汉文史载禄东赞有五子，而比照藏文史料则至少六子，禄东赞死后，其长子赞聂多布继续担任吐蕃大相，二儿子钦陵则担任起吐蕃军队的统帅，开始了东征西伐的辉煌历程。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和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噶尔.钦陵带领吐蕃军团，在青海湖附近两次大败唐朝远征军，唐军每次都是全军覆没，主帅名将薛仁贵和宰相李敬玄差不多也是仅以身免，噶尔家族因显赫军功在吐蕃树立了极大威望，同时也很可能引起了吐蕃王室和其他大臣的猜忌。

　　禄东赞的其他几个儿子也在吐蕃朝廷担任着重要官职，比如噶尔.赞婆一直在二哥钦陵手下担任类似青海方面军司令的一路主将，但其战绩似乎并不突出，从历史记载来看，他有过不少胜利，也多次败于黑齿常之等唐将之手。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吐蕃爆发了内乱，而根源竟来自噶尔家族内部——同为禄东赞之子的噶尔.芒辗达乍布对长兄赞聂多布长期把持权力不满，于是联合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哥哥，试图分一杯羹。兄弟双方各自召集人马会盟，然后准备开练，内战的阴云笼罩着吐蕃。

　　此后，对唐战争的失利一度缓解了吐蕃国内两派势力的对立，弘道元年（公元683年），两派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妥协，芒辗达乍布把会盟的主持权仍交还了哥哥赞聂多布大相。是年唐高宗卒，子中宗立，同年吐蕃举行了祭祀已故王后（古藏语称‘赞蒙’）文成公主的盛典，唐朝也派员参加了仪式。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太后废中宗，开始独揽朝纲，这一年吐蕃“牛疫大作”即爆发了大规模瘟疫，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因此吐蕃大相赞聂多布一年两次主盟，呼吁各方加强团结共度难关，但毫无效果。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吐蕃两大派势力终于公开发生火并，噶尔.赞聂多布死于自己的同胞噶尔.芒辗达乍布之手，噶尔.钦陵随即接任大相之位。对此，吐蕃历史文书中写道：

　　“及至鸡年（即公元685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赞聂与芒辗达乍布二人相互残杀，大论赞聂薨于孙波河谷，……，任命论钦陵为大论。大钦陵举行冬季集会议盟。上赞普赤德松赞尊号，谍者执进毒者多人，毙之，是为一年。”

　　就这样，噶尔家族兄弟三人之间开始了自相残杀，弟弟噶尔.芒辗达乍布击杀大哥赞聂多布之后，旋为二哥钦陵所杀，钦陵遂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幼主赤德松赞上尊号并自立为大相，可见钦陵大相之位也是靠武力取得的。

　　此后噶尔家族虽然继续专国，而这场火并却充分反映了此一家族的地位已远非昔日那样牢固了。
公元696年，大周帝国的西北边疆重镇洮州，也就是现在甘肃省甘南州的临潭，两支数量庞大的人马正在对峙，一支是原来的唐军也就是现在的周军——为了前后统一我们仍使用唐军来称呼他们吧，另一支则是他们的多年死敌吐蕃军团。

　　这一年，大周女皇武则天有过不只一个年号，她在万岁登封元年农历三月十六丁巳（公元696年4月22日）改元为万岁通天，而战争恰恰发生在进行这次年号变更的农历三月，因此关于此战的具体时间，不同的史书就有了不同的记载。

　　唐军的统帅是肃边道行军大总管、当年曾被吐蕃人俘虏后来又放回的王孝杰，其副手则是我们已相当熟悉的娄师德。其实，此时正被女皇无比信任的娄师德已官至左肃政御史大夫并“知政事”即成为宰相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同时他也是帝国男爵，其官爵地位并不在王大总管之下，但以娄公做事一向低调、为人一向厚道的性格，应不会有当年郭待封对薛仁贵的掣肘或刘仁轨对李敬玄的倾轧之举，唐军主帅与副帅之间的配合大概相当融洽。

　　唐军对面，那支吐蕃军团的最高统帅，仍旧是战神般的噶尔.钦陵。遥想当年，钦陵率军在大非川第一次大败薛仁贵率领的唐军时，他正风华正茂。如今二十六载时光过去，在青藏高原如快刀般冷风的凌厉切割下，那个翩翩少年早已经变成了满面沟壑的沧桑老将。

　　此时的钦陵想必心中相当伤感，不仅因为那些随风而逝的青春年华，其中更可能还有难以言表的家国之悲。

　　大非川之战时，父亲禄东赞刚刚逝世不久，兄弟六人齐心合力团结在长兄赞聂多布周围，才取得了对大唐那个庞然大物的胜利，正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青海湖旁，唐朝远征军几乎全军覆没，史载“死伤略尽”，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等少数几名将领仅以身免，战前势在必得意图直捣吐蕃国都拉萨（逻娑）的唐朝遭受立国以来最惨痛的失败，从此再也没有设立过“逻娑道行军大总管”或类似这样的名号，很可能彻底打消了征服吐蕃本土的雄心壮志。

　　十八年前的公元678年，在同胞兄弟们的鼎力支持下，钦陵又一次在青海湖边迎战由宰相李敬玄率领的唐朝十八万大军。钦陵诱敌深入围而歼之，唐军副帅、工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率领的唐军先锋部队首先全军覆没，吐蕃军团马不停蹄，随即对龟缩后方的唐军主帅李敬玄发起猛攻，后者马上一溃千里。

　　此战唐军生还的人数无疑要比上次多，但这些侥幸逃得性命的军人却并不一定感到庆幸，他们要在自己的余生里一直承担着生不如死的羞愧——据一本写成于武后到玄宗前期、书名为《朝野佥载》的文人笔记所载，当时人心涣散的唐军为了逃命，沿途丢弃的粮食不可计数，从而形成了一条长达千里、宽逾尺余的丑陋轨迹：

　　“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吐蕃至树敦城，闻刘尚书没蕃，著跋不得，狼狈而走，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其言尽管有些夸张过分，但唐军逃命时连滚带爬之不堪入目却已为天下周知。

　　洮州战场上再一次面对钦陵，身为唐军主帅的王孝杰想必心情相当忐忑，可以说他毫无心理优势。前面我们已提到，就在十八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担任刘审礼部将的副总管王孝杰被俘，而他从吐蕃死里逃生的故事，是一出相当雷人的喜剧。

　　按照两唐书等汉文史书的记载，其具体过程是酱紫滴：“王孝杰从工部尚书刘审礼西讨吐蕃，为贼所狱，吐蕃赞普见孝杰，垂泣曰：‘貌类吾父。’厚加敬礼，由是免死。”

　　也就是说，这位藏王竟然把王将军当成了自己爸爸的替代品！

　　按照唐朝史书记载，此时吐蕃赞普是松赞干布的孙子芒松芒赞，在位已经二十八年，尽管他一直是噶尔家族装饰门面的政治傀儡，因而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并没有其他证据表明这位藏王精神不太正常亦或感情过于丰富外向。因此，人们每读到这里难免心声疑窦，这会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所为吗？还是其中另有什么隐情或阴谋？

　　答案没有多么复杂——这位“垂泣”的吐蕃赞普其实只是个几岁的孩子，他并非唐人一直以为的那位芒松芒赞，而是其子、刚刚继承了赞普之位的赤德松赞，这个词也写做“赤都松赞”，藏文史书又作“都松芒布结”、“杜松芒波杰”等，汉文史书通常还记为“器弩悉弄”，它们都是这个孩子的名字。

　　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藏王芒松芒赞其实早在两年前的公元676年就已经去世，但执政的噶尔家族为稳定国内局势一直秘不发丧，直到这场战争结束后，大相赞聂多布和元帅钦陵才为先王举行隆重葬礼并迎立新王赤德松赞。

　　关于赤德松赞即位时的年龄，各种史书说法不一，具体从两岁到八岁不等（还有史料认为他是芒松芒赞的遗腹子，比如后世藏文史书就说父王死后七天他才降生，姑且存疑），总之按照现在的标准，他那时候还只是个幼儿或最多属于儿童阶段。因此，当见到这个长相酷似亡父的唐朝将军时，赤德松赞小朋友就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

　　尽管被历史的诡诈反复浸染已至麻木，但我们在感叹造化弄人的同时，对这感人的一幕也不必怀疑太多，起码笔者自己确实认为，赤德松赞那稚嫩的哭声，只可能来自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孩子出于内心的童真……

　　王孝杰因此得以活命，而听到吐蕃赞普的死讯后，本来因李敬玄大败沮丧万分的唐高宗立即又兴奋起来，马上召见名将裴行俭，要求后者“乘间图之”，但深谋远虑的裴大人却给输红了眼的皇帝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他断然回答说：“钦陵为政，大臣辑睦，未可图也。”高宗无可奈何，不得不打消了这个跳回赌桌翻本的诱人念头。

　　往日的辉煌早已成过眼云烟，而如今，形单影只的钦陵环顾四周，身边却仅剩下赞婆一个兄弟，他只得不无悲哀地承认，曾经显赫无比的噶尔家族已经无可奈何地走向了凋零……
前面已经说过，噶尔家的衰落始于十一年前的公元685年。那一年，钦陵的大哥、吐蕃大相赞聂多布被一直觊觎其位的弟弟芒辗达乍布杀害，钦陵随即率领其他几个兄弟攻灭芒辗达乍布。

　　但与兄弟相残相比，此时更让钦陵感到难受的，却是背后已长大成人的吐蕃赞普赤德松赞那阴冷的目光。当年，在家族内部矛盾解决后，噶尔家并没有让权力外流，此后钦陵接任大相并仍自掌兵权，经常带着弟弟赞婆四方征伐，按照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钦陵出征时，吐蕃朝政由钦陵的另两个弟弟努布芒辗细赞、悉多于以及早已臣服于吐蕃的吐谷浑藩王岔达延赤松等人负责，而随着赤德松赞逐渐长大，这个少年国王已经越来越不满意处于与自己父王当年一样的政治傀儡位置了。

　　其实，根据西藏史籍的记载，在确定幼年的赤德松赞继承王位时，钦陵很可能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西藏史籍《第吴教法史》载，当时还叫都松芒波杰的赤德松赞有兄弟三人，也就是说他并非继承王位的唯一人选。汉文史书《资治通鉴》也记载，赤德松赞还有个六岁的弟弟当时正在论钦陵军中，由于他与钦陵的关系，此弟曾有国人欲立之为赞普——但每读至此，笔者总会感到疑惑，钦陵带着个六岁的孩子在军中究竟做什么呢？是为了亲自传授他战争的艺术吗？

　　据说，意志坚定的钦陵却断然拒绝了这个看上去妙不可言的诱惑，反而与兄长赞聂多布一起拥立了稍微年长的都松芒波杰为王。但是，尽管噶尔家族已确认要这个孩子继承王位，可他并没有被正式尊为吐蕃赞普，笔者估计，很可能是因为此时噶尔家族正在内讧因而无暇顾及。

　　一直要到七年后的公元685年，前任大相赞聂多布死后，才由继任大相钦陵在冬季会盟吐蕃众王臣，隆重地给这个叫做都松芒波杰的孩子上了“赤德松赞”的尊号，也就是代表国人正式承认其为赞普，他从此方才坐稳了吐蕃王位。

　　估计也就在这个时候，凭借着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优势，在陪伴幼年赤德松赞玩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王孝杰将军终于被逐渐长大的藏王释放归国。他并没有因被俘而受到朝廷歧视，恰恰相反，这种经历反而成了他又一个独特优势——皇帝正对遥远而陌生的青藏高原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而史载“孝杰久在吐蕃中，悉其虚实”，王将军于是从此成为朝廷所倚重的吐蕃问题专家，到武则天时已“累迁”至右鹰扬卫将军。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长期实施的秘密警察政治结出了又一个苦果：一直忠心耿耿的西突厥可汗同时也是朝廷左威卫大将军的阿史那元庆，在这一年突然被酷吏来俊臣诬告后处决，其长子阿史那馁子亡命吐蕃，被藏王册封为西突厥可汗，随即引领吐蕃军队杀向西域，以自己阿史那家族的显赫名声号令于十姓突厥。而在此前的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在噶尔.钦陵的凌厉攻势下，当年被裴行俭收复的安西四镇又一次被吐蕃军团占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早已岌岌可危。

　　女皇决心策划一次大规模反攻，为此她起用了谙熟蕃情的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没有辜负女皇的厚望，他与突厥族将军阿史那忠节联手，大破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馁子与吐蕃联军，当年十月，唐军“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再次光复安西四镇。

　　在这场战争中，钦陵的弟弟赞婆曾率吐蕃援军奔赴西突厥，但被唐军所败，噶尔家的声望受到沉重打击。而他们的背运似乎并没有到此结束，两年后的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吐蕃与西突厥再次联兵进犯西域，却又再次大败于王孝杰之手——史载是岁二月，王孝杰“破吐蕃勃论赞刃、突厥可汗等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

　　关于这一年，按照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钦陵的弟弟、一向镇守本土的噶尔.悉多于突然率军出征，但这支军队却吃了大败仗，悉多于本人甚至“为粟特人所擒”，从此生死未卜杳无音信。学者们研究后认为，汉文史料中的那位勃论赞刃很可能就是藏文史料中提到的这位噶尔.悉多于，由于此后的史书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他大概战死或被俘后没于西域，而所谓的“粟特人”，很可能是指王孝杰麾下的西域各支粟特裔附庸军。这样一来，留守吐蕃本土的噶尔家族重要成员，就只剩下钦陵的另一个弟弟努布芒辗细赞了。

　　这几次王孝杰主持的对外战役，算得上武则天时期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史载女皇大喜过望，高调表彰自己的这位军事统帅：“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 王孝杰随即被提升为左卫大将军，很快又进夏官尚书（武则天改‘兵部’为‘夏官’）、同凤阁鸾台三品（即原来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入了宰相班子，同时被女皇加封为大周帝国的男爵。

　　如今到了公元696年的洮州，这两个当年青海湖畔的对手又站在了素罗汗山战场两端，究竟是王孝杰成功雪耻，还是论钦陵再接再厉呢？
几部汉文史书都没有记录这场战役的具体过程，但其结果如何却确定无疑。按照《册府元龟》记载：“孝杰及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首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官军败绩”，两《唐书》的王、娄两人列传和《吐蕃传》中也都说“官军败绩”或“战败”，《资治通鉴》则写得非常明确：“唐兵大败”。

　　素罗汗山之役在吐蕃史料中被记作虎山之战或唐人坟（至于为什么如此称呼，看了后面就知道了）之战。对这场战役，与言简意赅的汉文史料相比，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得相对详细一点儿：“大相钦陵于虎山唐人坟，与唐元帅王尚书大战，杀唐人甚多”。

　　在吐蕃人的眼中，他们的钦陵将军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尽管噶尔家族后来被王室目为逆臣贼子，因而导致吐蕃史家顾虑颇多，但对钦陵在战争中的表现，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仍流露出无法掩饰的自豪：“唐之元帅王孝杰尚书越境前来，吐蕃元帅论钦陵以战谋，驱唐人如驱宰耗牛，双方列阵交战，吐蕃痛击唐军多人。”

　　按照这个记载，钦陵似乎再次发挥了其一向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但这些“战谋”究竟怎样，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也有学者推测这场战役很可能是双方硬碰硬的骑兵大会战，真相具体如何也许永远成谜。

　　另外，以上都只笼统地提到了比较模糊的唐军“甚多”、“多人”，而关于双方参战的具体人数，汉藏史书中并没有确切记录，但从唐军统帅王、娄二人的级别（战前两人都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以及爱好排场的女皇一向喜欢重兵出征的习惯来看，唐军的规模即使赶不上十八年前的李敬玄（主帅宰相，副帅尚书），也肯定超过了二十六年前的薛仁贵（主帅府卫大将军，副帅府卫将军），而唐军的损失也如同前两次一样巨大，战死者很可能超过了十万。

　　洮州战后那个血淋淋的杀戮场，想必惨不忍睹仿佛修罗地狱。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描述中，我们似乎也能闻到阵阵浓烈的血腥味儿——唐军的“尸骸高与天齐”，获胜的吐蕃人甚至“于唐人尸骸中立一具使朝天，以表明杀十万众之标志”，这似乎是游牧人武士们共有的某种炫耀武力的风俗，几个世纪之后成吉思汗麾下那些嗜血成性的蒙古军团似乎也偏好这一口。

　　同样根据这份古代文书的内容，吐蕃军团留下了两个堆满唐军尸首的万人坑，它们很可能与中原史籍里那种一直不绝于书的所谓“京观”类似：“达拉山之‘汉墓’与马水之‘汉墓’，实由此得名也。”所谓唐人坟之战的称呼，应该就源于此。

　　似乎从古至今，人类对自身杀戮者的歌颂，都远远高于对自身的造福者......

　　当然，吐蕃人自己的记载难免有相当大程度的过分渲染，但唐军损失惨重却无可讳言，这从武则天战后对己方指挥官的处理上可见一斑：她已故的丈夫当年宽恕了薛仁贵等人，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使得战败的将军很少被处死，更何况唐军两名最高指挥官此前一直劳苦功高且人缘颇佳，但这一次，盛怒的女皇仍宣布了她所能做出的最严厉惩罚，一直因战功显赫而加官进爵的主帅王孝杰被一撸到底，直接削职为民，而受她器重并引为宰辅的副帅娄师德也被连贬多级。

　　与前两次内部倾轧导致的窝囊相比，唐军这一次输得实在是无话可说。此次主战场并非人生地不熟的青海湖畔，而是在朝廷经营日久的边疆重镇洮州，这里多数地方海拔都不到三千米，高原反应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唐军起码拥有大半个主场优势，如同当年的松州之战，自己进可攻退可守，而对手却只能拼死一搏。而且，唐军指挥层不存在明显分歧，即使不能说配合无间也起码可以说精诚团结，唐军统帅王、娄两人也都久经战阵，具有与吐蕃人丰富的作战经验。

　　也许，这只能解释为技不如人吧。与贞观朝相比，此时唐军的战斗力确实下降了许多，其具体原因可能相当复杂，除了小规模的府兵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这个庞大帝国的战争需要外，武则天女皇恐怕也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在她恐怖的政治高压下，程务挺、黑齿常之等帝国干城纷纷惨死于刀笔吏之手，让整个帝国的武装力量寒心不已。

　　获胜的吐蕃军团则再接再厉，他们在突厥附庸军的配合下，一举拿下了大周帝国的西大门凉州，从而彻底切断河西走廊这条中原与西域最重要的联系通道，战利品数都数不过来的吐蕃官兵们无不欢欣鼓舞，富庶的中原仿佛已经向这些强悍的牧人们彻底敞开了胸怀。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赞普派来的钦差已经到达大营，他带来了藏王赤德松赞确定无疑的命令：就地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全军掉转马头立即班师！

　　军人们的情绪当然无比激愤，但他们的统帅钦陵将军却没有多说什么，而是默默收拾行装准备回国，他也许已经预感到，在执掌吐蕃国政长达半个世纪后，噶尔家族的末日就要到来了……
满怀愤懑的吐蕃军团就这样窝窝囊囊地由河西走廊班师了，由于身前身后都是卷土重来沿途骚扰的唐军及其西域附庸军，撤退中的他们很可能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我们知道，四百多年后的朱仙镇，仿佛又发生了同样的一幕，只不过这一次悲剧的主角，并非钦陵这样的少数民族英雄，而是我们传颂千古的岳飞……

　　其实，钦陵早就明白噶尔家族已经内外交困了，而他之所以选择在对方重兵布防的洮州与唐军决战，一方面是自己有信心一举消灭敌人主力及其最优秀的将领，彻底解除对面唐军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再做一次努力，试图像以往那样用显赫的军事胜利挽回噶尔家族日渐衰落的危机。

　　这场大战前两年的公元694年，噶尔.钦陵的弟弟悉多于率军出征，但在西域败于王孝杰之手，曾被钦陵寄寓厚望甚至与钦陵一起主持过吐蕃王臣会盟的悉多于从此消失于历史之中。这一事件既使钦陵失去政治上的帮手，再加之一年前钦陵的另一个兄弟赞婆也败于王孝杰之手并导致西域再次丧失，更成反对派攻击噶尔家族的口实，由此引发朝野上下的怒火遂成为藏王赤德松赞摧灭噶尔家族的第一步行动。

　　这场大战一年前的公元695年，钦陵又无比震惊地收到了自己的兄弟、一直留守吐蕃后方的努布芒辗细赞（又译为赞辗恭顿）的死讯。关于这位赞辗恭顿，藏文书中并没有用很多笔墨纪录他的活动事迹，偏偏只在公元695年用突然的方式宣布他为叛臣，并受到赞普亲自谴责，接着在鹿苑议盟的集会上，赞普亲自宣读判处恭顿的诏文，而且立即斩杀于藏王行宫辗噶尔的江浦。

　　看来，这是藏王赤德松赞周密计划的第二步行动。很可能此事发生之前，赤德松赞封锁消息极严，不让出征的钦陵、赞婆知道，接着又当众公布了罪状，取得舆论的支持，这样来造成无法挽回的既成事实。钦陵、赞婆虽然领兵在外，但失去了内应，失去了在本土的优势和支持，权力再大，也已经无法挽回这一局势。

　　到这时，吐蕃王廷的政治风声已经越来越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了。因此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噶尔家族全面失势的信号，钦陵恐惧之下思欲再建战功，以保住噶尔家岌岌可危的地位，遂倾众向唐军发起了反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洮州之战爆发了，钦陵取得了他想要的胜利，但这个在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军人并不知道，这场胜利只不过让自己脖子上的那根绞索又勒紧了一圈，噶尔家族声望再次爆棚更加增加了藏王心中的嫉恨，那道立即撤军的命令就是藏王有意裁抑其势而采取的第三步行动。

　　撤退到青海休整后不久，吐蕃大营中又传来了让军人们气炸肺的消息：赞普再次派来钦差宣达圣谕，命令钦陵元帅加紧准备接待工作，因为前来进行和平谈判的大周外交使团马上就要到了，而更难以理解的是，这次和谈竟然是已经占尽优势的藏王主动向对方提出来的！《资治通鉴》等汉文史书里，关于当时“吐蕃复遣使请和亲”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

　　双方的讨价还价开始了，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唇枪舌剑取代了盾戈刀矛。吐蕃的和谈代表自然是唐人畏惧的元帅钦陵，而大唐或称大周方面的代表，则是一个叫做郭元振的人。

　　在噶尔.钦陵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真正的对手终于姗姗到来了。

　　郭元振，名震，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人，时年四十岁左右，担任着并不算显赫的右武卫铠曹参军之职。即使是在以任侠使气著称的唐朝，此人的大侠之名也格外突出，他年轻时不仅铸造假币而且还贩卖人口，最后被官府发现后抄家，却发现他家里空空荡荡，除了几百卷书什么都没有，一查才知道这家伙早已经把家财散尽，所有的钱都救济了别人，史载“元振博济，缞者乞资，不问姓氏，尽数与之”。

　　既救济人又贩卖人，我们简直不能评价他究竟是好汉还是强盗，亦或这两种身份兼而有之。但其实这位郭元振并非满脸横肉的粗鲁莽汉，恰恰相反，根据历史记载他不仅中过进士，而且还曾是帝国最高学府——太学里的一名学生，其真实形象想必也是文质彬彬。

　　最后连武则天也听到了郭的名声，好奇之下召见了他，郭大侠毫不怯场侃侃而谈，其表现让女皇十分满意，史载“大称旨”，朝廷随即对他破格提升为右武卫铠曹参军。据说也就是在这次廷见中，郭震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声朗诵了自己流传千古的诗歌《宝剑篇》，其慷慨雄奇让女皇叹为观止，她甚至专门命人抄录下来发给学士们欣赏。

　　可以想像，身为这样一个奇人，即使身处吐蕃大营的枪林戟雨之中，即使面对钦陵将军那凌厉的目光，我们的郭大侠恐怕也不会有丝毫畏惧吧。

　　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就在这次和平谈判中，钦陵提出以唐朝拔安西四镇、弃突厥十姓为罢兵条件，郭元振则巧妙地回避了这一棘手问题，并不直接拒绝，却另行建议以交还吐谷浑、青海地作为交换条件。于是双方使者往还，争辩逾年。

　　郭大侠确实是个具有战略眼光的牛人，武周此后几乎全部对蕃政策都是由他一人精心设计的，尤其在这场攸安西四镇甚至整个唐属西域存亡的复杂政治谈判中，郭元振贡献极大。对于这场谈判，郭元振所建议的唐方总原则其实就两个字——拖延，具体来说则“为计以绥之，藉事以诱之”，“塞钦陵之口，而和事未全绝”。学者们认为，尽管看上去十分简单，但这却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战略思想。

　　拖延，其目的何在呢？答案是为了以持续的军事压力，促使吐蕃发生和平演变。这从郭元振给女皇的几份上奏中可见端倪，在奏章中郭大侠认为，和谈期间对方不会随便动武，从而使我方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境地，即“使彼和望未绝，则其恶意亦不得顿生”。

　　而更为重要的是，常年的战争使得吐蕃疲惫不堪，人民早已经厌倦了噶尔家族连续半个世纪的穷兵黩武，如果我方充分表达了和平的意愿，而以再建军功为目标的噶尔家族却不答应，那么双方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疲倦不堪却无法放松军事戒备的吐蕃人只会把责任归咎于噶尔.钦陵，对后者的怨恨将日深月益：

　　“吐蕃百姓倦谣戍久矣，愿早和，其大论钦陵欲分镇四境，统兵专制，故不欲归款，若国家每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境不从命，则彼蕃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广举丑徒，固亦难矣。”

　　不仅如此，也许已经发现了吐蕃王臣不和的端倪，对于钦陵为代表的吐蕃主战派，郭元振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离间，在刻意拖延的过程中，要想方设法挑拨主和的吐蕃赞普赤德松赞与主战的大相噶尔.钦陵的矛盾，使得主战派与主和派势同水火，即所谓“斯亦离间之渐，必可使其上下俱怀猜阻”。

　　事实证明，后来的发展果真实现了郭元振当初的预言，这场和谈最终造成了噶尔家族的毁灭以及附蕃的西突厥阿史那氏政权的灭亡。对此，我们恐怕又会联想起四百多年后那场导致岳飞死亡的绍兴和议，历史的进程往往那样惊人的相似……

　　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是各怀鬼胎的双方在扯皮互喷，最后不了了之毫无成果也就在意料之中，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谈判又可以说很成功，因为双方君主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藏王利用这次谈判造成的和平舆论，严厉打击了国内主战派，夺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兵权；而武则天女皇则得到了和平，赤德松赞很可能承诺吐蕃今后不再和这个庞然大物玩命，而将目光转向了一些相对弱小的目标。至于是否像后来的绍兴和议那样，吐蕃主战派领袖钦陵元帅的生命成为双方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那就不得而知了。

　　看到这里，现代的人们也许会问，像钦陵或岳飞这样明显受到君主不公正待遇的军事统帅，他们既然手握重兵，为什么不干脆取而代之？干吗非要受这个窝囊气，最后连命都保不住？

　　关于岳飞的情况笔者不想过多置喙，单就钦陵而言，在吐蕃宫廷血腥争斗中耳濡目染成长起来的赤德松赞绝非傻瓜，他既然敢这么做，肯定有能制约这些军事将领的手段。笔者自己分析，不外有这么几条：

　　第一，藏王控制着钦陵部队的后勤供应。钦陵几次出阵率领的都是远征军，以骑兵大范围大迂回的机动作战为主，并没有稳固的后勤基地，而且周围都是唐军或并非友好的西域各族。除非他想带领这些藏族军人在遥远的异乡以抢劫为生，否则就必须依靠来自西藏本土或者吐谷浑的军需，而在钦陵远征期间趁机剪除他的几个兄弟后，藏王已牢牢控制了这些后勤基地，掐住了远征军的命脉，同时也消灭了对方可能的内应。

　　第二，前面已经说过，吐蕃并非匈奴、蒙古那样全民皆兵的纯游牧民族，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定居民族，拉萨、山南以及青海湖周边地区提供了吐蕃大多数男丁，远征军的家小们多在国内，并非像成吉思汗军团那样随处可以安家，因此军事统帅如果想率领这些有后顾之忧的人们反噬故乡，且不说长途跋涉缺衣少食造成的难度，单就官兵个人意愿而言，其可行性就相当值得怀疑，后来在钦陵的最后时刻，其官兵们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既然这样，我们不禁会问会问，那么钦陵为什么不在国内动手，不在自己掌握大权时动手呢？

　　这就要从赞普这个词的来源说起了。在本文的前面部分,曾对赞普的来历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总之这个头衔充分表达吐蕃人视赞普为神的化身，或神的后裔的观念，因此，吐蕃赞普的各种尊号，也多表达了这种观念，如“圣神赞普”、“天赞普”、“天降之王圣神赞普”、“天神而为人主圣神赞普”等等。

　　后来的藏学家解读后认为，吐蕃赞普既然是天神之子或天神化现，因此赞普本身就具有神的特质与能力，其统治权的继承直接而具体，不必经由任何媒介，也不必经由中介者的转授，其本身就是权力的来源。与中原皇帝自称受命自天，系天之子，故又自称天子，二者间实有不同的意义与内涵。

　　除了那个传说时代里篡位成功但最后却被毒狗杀死的洛昂达孜外，吐蕃的王位从来都属于青瓦达则宫中神圣的悉补野家族，从来没有例外。这种观念从远古一直流传，在民间早已根深蒂固，成为人人认同的社会规范。

　　关于这种社会规范，在敦煌保存的古藏文写卷中，记录着这么一段诗歌，其作者据说就是吐蕃赞普赤德松赞：

　　“在明天、后天、以至将来
　　下民不会役使王者！
　　马匹不能骑人！
　　草不能割镰刀！
　　青瓦达则宫殿里，
　　王统从未断绝！”

　　似乎是为了回答我们上面的问题，在同一首诗歌的另外一段中，赤德松赞肆无忌惮地唱道：

　　“葭布小山谷里，
　　一个平民想当王哩！
　　噶尔想当王哩！
　　平民想当王，
　　泉水往上淌，
　　磐石滚上山，
　　纯粹是葭布人的梦想！”

　　前面说过，噶尔家族据说就来自葭布的一个小山谷，因此上面内容的意思不言而喻，藏王正在尽情嘲弄着失势的噶尔家族。不仅如此，赤德松赞的刻骨仇恨在这首诗歌的另一段中也毫无遮掩地表现出来，明显欲置钦陵于死地而后快：

　　“地上的小小蟑螂，
　　却像飞鸟般骄傲，
　　想飞到天上去哩！
　　飞吧！它又没有翅膀。
　　即使能有翅膀，
　　青青苍天高远，
　　云朵也穿不过去，
　　往上，飞不上天，
　　往下，钻不进地，
　　就在那不高不低的中间，
　　变成了鹞鹰的点心。”
噶尔.钦陵最后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关于钦陵之死，按照《新唐书》的记载，藏王赤德松赞利用钦陵在青海大营被郭大侠纠缠得头昏脑涨无暇内顾的机会，迅速策划了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清洗行动，他以打猎为借口秘密纠集军队，一举逮捕并处决了噶尔家族几乎所有的亲信党数达两千人之多。

　　在这场大屠杀的同时，赞普也向钦陵和赞婆发出了死亡召唤，噶尔家族的末日终于到来了。按照《新唐书》的记载，钦陵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很可能进行过并不成功的抗争：

　　“发使者召钦陵、赞婆，钦陵不受命，赞普自讨之。未战，钦陵兵溃，乃自杀。”

　　与后来同样遭遇的岳飞相比，钦陵的结局与其说悲壮还不如说凄凉，他身边那些吐蕃最精锐的军团对他的安全毫无帮助，反而一哄而散弃之而去……但是，我们宁愿相信这些勇敢的军人并非真正的逃兵，而是在代表故国家园的藏王与给他们带来无数荣誉的元帅之间左右为难，最终选择了逃避。

　　同时，我们也相信钦陵并非众叛亲离的独夫，而是一位像田横那样具有强烈人格魅力的好汉，因为就在他自杀后不久，他身旁的部下们随即上演了催人泪下的一幕——他们纷纷自杀，相从自己伟大的统帅于地下，史载“左右殉而死者百余人。”

　　噶尔.钦陵就这样走了，如同唐蕃争霸中一颗最灿烂的流星划过天际，也仿佛他的对手郭元振《古剑篇》中歌颂的那柄最终沉埋的绝世名剑：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

　　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

　　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

　　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

　　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

　　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

　　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

　　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仿佛老天也不忍心对英雄斩尽杀绝，钦陵的血脉并没有消亡。噶尔家族遭此巨变，钦陵唯一幸存的弟弟赞婆毅然把家族存亡的担子承担起来，他立即审情度势，采取了断然与吐蕃王室决裂的行动。于是，《旧唐书.吐蕃传》记载的那一幕发生了：“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及其兄子莽布支等来降。”

　　这位莽布支，就是拔川郡王碑的主人论弓仁。如同后来藏族人的次仁、扎西等或蒙古人的伯颜、铁木尔等类似，“莽布支”是当时吐蕃人最常用的名字之一，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的本名“芒波杰”其实就是“莽布支”的异译，这对不共戴天的仇人竟然用的是同一个名字，也算是历史的一种辛辣讽刺吧。

　　面对这天上突然掉下的馅饼，毫无思想准备的武则天女皇大喜过望，立即给予归降者最为隆重的接待，加官进爵礼遇万分，史载“遣羽林飞骑迎劳，赞婆特进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布支左羽林大将军、安国公，皆赐铁券，礼慰良厚。”

　　熟悉唐朝历史的都知道，这些无疑都是非常厚重的待遇，其中的“特进”是正二品的文散官，“辅国大将军”是正二品的武散官，在府卫将军之上，左羽林大将军是正三品而且是实职，至于归德郡王和安国公自不必说，都是位极人臣的爵位。铁券相当于免死证书，在唐初颁发十分严格，远非中唐以后泛滥可比。

　　噶尔家的子孙从此以自己家世代担任的官职“论”为姓，开始在大唐繁衍生息，并为他们新的祖国恪尽职守功勋卓著，论弓仁甚至还成为薛仁贵之子薛讷以及玄宗朝名相张说的同事，关于他的具体事迹读者可自行参读《拔川郡王碑》，这里不再赘述。

　　学者们考证，“拔川郡王”的“拔”字，其实就是“蕃”字的异译，可能由于“蕃”字含有蔑视的意思，因此朝廷在封赠时就善解人意地改“蕃”为“拔”。

　　除了投唐的赞婆和弓仁两支外，噶尔家族在西藏的血脉很可能也没有消亡，据说一些后裔在家破人亡后历尽千难万苦，终于从吐蕃本土逃亡到荒蛮的康巴地区并在那里扎根，甘孜赫赫有名的德格土司就自称是噶尔家的后代，这个土司家族曾经建造了藏族无以伦比的文化宝库——伟大的德格印经院。

　　除了投唐的赞婆和弓仁两支外，噶尔家族在西藏的血脉很可能也没有消亡，据说一些后裔在家破人亡后历尽千难万苦，终于从吐蕃本土逃亡到荒蛮的康巴地区并在那里扎根，甘孜赫赫有名的德格土司就自称是噶尔家的后代，这个土司家族曾经建造了藏族无以伦比的文化宝库——伟大的德格印经院。

　　另外，据说在藏族古地理区域中所谓的安多地区也有噶尔家后代生活。比如在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曲库乎乡有一个瓜什则措娃村，当地人认为，所谓“瓜什则”实际上应为“噶尔氏部落”，音讹为“瓜什则”。他们说，藏语“瓜什则措娃”实际上就是“噶尔氏家的公子”之意，相传是噶尔·东赞的长孙一族的后代。

　　非独有偶，在青海省泽库县也有一个瓜什则乡，按照上面的说法它就是噶尔氏乡，据说也都是噶尔氏家后裔。在泽库县的多福屯乡还有有一个古德尕让部落，当地人说其先民也是噶尔.东赞长子之后，如果这种说法成立，他们可能是赞聂多布的后代。另外，在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尕巴松多镇还有一个瓜什则部落，也自称是噶尔·东赞的后裔。

　　失去了宝剑锋利般的钦陵将军，曾经辉煌无比的吐蕃军团今后又将走向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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