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中国第一私人档案”中的科技文献

維健_廣律

文 / 史斌
　　盛宣怀是晚清洋务运动核心人物，主持轮船招商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电报总局、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华盛纺织总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洋务实业，担任邮传部尚书、津海关道等官职。盛氏涉入晚清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慈善、教育等多项事务，影响颇为深远。盛宣怀档案集成了盛氏家族留存的谕旨、奏折、呈文、谘文、函电、照会、履历、契约、章程等档案文献，牵涉大量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被称为“中国第一私人档案”，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
　　盛档主要藏于上海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上海图书馆藏17万余件，香港中文大学藏1.3万余件。目前，两馆已完成盛档扫描工作，开通全文数据库。上世纪以来，上海图书馆依托馆藏盛档整理出版了《盛宣怀未刊信稿》《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盛宣怀档案选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等文献，可以概览盛档之博大精粹。港台学者依托香港中文大学藏盛档，整理出版了《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盛宣怀实业函电稿》《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等文献，充实了盛档整理工作。本次香港中文大学将馆藏盛档一次性全部影印出版，数量庞大、卷帙浩繁，档案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可以一览档案原貌，可谓学界之幸事。
　　纵观数十年盛档整理工作，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港台学者，大体基于时间与实务两条线索。其中，时间线索涉及“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历史维度，实务线索涵盖慈善、赈灾、铁路、电报、金融、教育、轮船、煤铁、纺织等领域。然而，目前盛档整理工作尚缺少科学技术维度，不免为学界之遗憾。
　　长期以来，历史档案整理工作大多关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对于科技文献着力不多。然而基于《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等文献可以看出，盛档科技文献蕴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工业史、教育史、思想史等内容，值得深入探索，激活科技文献的学术价值，从科学技术史视角还原更多的历史细节。
　　科技典籍与科技档案是当前中国历史档案整理工作较具特色的领域，盛档科技文献与中国近代科技交流、科技教育、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历史问题密切相关，对此可从三个维度进行解读。



盛宣怀

盛档与洋务运动科技史
　　盛档对于解析晚清洋务思想的儒学内涵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晚清洋务官员大多禀受程朱理学之教化，对儒学之天理人欲、理一分殊、格物穷理、未发已发等思想有基本的文化体认。面对“悲风骤至”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官员必须面对如何解决中国贫弱落后的现实问题，他们基于儒家文化建立了经世致用之学。香港中文大学藏盛档存有较多早期盛氏家族文献，这些文献为解读盛宣怀经世致用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
　　洋务运动兴起以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端方、郑观应、唐文治、唐廷枢、张謇、丁汝昌等洋务官员和实业领袖函电往来，盛档保留了大量讨论科技事务的函电、批文、呈文等文献，成为后人研究洋务运动科技思想的重要资料。通过撷取相关史料，可以从中分析洋务运动时期“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权操诸我”“夷夏之防”等思想的历史意蕴，进而探讨晚清科技思潮的历史形态。
　　盛宣怀主持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天津电报学堂、汉阳铁厂学堂、卢汉铁路学堂等教育机构，保留了较多的科技教育文献。以船政教育为例，作为洋务教育的组成部分，船政教育培养了轮船设计、制造、驾驶、维修等各类技术人才，实现了西方近代船舶工业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洋务教育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工程技术领域，还体现在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通过培养早期西学人才，洋务教育拓展了学生的文化视野，培养了学生主动接受西方文明的自觉意识。随着学生走出学堂，他们投身于政治、军事、实业、文化等领域，促进了晚清社会向近代文明的历史变迁。
　　工程技术方面，盛宣怀主政晚清多家洋务实业，盛档存有大量关于工程建设、生产流程、质量检验、产品评价等工程技术环节的图文资料，可以勾勒出晚清洋务实业的工程技术运行状态。以铁路事业为例，晚清各条铁路从零起步，次第兴建，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铁路交通网络。盛档关于铁路事业的文献体现在技术、器物、人员等多个方面。为了实现“求富图强”的目标，盛宣怀等洋务官员将引进西方铁路工程技术作为发展洋务事业的基本措施，推动了中国早期铁路工业体系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
　　盛档科技文献展现了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制度。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方式从传统手工业生产逐步进入大机器生产时代，世界工业进入公司化、制度化发展模式。洋务运动兴起，随着生产技术不断革新，中国早期的科技制度也初具雏形，并且日益规范。中国电报、铁路、船政、军工、纺织、矿务、机械、钢铁等实业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企业制度的发展变迁，仿效西方建立了早期的工业化制度，推动了“西制东渐”的历史进程，这些制度包括企业管理制度、技术管理制度、科技创新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等，为中国早期工业化道路进行了经验积累与制度探索。



盛宣怀

盛档与晚清科技社会史
　　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策动者之一，也是李鸿章幕府的重要成员。盛档是研究晚清社会变迁的基础史料之一，为甲午战争、东南互保、庚子国变、清末新政、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历史问题开辟了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视角，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文献支持。
　　盛档是中国近代电信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史料。电报技术是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之一，洋务运动以来，为了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官员将电报技术引入中国，以官办、官督商办、商办等形式兴建了一批电报线路。自此以后，清廷皇室、各级官员、军事将领、士绅商贾等群体逐渐适应了电报技术带来的通信便利，电报通信成为社会各界日益普及的信息交流方式。盛宣怀长期掌管中国电报总局，不仅获取了巨额经济利益，也利用电报通信参与了晚清多项政治军事历程。电报技术与清末动荡的政治环境、频繁的军事斗争、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密切联系。
　　盛档科技文献为“东南互保”等历史问题开辟了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路径。盛宣怀是“东南互保”的策动者和参与者，参与了联络督抚、筹划和谈、沟通中外、转递信息等多项历史进程，“东南互保”期间的电报通信问题大多由盛宣怀直接调度和管理。在此期间清廷与外界联系时断时续，社会动荡不安，谣言层出不穷。盛宣怀频繁调度电报资源，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各省督抚大员密切联系“互保”事宜。电报信息从技术层面构成了“东南互保”之局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东南互保”期间，盛宣怀可以发挥关键性的影响，甚至做到“隐执朝权”，其原因就在于他掌握着电报系统，利用这一技术策动了政治力量的临时结盟，塑造了“东南互保”的政治关系网络。
　　盛档科技文献还为中国航运史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以轮船招商局为例，盛宣怀长期主政轮船招商局，力图通过发展轮船商务运输，夺回航运“利权”。为了获得合格的航运人才，盛宣怀主持了轮船招商局总工程师、机务监督、总船主、工程师、船主、大副、管驾等航运人员的聘任与培训工作，践行了“权自我操”的洋务思想。由于轮船驾驶技术与管轮技术关系航运事业的成败，因此盛宣怀对两类人才培养提出了较高要求，《轮船招商局驾驶学堂总教习合同》规定，“教习为学堂始基要者，该教习必须由驾驶学堂出身，考领超等文凭者，庶教法得其上乘，乃可膺此责任”。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近代航运事业的集中代表，其经济价值与社会影响在盛档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盛档铁路文献则揭示了晚清铁路事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以中国近代著名窄轨铁路正太铁路为例。正太铁路由清政府借款修建，铁路筹议过程中，围绕铁路轨距问题，中法两国进行了争论与博弈。1902年10月，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华俄道胜银行总办佛威郎签订《正太铁路借款合同》和《正太铁路行车合同》，决定兴建正太铁路。
1903年2月，铁路开工前夕，中方人员发现铁路建设方案竟然是1米的窄轨铁路，于是要求对方改用标准轨距，盛宣怀认为，“京汉、京榆轨宽工部尺计四尺六寸，正太银行请用三尺三寸窄轨，不能一律，关系甚巨”。华俄银行代办璞科第坚称“正太一路山径崎岖，难容宽轨，宜改用一密达之窄轨”，“宽轨用费，照原估四千万佛郎克必须加增两倍”，无论中方怎样“迭次驳论”，“彼终以该处地势险阻为词”。最终，清政府只得做出让步，接受了窄轨铁路方案。由于轨距不同，正太铁路与京汉铁路虽然交会，却不能接轨，为铁路联运带来很多困难，也深刻影响着山西、河北等地的社会变迁。

　盛档与晚清西学东渐史
　　除上述两个维度之外，盛档科技文献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晚清西学东渐这条相对隐晦的历史线索之中。
　　传统的学术视野中，来华传教士、洋务官员、旅洋学者、留学生等群体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主要力量。然而，深入发掘盛档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以来，洋务机构聘用了一批西方雇员，包括海关洋员、军事洋员、学堂教习、工程技术洋员等，许多洋员的工作内容与科技教育、技术指导、工程建设、技术管理密切相关。作为传承西方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员，洋员对晚清西学东渐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于晚清西学东渐，学界较多关注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传播，与之相比，西学的实践与应用却较少被论及。随着盛档等文献的整理问世，学界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晚清西学东渐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技术的转移。因此，西学东渐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与传教士等群体译书办报、兴办学校等西学传播工作不同，洋员从实践层面进行着西学推广工作，参与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他们教习科技课程、传承技术手段、指导技术实践，推进了西方技术向东方的转移。
　　正是轮船、铁路、电报、钢铁等晚清实业的西学实践，才使得西方学术立足于中国土地，服务于社会大众，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运行发展的基本条件。由此看来，洋员参与的科技教育和技术传承等工作是晚清西学东渐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助推了中国步入近代文明的历史步伐。



《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

《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全48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3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