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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近年来越来越多合成生物研发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研发成果收益权更多地从国家变成了研发人员。但企业经营与学术研发完全是两码事,这些创业公司真正成功的,能有20%-30%就非常不错了,事实上目前恐怕连15%成功率都没有。”山东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祁庆生告诉观察者网,自己正是因为身边缺少既懂企业经营管理又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至今都未在外创办任何相关企业,大都选择将研发成果直接对外转让。
(文/张志峰 编辑/马媛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时代都有引领全球的新兴产业出现。
在当下的新一轮供给创新、产业升级周期,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成为公认能够引领未来的“时代新星”。
我国在合成生物领域发展同样方兴未艾,在此前中国科技日报社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联合发布的《2022年中国合成生物学绿色应用与产业感知调研报告》中,有57.81%的受访者表示看好合成生物学技术未来十年的发展。
但现实却是,目前国内合成生物学领域在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方面严重失衡。
科研成果突出,产业结果却少
不同于人工智能大模型依赖于算力、算法和数据“三驾马车”的重投入,注定只能由少数行业巨头才能玩转,合成生物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科技,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不同物种的基因进行组合切割,理论上只需要一个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团队和一间实验室,就可以组建创办自己的公司。
作为一门前沿交叉学科,合成生物适用范围基本上涵盖了大多数领域,在医药、健康、制造、农业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集低碳、可持续、低成本等多优势于一体。也因此被视作21世纪生命科学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定义为“未来产业”的新核爆点。
如食品领域的合成肉和人造奶酪,既可以替代传统的肉类和奶制品,减少对动物的依赖,又具有更好的健康效果;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生产天然的香料、色素和保湿剂,具有更好的生物相容性,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可以广泛应用于化妆品等领域。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合成生物技术释放出明显的绿色优势。麦肯锡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的经济价值将达到1000亿美元,未来全球60%的物质生产可通过生物制造方式实现。
乘着时代东风,全国各地研究团队在国家政策补助与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下,往往在学术研发领域成果斐然,迅速接近国际顶尖水准。基于这些技术成立的科创企业也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
公开资料显示,仅2022年至今,合成生物领域就有超百家国内外企业完成了新的融资。“热钱”涌入的同时,行业涌现大量新玩家。全球从事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公司已多达500余家,行业呈现出百舸争流的局面。
然而真正获得资本认可,能够最终面向消费者,完成商业化成果落地转化的却少之又少。
背后原因众说纷纭,有人将之归结为中国相关研究和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少数头部瓜分占领,也有人认为是当前投资环境普遍较差造成的,但在更多业内人士看来,产学研融合难度大,以学术研发为核心的行业现状导致其难以获得资本市场与消费市场认可,才是目前面临的紧要难题。
蓝晶微生物在其官微中,将从实验室研发转化到工业量产,比作合成生物学的“死亡谷”。
在实验室场景中,基于合成生物学DBTL(设计-构建-测试-学习)的研发闭环,学术界、产业界都不缺乏优质的科研产出。然而,能成功跨越“死亡谷”的合成生物企业却是少数,量产不及预期的案例屡见不鲜,多数企业都倒在工业量产这一步。
研发、管理、资本各方协同发力是关键
“学术研发成果与面向市场的产品落地,原本就是两码事。”一位就职于陆军防化学院的合成生物学研究员向观察者网表示:“就我所知,国内合成生物学尽管起步较晚,但目前研发成果并不弱于国际顶尖水平,全球最具权威性的《自然》杂志近年来也频繁有中国研究团队发布的学术文章。而在成果落地转化阶段出现短板,主要原因还是出在研发团队、社会资本与经营管理团队的三方对接方面。”
他认为,我国目前真正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根基,有所建树的大中型公司,仅华大基因、华熙生物、仅三生物、凯赛生物、巨子生物、柏垠生物、蓝晶微生物等有数的几家,在各自细分领域商业转化较为成功,顺利迈过“死亡谷”。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早已顺利完成了早期的天使轮、AB轮投资,部分甚至完成资本市场主板上市,均有着较为成熟的面向市场的商业化运营体系,经营管理团队与自有研发团队配合默契。
值得注意的是,合成生物学赛道细分领域何其之多,有更多学术研发领域非常突出的研究成果尚未找到用武之地。
“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合成生物赛道习惯了以研发团队为核心,团队带头人不仅在研发领域说一不二,扩展到企业建立、面向市场之后同样如此。最后不仅管理团队完全沦为其附庸,就连投资人也往往要投其所好,但三方又常常由于利益分配问题难以达成一致,导致企业在创立之初就埋下了衰败隐患,难以真正发展起来。”上述研究员回忆自己曾经跟随导师进行项目研发时的情形表示。
另一名从事合成生物研究的从业人员也向观察者网表示,研发团队主导企业经营,听上去就不可思议,但确实是目前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现状。或许是国内合成生物学起步较晚的缘故,国内目前的合成生物学底层技术本就是从国外引进,掌握在少数学术地位较高的人手中,他们带领了国内学术研发的快速崛起,但仅仅引进了技术却没有引进成功企业的管理理念,研发人员话语权过重同时也阻碍了相关产业发展。
他举例称,任正非在华为起步之初,第一件事便是远赴海外学习IPD(集成产品开发),集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即基于市场驱动的创新,而非完全以技术为导向的创新,需求管理与市场管理体系为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指明方向,是极其重要的。
重视产品的任正非能够对公司众多研发团队进行很好的管理,乔布斯、马斯克等人也都被誉为“最伟大的产品经理”,以管理团队为核心的经营理念才是企业长盛不衰的法宝。“换句话说,目前华为的研发团队重要性与可替代性,远远不及核心管理团队。”
同时他指出,目前合成生物行业内的众人并非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出于各方利益、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考量,难以做出有效改变,这也是目前很多科研团队尽管学术研发成果突出,却宁愿选择对外出售这种低收益方式,也不愿接受资本邀请、或者自己创办公司的原因所在。
“明星”公司一朝陨落
蓝晶微生物顺利迈过了“死亡谷”,但更多企业却到在这里,中科碳元(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科碳元”)便是其中典型之一。
“(公司所在研发中心大楼)不久前还出现在《新闻联播》里,我们(公司)曾经是这栋楼里最耀眼的明星,我和戴俊彪也曾是最值得期待的组合。”中科碳元创始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逸东感慨道,他的公司正是在研发、管理以及资本的配合方面出现问题,最终导致折戟。
2023年11月27日央视《新闻联播》确实提到,深圳市光明区加快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开创“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综合体模式,集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原始创新策源地,辐射湾区乃至全国。
报道中虽未提到中科碳元公司,但播报和画面中重点提及的“产学研一体化”试验基地——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大楼,正是中科碳元公司所在地。
仅仅过去几天,由于陈逸东与其合作伙伴,也是其高中同学戴俊彪之间的股权、经营理念等方面纠纷,二人一手创立的中科碳元正在经历一场诉讼,整个企业迅速进入破产清算边缘。
天眼查数据显示,中科碳元注册资本125万元,实缴资本30万元,(陈逸东称实缴资本为90万元资金以及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的知识产权),陈逸东、戴俊彪、中科院三方为原始股东。
2021年8 月 12 日,DNA 数据存储技术开发企业“中科碳元”完成数千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由英诺天使基金领投,中科天使、常见投资、沸腾创投跟投。完成天使轮投资企业股权稀释后,陈、戴二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0.34%和39.66%。
但好景不长,2023年12月5日,中科碳元新增一则法律诉讼,首次成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金额10.16万元。
陈逸东告诉观察者网,这起诉讼后续涉及的金额远不止这些,大概率将因二人之间产生的重大分歧,触发天使轮投资时与投资人签署的回购协议,最后赔偿金额难以想象,即便将其一手创立的公司破产清算之后,还要额外出资进行补偿。
想要避免这笔赔偿金额,陈逸东几乎只能选择“净身出户”,“这也是以戴俊彪为首的其他股东会成员一致向我开出的条件。”
有资深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观察者网,其所在行业选中高科技领域创业公司投资时,出于投资回报率考量,的确会向掌握核心资源的研发负责人要求,以剔除包括创业元老在内的“无关人员”股权作为私下协议。
过度依赖研发,忽视管理?
公开资料显示,在国内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曾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中科院及农科院的戴俊彪教授学术成就造诣非凡,有“生命密码编写者”的美誉。
据知情人士介绍,国内一些合成生物学相关的研发评选活动时常邀请其为评委,甚至不少研究课题的经费审批,都需要戴俊彪点头。
在其主导的研究项目中,戴俊彪更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向来说一不二,鲜有人可以对他的话提出质疑。
“或许是习惯使然,他在企业管理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重,这也跟我这些年的态度有关。”陈逸东表示,作为高中同学,守望相助了三十余年的两人此前一直配合默契,当初为了在给企业打响名声、获取政府补贴、吸引投资人、提高企业估值等方面获取便利,陈逸东当初有意将戴俊彪推到台前,甚至主动将自己的部分股权转让给戴俊彪代持,让后者成为企业大股东,同样为日后二人决裂埋下隐患。
有资深律师告诉观察者网,二人尽管私下签署了委托代持及一致行动人协议,但这样的协议只能在二人之间生效,并不影响戴俊彪行使其大股东权力。
引入天使轮投资之后,陈逸东明面上的股权占比已经被稀释至1/3以下。这意味着,依据《公司法》,戴俊彪联合中科院、新投资人等持有的股权,已然可以绕过陈逸东行使任何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包括取代其董事长、法人、CEO等职权。
此外陈逸东认为,国内包括合成生物学在内的研究领域过于重视研发人才,而忽视管理等其他方面人才,又缺乏契约精神,是包括中科碳元在内的众多初创公司在研发成果面临市场端转化时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戴俊彪性格的确相当强硬,因为在行业内学术地位足够高,也很少有人敢于反驳他的想法,类似案例出现在他的身上不足为奇。”另一位戴俊彪曾经的合作者向观察者网表示。
不过她也指出,与之学术地位相当,甚至远远不及其的研发团队几乎都存在这一问题,万事由导师一言堂,一定程度上可以大幅提升研究效率,且这也是其在某一领域内绝对自信的体现。“且大多科研人员对于企业管理不在行,也压根不感兴趣,只要控制好情绪的边界,不被投资人或身边其他相关人员利诱,对于成果落地及企业的商业化运营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在她看来,国内合成生物学本就起步较晚,底层技术几乎都来自于国外,目前仍在学术研发领域赶超阶段,面向市场端的商业化落地较少是自然之理。
“是个例,也是普遍问题”
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祁庆生教授同样认为,初创公司商业化失败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不能简单归结到某一个人身上。基于个人性格方面、成长环境、工作环境方面等偶然因素,并非普遍存在。
祁庆生向观察者网介绍称,早些年类似学术研究成果大都归属于研究单位,也就是国家所有,个人仅有少量收益。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近年来越来越多合成生物研发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相关研发成果收益权也自然归属于公司所有,研究机构通常仅占少量股权(视具体情况而定),研发人员收益更多。但企业经营与学术研发完全是两码事,研究人员鲜少自己参与企业管理的,大都交由自己认识多年的好友,或者干脆由学生代为管理。“可能在国家看来,不管归属于研究机构、学校,还是个人,只要能够促进技术突破,就是全社会受益。”
“这些创业公司真正成功的,能有20%-30%就非常不错了,事实上目前恐怕连15%成功率都没有。这也并非合成生物学领域独有的问题,互联网、电子消费等众多行业大都如此。”祁庆生道。
同时他还告诉观察者网,自己正是因为身边缺少既懂企业经营管理又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至今都未在外创办任何相关企业,几乎都是选择将研发成果直接对外转让。
简而言之,目前诸多研究成果面向消费端落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股权纠纷或其他利益分配纠纷不断增多,在他看来,或许与这样的大背景变化有所关联,但总体是在向好的方向进行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值得一提的是,从国家政策层面,近年来也在逐渐重视“产学研”融合,并将之作为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攻克的重要难关之一。
除了前文提到的深圳市光明区加快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开创“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综合体模式标杆的“产学研一体化”试验基地——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大楼之外,为加速产业布局,近期上海、常州、杭州等多地抢抓机遇,密集出台加快合成生物创新发展的政策文件,在合成生物这一高端制造未来产业上不断加码,且从各地的布局重点来看,各有特色。
其中,上海明确推动合成生物技术在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消费品、能源和环保五大领域进行产业转化与应用;常州提出要加快合成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生命健康、绿色能源、材料开发等领域应用;杭州则计划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生物材料、医疗美容、化妆品等未来赛道,引导合成生物产业集聚发展。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国屏日前在相关论坛上也直言,中国合成生物学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发展都进入了快车道,一大批创新技术和产品研究进入了工程开发和产业转化的应用阶段。国内合成生物学领域已经形成以深圳、天津、上海为代表的产业集群。
合成生物学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产业,非常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投入与支持,更需要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的行业监管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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