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大银幕上先是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在距离地球600千米处的太空,温度在258℉和-148℉之间波动”。这里声音无法传播,没有气压,没有氧气,不可能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这段话随即消失了。 紧接着,一个三维立体的星球出现在银幕上。 它的弧光逐渐吞没了你,并延伸到你的前方,侧方,乃至下方。它体型庞大,被云层覆盖着,表面色彩斑斓,安静地自转着,景象十分壮观。这时你会突然发觉,这是地球,而你,正漂浮着 在银幕右下方,一个微小的点沿着这个星球的轨道面出现,由远及近。难以辨认出它是什么。通讯信号时好时坏,零零散散地听到是这里与休斯敦的通话。四周繁星点点。地球仍旧自转着,而那个点沿着轨道逐渐驶来,你也终于看清了——原来是一架美国航天飞机和一队在机舱外漂浮的宇航员——它们开始与你在同一空间沿轨道运行。 其中一位宇航员,乔治·克鲁尼[1],坐在个人运载器上,可以摆脱链条的束缚自由走动,在你面前晃来晃去。另一位,桑德拉·布洛克[2],身着不舒服的太空服,漂浮着进行修理工作。她松下一颗外旋的螺丝,克鲁尼向你伸出带着手套的巨大的手,取回了它。朝向打开的舱门向下看,一位宇航员系着一根松弛的细绳,像是玩杂技般开心地蹦跳着。这一场景迷茫、嘈杂却不失美感,就这样无中断地持续了十二分钟,你与飞船一同以每小时17500英里的速度前行在地球的上方。这一切被一通来自休斯敦的电话打断了。 多么宁静美好的场景,却在瞬间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个威胁到了人的生命的恐怖的真空环境。宇航员们必须在碎片云带来之前返回机舱,并控制飞船下降到大气层内。可惜太迟了。数以百万计的碎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无声地穿过一位宇航员的头顶,扎入机舱表面,撕裂开来,顷刻间飞船破败不堪,损毁严重。而后布洛克的绳索将她与你一同抛入到了布满星星的漆黑宇宙。 * * * 几周前,我和阿方索·卡隆一同坐在距他公寓不远的一家名为“Ducksoup”的餐厅中,卡隆俯瞰着伦敦迪安街的街景,说道:“如果一只狐狸被猎狗追赶,侥幸逃脱了,它应该感到高兴吗?” 卡隆的第七部电影《地心引力》终于完工后,我问他感觉如何,这部电影作为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电影,几天后便会首映。那是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几分钟前,他的女友谢赫拉莎德·戈德史密斯开着一辆短小精悍的蓝色宝马载着他来到这里。卡隆十分友好,微笑着,很是迷人。他有着一头斑白的头发并蓄着胡茬。他是素食主义者,因此我们的桌上摆满了菜单上的每一道素菜。他问我是否还需要再点一些菜肴。他真是饿坏了。 “不会,我觉得它会如释重负,”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墨西哥腔继续谈到,“这只狐狸在河边嬉戏或者和其他母狐狸做爱是才会感到快乐,”——他的“fucking”听着像“focking”——“或者与幼崽一同在草地上玩耍时。”他提醒了我,他在《地心引力》这部作品的制作上耗费了四年半的时间。就在这条街上的一间小黑屋里,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后期制作,这期间他一直紧盯电脑屏幕,动画制作师们每天都会过来坐在他身后一同工作,到最后他都不需转头去看他们做的情况而是用激光笔直接指出那些元素需要合并或是分层。“事情持续的时间长了,人们便不会有高兴或失望的感觉,”他说,“但我不是,我很高兴。我们终于完成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完成了一部难以完成的电影。它只讲述的几乎就是一个人在太空的漂浮。” 当他还是个住在墨西哥城的孩子时,他看过电视上的阿波罗号登月,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宇航员或电影工作者。“后来我了解到,要想成为一名宇航员,就先必须加入军队,然后我说,‘好吧,我想做一名导演,然后做有关太空的电影。’”他与他30岁的儿子乔纳斯合作写了这部电影。他们被一个寻找钩子的构思吸引,这一构思要极具看点,使他们从故事情节的苦思中解脱出来。“这部电影情节很少,”他说,“我十分清楚,情节就是一人被困在了太空。而且当我们谈起它时,这显然又有一层隐喻:一个漂流在空间的人,一边是生机盎然的地球,另一边是漆黑无尽的宇宙” 这将成为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轴。他们同样清楚,为了褪去英雄主义色彩,主角必须是名女性。他们很想使观众沉浸在这部电影中——利用在影片之初他们设置的条件,非凡的场景使观众置身于美丽而又危险的太空。 之前没人企图在一个模拟微重力的环境下制作电影;这个问题难倒了每个选择太空作为场景的电影人。但是卡隆相信如果电影拍摄地的技术难题得以解决,他有能力改善并且能让这部电影比之前他的任何一部作品更清晰,这一直是他的电影座右铭。 许多技术疑难问题会在将来的电影制作过程中慢慢得以解决。“也许100年后运用超酷的宇航服和太空船及其他素材制作电影会变得特别简单。"他对我说。但这有悖于卡隆的意图。“我们向现存技术的真实水平妥协,于是我们进一步思索:我们想让它变成一个旅行,使人们认清这个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世界。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出现意外情况的Imax纪录片。”甚至运用已退役的太空飞船都是极具意义的——他们希望观众认出“这是他们熟知的画面”。 当卡隆构想地心引力的时候,尽管困难,但他认为仍旧认可好莱坞的运作手段:这部探险影片具备能迎合观众的潜力,再加上一线巨星阵容,拍摄制作就会顺利进行。他与乔纳斯编剧神速。他们立即吸引了一些工作室,竟然还吸引了安吉丽娜·朱莉[3]。他们准备开拍。“然后我们很快发现我们无法运用现有的技术去完成这部电影,”卡隆说道。 所以我十分想知道,他接下来又做了什么? 他笑道:“我耗费了我四年的光阴。” * * * 卡洛斯·卡隆是阿方索的弟弟,他记得,阿方索差不多12岁时,在结束一个交换项目后回到墨西哥城的家里,还随身带了一台美能达相机。“他真的让人头疼,什么东西都要拍。妹妹和我变成了他的道具、特技演员,他的要求五花八门,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他却不停地说,自己以后要做一名电影导演。” 用阿方索的话说,卡隆家的孩子都是在“中中产阶级”长大的,他们的母亲热爱艺术,由化学家转行做了学术哲学家,之后又转行成为萨满巫师。 “我们都是电影迷,”卡洛斯说,“我母亲,父亲,奶奶,一家人都是。那时候,只要花两个比索,就能去看三场不同的电影。”他们一家观看了《人猿星球》系列所有的电影 [4];奶奶还带着他们去看《布拉古拉》[5]。少年时期,阿方索决心要访遍墨西哥城的所有影院,他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前往距离甚远的城区,去锻炼他所谓的“非常兼收并蓄的品味”。 后来阿方索进入墨西哥城电影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开始与几位同学合作制作电影,其中一位就是伊曼纽尔·卢贝兹基,他比卡隆要小几岁。他俩从少年时代就已相识,是在一家艺术片电影院外遇到的。在电影学校时,卢贝兹基开始作为摄影技师参与卡隆导演的影片,而他如今依然保留着童年时代的绰号“山羊”。(他们二位自此合作不断,而卢贝兹基因与卡隆、蒂姆·波顿、泰伦斯·马力克[6]的合作,曾五次得到奥斯卡提名。)他俩——以及其他一些后来在好莱坞取得成功的墨西哥同学——都在毕业前被学校开除了。“在墨西哥,人们对那件事的起因有很多阴谋论的揣测,”卡隆告诉我,“而我确定,这些观点里有很多是正确的。真实情况是,我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大家的眼中钉。因为我们与学校的规则背道而驰。”他笑道,“即便学校有开除的理由,但我们不觉得自己有错。” 卡隆20岁时,他的女友怀上了乔纳斯。他开始接受当地一些低水准的电影工作,搬运麦克风,最后成了助理导演。 “这种进入电影界的方式非常‘蓝领’。”他说,“电影变成了我的谋生手段。”他向那些平庸的导演妥协,帮助他们制作糟糕的电影,这让他越来越没耐心,越来越无法忍受。之后他执导了一部名为《标记时间》[7]的电视剧集——很像是墨西哥版的《阴阳魔界》[8],干了一段时间,他感到灰心丧气,认定自己再也不能忍受了,于是,他和卡洛斯合写了一部黑色喜剧,讲述的是一个性瘾者遭到一位他曾抛弃的恋人戏弄,相信自己得了艾滋病。卢贝兹基也签约成为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在墨西哥,按照惯例,政府是电影的主要投资方,政府同意制作后,这部电影——《爱在歇斯底里时》登上了1991年多伦多电影节,评论家们在放映后也纷纷起立热烈鼓掌;随后,这部电影公映,卡洛斯还记得,“影院的半数观众都中途离场了。”活跃分子对其大加抨击,称它轻视了艾滋病。(今天再来观看,这电影仍然无比入时。)“我们发现了一点,正是伍迪·艾伦在他一部电影中所说的:悲剧加上时间便构成了喜剧。”卡洛斯说,“我们在悲剧的时代发行了一部喜剧。”虽然这部影片在墨西哥吸引了一批邪典影迷,但政府基本上拒绝与阿方索再次合作。而阿方索的感受也相似:“我把政府当做合作伙伴,”他承认,“可他们只是我的少数派伙伴。” 在多伦多,兄弟二人一直从迎宾套间里偷三明治和胡萝卜吃,他俩身无分文,对下一步发展也毫无把握。有几个经纪人带着他们去吃免费午餐,并邀请其前往洛杉矶发展,卡洛斯和阿方索决定到那里要好好干。可是在加州生活很艰难。“洛杉矶会把你异化,因为在那儿生活,你需要汽车、信用卡,还有社会地位,可我们当时一样都没有。”卡洛斯回忆道。他们就寄宿在别人家的沙发上。最终他俩还是买了一辆汽车,1973年款的丰田塞利卡,但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当地警察和移民审查人员的注意。随后,《爱在歇斯底里时》不知怎的受到了西德尼·波拉克[9]的关注,他开始将一些剧集交给阿方索制作。其中一部是1993年由“秀时刻” Showtime电视网播出的短剧——《堕落天使》,这是部将背景设在20世纪40年代洛杉矶的黑色电视剧[10],好莱坞多位著名导演、演员参与其中,并且每位导演、演员只拍摄剧中独立的一集。卡隆是这些导演中唯一一位不知名的。但是由他指导、卢贝兹基掌镜的那一集,却赢得了该剧唯一一个业内奖项。 就在那时,有一天,卡隆待在卢贝兹基洛杉矶的家中,卢贝兹基把自己得到的一个电影脚本递给了卡隆。这是一部正在筹备中的儿童电影,改编自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11]1905年出版的小说,故事讲的是,一个女孩失去了母亲,父亲又在一战中失踪,于是在纽约一所贵族女子寄宿学校沦落为奴仆。“我当时大概读到了第30页,”卡隆回忆说,“然后我说:‘我要做这部电影。’”他给自己的经纪人打去电话,告知了这个想法。经纪人则提醒他,这部电影正由华纳兄弟公司筹备。而卡隆当时暂定与另一家制片公司合作,正在筹拍另一部电影。“那就告诉他们,我不干了。”卡隆对他说。 虽说《小公主》在迪士尼制作的《风中奇缘》[12]面前显得相形见绌,而且只收回了1700万美元制作成本中的1000万,但评论家们却十分追捧它,各界人士都称其是“一部让人震撼的电影艺术杰作”。珍妮特·玛斯林注意到了卡隆在这部电影中的专注投入,在《时代》杂志上她称赞道:“与其说这部电影好在演员的演技,不如说是胜在一幅幅精美的画面,”她写道,“它那视觉上的表现力远远超越了故事的局限性。” 将近20年之后,如今的卡隆有些怀旧情绪:“我的朋友们都说电影就像自己的孩子。而我的电影却不像自己的孩子。我拍过的电影就像前妻:我那么爱她们,她们给予我那么多,我也为她们付出很多,但现在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她们。然而我对《小公主》的回忆却是美好的。”他曾尝试过一次与影院观众一起观看自己的电影,此后就再也不去看自己的作品了。但如果硬要他选出一部最爱,那么非《小公主》莫属。 卡隆的下一步电影改编自《远大前程》,这是一部不算忠实于原著、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主演为伊桑·霍克[13]和格温妮丝·帕特洛[14];评论者赞赏其艺术表现力,却批评它的故事内容,对此卡隆也认同。挫败之下,他打电话给卡洛斯,而卡洛斯当时已经搬回了墨西哥城居住,他俩重拾了一个已经讨论了10多年的想法。这是一个充满情色意味的成长故事,讲述两个小伙子沿公路穿越整个墨西哥的灵魂之旅。卡洛斯飞到阿方索居住的纽约,接下来的10天,卡洛斯待在哥哥的花园中,两人一边听着无限循环的歌曲——弗兰克·扎帕[15]创作的《复活节干草里的西瓜》,一边完成了剧本。他们以微薄的预算来拍摄这部影片,选择了当时默默无名的盖尔·加西亚·贝纳尔[16],及迭戈·鲁纳[17]作为两位主演,两个男孩邀请一道旅行的那个年长女子则由玛丽贝尔·瓦度[18]饰演。“我们觉得这部电影会很失败。”卡洛斯说。阿方索则在考虑,将墨西哥作为电影背景应当把握的分寸;在影片中,对话全是墨西哥西班牙语。为了避免在美国被评定为NC-17级[19],该片没有定级。《衰仔失乐园》全片滑稽粗鲁、肉欲横流,还有一个毁灭性的结局,2001年上映后,成为墨西哥影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它横扫各大电影节,还同时登上了几乎所有国际影评人的年末电影推荐单。这部电影为卡隆兄弟荣获了当年奥斯卡奖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 对于很多人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上去一点都不公平——一个刚刚拍摄完一部小成本外文情色片的墨西哥导演竟要执掌电影史上规模最大、最具幻想力的特许改编电影。但对于拥有《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特许制作权的华纳兄弟来说,卡隆已经在一部儿童影片中初试牛刀,也有可能为通常来说平庸乏味的系列巨片增添内涵。起用他的成果就是2004年发布的《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最后,2004年发布的《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成为了其系列电影中,风格最为黑暗、商业收益最少(尽管有着8亿美元的惊人票房)的一部作品——但对于几乎所有的影评人来说,这部电影却是该系列最好的一部。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卡隆都只是将其视为一个机遇。“我并不因为一部影片是好莱坞制作,或者是大片,就觉得那不是电影了。不像在电影院里,人们的口味会随这些客观因素而变。”小时候,转遍全墨西哥城电影院的他不仅着迷于维斯康提、帕索里尼(意大利老牌电影人)的作品,同时也迷恋着希区柯克、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拍摄技巧。“这个机会之于我只是有如一张崭新的画布,”他说道。由于生长在一个缺乏本土影片,只能观看国外电影的国家,他带着局外人的心态来到了好莱坞。不过他也一定欣喜于这样的因果报应——一个被墨西哥电影学校开除、之后又被墨西哥电影界排挤的小人物将要驾驭好莱坞的一大巨作。 * * * 在《远大前程》之后,卡隆和所谓“传统的导演方式或和画面规则画面制作手法”产生了激烈的摩擦。卡洛斯回忆道:“我还记得当时在构思《衰仔失乐园》的时候,他打算拍摄一些长镜头——明显是受到了法国新浪潮的影响。”加西亚·贝纳尔如今几近要成为卡隆家族成员,他不仅主演了卡隆的电影处女作,还在上个月签约了卡洛斯的电影。他回忆起拍摄《衰仔失乐园》片尾高潮的场景时:他、鲁纳、瓦杜,这三人的对话激情四射(他开玩笑道:“就在之前他们都已把对方上过了。”),他记得,那一段完整的台词至少使用了8页纸。即便达到了效果,这一场景能否与影片剩余部分的节奏相互衔接,也成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他们就这个场景排演了6个小时,而后拍摄了将近20遍,彻夜未眠。 回忆过去,加西亚·贝纳尔仍为之动容。“这部影片没有特写镜头,没人敢在片子里这么做,尤其是感情戏,”他说。“我记得那是(瓦度饰演的角色)来到镜头前,然后她就开始跳起舞来,仿佛打破了第四道墙。”这一幕有着摄人心魄的美丽,以至于他自己都称这个镜头“能被载入电影史册”。 卡隆的好友之一,电影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那里多之前在墨西哥城做过DJ,他在起草《爱情是狗娘》时向卡隆寻求帮助,由此与卡隆相识,这部影片后来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他说,卡隆在拍摄过程中致力于运用长镜头,与其说是因为对精湛技巧的追求,不如说是因为哲学思考。“我们的生命是具有连贯性的,只有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才会被暂时切断,”伊那里多说道,“我们并不是在剪辑自己的生命。只有我们认识到生命的存在,我们才能对其加以剪辑。阿方索更想看到这种拍摄角度,即观众的视角与人物的视角融为了一体,不做任何诠释。这更纯粹。” 伊那里多说:“阿方索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观众的思考和角色的想法之间无声的交流,这看上去要更为纯净些。”即便在希区柯克之前,电影导演们已在研究这一手法,但卡隆对此投入之多超乎寻常。这种拍摄思路凸显了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核心品质和制造以视觉效果为主体场景的能力,即使影响到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也要将其不断完善。卡隆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出的最为大胆的尝试是《地心引力》(2012),但若没有《人类之子》(2006)(一部讲述2027年人类失去生育能力之后混乱不止的影片的惊悚片——原注)的铺垫,大概卡隆是拍不出这部作品的。这部电影充斥着紧张的气氛,包含了一段令人揪心的长达四分钟的单镜头场景,该场景描绘了一辆驶入森林的车引发的惨剧。为了完成拍摄,车辆需改装,使其座椅能弹起并将五位角色弹出位于正中摄像机的取景框外,而摄影机好比车中的第六名乘客,做出与车中的其他人相同的反应。但这部影片对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却鲜有刻画。当克里夫·欧文[20]读完脚本之后,他本不打算接下这部片子,“我不知道如何进入角色,”他回忆道。直到卡隆坐在他身边,向他解释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看法之后,他才回心转意。 这个概念在于,通过把纪实拍摄手法作为设计依据、还有使用单镜头拍摄,将一部本来可能荒诞不经的影片嵌入一种极端环境中。“阿方索对于环境光的运用力臻完美,所以每样东西都看上去能够接近真实,”欧文说,他们会坐着等待合适的时机,随时接受摄影棚发来的愈加疯狂的指令。这部影片的高潮部分是一个连续拍摄7分钟的镜头,画面时而屋内、时而屋外,穿梭于不同空间,同时还经历了一场爆炸,每一次他们打算拍摄这一幕的时候,都要用掉几乎半天的时间来重新设置。第三次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他妈的就快成功了,”欧文回忆道,“阿方索这时候却走过来说:‘不,不,不,不——透镜上有血!’但切沃[21]说:‘卡隆,这根本不是坏事!这真的太酷了!’”欧文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就立刻明白:这“将会是我演员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一部作品。” 《人类之子》在2006年上映以后,获得了广泛好评,但相对来说票房不佳,很快就退出了院线。对于卡隆来说,市场对这部电影的反应让他很难过。在那时,他的婚姻也四分五裂,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去了意大利,其中一个孩子还生了重病,于是包含医疗费用在内的生活开销变大。他只好屈就于他和儿子乔纳斯写的一部小制作外文电影,筹措资金保证两位领衔主演夏洛特·甘斯布和丹尼尔·奥图。之后经济崩溃,投资者撤出。“阿方索那段时间感到很屈辱。”卢贝兹基回忆道。 “那段时间就是人生中的一段,”卡隆在Ducksoup里对我说,“要怎么才能表达那种境地?当时——” “祸不单行?”我提醒道。 “对,我就是从这么一段生活中走出来的,”他嘴上说着这话,然后点了更多吃的东西。 那个时候,那时候,除了拍摄下一部电影,他自觉别无他法。他给切沃打了电话,“他说:‘去他妈的!’”卢贝兹基回忆道,“‘忘了独立电影吧!我们来搞个大的!’”但卡隆告诉朋友,他唯一的条件还是:那部电影必须“简单些”。 乔纳斯给他看过另外一个朴实无华的剧本,说的是两个墨西哥人在沙漠里一路被美国义务警员追赶,为了活下来必须对抗各种恶劣状况的故事。阿方索正是喜欢它的简单。他们谈到想制作一部和它一样具有一样脉络,无需情节却又紧张十足的电影,这样的点子被翻来覆去地讨论。他们不断地想到一幅画面:“一个宇航员”,乔纳斯回忆到,“旋转着,漂浮着,在茫茫宇宙中。” 那是2009年,那个坚决不投资"超级英雄"电影的原则似乎已经破灭。所以为了影片的宣传,卡隆就假装它是一部“英雄片”。“我们一直说,我们不做特许权电影,但是可以拍摄一部包装成那样的电影,就像批着羊皮的狼。” 他打电话给卢贝兹基表示希望他加入。卢贝兹基同意了,但是却很为这部电影担心:“没有西装革履的男人,没有紧身衣,没有披风,没有枪,还发生在宇宙!”据卢贝兹基回忆,卡隆回答说“我是为安吉丽娜·朱莉写的剧本,况且且她立马就答应了!” * * * 关于此片主演的选角闹剧在影视圈已众说纷云。在2010年,Deadline.com报道说安吉丽娜·朱莉放弃出演,尽管它是多么地“全力以赴”和“大投资”。报道的替代人选包括妮奥米·瓦兹,玛丽昂·歌迪亚,凯瑞·穆里根,斯嘉丽·约翰逊,西耶娜·米勒,艾比考尼什,丽贝卡·豪尔,奥利维亚·王尔德,布莱克·莱弗利以及据说没有试镜就受邀的娜塔莉·波特曼。阿方索和乔纳斯坚持表示报道被夸大了,(乔纳斯说和其中某些演员商议角色只持续了一杯咖啡的时间)而真实的情形其实悲惨得多——谁来出演暂且不表,这部片子能否开拍都还是问题。 阿方索把这挑战称为“动画和实景电影拍摄史上最糟糕场景设置”的汇合。除了复制微重力环境和卡隆所坚持的持续拍摄和有限剪辑,一切都必须要在摄像机录象前安排妥当——每个镜头,每个角度,每个灯光场景,可以说每一秒。那是一个不断循坏,让人发疯的情境。根据故事板他们制作出了这部电影的数码动画版本,完全用数字版本的角色形象。“那看起来就像一部粗糙版的皮克斯电影。”卢贝兹基说,“它太好看了,以至于大概在开工一年后,当我把这个版本展示给女儿看时,她认为这就是电影成品。”很多时候我都想和阿方索说:“我们干嘛还要把片子拍出来啊,直接用这个不就好了?” 他们试了传统的方法——绳索和安全带,“你能在脸上感觉到重力,你能感觉到那股张力。”阿方索说到。一些镜头表明这问题无法避免,所以电影制作人设计了一种由12条绳索操控的复杂系统。他们尝试了臭名昭著的“催吐彗星”,这是一架特制的沿抛物线急速飞行的飞机,在空阔的机身内可以引起短暂的失重现象,曾经用于朗·霍华德的《阿波罗13号》的特技拍摄,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卡隆发现这方法不可行,“运气好的话,你也只能得到一个20秒的镜头,而且要受到727的空间限制。”他们前往旧金山去看作为演员“替身”的机器人,他们尝试了动作捕捉。他们考虑创造一个CG版的桑德拉,但是“那眼神的流动,那嘴,还有灵魂”,这项技术都无法办到,卢贝兹基这么说道。卡隆咨询了导演詹姆斯·卡麦隆,卢贝兹基咨询了大卫·芬奇,两人都给了相同的建议:等待技术成熟。华纳兄弟的领导层更换了。演员也因接下其他工作而退出。资金一直是个问题——工作室得到制片公司的预算据说是8000万美元,这样的预算相对来说较少,因为他们慢慢发现,如果要使电影能够拍摄下去,他们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技术开发上。 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怎么吃掉一只大象?”卡隆问我,“一天一勺。” * * * 在宇宙里,有着令人迷惑的黑暗和空阔,这在电影里极难复制。。剧本里提出的情景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真人在模拟的宇宙中飞行,在微重力情况下,她在一个火红的飞船中翻滚,倾斜、移动,抛体在三维的空间里沿轨道运行,地球一直在她的下面,而太阳一直在她的远方,她被真空还有星星包围。让演员高速移动是不可能的,所以制作人打算让摄影机和光线做移动。但问题又来了,他们没法这么快。卢贝兹基在好莱坞露天剧场看彼得·盖布瑞尔演唱会时想到了部分解决方案——“他们用漂亮的LED灯让演出的光线美丽无比,甚至比演唱会本身还要出色。随后我就想到,好啊,我们一定要用这个!” “用巨幅屏幕来重现大气的光照条件”,实现这个主意的任务交到了蒂姆·韦伯的手中,他是一名视觉艺术师,他曾在牛津大学学习物理,现在在伦敦的后期制作工作室Framestore里工作。卡隆在电影尚还是概念的时候就去找了韦伯。“我们坐在一个房间,他足足叙述了不止45分钟,走出房间时我就完全着魔了。”韦伯回忆到,“我那时在想,天哪,它将是部多么微妙的电影。”长镜头的拍摄需要格外关注,因为无论是模拟微重力的常用手段,还是依赖剪辑实现,还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的“尼龙鞋”那种直接了当的方案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一段12分钟的连拍摄,从大特写到含对话的广角,再到景色拍摄,最后到动作场景,那些方案都行不通。你必须想到些聪明的点子。” 他们计划的核心是用许多计算机动画代替实景拍摄,“很多时候只拍摄演员他们的脸”,韦伯说道。这就意味着要让CG的能力超越《阿凡达》和《变形金刚》那种类型的科幻电影,因为不完美的表现在科幻片中很容易被原谅。卡隆不断提醒“恐怖谷理论”,人们会对人造结构产生反感,比如仿生电子动画,看上去非常接近真实但却不真实。卢贝兹基挑选出了几个桑德拉饰演的角色漂浮在飞行器中的镜头,从一个航天舱漂到另一个航天舱,这组镜头就游走在“山谷”的边缘。场景越真实,也就越危险,“人们会注意到地球有点儿不对,太阳也没在抖动”,他说道。因此,他们几乎没有用传统的电影打光方式,他们改装了一个汽车组装机器人,利用其可以各个方向移动的特性,作为摄影机使用,按韦伯的说法,这么做的理由是“在宇宙中,根本没有上下的概念。”这一切靠逆向工程学得以实现,由拍摄演员的脸部作为起始,然后创造出一个他们周围的世界。”你操控着电影画面,让演员看起来像在宇宙中旋转,或者乔治正颠倒漂浮着,而桑德拉却正笔直向上。 2010年,卡隆重新开始了寻找主角的工作。他肩上的担子很重,这位女主角的分量就像《荒岛求生》中的汤姆•汉克斯一样,占据了影片的大部分镜头却几乎没有一句对白。卡隆对角色的选择很谨慎,他说:“我见了很多人,但是当我见到桑迪……。”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为了选角,他坐飞机去了布洛克的居住地奥斯汀,那时布洛克刚因为在《弱点》中的出色演出而获得奥斯卡奖,但很快娱乐小报便爆出她的丈夫——摩托车制造商——杰西·詹姆斯的多起丑闻[22]。 那时布洛克已经四十五六岁了,让她去演《地心引力》看似不是一个理应的决定。但是,卡隆说:“因为当时我们的生活境遇,使我们对逆境与重生这个主题都感到非常新鲜却又熟悉。我们很快便达成共识。” 经过两年半的准备,影片的拍摄才最终开始。卡隆告诉我说:“拍摄前我们一直在检测我们用于拍摄的技术设备,但是直到影片开拍的前一天它才开始正常工作。”在影片拍摄中,演员对角色的演绎没有任何的调整空间,每一个场景都必须很精确的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时间长度。韦伯和他的团队设计了“桑迪的百宝箱"--那是一个位于伦敦摄影棚上方九尺长的立方体装置,布洛克穿着宇航服,大部分的镜头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在这个立方体内侧墙壁上有180万个独立控制的LED灯,这才有了电影中出现的那个超大显示屏。在片场,让布洛克进出那个立方体装备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所以有时布洛克在拍摄间隙也会选择一个人待在里面,听着卡隆为她挑选的无调性音乐,有时还穿着宇航服。布洛克说这种经历让人感觉自己是与世隔绝的。(克鲁尼有时会让她放松一下,在他到达片场的时候,他会让布洛克听一些黑人的说唱音乐或者是一些奇怪的舞蹈音乐。) 卢贝兹基说有些天他们是这样度过的:“上午八点摄像机出了故障,十点要拍摄的还没有准备好,十一点还没有拍摄出任何东西。这些都是非常让人紧张。”卢贝兹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所以当我们被炒鱿鱼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回去看看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最近他又重读了当初写的日记,他说:“那时最艰难的日子持续了十五天,我们就像是萨克里顿一样。”(译者注:萨克里顿是一名探险家,意思是他们很难知道拍摄时会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当影片终于拍摄完成,卡隆他们还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用于后期制作。“对此那时的我担心吗?”卡隆说,“是的,当然如此!”他和卢贝兹基会看看电影的选段,“有些时候,你只是在房间里大笑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奇波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这真是一团糟啊。’有些天你只是看着零散的片段:桑德拉·布洛克在一个盒子里,四处漂浮,四周是装有摄像机和灯光的机器人,这时候你会想这真的是一团糟。” * * * 我们在Ducksoup吃完餐点很久以后,卡隆接到了他女朋友的电话。他原以为他女朋友会回公寓去处理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戈德史密斯一直在附近等着他,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去哈洛德百货公司,给将要和卡隆去威尼斯的两个孩子挑选外套。卡隆对此感到非常抱歉(我们已经聊了四个多小时)。”请不要生我的气。“卡隆请求到,笑的很甜蜜。他和戈德史密斯说他马上就过去,便告别挂断了电话。然后他喝了两小口薄荷茶,若有所思。他还没试过和观众一起看这个电影,所以他在掂量到底要不要和他的同伴一起在威尼斯,或者其他有“真实”观众的地方,播放这部电影。他所希望的只是大家能喜欢这部电影。 很明显大家确实很喜欢这部电影。他的朋友伊尼亚里图引用济慈的话说:”如果你想着自己要创作出杰作,那你永远都不会创作出来。”“杰作只是一个结果,它很自然的出现。我想阿方索在他所处的环境中用他的机智确实作出了些成就。影片的前30分钟场景很漂亮并且很壮观,因为因为它不仅是实际的宇宙,还有内心精神上的宇宙,以及两者的结合。”詹姆斯·卡梅隆最近评价《地心引力》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太空类电影,我很久以前就迫不及待的想看这部电影”。 《地心引力》与以往的太空电影都不一样,这是事实。并不是说它很完美,无可挑剔:它的情节,对白,人物的刻画都很精简,甚至可以说是苍白。但这也许就是卡隆想要达到的效果。卡隆努力完成了《地心引力》的拍摄,支撑这部电影的是美学上的灵巧,这部电影可以给让我们感受到其他的东西:通过影片中的太空隧道,观众和演员可以漂浮着相互碰撞;很长的一段镜头都是直接用摄像机拍摄完成而没有经过剪辑的;生命没有规律的突然便向你展开。这其中,卡隆的风格与从哲学家转行成为导演的特伦斯·马立克很相像(当然他们都和摄影师卢贝兹基在合作),特伦斯·马立克最新的两部作品是《新世界》和《生命之树》,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他们的作品与其说是电影却更像是音乐诗。 卡隆告诉我说他很累,想休息一段时间,但很可能不会休息,“电影就是我生存的意义,我花费了太长时间制作《地心引力》。它并不是我做过的最划算的投资。”卡隆居住在一个租住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从没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车,存钱买的丰田还是和洛杉矶的哥哥分享。我问他下一步想要拍摄什么电影。他说最重要的条件是这回的人物可一定要走在地球上。他和J·J·艾布拉姆斯正一起制作的超自然的电视剧将会在秋季登陆美国广播电台,他还在构思下一部电影。他意识到无论他做什么,都要在演播室里工作,虽说那很累人,但是卡隆再不想被排挤了,“我知道好莱坞的影人们没有想要拍摄烂电影的。”他告诉我说。“大多数人都真心诚意地想拍摄几部好电影,因为他们把工作排在首位。”(即使他想起了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对好莱坞的评论“好莱坞的那一点财富都来源于电影衍生品[23]和首周票房”。 卡隆长大后最喜欢的导演是斯坦利· 库布里克,卡洛斯认为他的弟弟卡隆会像库布里克一样尝试不同体裁的电影。阿方索和乔纳斯正在商量再次合作的事,这一次是恐怖电影。“我并不是说电锯这一类恐怖的电影。”阿方索解释说,“而是更倾向于人类心理的,情感上的,那种让人崩溃创伤的东西。”他相信恐怖电影是没有得到正确评价的一类题材。(《2001太空漫游》在墨西哥城市电影院上映的时候,卡隆还是个孩子;《闪灵》上映的时候,卡隆正在电影学院学习。) 现在,他要去哈洛德百货公司,还要去威尼斯,参与奖杯的争夺。卡隆最后喝了一口薄荷茶,握了握我的手,走出门去右转到迪安大街,走向那个特效公司Framestore所在的大楼,他有太多日夜都在那里的黑屋子里摆弄着像素,凝视着画面中那颗旋转着的,美到极至的星球。 *这篇文章原载于2013年9月30日的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