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杨玉良：让科学造福人类是永恒的追求

小坠泪缆

·另一方面，科学的成功也让部分科学家群体莫名地狂妄，技术的成功也导致部分科学家天真地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按照他的那门学科的规律在运行。

杨玉良 IC 资料图

作为一个从事了数十年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当然已经形成了自己对科学的认识。有点难以置信的是，科学家之间一般很少有机会来专门谈论自己的科学观。在当今新冠疫情流行的情势下，或许是谈谈我的科学观的恰当时机。

科学，它一般被定义为关于客观事物（这里主要指独立于人的外部自然世界中的事务）的组织、运行等现象的系统化、公式化的知识体系。它是有序的，并具有可检验的解释和预测能力。这个定义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我们日常一般所指的科学是指人类迄今认识阶段的相对真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它还会不断完善……其中某些认识甚至会被“颠覆”而被新的认识所取代，通常原有的认识作为这个飞跃所必须的一个台阶而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程度的保留，而非将其视为毫无价值的废物予以彻底抛弃。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科学的相对真理性而置其不顾，或是随意地违背它。

科学似乎显得既神圣又庄严，但这只是一种想象。在社会现实中，愚昧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力量强大到令人侧目。科学家群体在愚昧、社会意识形态和资本面前无疑是弱者。历史上，因捍卫科学，布鲁诺被当众烧死，伽利略遭到宗教审判并被长期软禁……遗憾的是，我们从未听说过当时的大众为他们作了什么辩护，哪怕是表露出一丁点的同情。更令人悲苦是，这样的情况从未间断，即便到了近现代，也未有本质性的改变。通常，只有当科学呈现了其客观真理性后，科学家的个人名誉死后才得以恢复，甚至还享有殊荣。在此之前，科学只是愚昧的大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奴婢。历史上发生的几乎所有例子都为科学家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哪怕到了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在全球新冠疫情流行面前，仍然可以看到病毒学和流行病学等相关科学常识至少已被部分地抛弃。更令人遗憾的是，某些科学家也因种种原因而散布不符合科学常识的观点，而且还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几乎是突然认识到，布鲁诺和伽利略时代的科学还只是纯粹的科学，它还没有像今天那样衍生出如此大量的实用技术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此时的科学本身更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它指的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当然，科学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必定会与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互动发展，比如文艺复兴运动就为科学其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科学也常常与某些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综观科学发展的历史，似乎冲突居多。并且，在这种冲突面前，科学通常显得十分无力。在此种冲突中，科学必定是先是落败，往往要过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会因某个科学结论的真理性的呈现而被广泛接受。然而，作为精神、思想和思维方法的科学本身则另当别论。

进入近现代，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多数人看到的是，科学广泛地派生出了众多的技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历史一再证明了技术的源头是科学，并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因此，相比中世纪而言，当今的科学获得了更多的尊崇和赞誉，科学家的境遇也有所改善。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更多是因为隐藏在科学背后的技术受到了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资本的觊觎。技术可以用来打败敌人，也可以作为资本来赚取利益。科学研究从而获得了资助，同时也被迫为资本或某种社会意识形态服务。遗憾的是，技术的享用者一般首先想到的不是科学的贡献。尽管作为技术源头的科学已经广受欢迎，但作为精神、思想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却仍常常不受待见。

另一方面，科学的成功也让部分科学家群体莫名地狂妄，技术的成功也导致部分科学家天真地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按照他的那门学科的规律在运行。甚至天真地认为整个世界就如同软件代码的执行那样简单而又机械，似乎只要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足够大，数据足够全面，那么就有能力安排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各类活动。这涉及到（自然）科学的解释边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此我难以对此展开全面的讨论，只想给出我的基本观点。尽管孔德提出的“社会物理学”概念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哈耶克却对这种理性的滥用提出了严重的警告。我感到，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科学常常只是一种言说，它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因此用宗教式的情感来对待科学并不合适，类似“你这不科学！”的说法暗含着科学是一种法条的意味，不得违背！然而，若是处在科学的解释边界之外的事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呢！或许，我们必须在孔德和哈耶克之间来确定更为清晰的（自然）科学的解释边界。

最后，我一直坚定地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全人类的，让科学造福人类才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作者杨玉良，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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