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本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而非天才的灵光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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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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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pixabay

撰文丨曹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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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导师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 Cole）教授的新书——《更光滑的鹅卵石：科学社会学论文集》（Smoother Pebbles：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科尔是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罗伯特·默顿教授（Robert K. Merton）的弟子，在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和建制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在1989-2003年期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务长和各学院总院长（provost and dean of faculties），也就是大学的首席学术官（chief academic officer），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管理者之一，塑造了哥伦比亚大学乃至其他大学的学术格局。近年来，他更成了捍卫大学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1973年，默顿出版了《科学社会学：理论和经验探索》这一科学社会学的集大成之作。51年后，《更光滑的鹅卵石》的出版，是科学社会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和建制化

1938年，默顿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公开发表，开辟了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的先河。在其后相当一段时间，他转向了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等研究领域，致力于建构社会学的“中程理论”，并提出了诸如“有目的的社会行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焦点访谈”（focused interview）、“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等概念。1957年，默顿在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发表了题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章”的会长演讲，宣布回归科学社会学的研究。


在默顿的倡导和推动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资助哥伦比亚大学设立科学社会学研究项目。1965-1990年是科学社会学发展的鼎盛时期，默顿培养了包括科尔和他的哥哥斯蒂夫·科尔（Stephen Cole）、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等学生，而这些学生后来又都成为最重要的科学社会学家，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或者更确切地说“哥伦比亚学派”。科尔的《更光滑的鹅卵石》的出版，就是为了纪念分别于2003年和2018年去世的默顿和哥哥斯蒂夫，并献给同事、合作者和朋友朱克曼。


在20世纪中期前，人们不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并将科学发现视为个别天才的工作。默顿及其学生分析了科学是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运行的，并探索其规范、价值观和结构等。与此同时，曾经抵制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也开始认同默顿等人的研究的价值。


除了默顿的专著《科学社会学》，他的学生的专著包括科尔兄弟的《科学的社会分层》（1973年），朱克曼的《科学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1977年），朱克曼、科尔和约翰·布儒尔（John T. Bruer）编辑的论文集《外圈：科学共同体中的女性成员》（1991年），斯蒂夫·科尔的《制造科学：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1992年），托马斯·吉伦（Thomas F. Gieryn）的《科学的文化边界：信誉岌岌可危》（1999年）等。默顿去世后出版的《Serendipity一词的旅行和冒险：一项关于社会学语义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Th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Serendipity: A Study in Sociological Seman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与艾莉·诺巴伯[Elinor Barber]合作，2004年），则是一部基于语义学的科学社会学著作。


当然，“默顿学派”或者“哥伦比亚学派”同样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些“更光滑的鹅卵石”

《更光滑的鹅卵石》全书680页，收集了34篇论文，除了一篇是科尔的哥哥的论文外，其余都是他本人以及合作的论文、专著章节和其他文章。全书追溯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和建制化的过程，既有理论也有实证，既有核心问题又涉猎广泛。在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家（Stephen M. Stigler）看来，科尔为本书撰写的前言，既是回忆又解释了为什么这本论文集会包括不同主题的论文。其实，本书堪称科尔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


全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科学的价值和奖励”包括科尔及其合作者的7篇早期论文，默顿去世时科尔的悼念文章，还有3篇关于美国大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围绕科学社会学的核心展开的，聚焦于科学共同体是否遵循某种核心价值观，并且通过对它们的检验来评估科学共同体是否接近其理想状态。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自由与不自由：科学界女性”。这里的“不自由”，是指科学家的选择自由受到了非胁迫的方式的限制。科尔本人、尤其是与朱克曼一起（这一部分收集的文章6篇文章有3篇是他们合作的），着重分析20世纪上半叶女科学家所能获得的和更多的无法获得的机会以及她们继续面临有限选择的局面，并探讨了女性渴望成为科学家的机会被遏制的后果。


第三部分“科学共识：判断与选择”包括9篇论文，主要讨论了科学共同体成员如何通过同行评议形成共识。1970年代，科尔兄弟及合作者参与了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同行评议制度的评估，从结构、质量和公平的视角分析同行评议制度如何在科学共同体内形成共识，从而影响了联邦政府资源的分配以及科学奖励系统的运行。他们发现，形成共识存在学科间的差异。这是迄今为止最广泛的对同行评议制度的研究，今天仍然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和引用。


第四部分“学术自由与自由探索：具有赋能的价值”的8篇文章，主要内容出自科尔卸任学术领导职务后出版的两本专著——《美国名校：卓越的起源，不可或缺的国家作用，需要捍卫的理由》（2009年）和《迈向更完美的大学》（2016年）。前一本著作既是美国大学的社会史，又是美国的科学史，总结了美国名校、主要是研究型名校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在美国崛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们成为名校的原因，并提出如何因对面临的挑战。科尔特别指出，“自由探索和学术自由”是美国名校的12条“核心价值”和成为名校必须遵循的13条“金科玉律”中的最重要的一条。而后一本著作则是科尔为美国名校开出的在21世纪技术、人文、文化和经济等发展过程中保持其全球卓越地位、提高其在创造知识方面的重要性和社会使命的“药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科尔教授的这两本专著。

对“哥伦比亚学派“的反思？

麻省理工学院的苏联、俄国科学史家洛伦·格雷汉姆（Loren R. Graham）评论说，《更光滑的鹅卵石》不仅让读者了解了科尔对科学社会学的巨大贡献，也让读者追溯了他50多年来观点的演变。的确，科尔不仅在“哥伦比亚学派”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些论文，而且对更广义的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进行了探讨。比如，他承认，“哥伦比亚学派”也许过于关注科学精英，也没有花更多的精力讨论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


从1970年代中期起，“哥伦比亚学派”受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等的冲击。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建制，从科学共同体的结构、规范、价值观的出发，考察科学家的行为以及科学发展和技术突破如何影响科学的社会组织和奖励系统。受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影响，主要来自欧洲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学者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致力于打开知识制造过程的“黑箱”。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科学家创造知识的过程受制于社会因素。这些学者还对“哥伦比亚学派”及其追随者所推崇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持高度批评态度。对此，默顿及其学生基本保持了沉默。


时过境迁。尽管科尔重申，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变量会影响到实验的选择、使用的技术、获得的证据和结果的呈现，但“哥伦比亚学派”确实没有、甚至回避了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学者展开充分而广泛的对话。


科尔特别提到，他哥哥斯蒂夫·科尔1992年出版的《制造科学》，其实是直接针对这些欧洲学者的。在接受社会学变量在科学发现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的同时，斯蒂夫认为，社会建构主义者未能在这些社会学因素与理论或实验科学工作具体结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斯蒂夫试图用他们兄弟都致力研究的科学共识和他自己提出的知识的“核心”和“边缘”（core and periphery）的概念，来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具体来说，斯蒂夫指出：“核心是由一小部分在某个特定时间给定的理论、分析技术和事实组成。……核心是起点，科学家以此出发产生新知识。……知识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研究前沿，包括所有目前由特定学科的所有活跃研究人员正在开展的工作。研究前沿是产生所有新知识的地方。大多数科学的观察者都认为，区分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的关键变量是共识的存在与否。”乔纳森·科尔认为，“正是评估过程将知识的核心与研究前沿联系了起来。”其实，《更光滑的鹅卵石》收集的科尔兄弟的多篇论文都指出，客观现实不会屈服于个人的信仰、偏见或预设。

从“巨人的肩膀”到“海边的鹅卵石”

我们都熟悉牛顿的一段名言：“如果说我能够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965年，默顿出版了一部书信体的专著——《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专门探讨这句名言的由来及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他还独创了OTSOG这个缩略词。在他看来，牛顿这段话（事实上，牛顿并非这段话的首创者）蕴涵着如下意义：第一，一个人的成功受惠于公共知识的遗产；第二，科学成就在本质上建立在合作和积累的基础上的。


我们也许也都熟悉牛顿的另一段名言：“我并不知道我在世人眼中是什么样子；但对我自己来说，我似乎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男孩，不时用寻找一颗更光滑的鹅卵石或一个更漂亮的贝壳来取悦自己，而没有意识到真理的大海就横亘在眼前。”科尔教授的《更光滑的鹅卵石》的前言用这段话开始（同样，牛顿也并非这段话的首创者）
。从这个看似偶然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默顿本人对科尔的影响——的确，“哥伦比亚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系友、华中师范大学李钧鹏教授提供科尔教授著作的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