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掌故之解放前夕的北平警察局

小乖欢颜僮

众所周知在北平解放前夕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到处充斥着混乱和紧张，对于当时的北平市警察局来说，更是疯狂至极了，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当事人李芳老的回忆重新走进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吧。
我（即李芳）是在1948年9月到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任职的。当时我的职务是专员兼代清洁总队总队附。专员是一个地位高没实权的闲散职务，凡是原先级别较高的人员没有适当职务可以安置时就任命为专员。我参加军统，曾任少将军职。因专员是有名无实的，清洁总队里又没有一个军统分子掌权，所以就叫我兼代清洁总队总队附。我任职只有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关于当时北平市警察局的情况，我是亲见亲闻的。
1948年8月，军统分子杨清植接任了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前任局长汤永咸是属于宪兵系统的，因镇压北平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遭到社会进步舆论的谴责，反动派为了缓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拿出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了个走马换将，以杨清植接替汤水咸。
杨系河北献县人，是个老牌军统特务。他本来凭借着军统关系和与孙连仲、楚溪春的河北同乡关系当上了河北省的警务处处长。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反动派在河北省的地盘越来越小，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连同管务处由保定迁到了北平城内的铁狮子胡同。
杨清植眼看他这个警务处处长越来越没有当头，正在愁肠九转之际，恰逢汤永咸下台。本来军统方面从戴笠活着的时候起，就争着抓警察大权，见空就钻，所以杨清植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军统的关系又经过楚溪春向傅作义的推荐，就走马上任，当上了北平市的警察局局长。
原先警察局的组织是在市局本部，局长、副局长以下有秘书室、专员室、督察室、总务科、行政科、外事科、司法科等单位：外勤单位则是内七、外五、郊八共二十个分局；此外还有交通警察大队、车巡大队、侦缉大队、通讯大队、消防大队、清洁总队、女警队等单位。
杨清植接任以后，组成了一个以军统分子为骨干的领导班子：副局长白世维、主任秘书毛钟新、机要秘书杜世清、督察处长李连福、专员室主任刘凤楼、行政科长杨飞霞、政训科长刘林华（其余如外事科、司法科等个别单位不是军统分子把持)。
其中有两个单位的上下级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军统分子：一个是机要室，由杜世清负责；有七名工作人员，从事编写保管机密文件、处理情报业务以及为局长经办一些不属于其它各科室的重要业务。
一个是政训科（这是新成立的科)，科长刘林华，集训了三十名北平特警班的毕业生，训练一个月后分派二十五人到各个外勤单位担任政训员，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小组讨论会，从中考核职员和警察的思想，以进行监督。
军统的工作关系是秘密领导公开（即秘密机关领导公开机关)；公开掩护秘密（即公开机关掩护秘密机关)。军统设在北平的秘密机关是北平站，北平市警察局为公五组，即公开机关第五组，组长为杨清植，组织就设在机要室，凡属军统分子的人事关系都统归这个组织领导。所以在警察局任职的人员属于军统的都有双重关系：一是公开的警察局关系，一是秘密的军统关系。每个成员都负有提供情报的任务。
在外勤单位中新成立的有刑事警官大队，由军统分子聂士庆担任大队长，所有刑事警官都是军统分子。原有的侦缉大队编为一个中队，并入刑事警官大队。原侦缉大队的成员并非尽是军统分子，只有个别人是。原侦组大队中多数是三朝元老，尽是一些京油子、地痞之流，他们广交三教九流之徒与流氓无赖之辈，对于地面情况非常熟悉。小偷走他们的门子，和他们拉好关系，就可平安无事；否则，作案就没有护身符。所以侦缉队也常常抓到小偷，这就是那些没有挂号送礼的“野兔子”。
1948年底，保定解放之后，天津也解放了。反动派的所谓平、津、保犄角之势已告瓦解，北平完全孤立。还有天津解放之前，被蒋介石委以“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曾命令北平市所属各行政机关都成立了“锄奸总队”。总队以下为大队，大队以下为分队，分队以下为若干小组。
北平市警察局于1948年10月成立了“锄奸总队”，杨清植兼任总队长。局本部成立了“第一锄奸大队”，各外勤单位也依次成立了“锄奸大队”，共计二十七个大队。大队设大队长一人，书记一人，助理书记一人。所有官兵一律参加。这是没有训练也没有严密组织的乌合之众，任务就是随时随地侦察共产党在北平市区的活动情况，搜集情报，及时向上级汇报。
清洁总队曾有第六区队的清洁夫袁世模，值夜班时发现邻近学生宿舍内有个学生在练习收发报，我接到报告后以为是无线电台，马上向上级作了汇报。经总局派通讯大队长亲临现场检查，确定是学生的练习机，于是不了了之。
另外也有几个警察分局处理过几个“案件”，内情我已记不清了。实际上情报的来源多系道听途说，结果也总是不了了之。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紧紧包围了北平。北平孤城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惶惶不可终日。为安定军心，杨清植曾先后召集警察局所有的军统分子开了两次秘密会议。
第一次杨还装腔作势，自欺欺人，大意是说，北平可以保得住，因为有几十万集结起来的队伍，傅先生指挥有方，万无一失；大家要安心工作，更要精诚团结，共济时艰，等待着局势的好转。
第二次开会杨就完全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说，万一北平守不住，咱们就组织起来，突围出去，往西面走，到时候每人发给手枪一支，随军队突围。这简直是杨清植的痴人说梦。
眼看着反动派所盘踞的北平城已是岌岌可危，1949年的1月初，副局长白世维和主任秘书毛钟新就首先悄梢地坐飞机逃跑了。
1949年1月下旬，傅作义将军认清了形势，接受了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的条件。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传遍了北平城。反动阵营中的人一个个愁容满面，各有各的打算，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人是坚决顽固到底，千方百计地想要逃走。
第二种人是自知罪恶很大，不相信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怕共产党来了杀他们的头，因此也是坚决想逃走。
第三种人以为和平解放不同于打进来，不会被捕或被杀，甚至把和平解放看作过去的政朝换代一样，摇身一变，可以继续做官。当时这种人互相谈论着已解放的某某地方被俘人员受到怎样的宽大待遇。有的人说，“你杀过共产党的人也不要系，只要你说了没一点事”，等等。这些人虽然认为逃走的是上策，但也觉得前途茫茫，再加上家庭拖累种种原因，也就决定不跑了。
第四种人是属于大多数，首先考虑到逃出去没有奔头，其次感到逃出解放区也是不容易的，即便跑出去，也无处安身。这些人存有听天由命的侥幸心理，所以也就未抱逃出去的幻想。
当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以后，过了好几天，解放军尚未进城，依旧是旧军队、旧警察维持秩序，各机关人员照常上班，市面上商店照常营业。
只有极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要逃走，如警察局长杨清植匆忙委派非军统的外一分局长徐澍代理他的职务，临行前还到市政府去辞行告别。警察局人员中随同杨清植一起逃走的还有机要秘书杜世清、政训科长刘林华、督察处长李连福、专员刘清池。他们和其他单位的一些军统分子一道坐上飞机逃走了（这时傅作义还允许飞机起飞载人南下）。
从宣布和平解放之日起，警察局本部及其所属外勤单位，只有刑警队曾一度混乱，有三十多人携带手枪躲藏了起来。后经大队长聂士庆召集归队，缴了枪枝。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严整威武的军容开进北平城，举行了入城式。军管代表到各单位进行了接管，谭政文接管了北平市警察局，改为北京市公安局，他是首任局长。所有原警察局军统分子，仍然继续留用。一个月以后，经市局人事室发给介绍信，统统到清河大队学习，开始了他们重新做人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