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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流浪地球,狂飙,关于危机、基层与病痛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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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_member 发表于 2023-3-21 08:49: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蹭个热点,我想《流浪地球》和《狂飙》的话题度还可以,或许可以当做倾诉一些想法的底板,当做一个虚泛的问题集。是姑妄言,但免得自己向壁虚构,对空狂书。
我这里说的《流浪地球》不仅仅指春节档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而是把刘慈欣的原著小说和之前的整个系列电影的第一二部放到一起乱炖。当然,文本体例之间的差异使之不能一概而论,但我本意并不是要做文艺评论,并且也没有能力进行学术化的拆解分析,《流浪地球》在这篇混沌的漫谈中占据的同样是一个混沌的点位,大概称之为“危机”。
危机有很多种,《流浪地球》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创作者都利用“科幻”的便利,把宏观叙事跃进到了一种极端,也帮我把这种想要讨论的危机提升到了极致:人的生存的危机。
其实这种讨论在文学世界并不鲜见,随便读几本小说都能发现作家们对这种问题的热衷。但是流浪地球有不一样的地方,它很专一,专一于讨论生存危机,且把“生存”具体化,迫切化,把生存拍扁成“生死”这种所谓“压倒一切”的亟待处理的问题。我想人们会被这种极端的态度区分出欣赏或警惕的对立阵营,有时候,如果这种对立停留在文学中,是种遗憾。
我们此刻的人的“幸运”是其实我们都极速地经历了一次“全人类的生存危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经历着),它本身无法做到科幻文本那样用“生或死”的急迫把全人类的问题凝结成生死的二分,但它确确实实发生着,变化着,与所有人的命运纠缠着。
介于这种文本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互文关系,危机一词增加了弥漫的特性,它的内涵边界也变得极不稳定。介于这种互文关系,人们重新阅读和欣赏科幻作品的时候,很多疑惑和思考会不受控的涌动。更遗憾的是,那个现实中退到幕布之后的灾异与幕布上闪烁着的激昂光影似乎不断产生错位与重影,观景体验实在无法做到沉浸。我想我要收回不必要的延伸和想象,回到文艺作品(原谅我的曲折),同时将这些疑问和思考克制在对作品的欣赏之中。
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创意本身就有巨大的魅力:一种“可行”的又包含巨大风险与牺牲的工程,多么契合苦难民族的历史经验。但既然是历史,很多东西都是事后记述加工的,只要表面的历史还保有延续性,那么经验本身就似乎有可以复制可以依赖的地方,但在历史还没有成为历史而只是发生着的事件时,那些污浊的,断裂的部分实际上昭示着度过难关带有极大的偶然,真正孕育着危机的底层框架,在一次次幸运敷衍之后,已经越来越不可解决。
所以问题也出在“可行性”上。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的组建(但日常生活中似乎保有文化认同的差异),高效的基层单位(电影中调转车头的场景是激动人心的),资源高度集中与丰富(“烧石头”简直是能源危机的终结),保留二分之一(这简直是核战争的隐喻,不论是选生还是选死,这都是超出伦理极限的),这一切都那么的“可行”,仿佛为了种的延续,任何杀伐果断、权衡利弊都有了可行性,但这“可行”,似乎包含着另一种巨大的危机:科学扮演起理性的角色,再不用承担伦理问责,无脑地维护着失格之人的增殖,而这种增殖的巨大代价,会随着一千年的流逝,一百代的更迭,成为历史的成功经验。多么令人绝望的资本主义入脑的想象图景……
原著小说很像一个泛泛而谈的史家述评,致力在一种宏观角度探讨人类命运,尽管有落回个体视角片段,所做的描述实在有点儿失于空疏。但这也有好处,就是为影视化改变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使文本论域稳定又饱含生机。例如电影里意识数据化与流浪派的冲突我认为比原作中飞船派与地球派的冲突更吸引人,更高明。前者触及了私有制,而飞船与携球出逃的差别更像是地缘政治想象(有点纳粹民族生存空间论的味道)。如果,真的有技术突破,在较低的成本和代价下(相较于保留一半人这种核大战想象来说),能够把所有人从现有的有机状态下解放出来,则几乎可以视为对平等的物的重新分配,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分配,那确实是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但那些被物压制的粗暴的、不得体的,愚鲁的“非人”得到解放,“最终审判”也将降临于旧历史终结与真正历史开始的交汇,真正的救赎也才有可能发生。这当然是阻力重重的,那些沉溺与现实的物对人的占有的“人”,会出于本能地认为这是冰冷的,没有生机的,因为那种让他们自傲的坚固的差异也被“残忍”地抹平了,他们赖以自存的信念序列也就崩塌了。
当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关于科幻的讨论也应该准许科幻性的想象。电影用有“人”才是生存的断语回避了更深的讨论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立场,也无可厚非。但有意思的是,电影的第二部作为前传,在三年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的镜头似乎不可避免的增多了,或许是一种无意识的言说。有些事情远不是面对危机,处理危机那么简单,那个出于赤诚团结起来的共同体并不存在,而那个一次次突破伦理极限进行自我增殖的怪兽,倒是真正的自行其是的伴随着人们流浪。
我可能已经流露出对流浪地球式理解危机方式的消极态度,那种极权大棒加科学大棒的双管齐下,在我看来并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注脚。尽管是漫谈,只有一个抓手还是太悬浮了,想要进一步讨论危机,要感谢一部春节大火的电视剧《狂飙》。它与《流浪地球》保有极大的差异,体例上,内容上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我在看电视剧时总是会与《流浪地球》产生联想,它们的差异之间似乎包含着一种张力,在这样一个时刻,总能让人想到一些多余的东西。如果《流浪地球》关联着现实中的危机,《狂飙》则是直接刻画了建制大厦的根系,基层。二者加以短路合并,希望可以引向更具体的论域:危机中的基层。
我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对其他人的吸引力在哪里,张颂文的演技高超,但仅仅从故事来讲,黑社会的起家史并没有太多新意,我们可以发现对很多经典黑帮片的化用桥段。《黑社会》与《无间道》的阴冷儒雅,《教父》的古典气质,《古惑仔》的暴力癫狂,都被吸收使用的很好,但也只是停留在很好。对于我来说更具吸引力的是整个电视剧文本所呈现出的一种拧巴气质,以及在如此拧巴的诉说之下,对一些异质之人的相对妥帖的塑造。
概括《狂飙》的拧巴似乎有点麻烦,还是从《流浪地球》的整饬说起。同为影视文本的《流浪地球》电影,在激越的情绪下有一种四平八稳的“庄重”,它可以借助科幻把要解决的问题单一化(科学站台,干就完了),可以用危急存亡之秋的急迫简单的把牺牲与个人利益考量进行链接(好像能让舍生取义更具现实说服力,但又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马脚),可以利用电影的起承转合高效地进行正能量的灌输(可是成熟的电影技术本身就能俘获一部分观众,所谓的中国方案、中国气质到底能不能突破景观产生影响是极为可疑的)。
《狂飙》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尽管二者的宣传目的很相近,但是把控走向的难度差别极大。一旦回到“生活”这个比较温和的尺度,回到电视剧这种相对拖沓的叙事节奏,加上敏感题材所要顾及的审查制度,所以且不论它如何成功,它始终无法剔除那种拧巴的感觉:同样是幻想中的阶段性解决方案,杀运粮官祭旗,安抚弹压人心,明知不是根本,却只能裱糊匠一样的应付,所以处处小心,处处留意,最终还是趋于暧昧。
值得庆幸的是,一个更拧巴的角色诞生了,他不断的落入病痛与分离(病痛更像是内心苦痛的具象化),始终无法进入戏剧中的日常生活,始终无法被群体消化,人们想要抹除他,又都出于某种直觉,知道他是那个可能存在的药方所在,而愿意对其表示不多的温情。一个被很多观众认为真正“科幻”的存在:安欣。
我认识的人中尽管不可能人人称为朋友 但是还是因为“认识”而对其人生收获一分最低限度的观察关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自觉或无奈的情况下同“安欣”一样走向了建制的末梢,这在目前来看是一种幸运,因为这在一个市场快速衰竭的时代,似乎是一个依旧充盈着力量的坚固的位置。可是,这种值得称道的幸运中,似乎不能避免进入一种恶性的精神分裂状态,摇摆在书面与现实、权力与匮乏、稳定与绝望之间。
我记得大学里一位老师分享了他的同学的离职原因:那是一位供职于部委的高级写手,负责创制排布用于下发各级单位的高级公文,据说这些公文的遣词炼字都是顶级水准,除了解读政策、传达指令,还能让敏感内行的人清晰的理解其中的潜台词。仕途是否艰难暂且不论,他表示当发现自己绞尽脑汁筹措出的公文在翻译成英文时,变得单薄无比,他感到了极端的无意义与嘲弄,所以他选择离开了体制。
其实不必这般复杂,把理由说的精致是一种伪饰,根本不需要跨语种来击穿想象,大量所谓的公文在复制印刷下发的一刻就已经失去具体的内容,而成为形式的联结物,成为圆融复杂与单调狭隘的合一,更主要的是成为群体精神障碍的象征:一个可以阅读但无法信任无法贯彻的巨大历史命题内部的极端分裂。(运动失败后残留的恶劣官僚系统)
他们并不是值得同情的“群体”,(当然我也不配“同情”)一旦进入,就会在权力的自行其是中变得灰暗干瘪,我们的教育也没有给他们留下足够多的端口来给人注入冲破现实苦痛的思想资源,大部分家伙还是会用消费主义的符号以及低端的神秘主义命定论来填补这种不一致性带来的缺口。就此带来的更迫切的问题并不是病态,而是将这一切都消化改造为“积极”的精神病理化,以至于痛苦不安变成一个良性肿瘤,变成某种身份所必须的疫苗,低烈度的痛苦着,低烈度地自恋自虐着,然后要么幸运的度过可耻的一生,要么被刻意压抑的巨大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所吞噬(或许是整个阶级无意识中包含的自杀冲动在他者那里得到实现)。
安欣的不同在于他在一个极端工具化制度化(包括各种潜规则)的强力机构中,坚决地倒向“精神分裂症”的一侧,以一种道德严苛主义的个体偏执,突破日常的爱欲组织模式(行动者在这个角度上必然是禁欲主义者),不断的追问,或者去坚持已经在书面材料上被抽空了意义的价值判断,“本应是这样!就是这样!尽管...还是应该这样!”如果走“自我革命”的路,大概至少需要这样的“疯人”。
这是极为宝贵的,昂贵的,甚至要以粉身碎骨为代价的。但这种奢侈显露了一种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化的权衡轮转之外的一种可能性,变得真正的怪异,如果卡夫卡的《变形记》真的降落在生活中,真正的奇异点在于一个人可以不用变成甲虫就有办法不再被(虚空中的凝视)当做“人”,仅仅因为他想做一个人。
我不会对一个影视形象投射过多的期待,他只是一个意外操作,敏感的人可以发觉,如果安欣这个形象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实际上依旧无法与从天而降的督导人员实现融合,因为从天而降本身就是依靠强权的逻辑去强行更改历史的细节,而“天”究竟多高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生活?这就仿佛《流浪地球》中各国政府能够在巨大危机前高层联合,“出淤泥而不染”地为人类命运担起责任,同样是阶级幻想,所以在土地财政主导社会走向窘境时,一部追缅小贩可以通过暴力“翻身”,又最终“能够”被清算的通俗廉价的文艺作品产生影响终究也是幻想的一部分,它不售卖意识形态,它的成功是因为它是饥渴的意识形态本身。
把危机与基层并置,把《流浪地球》与《狂飙》相叠合,不同样态不同纬度的书写都对基本问题表现出回避,但是也有让人惊喜的存在。似乎要讲啥道理却也不必要,在一个危机无限延展的巨大压力下,寻求真正的特异性实际上是每个人(想要背叛与团结的人)的责任,不需要想象安欣来“安心”,收获真正的不安才是开始,一条迈向解放之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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