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2012世界末日不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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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论者列出了造成“世界末日”的以下可能原因：超级火山、瘟疫与疾病、小行星、彗星、反基督徒、全球变暖和核战争。网站作者虽对这场大灾难的具体原因抱持开放态度，但对其即将于2012年12月21日中午11:11准时降临却深信不疑。他们认为，这一天不仅是玛雅人长历法结束的那一天，而且也是“太阳26000年来首次对准银河系中心”。网站由此得出结论：变卖你所有的家产，及时行乐吧。　　当太阳于12月22日清晨升起，而且它肯定会继续升起，你不要指望有人会道歉抑或是重新思考。无论关于世界末日的多少次预言都未能成真，新的预言总还会再次浮现。末世论的先知后面总是有前赴后继的跟随者——从1843年逃上山头等待世界末日的10万名信徒，到1994年和2011年数千名等待最后一次被提(被提是指在一些比较保守的新教基督徒的末世论中，活着的基督徒将要同时被送到天上与基督同在，并且凡体将升华为不朽的身体)的哈罗德·康平的坚信者。2011年5月20日，哈罗德·康平作出预言：耶稣将在2011年5月21日下午6时第二次来到人间，人类将面对世界末日，即“审判日”。此前，其于1994年也曾预言过世界末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错误地解读了圣经中的密码。
　　宗教狂热分子从来也不是世界末日思想的独占者，有许许多多的专家曾预测环境大灾难将不可避免地到来。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鲁诺在其1974年的畅销书中这样说：“我相信，人类的前景是痛苦的、艰难的，或许还是绝望的，为未来前途而坚持不懈的希望似乎真的非常渺茫。”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在其1968年的畅销书中则这样描绘：“养活全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20世纪70年代世界将发生饥荒，无论现在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数以百万计的人还是会饿死……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世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攀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1977年的电视讲话中说：“我们会在下一个10年里耗尽全世界所有的石油探明储量。”
　　上世纪70年代关于大饥荒及石油枯竭的预测和“千禧年”末世论一样荒谬可笑。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专家们在预言世界末日方面将会变得更加慎重。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在修辞上有所改善。现在，他们开始呼应玛雅民间历法，还评论道：“全球社会在阻止因地球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灾难面前，已几乎没有回头路可走。”
　　今天，离雷切尔·卡森1962年发表《寂静的春天》已50年，离罗马俱乐部1972年出版《增长的极限》也有40年了，这些年里，大规模的末世预言已成为家常便饭。事实上，我们似乎渴望越来越多的可怕预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末日危机”论：人口爆炸、全球饥荒、瘟疫、水资源战争、石油枯竭、矿产短缺、精子数量下降、臭氧层变薄、雨水酸化、核冬天、千年虫、疯牛病疫情、杀人蜂、变性鱼、手机引起的脑肿瘤流行病以及气候灾害。
　　到目前为止，这些幽灵都被证明是明显夸大了。诚然，我们曾遭遇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甚至是大规模的悲剧。但预言的“绝世天劫”——阈值尚未临近，引信尚未点燃，人类的生存威胁也一直未能实现。要全面深入地剖析“末世主义”，理解为什么人类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过去50多年的历史。

　　传统末世论中有经典的四骑士(指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四大害)，人类的现代末世论版本也遵循这一模式，只是将四骑士换成了化学品(滴滴涕、氟氯烃、酸雨)、疾病(禽流感、猪流感、非典、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疯牛病)、人类(人口、饥荒)和资源(石油、金属)。
　　一、化学品：现代化学品与癌症之间的联系勉勉强强;由于规程和创新的驱动，来自汽车尾气和工厂的污染大幅削减，许多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酸雨并非一场无法避免的大灾难，只是一种小小的环境损害而已。
　　50年前，《寂静的春天》出版，助长了现代环保主义的出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1994年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或许会被延后很多年，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现。”作者卡尔森将该书的主题定为，合成农药尤其是滴滴涕的使用，不仅造成了野生动物的大规模死亡，也造成了人类癌症的流行。她的主要灵感和资源都来源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武器部的第一任主任威廉·胡泊。胡泊提出了农药和其他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导致癌症的概念，并极力反对将癌症归咎于吸烟。1955年，胡泊在其发表于《临床癌症杂志》的论文中写道：“工业或与工业相关的大气污染物，对肺癌的形成要负上很大的责任……吸烟并不是肺癌成因中的主要因素。”
　　然而事实上，吸烟与肺癌之间的联系被发现是铁定的，现代化学品与癌症之间的联系倒是勉勉强强。比如，滴滴涕就从来没被正式确定与癌症有关联，只是直接接触时才会有健康风险。在一般情况下，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相较于人口平均年龄，20年来一直在下降。
　　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化学品关注的焦点已转移到空气污染，1970年1月的《生活》杂志设置了这样的场景：“科学家已有了坚实的理论和实验证据来支持以下的预测：在未来10年，城市居民将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才能生活在污浊的空气中。到1985年，空气污染将使到达地球表面的阳光减少一半。”但事实与此相反，由于规程和创新的驱动，来自汽车尾气和工厂的污染得到了大幅削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发达国家中许多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臭氧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水平也在持续下降。
　　上世纪80年代，酸雨开始成为世界末日预测者的新宠。在这种情况下，森林和湖泊的自然形式，将承受人类污染的冲击。此一问题被德国的一场森林大火点燃，《明镜周刊》1981年11月的封面故事惊呼：“森林死了。”《斯特恩》杂志也不甘示弱地宣布，德国森林的三分之一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哥廷根大学的土壤科学家伯恩哈德·乌尔里希则宣称，德国的森林已无可挽回，任何措施都为时已晚。森林覆灭的话题即刻在整个欧洲大陆盛传。《新科学家》杂志的记者弗雷德·皮尔斯在1982年撰文称：“森林和湖泊正在死去。损害可能已是不可逆的。”此时，北美的情形也大致如此：美国一半的湖泊被说成正遭受酸化的危险，从弗吉尼亚州到加拿大中部的森林也被认为正在相继死亡。

　　传统智慧认为，要避免这种命运，必须迅速采取立法行动，以减少发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但这种说法其实是个很大的伪命题。上世纪80年代的森林基本没有净损失。在美国，由政府资助的一项长达10年、耗资5亿美元、700多名科学家参与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和加拿大的森林因为酸雨而异常减少”“就是在酸雨沉积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的地区，也没有发现森林退化的情况”。在德国，林木生长研究所所长海因里希·斯皮克受芬兰林业组织委托，对欧洲森林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他的结论是，欧洲的森林长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快、更健康，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都在持续改善。斯皮克说：“自从100多年前开始丈量森林的面积起，从未有过比现在还高的林木量。”(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酸雨的主要成分氮氧化物自然分解为硝酸盐后，成了树木的肥料。)至于湖泊的酸度不断上升，事实证明，人工造林要比酸雨的影响更甚。一项研究表明，雨水酸度和湖泊中的pH值之间的相关性非常低。酸雨并非一场无法避免的大灾难，而是一种小小的环境损害而已。
　　接下来，就该说到对臭氧层的威胁了。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浓度在好几个春季都在下降。这时，绝世天劫的大喇叭又被人擦去尘土派上了用场。指责的对象则是用于冰箱和喷雾罐的氯氟烃。人们把青蛙的消失和人类黑色素瘤的上升都归结于臭氧枯竭。1992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一篇关于失明鲑鱼和兔子的文章中，谈到动物的大面积致盲应是拜臭氧枯竭所赐。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巴塔哥尼亚地区绵羊和兔子的白内障病例增长的消息。但所有这些推测最终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青蛙其实是死于一种人类传播的真菌病;绵羊得的是病毒性红眼病;臭氧空洞增长期间的黑色素瘤死亡率实际上趋于平缓;至于失明的鲑鱼和兔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
　　1996年，国际社会虽然达成了一项停止使用氟氯烃的协议，但预计中的臭氧层恢复却迟迟没有发生。禁令生效之前臭氧空洞就已停止增长，之后也没有再缩小。每年春季的南极，臭氧空洞仍会增长，增长的幅度每年大致相同。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有些科学家认为，它只是要比预期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分解化学物质;也有科学家相信，造成臭氧空洞的原因一开始就被“误诊”了。无论哪种方式，臭氧空洞也不能被称作一个迫在眉睫的灾难，更遑论通过政治行动就能避免。
　　二、疾病：全球性的新传染病的流行已越来越少，而不是更多。即便一种致命病毒真的开始在全球蔓延，现代医学通过基因组测序、设计疫苗来治愈疾病的能力也在变得越来越强。
　　在过去的50年，人们反复预言一场新的流行病风暴即将到来。1976年，猪流感恐慌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当时，美国迪克斯要塞一名新兵的死亡，令福特政府为超过4000万美国人紧急接种了疫苗，但死于疫苗不良反应的人数要比死于猪流感的还多。

　　几年后，一个致命的病毒也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最初是在同性恋社区，但随即艾滋病很快成了严重警报的焦点。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在1987年警告说：“你也许难以置信，最新研究表明，在接下来的3年里，也就是1990年，1/5的异性恋者可能会因艾滋病而死亡。”
　　不过，并非所有可怕的预言最终都能被证明是正确的。除了非洲外，艾滋病在美洲、欧洲和亚洲从来没有被过分担心过。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艾滋病会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恶化10年，“在某些情况下，在重灾区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
　　然而，艾滋病的高峰期似乎已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过去了，目前正在世界各地缓慢撤退。2010年的新感染者比1997年降低了20%。从1995年以来，已有超过2.5万人因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而得以保全生命。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在去年表示：“就在几年前，谈论艾滋病疫情在短期内终结似乎是不可能之事，但科学、政策支持乃至社会的响应正在开始提供明确和切实的结果。”
　　艾滋病的出现导致了一种理论，那就是之后的其他病毒都将发源于热带雨林，以对人类的生态罪恶进行报复。劳丽·加勒特在其1994年的著作《即将到来的瘟疫》中暗示：新出现的疾病，必将降生于失衡的世界，其中最突出的候选者就是埃博拉病毒。同年发行的由理查德·普雷斯顿出演的电影《火线医疗》也描述了这种出血热病症。作家斯蒂芬·金则称该书内容是其读过的最恐怖的东西。果不出所料，埃博拉病毒1995年在刚果重新现身，但很快就又消失了。所以，艾滋病病毒远非一个预兆，它只不过是一种在最近50年里广泛流传的新热带病毒。
　　上世纪80年代，英国暴发了疯牛病，这种病是由饲料中的传染性病原体引起的，而病原体则是从其他奶牛的遗骸而来。当人体也开始感染这种疾病时，关于疫情规模的预测瞬间变得恐怖之极。某项研究的预测死亡人数多达136000人。病理学家警告说，英国“必须为几千、几万、几十万个vCJD病例(克雅氏病新变种，疯牛病在人体上的表现形式)的到来做好准备。”然而，迄今为止英国死于疯牛病的总死亡人数是176人，2011年仅为5例，今年尚无死亡记录。
　　2003年，来自果子狸的非典病毒粉墨登场，在一片世界末日的喧嚣中，北京和多伦多采取了隔离措施。非典在一年内就得到了平息，只带走了774个生命。2005年，唱主角的则是禽流感，联合国官员当时将其描述为“全球变暖和艾滋病病毒的组合体”。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预测是，将有200万至740万人死于禽流感。事实上，到2007年年底疾病逐渐消退时，死亡人数大约是200人。2009年，墨西哥的猪流感(H1N1型流感)也曾肆虐一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警告说：“这是所有人类所面临的一场传染病威胁。”结果，猪流感的暴发最终被证明只是一个正常的流感插曲而已。
　　事实上，全球性的新传染病的流行已越来越少，而不是更多。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意味着病毒从野生动物迁移到人类的机会非但没有上升，甚至可能下降，尽管媒体常常不吝言辞进行负面炒作。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最致命的水生和虫生感染也在下降。像感冒这样的接触性感染正在增加倒是真的，不过由于病情温和，感冒的受害者可以继续坚持工作和社会交际，反过来使病毒又得到了扩散。即便一种致命病毒真的开始在全球蔓延，现代医学通过基因组测序、设计疫苗来治愈疾病的能力也在变得越来越强。
　　三、人类：在过去的50年里，全球人口已经翻了一番，但全球人均粮食产量仍有所上升。世界到2050年将可能以更少的耕地养活90亿人口。
　　过去50年，对人类文明造成灾难性威胁的所有设想中，还没有一个能大过人类自身。“人类是一种疾病，是这个星球的癌症。”电影《黑客帝国》中史密斯探长如是说。美国海洋守护者协会的保罗·沃森呼应道：“我们需要彻底地、聪明地将全球人口减少到10亿以下。治愈患癌的身体需要激进和侵入性的疗法，因此，治愈人类生物圈的病毒，也同样需要激进和侵入性的方法。”
　　保罗·埃利希在他的畅销书《人口爆炸》中描述了1966年一个奇热的夜晚在新德里出租车上目睹的场景：“街头因为人来人往而似乎显得生机勃勃。有人在吃饭、洗漱、睡觉;有人在探亲访友、吵架、尖叫;有人将手伸进出租车的窗户乞讨;有人在随地大小便;有人倚靠在行进巴士的门口;有人在招呼家养的禽畜。放眼望去，除了人，还是人。”埃利希的结论是灰暗的：“作为生育大国的印度，其走向毁灭的列车已在启程。”他的观点得到了首个“世界地球日”的组织者丹尼斯·海斯的首肯。“(印度)要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已为时已晚。”而《饥荒，1975》的作者威廉和保罗·帕多克则在书中写道：“将食品发送到印度是一个错误，它(指饥荒)只能推迟，但已不可避免。”
　　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死亡率下降了，饥荒也变得罕见了。人口增长率被削减了一半，主要原因是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了，人们也就不再生育更多的孩子。在过去的50年里，全球人口已经翻了一番，但全球人均粮食产量仍有所上升。事实上，在21世纪初，由于农民成功实现增产目标，食品价格跌至新低，西欧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开始恢复森林植被。但之后，由于实行了将粮食作物转化为汽车燃料的政策，粮食价格的下降趋势已经逆转回升。
　　与此同时，世界各大洲的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世界人口在20世纪翻了两番后，再次翻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伴随着种子、化肥、农药、运输以及灌溉在整个非洲的改善，世界到2050年将可能以更少的耕地养活90亿人口。
　　四、资源：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在过去的50年里持续上升，创新的力量可帮助人们提取更多的石油;金属非但没有耗尽，价格还更便宜了。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1977年的电视讲话中宣称：“世界石油产量或许还能持续增长6年到8年。但到(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它将不再增长。需求将超过产量。”
　　持此观点的并非独此一人。在整个20世纪，关于石油和天然气将耗尽的预测此起彼伏。1922年，美国前总统沃伦·哈丁创建了美国煤炭委员会，该委员会进行了11个月的调查后警告说：“天然气的产量已开始衰减。石油产量不可能长期维持目前的速度。”1956年，壳牌石油公司的地球物理学家金·哈伯特预测，到1970年的某个时候，美国的天然气年产量将达到约14万亿立方米英尺的峰值。
　　所有这些预言都没有成真。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在过去的50年里持续上升。随着科学家们掌握了丰富的页岩气勘探方法，天然气储量在2007年后得到巨大的跃升。国际能源机构2011年估计，全球天然气资源还可持续开采250年。虽然廉价石油资源在未来几十年里可能会逐渐减少，但数量巨大的油页岩和油砂将填补进来，从而继续保持低位价格。灾难预言者往往低估了创新的力量。事实上，受价格上涨的推动，人类已经开发出水平钻井等新技术，帮助人们从页岩中提取更多的石油。
　　除了能源，金属也被屡次预言即将耗尽。197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哈里森·布朗预计，铅、锌、锡、金和银等金属到1990年将被消耗殆尽。40年前最畅销的《增长的极限》一书预测，如果继续成倍加速使用，某些金属的世界储量只可保证运行到1992年，并在随后的世纪中帮助促成文明和人口的崩溃，那时的人们将不再有原材料制作机械。这些说法很快地被各种教科书反复引用，“一些科学家估计，世界上已知的石油、锡、铜、铝储量将在你的有生之年耗竭”。为此，保罗·埃利希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还打了赌，结果自然是金属非但没有耗尽，价格还更便宜了。据说，输了赌注的埃利希受了“刺激”后咆哮道：“我们永远不会耗尽(金属)的想法简直是愚蠢至极。”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似乎没有一个生态威胁论者的预言发挥了效力。有些预言部分成真，有些因为采取行动得以避免，有些则完全是空想。这就提出了一个令很多人不安的问题：既然没有末世灾难记录可循，人们为什么还会接受目前甚嚣尘上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灾难性预言呢?2012年，不仅标志着玛雅历世界末日的最后期限，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指标性数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拉津德·帕乔里在2007年说：“如果不在2012年前采取行动的话，那就太晚了……这是决定性的时刻。”
　　那么，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担心正在变暖的气候呢?这还真是一个过于二元化的问题。生态灾难论者预测失败的教训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有太多的中间可能性被频繁地排除在外。在气候变化的辩论中，我们听到很多人说，气候灾难将是不可阻挡的;但也有很多人说，气候变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我们几乎从未允许发出不那么极端的比较“适度”的声音：来自大气中水蒸气的净正反馈是低的，因此，本世纪我们面临的气温升高仅有1至2摄氏度;格陵兰冰盖可能正在融化，但在本世纪也不会超过每世纪不到1%的融化速度;降雨量的净增加(和二氧化碳的浓度)也许可提高农业生产力;生态系统已从过去的气温骤变中顽强地幸存下来;适应渐变也许要比完全放弃化石燃料这种快速、残酷的决定成本更低，对生态的破坏也更少。
　　我们或可找到一些证据，证明人类是可以阻止气候变暖灾难的。疟疾曾被广泛预测会造成比气候变化更糟的结局。然而，在20世纪，即便是全球变得更暖，疟疾也已从包括北美和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消亡。在本世纪头10年，虽然变暖的气候给蚊子营造了更为舒适的生存环境，疟疾死亡率还是大幅下挫到惊人的25%。在此，气候变暖的效应被农药、新型抗疟疾药物、更好的排水系统和经济发展所抵消。正如牛津大学专家皮特·盖森所言，无论什么样的天气，这些趋势都将继续下去。
　　政策或许可使气候危机进一步恶化，将粮食作物变为生物燃料，不仅鼓励对雨林的破坏，释放二氧化碳，还会导致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和饥饿。而技术或可做得更好：如果植物育种家能提高水稻产量，那么人们可能会更富裕，在对抗极端天气的过程中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如果核工程师能制造出符合成本效益的核聚变(或钍裂变)装置，那么碳排放量也许会突然下降;如果因为水平钻井技术的发展，天然气取代了煤，那么碳排放量的增长也许会更慢。我们未来与生态威胁的斗争，将通过创新来打败它们，而不是通过描述最坏的场景，将自身陷入大规模的恐慌之中。

mvkp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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