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人王阳明，与三部流传千古的小说

千山落月坝

今天，让我们暂时抛下使人昏眩的大明政治军事，走到另两个宁静的领域，一是学术思想领域，一是文学创作领域。

学术思想领域中，十六世纪兴起一种新的思潮，即阳明学派。

文学创作领域中，则进入了小说时代，连续出现三部伟大的小说。

01、阳明学派

我们先叙述阳明学派。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独尊儒术起，中国的正统思想就只剩下儒家学派的崇古思想。纪元后十一世纪，儒家思想中的理学一派，成为儒家思想的正统。

明朝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都是仁义道德，而行为上不能实践，以致满坑满谷的仁义道德，都成了专门外销给别人的出口货。

阳明学派针对这种流弊而生。

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朱熹，要复杂曲折得多，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就，也比朱熹为高。

王守仁当过小官，下过诏狱，受过最屈辱的廷杖。但也当过大官，统过大军，擒过叛王，扑灭过民变，最后被皇帝封为伯爵。

王守仁于十六世纪初，当南京国防部的科长（南京兵部主事）时，因为竭力拯救被宦官诬陷的朋友，触怒了大宦官刘瑾，被逮下锦衣卫诏狱，打四十廷杖，然后贬谪到距都城航空距离1700公里外的龙场驿（贵州修文），担任驿站站长（驿丞）。

龙场在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迹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丧和绝望。但就在那里，使他过去一直感到困扰的，理学家们何以言行不符的丑陋现象，豁然开朗地得到了解决方法。


王守仁曾筑室阳明洞，研讨学问，人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阳明学说，包括下列两个主题：

1、致良知

2、知行合一

致，即实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觉。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

仅仅自命为知道了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败坏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识离不开实践。

自从十二世纪朱熹利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传播理学思想，讲学即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

讲学跟学校不同，讲学是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式的（在西方，柏拉图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因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纯以教师个人为主，没有肄业年限，也不限定授课的场所。

这种讲学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对自己的理论建立严谨的课程，教师只是随时随地的，想到那里，讲到那里。学生们固然可以追随教师数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谈几句话，即恍然大悟，满载而去。

王守仁即用这种儒家学派的传统方法，传播他的学说。当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江西南昌）叛变时，王守仁正担任江西省南部军区司令官（南赣巡抚），他率领大军，迅雷不及掩耳地进攻南昌，把朱宸濠擒获。

即令在如此军事倥偬之际，他仍然讲学不辍，从各地投奔他的学生，跟他的卫士一样，他走到哪里，学生们跟到哪里。


阳明学派对理学学派是一个正面的打击，至少儒家阵营中已并行有两支主流。但使理学家痛恨的是，阳明学派显然在指责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只说不做的骗子。尤其当理学家发现这种指责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实时，更恼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为仅次于秦始皇的第二号魔鬼。

两派人物不久就排挤斗争，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互相用恶言咒骂。

可是阳明学派思想比理学学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阳明学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学方法获得，而是和得道的高僧一样，完全靠领悟获得。

佛教中观音菩萨可以用一句话点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为神仙，阳明学派更注意这个契机。

但领悟是独占的，不能公开验正。于是，到了后来——王守仁逝世一百余年的十七世纪中叶时，阳明学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堕落的阳明学家跟酒肉和尚一样，认为贪赃枉法照样可以使自己成为圣人，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遂转衰落。


02、三部小说

其次，我们叙述三部小说。

中国文学的发展，像一列车厢分明的火车，从纪元前五世纪的《诗经》，发展到纪元前四世纪的《楚辞》，再发展到纪元前二世纪的汉赋，然后发展到八世纪的唐诗，十一世纪的宋词，十三世纪的元曲。

到了十六世纪，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小说时代，有三部代表中国文学高度成就的长篇小说，先后出现。

三部小说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人说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文学，描写第三世纪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对抗的经过和最后终于统一的故事。

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第十世纪后，曾出现讲述这些故事的稿本，那时还没有“小说”这个名词，只称为“评话”。到了十六世纪，罗贯中用他的才华把它们加以整理组织，遂成为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巨著。

在这部小说中，蜀汉帝国的宰相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个会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巫师式人物。大将关羽，因他对义兄刘备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称为忠义人物的典型，被世人尊为神。另一位大将张飞，以直爽鲁莽、粗犷闻名于世。中国古典戏剧中有太多的主题，取材于这部小说。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罗贯中一样，历史上没有确实的记载，据说曾当过钱塘（浙江杭州）仓库的管理员。我们姑且猜测他生在罗贯中之后，因为他写的《水浒传》，用的是流畅而成功的白话文（《三国演义》还是用文言文，虽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这是他大胆的革命创举。

十二世纪初叶，宋王朝酒肉皇帝宋徽宗赵佶在位时，曾经有36个像西方骑士一样的人物，以山东省梁山泊为根据地。

梁山泊是山东省梁山县梁山之下的洼地湖，古代钜野泽的遗址附近。十二世纪时，黄河溃决，遂成为一片汪洋。这36个行侠仗义的骑士人物，纵横华北大平原，专杀人民所最痛恨的贪污官员和土豪恶霸，抢劫富家的财物，救济贫民。这种行为被广大的群众歌颂为“替天行道”。

骑士们生龙活虎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达数百年之久。但直到施耐庵手中，才被组织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和社会史价值同样高的巨著，而36个骑士，也增加三倍，成为108位梁山泊好汉。

全书精神是一种“官逼民反”的痛苦呐喊，施耐庵用无懈可击的布局和深刻的分析，把每一个骑士，由守法畏官的善良小民，到被逼上梁山泊，成为官员心目中的万恶匪徒。他们转变的过程，都有细腻的描绘。每一个角色所遭受的迫害都不一样，但不甘心死于迫害，铤而走险的结局却是一样。

我们可举出书中第一个出现的主角之一的林冲作为说明：

林冲是宋王朝政府禁卫军的一位中级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太尉（禁军首领）高俅的干儿子看上了林冲美丽的妻子，在调戏强暴失败后，太尉即拿出传统的“诬以谋反”的冤狱手段，把林冲逮捕判刑，贬谪到边荒地区做一名看守草料的士兵。但他的妻子拒绝改嫁，仍盼望遇到大赦，丈夫得以回家团聚。太尉为了断绝她的盼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当地负责的军区司令官，派了两个爪牙，乘着大雪之夜，到草料场中纵火。

这是一个毒计，如果把林冲烧死，固然达到目的。即令不能烧死，林冲焚毁了军用物资，也逃不了军事法庭死刑的处决。林冲在大火中死里逃生，正要去司令部报告时，却听见两个爪牙在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个阴谋。林冲把他们杀掉，然后发现自己“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唯一的一条路是，到梁山泊当强盗。

《水浒传》跟《三国演义》，同是中国人最欢迎的文学作品，但《水浒传》却受到儒家系统的厌恶，因为它暴露了中国不断民变的内幕，太富于反抗精神。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三位作者中唯一能确定籍贯和时代的。他是南直隶（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淮安市）人，生于十六世纪第一年（1500），死于1583年，活了84岁高龄。

《西游记》也是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由吴承恩把它综合成为一部巨著，描写七世纪唐王朝高僧玄奘前往印度寻求佛教经典的故事（唐僧取经）。玄奘在西行路上，收了三个妖怪作为他的门徒。即猴精孙悟空、猪精猪八戒、水怪沙和尚，还有一匹由白龙变化而成的白马。

孙悟空神通广大，能力高强而心肠善良。猪八戒具有人类所有的弱点：自私懒惰、贪吃贪财、投机取巧、喜欢说谗言和挑拨是非。沙和尚则是平凡的乡愿，既没有特殊长处，也没有特殊的短处。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武装旅行团，从中国到印度，沿途共遇到八十一次灾难，每次都因为玄奘或猪八戒的错误而发生，每次也都靠孙悟空锲而不舍的忠心和努力，拯救出险。

《西游记》曾引起很多学者研究它的涵义，有人说是宣扬佛教，有人说是宣扬佛道儒三教合一，有人说是描写人物的善恶两面，有人说是讽刺明政府的黑暗，有人说它只是吴承恩的游戏之笔。我们感觉到应注意两点：

第一，《西游记》中人物，除了玄奘一人外，其他全属虚构。八十一次灾难，每一难有每一难的特色和情趣，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相同，这是一种丰富的想象力。

第二，《西游记》是一部幽默作品。书中人物连篇累牍的对话和动作，都使人作会心的微笑。而想象力和幽默感，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无论他是理学派或阳明学派，所最缺少的东西。

这三部小说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历时数百年，直到二十世纪都被爱好不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悉书上的每一个人物和书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无不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们认为说下面的话并不过分：

要想了解中国，在这三部小说中可找到宝贵的答案。三部小说在此后所发挥的力量和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儒家系统的《四书》《五经》百倍。
自《简单中国史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