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沙文主义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十分流行,但是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真知灼见,譬如说,法国的伟大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 Pierre Simon ),即拉普拉斯( Laplace )侯爵,就在他的经典著作《天体力学》( La Meeanipue Celeste )中写道:“太阳的影响赋予动植物生命,而动植物现在已布满全球,类似的推论使我们相信,太阳的影响同样也会普及于其它行星。我们现在看到这类物质的繁殖力非常旺盛,已发展成为名目繁多的各种生物。如果认为在某个巨大的行星(如木星)上,同类的物质却毫无繁殖力,那是不合乎常理的。木星象地球一样,有白昼,有黑夜,有周年,而且我们还观察到木星的一些变化,表明那里有着非常活动的力量。人类是在他们喜爱的地球温度中形成的,从一切外观上看来,不可能生活在别的星球上。但是应该不应该有多种多样的有机体组成形式,来适应宇宙中各种星体的不同温度呢?如果元素和气候的不同就是产生地球这一类型生命的原因,那么其它行星及他们的卫星所产生的生命又该有多么广泛的各不相同的类型啊!”拉普拉斯早在十八世纪末就写下了这段论述。
考虑到外星球生命,其好处在于使我们不得不开阔思路。地球上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解决了生物学上的问题,我们是否还能想象得出还有其它的解决方式呢?例如,圆形轮子在地球这个行星上算不上远古时代的发明,发明时间似乎不到一万年,地点在古代的近东地区,事实上,一些中美洲的高度文明如阿兹台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和玛雅人(中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族)古时从来不把轮子用作交通手段,它只是儿童的玩具。生物学是一种进化过程,但它从来没有进化出轮子形的生物来,而—轮子在自然选择上显然有很多优点。为什么地球上没有出现能在公路上滚动的长着轮子的蜘蛛、山羊和大象呢?答案很清楚,公路只是近代发展的产物。有了可供滚动的路面,轮子才起作用。由于地球有水陆两相表面,又崎岖不平,广阔和平整的表面很少,进化成轮形没有好处。但我们尽可以想象,如果某一行星的熔岩表面,平整光滑,一望无际,那长着轮子的有机物就到处都是了。已故的荷兰画家爱歇( M. C. Eschr )设计了一种蝾螈模样的有机体,它们就能在这种自然环境中生活自如。
但是,我们究竟是否应该把研究范围局限于与太阳相似的恒星?我认为不能这样。有些恒星,比起太阳来,质量小一些,亮度弱一些,星龄却长一些。这些叫做 K 和 M 矮星的恒星,星龄比太阳的年龄要大上几十亿年。如果我们想到,行星的星龄越长,智慧生命进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就会倾向于探索 K 和 M 恒星,而不致于堕入 G 星的偏爱之中。有人或许会反驳说, K 和 M 恒星都比地球冷得多,因此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也较小。这个反驳的前提似乎不可信,看上去它们的行星可以比太阳系中的行星更靠近各自的恒星;而且,我们也已经谈论过温度偏见的谬误之处。宇宙中 K 和 M 恒星也比 G 恒星多得多。
木星自转一次是 10 小时,这颗巨大行星的自转速度比地球快。自转的影响应该比地球的重要得多,而且木星大气确实给人以上下翻滚和骚动的印象,木星大气显著的光带和带纹 ( band and beet )几乎肯定和快速自转有关。自然界安排两个对照的实验,即两个包着厚厚大气的行星(金星和木星),一个自转慢,另一个自转快。研究金星和木星厚厚大气层的环流将有助于认识地球上海洋和大气环流的规律。
对于普通人说来,宇宙探索在科学上的直接利益和想象得到的实用价值,都不是主要的兴趣,甚至连最普遍的兴趣也谈不到。目前是旧信仰日趋破灭的时代,人们有一种哲学上的饥荒感。他们需要了解人类是什么,又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这类研究通常是无意识地在进行着,以探索一种对人类的宇宙观。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大学校园里最突出。大学里,师生对一系列的伪科学和边缘科学课题显然有巨大的兴趣,如星占学,基督教科学,不明飞行物的研究,对伊曼纽尔·万利科夫斯基 ( Immanuel Velikovsky )① 著作的研究,乃至科学幻想小说中的超级英雄等等,这一切都代表着人类对宇宙的解释,虽然在我看来,绝大多数是不成功的。哈佛大学的乔治·沃尔德 ( George Wald )在写出下面这段话时想到了这种渴望了解宇宙观的心情:“我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恢复人类价值的方法,乃至于寻找恢复宗教价值的方法。我心里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想法。自然就是我的宗教,我以此为满足……我的意思是:对于人类在宇宙中所占的位置,我们需要某种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宇宙探险最重要的意义是它将不可逆转地改变历史。我们在第一章里曾谈过,人类视为同类的范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逐步扩大。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至少已经大体上把自己和某些超级强国在心理上视为同道。虽然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会不时发生反复,但发展趋势却明显地朝向全人类的大同。宇宙探索会加速这种统一的进程。宇航员感慨万千地说,从宇宙空间看地球,地球是多么漂亮,多么宁静。对许多宇航员来说,飞入太空已成为一种宗教气氛的经历,改变着他们生活的道路。观看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国家间并不存在着疆界。阿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曾经在什么书刊上说过,当那些狂热的民族分子看到地球正从一个淡淡的新月形蜕变成一小点亮光,最后消失在千百万颗群星之中的时候,真难以想象他们还会坚持己见。
哈罗德·尤累( Harold Urey )①已经意识到空间探索计划是现代的金字塔建筑。从法老时代的埃及的含义来看,这个比喻看来十分恰当。因为金字塔正是人类解决宇宙论和永生问题的一种尝试。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考察计划恰恰也是要处理这些问题。宇宙员留在月亮上的脚印能保存一百万年,留在那里的零零碎碎的仪器和包装箱可能会和太阳的寿命一样长。
荷兰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实例,它献给世界多于它应该提供的学者和艺术人材。如果荷兰曾一度存在一个文化上百花灿烂的时代,那就是十七世纪的后半叶。由于西、法战争,荷兰共和国无法利用伊比利亚港口,被迫寻找自己的贸易货源。它就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荷兰把许多重要的国家资源投入航海,其中一个结果便是使荷兰成为(本国历史上仅此一次的)世界强国。由于这些冒险,荷兰语至今还通用于印度尼西亚,几个荷兰后裔的美国人当上了美国总统。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期荷兰出了弗美尔( Vermeer )⒂和伦勃朗( Rembrandt )⒃,斯宾诺莎和李文霍克( Van Leeuwenhoek )⒄。这是一个相互紧密交织的社会;李文霍克事实上是弗美尔产业的遗嘱执行人。那个时期,荷兰是最民主、集权程度最少的国家。